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民中心论对毛泽东人民观的继承与发展研究

习近平人民中心论对毛泽东人民观的继承与发展研究

高茂森 仝志辉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从宣传领域提倡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实质”，“以人民为中心”的论述从政治社会生活某一具体领域扩展到了政治社会生活各领域，其具有了强烈的政治社会统领性特质。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学术界一些学者对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系列论述进行理论总结并提出“‘人民中心’价值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的观点，这种观点将习近平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系列理论论述凝练为“习近平人民中心论”。可见，习近平人民中心论是从宏阔的视野对习近平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论述的理论概括，是从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系列论述所具有的政治社会统领性特质出发而进行的理论阐述。梳理现有关于习近平人民中心论的文献发现，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

一是关于习近平人民中心论的内涵。宗刚和朱小玲认为，“人民中心论”包括在心态上、方向上、行为上怎样对待人民群众，所对应的是将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而奋斗、增强服务人民群众本领三点内涵。赵笑蕾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通过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利益，真正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利益。李猛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统领性地位，这要求党员干部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要做到将人民立场作为观察政治社会现象的起点、将人民情怀作为理解政治社会问题的应有态度、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治国理政活动的目标、将人民民主作为实现治国目标的方式。可见，人民中心论是习近平政治思想的精髓。

二是关于习近平人民中心论的性质。陈丹和陈家付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根本立场，其从治国理政的初心、治国理政的价值内核和治国理政的根本导向三个维度进行了论述。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宋希艳，宋希艳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述。

三是关于习近平人民中心论的渊源。谭玉敏和梅荣政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人民中心论的理论源头，从理论基础、奋斗纲领、实现路径三个维度论证了《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与人民中心论思想的一致性。许创强认为人民中心论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进行了借鉴和超越，因为习近平人民中心论更加关注自由民主、社会公正和博爱精神。

以上对人民中心论内涵、性质、渊源的深入研究都有积极意义，能够帮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人民中心论并在现实实践中运用人民中心论，也为笔者深入探讨人民中心论提供了基础和参考。然而，如果根据十九大报告重要论断对现有研究状况进行审视就会发现，对人民中心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仔细研究十九大报告可知，人民中心论是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之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可见，从学理上阐述清楚前述任何一种思想资源与人民中心论之间的内在关联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些思想资源与人民中心论之间的关联性阐述仍显不足，缺乏足够的研究旨趣。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采用政治哲学的分析理路，对习近平人民中心论与毛泽东人民观在人民主体性、人民历史创造者地位的科学认识以及其内在思维方式上的关联性进行剖析，并将人民中心论放在科学社会主义谱系之中去探讨其理论价值，从而科学地把握人民中心论的思想精髓，进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地贯彻人民中心论提供支撑。

二、人民中心论对毛泽东人民观的继承

（一）人民中心论继承了毛泽东人民观的人民主体性的规律性认识

无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典里，还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词典里，人民从来都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人的政治解放中揭示人民概念内涵及其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本质上是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因而人需要从阶级政治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从人的类的整体性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民的主体性，即人的主体性实际上不是单个人的主体性，而是人作为一个种属类别整体的主体性。“人民”由站在道德、伦理、正义、进步一方面的所有人集合而成。作为一个类群体的集合性概念，人民的基本性质是作为整体的人民也能像个体一样具有生命活动的性质，具有意识能力和独立性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人民像个体本真的生命活动一样不容异化，个体与整体之间实现了高度统一。“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上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使得人民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并处于被统治阶级奴役的状态，人民需要从被奴役中解放出来。可见，对人的规律的认识是建构治国理论、揭示治国实践规律的逻辑关键点，如果没有关于人的社会政治性的本质性认识，对治国之道的揭示就会缺乏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中国革命，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使用人民一词时内在地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民主体性观点，遵循了认识治国之道实践性逻辑前提以及方法。毛泽东在理论上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表达，明确提出一个集体可以作为认识主体的观点。“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事实上，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了人所具有的社会性特征，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并且人是在实际社会中进行实践活动的。换言之，毛泽东实际上揭示了如下道理，如果社会中的多个人集合而成群众，要使群众体现人的本质属性就应当在具体的物质实践活动中兼顾社会性，这里的社会性是指人民群众作为整体所具有的集合概念意义上的主体性。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将被动受专制的民变为了具有主动性的人民群众。自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以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党内政治文化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中。在宪法纪念日、人代会、党代会、政协会议、会议精神研讨会等讲话中，习近平多次提出要坚持、尊重、发挥人民主体性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人民中心论对毛泽东人民观规律性认识的尊重、对治国逻辑的继承。

