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的肤浅与中华政权智慧的丧失——从用贪官反贪官的段子说开去

　　对于近日有一个段子非常的流行，那就是一段后人附会的宇文泰与苏绰的对话，其中的用贪官反贪官得到了当今社会众多的附和，尤其是大眼公知也对此进行了一番论述以后，这样的说法就有更多的赞同者了，但本人对这样的段子的流行要说的就是中国当今公知的肤浅和国学中统治智慧的丧失。这样的段子之做法，首先就是一个道与术的差别，搞各种术的，是难以统治天下的，在古代高昂的管理成本面前，你是无法控制天下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段子是怎么说的：

　　【宇文泰，北周开国之君。先于北魏为丞相，慕曹操之术，挟天子以令诸侯。有苏绰者，深谙治国之术，孔明、王猛之流也。宇文泰以治国之道问于苏绰，二人闭门密谈，至三昼夜乃罢。苏子之论如何?后世竟无一言片语之载。

　　忽焉而盛世也，江湖竟有秘籍出，宇文泰、苏绰之论，凿凿在籍焉。小子品读再四，悚然而惊：曰：此诚千古不传之秘术也，乃照章节录，以飧有志者治国之大用——

　　宇文泰问曰：国何以立?

　　苏绰曰;用官。

　　问：何以用?

　　曰：用贪官，弃贪官。

　　问：贪官何以用?

　　曰：为君者，以臣工之忠为大。臣忠则君安，君安则国安。然无利则臣不忠，官多财寡，奈何?

　　曰：奈何?

　　曰：予其权，以权谋利，官必喜。

　　问：善。虽然，官得其利，寡人何所得?

　　曰：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天下汹汹，觊觎皇位者不知凡几，臣工佐命而治，江山万世可期。

　　叹曰：善!然则，贪官既用，又罢弃之，何故?

　　曰：贪官必用，又必弃之，此乃权术之密奥也。

　　宇文泰移席，谦恭就教曰：先生教我!

　　苏绰大笑，曰：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或国中之官皆清廉，民必喜，然则君危矣。

　　问：何故?

　　曰：清官或以清廉为恃，犯上非忠，直言强项，君以何名弃罢之?弃罢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不可用也。

　　宇文泰大喜，啧啧有声。

　　苏绰厉声曰：君尚有问乎?

　　宇文泰大惊，曰：尚……尚有乎?

　　苏绰复厉色问曰：所用者皆贪渎之官，民怨沸腾，何如?

　　宇文泰汗下，再移席，匍匐问计。

　　苏绰笑曰：下旨斥之可也。一而再，再而三，斥其贪墨，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也。

　　又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宇文泰击掌再三，连呼曰：妙!妙!妙!】

　　中国的国学自古就有道与术的差别，在国学里面道的含义是大路，所行道也;道，《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意思是：阴阳的交合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起点。或者说：阴阳是世间万物的父母。而对于术也是一种道路，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术，邑中的道路。小邑而大都，邑是指诸侯给大夫的封地、侯国和后来的县。大的城市叫做都小的城市是邑。因此我们从这样的字面就可以知道要统治什么样规模的实体，需要什么样的方法。而就是有些人对于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术特别的热衷，在公知的眼中看来：“帝国几千年来的故事基本是这个样子：1、启用大量贪官，2、迫使少许清官变成贪官，3、如果你不想当官想落草，林冲会告诉你——官场是有编制的黑道，黑道成为官场的预科班。总而言之是交出投名状。中国三千多年文明史，就是三千多年的投名状史。”

　　对于后人附会的宇文泰与苏绰的段子，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规模问题，皇帝用贪官反贪官的前提是对于这些人都有非常充足的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了这些人以后才能够如此好的使用，而事实上了解一个人的人心是最难的，你能够了解多少人?一个人能够比较了解的人也就是100人左右，天才也就是了解1000人，认识一面的人不算，要能够达到如上述段子这样的用贪官反贪官如此自如，必须是有深刻了解的人，只有是几十人的一个小圈子，甚至只有在至交之间才做的到，而如果你成为了统治者，其他人会在你面前进行掩饰，你要了解一个人就更难了。

