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01

　　多年以前，我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全球化不过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斗争的新形式。

　　当时信的人不多，现在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展开，信的人可能会多一点了。

　　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一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同样无处、无时不在，经济是主战场，企业就是军队，商品就是武器，争夺的对象则是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华为CFO孟晚舟被米国唆使加拿大抓捕一事，就简单多了：米国无法在市场上击败中国，就开始使用“特种作战”手段。

　　中国应该如何反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能以牙还牙，令米国蒙受同样的损失，反而因此向米国妥协，米国必然食髓知味，变本加厉，更加频繁地采用“特种作战”手段，直到中国无法承受被迫投降而后已。

　　床破是商人出身，最喜欢空手套白狼，无本取利，因为这是商人的最高境界。这次如果不能给他相应的沉重打击，令他付出心痛的成本，不难想见以后他会怎样得寸进尺，予取予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对米国的绥靖与妥协。

　　02

　　但在一片抗战声中，妥协的论调还是出现了——

　　“支持华为，相信华为的无辜，尊重华为应对危机的策略。美国用它的法律整华为没那么容易，鼓励华为在美国法律体系下击败指控者。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挺华为，防止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倒忙。”

　　这不是一般人的声音，而是曾经以高调“民族主义”而声名鹊起的主流媒体人的声音。

　　不能不佩服他的语言艺术，可以用强硬的口气提出妥协建议，用战斗的声音发出投降主张。

　　他这么一种貌似冷静的论调背后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呢?

　　第一，  他义务为米国做了辩护。暗示米国制造孟晚舟事件，并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而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第二，  既然如此，中国采取任何法律之外的其他反制措施都是不应该的，唯一正确的措施是让华为在“美国法律体系下”为自己辩护;

　　第三，  将华为作为牺牲品抛弃掉，“正确的方式挺华为”就是不管华为，将华为与中国做一个切割，让华为单独去面对整个米国的国家机器。

　　如果说这是一种汉奸论调，可能有点言重了。但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有利于米国不利于中国的，这相当于把华为洗净切好放在盘子里，端到床破的餐桌上，希望他能够吃得满意后，中国的其余部分能够幸免被吃。

　　03

　　这种论调何其熟悉，不由得令我们想起九一八事变后，民国的精英阶层中也充斥着这种论调。

　　蒋介石正是把日寇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当成法律问题来处理的，所以他不是选择动员全民族抗战，而是到“国联”去申诉，期望国联伸张“公理”。

　　结果是怎样的，我们都知道了。

　　“国联”当然不会给中国公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联盟，武装入侵、霸占弱小国家的领土，正是他们瓜分世界的惯常方式，他们怎么会判自己的行为非法呢?

　　同样，米国制造孟晚舟事件，正是米国追求“米国优先”的习惯方式，“美国的法律体系”又怎么会维护中国的利益呢?

　　被强奸的受害者能够指望强奸犯还她公道吗?

　　04

　　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不能说蒋介石主观上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的民族主义，一定走向卖国主义。

　　今天，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又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把卖国主义说成是爱国主义，把投降主义说成是民族主义。

　　以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认真和米国较量，米国未必能占上风，但如果这种一切寄希望于“美国的法律体系”的论调在中国占了上风，那就不好说了!

　　和米国较量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反对投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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