（二）人民中心论继承了毛泽东人民观“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认识

人民群众具有主体性，并且人民群众是历史运动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推导出来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认识到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之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实质以及人民主体性对历史的规定性在这里被马克思、恩格斯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历史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所创造的，唯心史观否定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性的观点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矫正。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精神动力的结果，人民群众才是“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毫无疑问，真正的历史动力是具有集合性、整体性的广大人民群众、整个民族运动的结果。因此，在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都是人民未脱离被奴役状态的历史，人民群众受统治者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统治的历史都不是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受到尊重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政治历史的客观的科学的分析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理论工具和实践选择方向，他们的开创性哲学思考为人类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创造全新的生活奠定了基础，这本身是治国之道的内涵与意蕴。

科学的观察与认识是通往光明前途的保障。历史表明，毛泽东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的科学结论，在革命实践中为当今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保障。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批判西方唯心史观中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使得人类有了正确认识历史、分析历史以及正确认识自我的基础与方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人民观则使得中国人民从半肯定民众主体性半信奉超自然力量的传统政治思想观念史中解放出来并帮助人民群众提升了觉悟，认识到了人民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主体性地位，感受到了自己的历史创造者角色。

人民中心论对毛泽东人民观的核心主张给予了积极肯定，继承了毛泽东的科学观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这是对科学史观的又一次科学论述，是基于真实历史的客观总结和归纳，是历史的真理也是现实与未来的真理；这意味着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之规律性认识不会因为社会的发展就不成为真理，不会随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化。因此，无论是社会发展处于政治暴力革命阶段还是处于社会革命的建设和改革阶段，人民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根本动力，会得到具有人民情怀的政党作为政治信奉与政治坚持，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人民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

（三）人民中心论继承了毛泽东人民观矛盾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式

事物本身是对立统一、矛盾的，历史本身处于矛盾运动中，社会内部、人民内部无不处于矛盾运动的状态。一方面，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决定人民及来自于人民的领导集体不得不遵循政治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另一方面，人民的领导集团需要根据矛盾的变化进行策略调整。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执政的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一个阶段。人民国家的国家性质内在规定了人民的领导集团应当具有的角色定位、自身看待权力的态度以及运用权力的方式。在当代中国，人民的领导集团即现实政治社会关系中的中国共产党既需要在理论上坚持维护国家的人民性、体现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和逻辑，又需要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实践中为实现这种逻辑而建构理论。

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承认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以及其历史创造者角色，在逻辑上就能自然得出人类最终要消灭民族的、阶级的等一切特殊的利益，进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同体。这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打破对特殊利益的承认，摒弃权力独占、利益独享的观念。“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章》对全党政治立场的规定应当也必须成为共产党人的行动准则，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地看待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毛泽东在坚持为人民利益服务这方面有着清晰认识，他说“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将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拥有什么性质的政治与人民历史创造者的角色、地位辩证统一起来，为中国共产党以及每一个党员干部摆正自己相对于人民群众的位置并正确地、理性地使用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提供了明确的方法、策略。习近平人民中心论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中内涵的权力观、国家观，继承了这种从矛盾辩证法哲学思维方式推导出来的科学理念。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要旨，例如宪法施行30 周年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等公开会议场合。

毛泽东的人民观是对社会矛盾运动分析的结果，人民概念跟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确定，实质上是一种对国内国际社会现实变化分析基础上确定的团结对象。习近平人民中心论继承了这种对国内国际社会进行现实关注，跟随社会形势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进行理论阐述与表达的逻辑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事关全局性变化的社会矛盾运动面前，人民中心论抓住利益需求变化的牛鼻子，进行新表述，这些论述本身也是对矛盾辩证法的继承和运用。

三、人民中心论对毛泽东人民观的发展

习近平说，“我们强调重视形势分析，对形势作出科学判断。”事实上，习近平在科学分析、判断形势的基础上进行治国理论新阐述，使得人民中心论不仅应承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规律和思维方式，还在具体的工作思路、实践路线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自然人民中心论也就在继承毛泽东人民观的思想精髓基础上针对新形势有着新发展。