　　有人还举例了刘邦的贪官管理说萧何的例子，萧何是刘邦多么了解的人物，是在起事之间就是至交的人，而对于萧何更不是用贪官反贪官，刘邦忌讳萧何实际是田氏代齐的典故，在当年田家散财收买人心最终取代了原来的齐王，在此以后对于文官的名声过大是非常忌讳的，而后来有了王莽篡汉，王莽的戏演得非常好，因此对于文官过于好的名声，大忠大奸也是一种认识，而刘邦与萧何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的了解的，对于能够仿照萧何故事的能够有萧何这样帝王如此了解的，基本除了开国皇帝的几个至交其他人根本没有这个希望，这与治国实际上是没有可比性的，而且刘邦的胜利军事能力不是主要的，物资能力才是关键，这都离不开萧何，从刘邦力排众议要封萧何也是有关的，萧何的贪污与之的贡献是无法比的，历史上这样的人物还有管仲，连后来的张居正虽然奢靡但在皇帝面前也要装作特别节俭，后来万历皇帝受刺激最大的也就是他在财物上的双面性，能够依靠用好贪官取得成功的情况真的是经过特殊的选择失明的结果，而这个成功更多的因素不是使用了他的贪而是他在贪之外有特别的才干，他的才干所带来的效益远远超过他贪腐所得。

　　对于贪官管理难以成为国家制度的关键就是国家是不止一个层级的，国家是有多级的政府结构的。这里就有管理成本和统治力的问题了，对于贪官是欺上瞒下的，如果不是你直接了解要贪官汇报一次的话，你的统治控制就没有了，在封建时代皇帝能够认识了解的就是中央中枢机构，下面要往上回报，而且这是要不止一级的，不论是郡县制还是省州县的制度，这级差之间也是无法进行这样的贪官管理的。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能够认同是因为来自自身的感受和身边领导的权术，但这样的感受来自的是一个层级体系，不是一个多层级要有不认识的下属或者向不认识你的上级汇报和管理的，一个层级的规律规模有限，其规律也是无法与多层级体系相比较的。

　　这里还有一个差别是统治的力量在哪里，这是需要惩罚存在的，没有惩罚的体系也是不行的，这个惩罚的体系怎么来?对于反贪官和贪官的管理也是要有惩罚的力量的，惩罚对于贪官所带来的压力是远远比能够让他贪腐所带来的利益要大的。在中国的春秋时代，有一个大臣对于国王说：“给人奖赏是当好人惩罚他人是当恶人，以后国王你管奖赏总是好人，本人管处罚总是恶人，这样对您多好啊!”国王同意了，结果是不久以后这个大臣就成功的篡位，原因就是人们更怕惩罚。因此对于惩罚体系的建立是非常的重要，但惩罚系统也是可以被贪污腐败侵蚀的，如果贪污成为了体系，你的惩罚体系也要失灵的，你想要惩罚的时候人家受贿就会让你罚不到位，你怎么能够反贪官，怎么能够让贪官听从于你呢?贪污本人也是要让你的权力体系瘫痪的。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公知逻辑的肤浅。

　　公知们对于统治集团的建立，也看到了所谓的暴力利益绑定，看到了搞投名状这样的共同犯罪，看到了对于叛徒的严惩，但是一个以暴力对暴力的集团是非常残酷和不长久的，是难以达到世袭的，历史上以暴力维持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超过三代的。你可以看到水浒这些梁山英雄的投名状和对于叛徒和仇敌的严惩，但你不可忽视的是梁山真正所依靠维持的不是各位英雄对于梁山暴力的恐惧，而是梁山结义的哥们义气，随时都是把哥们的义气放到了首位，在全书当中充斥着为了哥们是应当牺牲老婆的，也就是这样义气的信仰要高于家庭，高于家庭的背后就是要高于你个人私利，是要有集体主义和共同利益为大的概念的。

