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挑头办这场大会，真不是心血来潮

中国挑头办这场大会，真不是心血来潮

风清扬

刚举办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北京，又迎来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要聚焦经贸不同，这次对话大会的主题是“文明”，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些，不光是一次大会，还有很多体现不同文明特色的文物展览、美食节、文艺表演等等，给普通老百姓都提供了参与体验的机会。

不过，如果你把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看做是吃吃喝喝、唱唱跳跳的国家“大趴体”，就有点想简单了。

一

上午的开幕式，习近平有一个主旨演讲，有句话点出了举办这次大会的背景：“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人类面临共同挑战自不用说，但问题是怎么办？习近平说：“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给不同文明提供一个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的平台。

但为什么是中国挑这个头？

二

读过世界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国家因为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开始大举对外扩张，亚洲、非洲、美洲等很多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要知道，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前都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这崩塌的不仅是大清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国家的城墙，还有数千年以来的这些民族引以为傲的文明信心。

之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这些国家都开始了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的历史。

所有这些从辉煌的古文明中跌落尘埃的国家和人民，无不遭受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在世界近现代史，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历史叙事中，西方文明代表着“先进”，而自己的文明代表着“落后”。要想跟上时代，必须勇敢地舍弃“落后”，奔向“先进”。

同时，在西方文明塑造的叙事模板中，非西方文明等同于野蛮、专制、独裁，而西方文明则是民主、自由、现代。

这种标签当然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它本身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场上俯视其他非西方文明，带有征服者的傲慢。而其他非西方文明因为实力不济，也难以提出反驳，反而认同这种定性，逐渐失去了主体性。

这就是萨义德讲的“东方主义”。

在这些非西方文明中，亚洲文明的落差感更强。要知道在工业革命前，东方代表着文明和财富，几次航海大发现，启程的目标都是奔着东方而去，但就在百年间，天翻地覆。

三

好在文明是有记忆的，也是深入民族基因的。所以，一旦物质实力有所增长，这种文明的自觉意识就会冒出来。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亚洲第一个用战争打败了一个西式大国（俄国）的东方国家。当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赢得日俄战争的时候，不少亚洲国家为之雀跃，因为这代表着东方世界对西方世界的一次胜利。

日本向西方学习制度的成功，也给了很多亚洲国家摆脱落后的信心。这其中就包括晚清的中国。不过，日本后来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越陷越深，反而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

日本当时为自己的侵略“描金”，叫“大东亚共荣圈”，号召亚洲人民服从日本的统治，共同抵御欧美西方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打“亚洲”牌，可惜是歪门邪道。

二战后，日本开始从战后崛起，继而出现了“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五个经济体在土地稀缺、自然资源匮乏的状态下，依靠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经济上的成功，促使了这些地方文化自信的复苏，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亚洲价值和亚洲文明。

当时有个争论：儒家文明到底能不能促进现代化？搁在以前，儒家文明是落后的，是前现代的，但这五个经济体恰好都是在儒家文明圈里。所以，当时很多亚洲学者、政治家，包括很多西方学者、政治家都在讨论经济增长背后的文化因素，为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增长到底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吃苦耐劳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作用争论不休。

但好景不长，1997年亚洲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日本和“四小龙”经济遭受重创，有关亚洲价值、亚洲文明的讨论很快中断了。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宣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很多人再次相信，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亚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四

不过，正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因为进一步开放驶上了发展快车道，这就是中国。

中国的崛起完全不同于日本和“四小龙”。中国不仅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等极其庞大，这是日本在内的很多亚洲经济体所不能比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不曾完全西方化的文明大国。

虽然我们近现代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但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学习西方就改变了自己的文明主体性。亚洲一些国家的文化被西方文明肢解得“支离破碎”，中国文明仍然具有整体性，而且还发展出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最根本的不就是没有抛弃中华文明的底色嘛。

所以，中国的崛起——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给世界的震动是超级巨大的。中国的发展没有重复西方的路径，也很难说是西方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的成功。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没有按照西方提供给很多落后国家的台本去演绎。

中国的大象进了瓷器店！这自然引发了西方的困惑，甚至恐慌。

要知道，西方文化是“一神教”基础上的使命性文化，它的使命是要全世界都接受西方文化、西方路径，全世界的经济体系都成为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全世界的政治体制都成为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

“一神教”的思维是排他的，其他都是“异教徒”，这种思维主导下的文明观，必然会导向“文明冲突论”。

西方的紧张也是因为自身的不争气。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国家经济秩序方面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过度消费，政府举债度日；美国滥用铸币权，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摇；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热钱到处流窜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逐步侵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等等。

政治上，片面强调“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导致民粹主义横行，竞选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高福利正是当代欧洲危机的根源。本意为互相制约平衡的多党制蜕变为否决型制度，“为反对而反对”，民众诉求变成互相攻讦的武器，却少有人能干成事等等。即使鼓吹“历史终结论”的学者福山，都在新书中开始反思西方的政治衰败。

当然，这不是说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治理的失败，但至少说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出了大问题，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是历史的终结。这一点上，很多西方学者、政治家都有批评反思，我们无需回避。

西方要走出困境，何尝不需要制度的反思和改革呢？可惜，我们看到除了到处“甩锅”、找“外国替罪羊”外，西方的政客鲜有政治家格局和改革家魄力。

其实，中国的崛起不是要取代西方，相反，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发展路径。要知道，从人类产生以来，制度都是多元的，文明也是多元的，从来没有一个制度、一个文明可以一统天下。西方文明不行，中国文明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历史的常态，也是历史的规律。

正像习近平今天讲的：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文/风清扬 来源：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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