（一）顺应社会矛盾变化的新形势提出为民谋福新课题、新思路

“势”“形”相依，“势”是事物运动状态的本质体现，“形”是事物呈现的相对静态；同时，相对静态也是事物动态分析的结果，对事物动态分析而得出矛盾状态也总能呈现事物之“形”。那么，政治社会实践中不能不注重这种形的存在哲理以及“形”对“势”的规定。这要求政治社会实践在分析运动的政治中抓住所呈现的社会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进而提出新思路化解现存矛盾。换言之，没有对矛盾形势的准确把握，没有新思路、新对策，政治社会实践目标只能存在于人的观念之中而不能实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习近平人民中心论提出了为民谋福新课题和新思路。自从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以来，新时代的党中央就深刻认识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领导人民执政的目标和价值依归。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社保、住房条件、生态环境等工作生活条件要求的现象，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矛盾形式。面对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全体党员干部带领全国人民不断破解难题，针对那些与创造人民幸福不适应的地方进行攻坚克难，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而努力，为人民谋求幸福生活下足了功夫、尽到了责任。

政治是“群众的政治”。人的本质、人民主体性及人民历史创造者的角色地位决定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权力是人民的权力，因而政治国家的人民性、群众性也就决定了政治家应当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历史活动由谁创造就应当为了谁而进行政治活动是人类的历史规律，共产党的干部从人民中来，共产党应当与人民心连心，共产党的所有工作都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目标。针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否定人民历史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出现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出现的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脱离人民群众、贪污腐败之恶劣案件，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以后，首先从政治上开展工作，推进国家机构职能改革，力图改变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推进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针对党内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问题提出打虎拍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家监察制度、宪法宣誓制度等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习近平人民中心论指引下，党和国家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扭转了个别领域、个别环节中国家权力的异化趋势，从政治上矫正了国家政权运行中存在的权力观念偏差，正所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权力为人民，人民中心论对国家权力的阐述抓住了为民谋福新课题的关键，是党和国家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的集中体现。让公共权力忠实地为人民利益服务使得人民利益的实现有了充分的理论保障。从人民利益出发，面对社会发展中诸多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人民中心论将社会公正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一种进路。倡导建立公正社会，公正的司法才能不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公正的经济秩序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并使社会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推进，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让人民免受金融危机、暴力动乱的伤害。从人民利益出发，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日益与人对文化追求的本质相分裂的形势，面对时代呼唤公共文化资源均衡配置、发展需要凝聚文化力量的新形势，人民中心论从文艺创造、传统文化保护、公共文化建设、网上网下意识形态安全防护、文化自信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等多方面为保证人民的精神文化权益进行了论述。人民中心论让全国人民明白了“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道理，人民中心论本身成为中华民族理论自信的重要内容。从人民利益出发，针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环境难题及其严峻形势，人民中心论关注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坚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工作新思路，创造良好人居环境，进而推动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从人民利益出发，在国际环境面临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双重威胁的形势下，人民中心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让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总之，人民中心论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进行论述。新矛盾、新形势规定了政治社会实践新课题。无论是权力主体变异的危险还是主体权利受到侵害的威胁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进程中更加理智地带领中国人民执政，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遵循历史大势、遵循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角色内在规定的治国行为规范。在社会历史变革的时势之下，一念坦途，一念歧途，既不能改旗易帜，又不能封闭僵化，社会发展汇聚大势要求树立为民谋福新课题，社会矛盾运动大势要求提出新的发展思路。