　　我们在这个段子里面不能忽视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贪官贪恋的是钱财，而钱带给人的边际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一个人缺钱的时候很需要钱，有钱了以后对于钱的渴望是会降低的。钱的效应下给贪官的只能增多，最后你是负担不起的，我们这里还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些给贪官的钱或者贪官从老百姓那里鱼肉赚钱，本质上讲在过去都是侵害皇帝，在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权概念下，一切都是皇帝的，贪官能够从老百姓渔利来的，本来也属于皇帝，天下都是皇帝的子民，贪官的利益来源就是皇帝，而合法的俸禄和非法的贪腐是不一样的，俸禄是皇帝直接掏腰包但官员要感谢皇恩的，而贪污则间接让皇帝承担不感谢皇恩的，皇帝对此怎么合算?理解了这个层面我们就知道皇帝宁可是以禄养廉，也不会放纵贪腐的。对于贪腐最反对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最高的统治者，贪腐危害的是统治者的统治，他要以此来管理是不如直接给钱的，而对于统治者，取得利益就是合法的，能够合法取得利益才是其统治权的体现，现在中国的政权结构与历史是不同的，历史上皇帝是反贪的，皇帝取得全国财富和生杀予夺都是合法的，别人干是欺男霸女的事情，皇帝干则男的要主动进献叫做忠，女的被皇帝硬搞不叫奸而叫幸，什么叫做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这个概念，而皇帝建立的忠君体系，不是依靠贪官维系的，也不是依靠钱财收买的，而是依靠的信仰，这个信仰的建立就是国家建立了信用体系，政权建立了公信力。

　　通过贪官来维持建立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外的竞争能力是下降的，一旦有外部的吸引你是无法以赏赐和利益维持的，这个体系就要分崩离析，尤其是在国家间充分竞争，国家间战争不断的时候，在战争的压力下是要为这个国家卖命的，哪里皇帝都知道卖命意味着什么!仅仅依靠钱财，别人是不会给自己卖命的，在南北朝那样动荡的年代，卖命需求就显得更加重要，对于苏绰的谈论，这个层面是不可能不考虑的，要别人为你卖命，你骗得了人家一时骗不了人家一世，你能够骗得了一个人但对于一个团体则是做不到的。就如酒肉朋友，在个人利益面前是要出卖你的，他与你的关系就是以个人利益为衡量的，而一个强大的有信用的团体，必须是有牺牲精神和集体利益观念的，这个集体利益观念才是团队强大的基础，这个观念通过贪官和利益诱惑是建立不起来的。公知现在在中国也是不断在妖魔化集体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公知这样的认识背后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极端私利基础上的，他们不断鼓吹这样的价值观，就是要破坏社会的凝聚力的。

　　这个段子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也是有其他原因要思考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段子的背后是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层面。但老百姓的生活与国家的政权建设是道与术的差别的，这个段子就是一个术的问题，它的规模不能大，规模大了就不灵了，在后来还有被誉为奇书的《厚黑学》也是类似，这都是权术、诈术的一类，在小圈子的层面上可以，到了国家的层面上，是要破坏一个政权的体系的，政权的体系是需要一个完整的信用体系的，这个信用体系的维护是不可能通过欺诈和贪污来建立起来的。治国之大道，要有一个信用社会的体系，确认财富和建立惩罚等制度，而各种的权术能够取得成功，也就是存在于一个信用体系之下的小团体逆淘汰的情况才可以，在这里是术与道泾渭分明的。

　　在这些段子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正能量而是负能量，是一种对于社会破坏和颠覆的力量，而历史上的类似的东西也是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盛行的，来俊臣的《罗织经》是武新朝酷吏政治的产物，张之洞的《权经》、李宗吾的《厚黑学》、曾国藩的《挺经》是清末民初的乱世，《权谋书》则有刘向的和张居正的，冯梦龙的《智囊》，等等，均为乱世或朝代末年产生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现在中国的各种厚黑权谋论的横行，背后是有公知推手的，这些公知除了肤浅之外，也是有传播负能量搞乱中国崛起的用心。这些厚黑学的权谋论，当今的发展的洗白以后就是各种成功学，是一种个体博弈取得成功的学问，成功学的流行不是正能量，因为这些内容里面强调的是个人的成功，传播的是非合作博弈，就如纳什均衡里面的囚徒困境一样，每一个人都采取成功学的话，反而人际的组织成本不是降低而是提高的，社会效率是下降的，这样的学问流行的社会，因而一定是动乱的社会而不是真正的盛世。

