孙锡良：你在“滴滴命案”之后看到了什么？

你在“滴滴命案”之后看到了什么？

孙锡良

近两年来，与“滴滴”关联的命案已经很有几起了，除命案之外，还有很多起性骚扰案，当然还有支付方面的一般性案件。这次的“滴滴乐清命案”为什么会激起社会如此汹涌的愤怒呢？关键在于公司的管理混乱和客服的草菅人命。

我在看了命案的前后经过之后，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愤怒，甚至有把矛头直指该公司老总的冲动。但是，闭目沉思之后，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幼稚式善良——命案的选择性。

在比较清闲的时候，我会经常看看地方都市频道的节目，从长期的观察中，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几乎天天有命案，几乎天天有血案。杀人已经不是社会的奇怪现象，命案也不是罕见的案件，其实，每个人都只是提着头颅往前行，命好，你一辈子安然无事，命薄，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冤魂。

我也希望自己成为“正能量”的人，但我绝对无法否定自己的社会性观察结论：悲剧远离你的时候，你可以认为自己正能量，也可以认为悲剧毕竟是几率性事件，不过，当悲剧恰恰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那就没有概率推定的必要了。

我把滴滴事件与社会案件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并非为滴滴公司洗地，因为我的内心仍然在谴责滴滴公司。只不过，我会提醒公众严谨、客观、诚实地反思一下自己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的关键因素“人”发生了什么变化？道德沦落下的系统如何能奢望避免经常性窒息死人？

下面，我想讲两个小事：

第一个小事是最近比较令人遗憾的“学诚法师案”。一位曾经“德高望重”的法师，一位中国佛教协会的掌门人，几十年“佛光普照”的得道形象最终还是倒在了“淫”和“腐”这两个世俗的邪道上。我没有宗教信仰，不太懂佛教信仰对人的道德教化有多深的影响，也不懂得佛教信仰之于人心诚善的实际刻痕有多深，从学诚法师对自身所犯错误被举报后的反应方式看，他没有获得我的内心尊重，既然修佛，又是掌门，事已公开，本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然而，他还要等法律来剥皮。佛啊！何必还要等到用尘世的尖刀将您身上的那层袈裟羞辱刺破啊？

第二个小事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几年前的夏天，我穿着一双拖鞋外出散步，路过本校本部的小校门口，几位骑着电动车的摩的司机凑近一位刚从学校出门的女学生，示意让她坐摩的，但女生并未有所表示，继续往对面的公交车站走去，其中有一位司机不停地对她讲些挑逗的语言。见此情景，我就讲了那个司机几句，希望他不要骚扰女学生。结果呢？几位摩的司机放过女生向我围拢，并且满口脏话地骂我。我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手提拖鞋，打个赤脚就急匆匆跑向正门，并快速进入校内，这样才避开了那群流氓。

法师倒掉了，摩的司机也倒掉了，念佛的背叛了佛，劳动的沾上了痞。

我选择了两个不同视角下的生相，一副相本该被人膜拜，一副相本该受人尊重，但是，这两副相全都给我留下丑陋的印象。

当然，学诚背叛了佛，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僧众都背叛了佛，几个摩的司机沾上了痞，并不意味着所有劳动者都沾上了痞。

如果我把自己看到的个案推及他们所代表的整个群体，当然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也同样带出了本次命案的同一道理：几个坏司机杀人并不代表数万滴滴司机都会杀人。

好，如果我以讨好大众共识的心态分析中国社会所有领域的事件，始终还是跳不出“不能一杆子打倒一船人”的所谓理性。如果我想跳出，很可能会被反问：你孙某人开滴滴快车，是不是也有杀人动机呢？

我很想对自己给出一个有别于常规习惯的结论：有可能。

如果“我”不是现在的我，而是滴滴司机和摩的司机环境下的“我”，会不会做出骚扰异性的事情，会不会怀有杀人动机，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个人的思维习惯，更多会取决于我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状态，我的文化、修养、能力会影响我的判断与行为，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深浅又取决于文化、修养和能力，当我的文化、修养和能力不足以维系承载道德与法律责任的习惯时，很可能就会犯奸作科，只有当我达到不受任何社会影响而维系自己的正确决定时，才不至于形成部分隐藏于内心的罪恶动机。

那么，我下面就想对社会案件层出不穷的深层次原因做一个结论：构成社会最核心的基础建筑出了问题，一切案件都是基础碎裂后喷射出来的利器。

如果金钱在每个人心中的地位远高于上帝或大佛，那么，我不敢认为自己不会因为谋求活得好而内心隐藏局部的阴暗，更不敢夸口自己可以修出比学诚法师更高的境界。诚实的同胞们，如果你将自己的处境与社会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转换一下地位，你的内心会隐藏一些什么？

一个社会的犯罪率首先反映的是这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首先彰显的是这个社会规范秩序者的价值取向。疏通了这样一个路线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找到解决悲剧发生的根本之道。

写于2018年8月26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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