（二）顺应时代发展变化提出群众路线新认识、新方法

时代发展本身促进社会之“势”的变化更新，形势与趋势的改变内在地要求改造世界的方法要推陈出新。“势”由位出，社会政治的良序状态是“因势致治”的结果，即治国之人顺势或将逆势转化为顺势而为的结果。这一治国理政过程本身包含贤智与势位、势能的结合，即荀子所说的“贤势兼备”。实际上，荀子所说的“贤”已经衍生到了治国理政的方法论问题，在帝制中国时期，中国一般将君主与士大夫的贤能与否和国家的治乱情况进行关联。但自毛泽东以后，治国理政的这种“贤势”状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治国理政的主体不再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而是包括党员干部的人民作为治国理政的“贤”治主体，“贤治”主体是承认马克思整体人民观理念下的主体。理念与现实转化之间，势能转化需要具体的路线保证，在毛泽东那里即是历史逻辑之下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体现人民主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党治国理政过程中领导人民、团结人民、组织人民的好路线，更是党和人民事业胜利的法宝，它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性要求其在核心价值上具有保持不变，灵活性则要求其在实现路径方法上有所改变。那么，群众路线就不能不根据社会各方势位、势能变化而进行再认识并在再认识中改进、换代与升级。的确，即使过去的法宝能够在过去产生历史性作用，但如果不能得到顺应时代的创新性运用也可能失去其应有的功能。根据时代变化创新性运用法宝、彰显其法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功能目标、使命意志的要求。毛泽东人民观基于现实人、实践人、具体人的人类本质而阐述，其要求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现实社会政治关系中运用群众路线方法时必须关心人民的具体现实生活，正如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习近平人民中心论根据当今时代变化对群众路线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再阐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实现中国梦内在要求践行的路线，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路线，也是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路线。人民中心论对群众路线的理论再阐述既是老问题复发的警觉，也是针对新四风的警醒，如调门高落实少、会议多贯彻少、有栏目没服务、无担当少履责、文件抄袭拼凑、调查走秀、包装材料一心献媚领导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关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困难以及这些困难所折射的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的变化，习近平首次在党内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针，将提高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建立新型干群关系作为重要抓手。一方面，他在理论上要求党员干部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树立人民立场；另一方面，他要求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不仅要关心人民群众富起来，还要在让人民群众富起来的基础上发现人民群众实际生活中的新需求，要在发现新需求、满足新需求中建立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群众路线不仅是方针、政策性问题，更是制度性问题。习近平继承毛泽东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的传统，将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创新性结合与运用。毛泽东认为群众路线的关键是要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艺术”。毛泽东运用群众路线是因为他看到带有抽象性的政治原则要将民主、集中目标转变成现实的具体的民主与集中需要辅助性的认识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只有找到了辅助性的认识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才能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遵循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才能弥合从权力关系建构民主集中制政治原则而具有的内在张力。换言之，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结合的原理要求党通过规范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来达到领导干部与民众、民主与集中结合的目的。人民中心论更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与恪守人民观三者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重大决策要识民情、接地气，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人民中心论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群众路线理论进行了关联，使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互为方法、互为手段，在形成理论合力的同时也为新时期践行人民中心论的实践指明了方向与路径。群众路线与领导艺术相关，是否真正做到群众路线的要求与工作中是否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强烈相关，在过去涉及艺术的事物常常不能规范化、制度化运作。人民中心论指导下的群众路线建设明确提出了“健全促进党员、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的内容，创造性地解决了领导艺术制度化、规范化的问题。

四、人民中心论的理论价值

（一）弘扬了中华传统民本主义的文明基因

传统民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传统民本主义思想没有分清政治权力的本性，没有在理论上认清国家政治权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政治实践中将官员与普通老百姓、君主与臣民对立起来，事实上造成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制统治。但是，应当看到传统民本主义关注世俗化的人、现实的人和实践的人并具有唯物主义价值取向性的一面。民本主义下的中国从一开始就不像西方政治那样带有过多的神治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没有过多利用“宗教或者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对人民进行统治”。在这种思想文化的传承中，人民的政治历史记忆状态要求国家在任何时代都必须给予人民自由发展的权利，要求国家的政策不能不重视社会公平的建设。

在否定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与创新。无论毛泽东还是习近平关于人民的理论性思考都是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是“酷爱自由”的民族。相比西方政治，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实行较为宽松统治，给予人民符合农耕文明时代自由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对中华文明涵养下的人民有着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因而他能够在革命时期运用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的号召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为中国重新运动到新的自由的状态而努力。当然这种自由不再是封建社会那种没有宪政保障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本身是体现人民自身本质的自由却是文明相承的。换言之，毛泽东的人民观本身是弘扬人的类特性的观点，即弘扬人民性的观点。在新时代，习近平积极肯定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关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本质上坚持了毛泽东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类主体性相统一的观点，也在本质上体现了对现实人、世俗化的本质的关注。生活即政治。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方针，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与时代同步为让人民有幸福生活而作出贡献。民本主义对人的关注，让一代又一代的政治领导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明基因历史渊源出发，不断更新政治理念，并为治国理政服务。