　　一个盛世的建立，是内部的合作博弈导致的正能量，使得机体的效率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这样的合作广泛存在，才是社会发展的高境界，统治者的成功的核心是社会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民才拥护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掌控政权的成本永远是要下面的接受和合作，才能够效率最高成本最小，即便是暴力体系的内部也是要依靠信用体系来维持的，完全的暴力的结果只能使体系极端不稳定，结果会是一个以暴易暴的正反馈;而利益交换才是一个追求均衡点的负反馈过程，只有这样的不断向均衡点靠拢的负反馈机制建立起来了，整个体系才是稳定的。就如我们熟读的《水浒》，梁山好汉是一个暴力集团，但是控制这个集团地位最高的反而是个人暴力有限的晁盖、宋江、吴用等人，个体暴力能力强的要归属于他们领导，内部的稳定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财富利益，更不能发展下面的贪官管理寨子，而是他们侠义的信用和价值观。他们得到拥护的核心是他们给寨子的发展带来希望，大家对于他们是有信心的。而对于一个社会的向心力，也是如梁山一样，给人当好汉的机会，贡献大的有机会晋升，给予其他阶层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虽然这样的机会很少，但是合理的拥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均衡点非常重要。

　　一个国家的发展稳定，所依赖的是能够遏制贪官的人，只有他们的存在和忠诚，才可以在局部特殊情况下以用贪官反贪官的模式，招抚和怀柔一些反对势力和融合其他民族与信仰，因此国家政权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权需要怎样的批量制度性产生清官，中国历史上科举就是这样的机制，科举有很多投机分子，但是要能够在平均一年才100多人的考试当中脱颖而出也是要有精神信仰的，读书人的壮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背后是儒家天地君亲师的信仰，是天人合一的信仰，所以儒家最后也叫做儒教，而科举之前有察举，有举孝廉和九品中正制，这些也是要先评价人品的，一个政权的长期稳定，一定是怎样批量产生忠诚的清官队伍才是关键，这样的信仰上的忠诚才能够维持你的统治成本，而面对贪官无限膨胀的贪欲，你的统治成本是维持不下来的。因此一个政权需要的是以信用治国，而开始这样的段子以诈谋是难以持久的，这就是术与道的差别，在管理成本大的时候，需要的是道的方式而不是术的方式，诈谋是只能要做药吃不能当作饭吃的，只能是在出现问题和特殊时刻偶一为之。而进入统治阶层所需要通过的，不是简单的贪腐而是要有信仰，统治阶层也需要有对于其统治精神信仰坚信的信徒，统治集团不仅仅是利益集团，更是一个信仰集团，就如对于神化的皇帝，最坚信的也是要统治集团的认同，你的篡弑最反对你的也是统治集团内部。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谁是统治者很多是认不清的，这个世界也是有很多个阶层的，毛主席关于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也非常重要，对于贪官更多的是狗腿子的中间阶层，而不是统治阶层，对于一个政权是要认清贪官与统治者的区别的，在皇权时代皇帝是最高统治者，而维持皇权的是各种勋贵，中国很早就进入了文官社会而不是分封的贵族社会，对于统治者的统治权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世袭的，不能把自己对于政权的影响力合法的延续到下一代就谈不上统治者，对于当今的西方是资本控制国家，那些可以把资本延续到多代的是统治者，不要说什么遗产税让财富传不了几代，遗产税是对于不是统治者的家族的，有统治权的大资本世家是通过家族信托基金等方式根本不用缴纳的，西方社会没有权力的世袭但是资本控制国家，资本是可以通过继承来实现统治权的世袭的。而贪官的特点就是他的权力和财富在社会当中是难以世袭的，这个世袭的不易存在，贪官很难把自己的权势财富不减损的延续到很多代才是贪官与统治者的根本差别，贪官上升进入统治集团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就如统治阶层从阶层中跌落非常难一样，统治阶层的数量是要稳定的，新陈代谢要有，但太多了也是不成的。一个政权的稳定和长期化，统治集团的能力和统一非常重要，这能力和统一不是依靠外部的贪官政治能够完成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公知们举例的刘邦与萧何等例子的肤浅和问题，对于萧何、管仲等人不是简单的贪官，他们也是统治者的一员，他们是有世袭的爵位的，就连张居正等人可以到宰辅也是从文官进入了统治者集团，他们的孩子是有五品以上的世职的，这是统治者内部的利益分配而不是用贪官反贪官的故事，就连这个段子苏绰与宇文泰，苏绰本人以及他所谈论的人，也是统治者的一员，这是统治者的利益分配，而统治者取得利益本身就是有合法性的，统治者取得利益还是非法的，则他根本不是统治者。