延续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理论创新，如果不能挖掘文明基因的优势就不会有符合文明发展的新理论诞生。关注历史文明的本源性思考与探索，思考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渊源，自然需要对人的本源性进行思考和探索。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关于人的本源性的探索和思考为建构符合文明发展、时代发展的理论留下了丰富的资源，习近平人民中心论正是抓住了古代民本思想的核心要义，将民本主义“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思想的内核进行了发扬光大。

（二）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届领导集体都提出了带领中国发展的理论，邓小平时代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江泽民时代是“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时代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发展理论都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下不同程度地回应了党怎样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准备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邓小平时代得到开创并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得到发展。站在时代潮头，习近平人民中心论在理论上继续回应党应当怎样领导人民治国理政以及怎样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发展，因而其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社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可知，只要准确说明时代矛盾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要准确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的时代矛盾的理论就是时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客观世界的具体认识，能够指引人民群众进行社会改造。唯物辩证地看待国家的发展，其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特征，具体矛盾也不尽相同，特别是每一阶段的主要矛盾都不一样。习近平正确把握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伟大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洞悉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为全党全国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指引了方向。

“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这是新时期习近平对中国社会发展状态的客观判断。习近平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绩，肯定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但同时，习近平也高度警觉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的个别地方、个别领域利益固化甚至特殊利益集团化的现象，如果放任不良现象继续发展下去，不能及时有效地制止，特殊利益集团就可能发展到人民的敌对面的方向去，成为威胁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甚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会受到些许影响。面对时代难题，习近平继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不仅能让中国共产党人牢记自己的历史和使命，更能增强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能力，让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忘初心的前提下继续前行。

没有治国理政的理论自觉就不可能有治国实践的实践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逻辑下求发展，并最终将发展成果给予人民享有。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才能团结全国各阶层、各行业、各界别、各民族的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才能继续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此，人民中心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能够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提供理论基础。

（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

现代世界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人类世界进入了商业与工业的时代，商工文明让人类世界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而又产生了两种竞争性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地代表人类社会的更好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代表着人类社会运动的方向。然而，苏联解体让社会主义世界运动陷入了低潮，倡导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迅速扩张，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历史的终结”之声中前行。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在当代世界没有在质疑声中倒下反而在质疑声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就不仅具有中国意义，同时也具有世界性意义，标志着社会主义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进入了新时代。

人民中心论随时而生，它不仅起到了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作用，也昭示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之处。人民中心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依靠人民，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其本质的政治社会逻辑和政治思维是弘扬人民性，坚持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推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人类社会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后将会有一个过渡阶段，随后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么这个过渡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取得社会权力，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并主动消除国家的权威，共产党承担社会革命领导者的角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向着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人实现对自己的占有、每一个人成为自由的人的目标迈进。“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换言之，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为了结束主客体对立、自然与精神对立、必然与自由对立状态的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即表现为为了结束阶级对抗社会的一种社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政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都拥有自主性，能够自主地根据自己的天赋才能发展自己，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实践活动，享受基于社会有益性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性，每一个人作为完整的社会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即作为社会联系中的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享有充分的主体性。

习近平人民中心论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其本质是为了人的全面的本质的实现，向着更高一级的人类社会形态迈进，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类大同。坚持人民主体性就能获得发展，并且能够始终团结人民获得快速发展。实践检验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向世界人民证明了坚持人民主体性、坚持人民的历史创造者主体地位的正确性。那么，从中国经验可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也应当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坚持人民主体性才能起到群体主体性带动类主体性的作用，才能让人民型政党组织人民和凝聚民智，才能让世界人民向着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奋进。

五、结语

真理不一定得到必然使用，但真理总会被具有科学认识能力的领导集团所选用。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中，不管其他文明体选用什么样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都应当选择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继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共同关注实践之人、现实之人、具体之人的精华性思想，坚持发展为世俗之人、实践之人、具体之人服务，坚持真理、坚守治国理政之道。坚守治国理政之道才能做到聚势成力，才能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乃至使人类世界政治向着更好的方向运动。中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作为人民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理由不提高科学认识世界的能力并科学地认识世界的矛盾运动，做到知与行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任云卷云舒，中国共产党“持道”之心不变；任时势变幻，中国共产党因势而为之法不变。习近平人民中心论在超越中西方发展理论中体现了其应有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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