　　认识到世袭能够实现与否，宦官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作用也是需要充分认识，宦官不单是不能性行为不能淫乱后宫，宦官集团没有后代不能世袭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没有世袭需求的集团，对于贪官虽然他的权力和财富的世袭没有保障，但他时时刻刻都想着世袭和更大的利益，宦官的不能世袭使得各朝都使用宦官作为监察集团的，从历史上的宦官监军到后来的东厂西厂，只有异族统治时期这样的监察变成了少数外族的专利以外，纯汉族的朝代宦官的监督在权力体系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没有后代不会产生世袭的需求，因此维护了原来统治集团利益的稳定，即使是在宦官专权的时代，由于宦官不能有后代，对于皇帝和皇权可能是灾难，但是对于统治贵族集团却不是重大威胁，这与改朝换代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实际上在西方也一样，西方的基督教对于统治的教职人员当年也是禁欲的没有后代的，西方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限制了统治集团后代人数的快速增长，也是维护统治长期的根本。而明朝末代皇帝开始废除宦官的权力，为了不让权臣出现竟然需要不断的更换宰相达到50多位，对于国家和统治集团就是个灾难，对于明亡就有不少学者认为崇祯的皇帝的换相过频繁是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陪着崇祯吊死的是他的宦官，文官投降的比他的宦官更多。

　　而一个王朝的灭亡，我们看到的更是一个监察体系的腐烂，所有前面的用贪官反贪官的故事，所依赖的都是监察体系的绝对忠诚，监察体系是不靠利益来维持的，若监察体系的忠诚不再，则使用权谋的术也不能维持了，而依仗权谋的术本身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信用体系的问题，这样的术是很难由他的后代继承而完全依赖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大脑，这样的以术治国必然王朝短命的背后也是在其死后的继承人无法将他的术继承下去，我们现在讲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治也是同样的道理，制度是一个信用体系的大道而人治是个人魅力的术，在人治下可以有更高的效率但人的生命有限，到这个体系继承的时候就要出现大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权力的继承和延续稳定，是这个国家政权的根本。

　　对于国家的兴亡怎样的当好皇帝，实际上是在中国文字狱下不能说的，教人做皇帝视同谋反，怎样做好统治者的智慧是需要传承和读史顿悟其中的春秋暗语的，篡权者评价前朝的春秋笔是不断的丑化的，他们是不会写前朝为什么当初能够兴盛的，对于监察力量也是极度的丑化的，对于宦官的监察作用更是不提，原因是写历史的文人是他们的死对头。所以你看到的历史总是前朝的权谋和负能量，看到的是前朝必然灭亡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统治一个政权建立所需要的东西，拿着这些洗脑的东西当作宝贝在顶尖的精英当中流传，他们也拿着这些洗脑愚民的东西到处宣讲，背后是中国国学真正学问的丧失，只剩下屌丝市井逻辑的术。西方真正的统治智慧，也不是在简单的书本之上，中国与世界的竞争在顶层需要有大智慧。

　　在上述分析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公知对于政权和贪腐认识的肤浅，这些观念的能够大行其道，与中国国学精髓的沦丧是有关的，中国的政权智慧已经丧失，剩下的是小聪明，中国国学在中国的各个大学里面已经变成了文学，这个学科开设的中国国学的研究和教学都是在中文系，国学似乎就是那些华美的唐诗宋词，并且把国学当中的史学变成了历史考据在历史系，基本上是西方的史学探究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国学当中的哲学、治国思想等大道的东西没有了，研究的是权谋，是怎样玩人玩权术的伎俩，完全堕落于术的层面，修齐治平的内容被当作空洞的大道理已经脱离了社会实际，也没有多少人懂得其中的微言大义。中国的崛起，首先需要的就是振兴中国的文化，需要有一个能够掌握国家智慧的群体，中国谋国的需要有高智商的群体，这些智慧需要的是多代的积累，把中国几千年历史所积累的智慧从权谋的术变成统治国家的道，杜绝那些肤浅的洗脑文学。

　　国家的崛起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而公知所来带的用贪官反贪官只不过是其中小聪明的一个例证，这样的小聪明也广泛的流传于中国的民间，而中国的历史大智慧的东西，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如果不能有足够的传承，也需要自己的顿悟其中的大道理和大智慧，不能满足于民间市井的聪明思维。

　　【张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拼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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