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刘润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角度，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对于我们深化理论自觉、增强理论自信，扎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肯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

    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向国际社会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此后，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撮其大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距离这样的目标还相当遥远。只有到了“天下为公”（见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即人类能够对于社会财富进行共同控制的时候，这样的理想目标才能算是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实现。这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问题的另一面是，理想之所以成其为理想，就在于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而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之上，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已经明显出现这样的定势上，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品格和实践品格。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类每付出一滴心血或汗水，都是在实打实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只要我们像雕刻金石一样锲而不舍地干下去，像愚公移山一样持之以恒地干下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二是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矛盾。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消除阻碍、破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然而这一切，都归结于霸权主义的存在，或者说霸权主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根本、最严重的威胁。因此，习近平同志在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或新干涉主义。

三是明确了中国倡导的国际伦理原则。概括地说，这个原则就是共同生存、共同管理、共同发展。中国倡导国际民主，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世界的命运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中国倡导彼此尊重，主张各国人民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倡导发展成果共享，主张各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反对零和博弈。中国倡导共享安全保障，主张各国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反对单打独斗和迷信武力。

四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方位。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将来中国怎么发展，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五是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方略。中国将永远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率先恪守自己倡导的国际伦理原则，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以上五个方面，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世界人民意志的统一，中华民族复兴与全人类发展繁荣的统一，远大目标与阶段性使命的统一，斗争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整个战略思想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光芒。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17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感的科学论断。正是这个论断，成为我们观察世界历史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

那么，这个大尺度的历史时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时代”，即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代。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将贯穿于这个历史时代的始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斗争。但是在不同的具体阶段，这种斗争总是要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形式，因而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也总是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

    19世纪中叶，尽管欧洲的多数国家尚未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基本上形成世界体系，无产阶级已经作为自为的阶级登上世界政治舞台，进行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则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直接序幕。从资产阶级时代的这样一些特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还必须实现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从而创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世界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领导的国际统一战线日益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欧洲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20世纪上叶，列宁在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别是它的新变化以后，又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把资产阶级时代划分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和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简称为帝国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列宁选集》第2卷第5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大大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导致帝国主义之间激烈争夺扩张资本的空间，爆发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恰如一座孤岛，被包围在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面对异常险恶的国际环境，列宁始终把维护苏维埃国家安全，促进社会主义发展，推动世界革命作为国际战略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不但要实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全集》）第40卷第7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还要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此，他主张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已经白热化的矛盾，确保在帝国主义野兽身旁生存下来，进而争取在相互承认和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建立稳固的经济关系，尽快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材料等生产资料。这就是列宁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俄国躲过覆灭的劫难，社会主义苏联取得快速发展，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二战以后，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能不说是因为列宁打下了雄厚的理论家底和实践家底。

历史的车轮滚动到20世纪中叶，帝国主义时代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由于科技进步、凯恩斯主义抬头、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等因素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资本主义在演进过程中出现了暂时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因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则遇到了严重困难，甚至显示出危机的迹象。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帝国主义时代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占据上风的时代。在这一时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则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那个时候的苏联，尽管还保留社会主义的基本体制，但是苏共领导集团却发生了质的改变。对内，他们抛弃共产党的宗旨，成为侵吞人民财富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外，他们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对外扩张上与帝国主义并无二致。美苏争霸、主宰世界，既激烈争夺又相互勾结，搅得世界很不安宁。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具有两面性。出于保护和扩张本国资本的需要，它们对于霸权主义既有不满、防范、反对的一面，也有妥协、顺从、依傍的一面。而在美苏两霸中间，由于社会制度的同一性和核心利益的驱动，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是靠向美国一边的。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社会的底层。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自主权和发展权，他们日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霸权主义进行不同程度的斗争。正是依据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这些变化，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比较具体地谈到这一思想。同年4月，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就这一思想进行了公开、详细的阐述。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科学分析世界格局，指出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二是准确把握中国的国际方位，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三是庄严宣示中国的对外主张，指出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当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见《毛泽东年谱》[1949.10—1976.09]第6册520—523页、527—5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也反映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志，不仅是指引我国外交也是指引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争取和平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外交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起，世界格局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一超独霸，于是国际垄断资本沾沾自喜、弹冠相庆，以为世界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从此可以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饕餮天下的财富。也许他们不曾逆料，正是这种任性，使得它们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再一次弄到激烈对抗的程度，这就是2008年爆发，至今依旧深不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衰减。美国经济自1894年超过英国以后，100多年间一直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然而到了本世纪的第17个年头，其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却由高峰时期的60%下降到了23%左右。另一方面是全球性的恶性两极分化。据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于2017年1月发布的报告：2016年，“全球贫富悬殊已达到历史最严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家竟等同于36亿贫穷人口的总财产”。在金融危机中被进一步剥夺的工人阶级及其他贫困群体忍无可忍，被迫发出反抗的怒吼。“占领华尔街”、“愤怒者运动”、“民主之春”等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公务员大罢工、工人大罢工运动联翩爆发。对于资本主义的极度失望，必然催生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科克罗夫特指出：“民调显示，50%以上的千禧一代更喜欢‘社会主义’这个选择。”（西班牙《起义报》2016年5月30日）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中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社会主义开始复兴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和依存更加紧密，几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然而，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为了挽回国际垄断资本的颓势，却无视国际社会的这种深度结合，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妄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已经让他们占了很大便宜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为此，他们四处出击、八面树敌，但是又力不从心，致使买账者日寡，甚至在传统盟友那里也出现与其“对着干”的现象，美国陷入了空前茕茕孑立的境地。与此同时，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世界权力在二战以后首次出现分散化趋势。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国际事务，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朗普的歇斯底里、反复无常，动辄对欧盟、俄罗斯等许多国家进行打压，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制造南海紧张局势，逼迫中国进行彻底自由化的“改革”，如此等等，都是国际垄断资本由急欲摆脱危机而产生的焦虑症、狂躁症的病征。他们的那种张牙舞爪、其势汹汹，并非证明帝国主义的强大，而恰恰是他们进一步衰落、腐朽、虚弱的表现。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世界上的事情应当怎么办？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应当有怎样的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成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这些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了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出以公心、行以公道的磊落襟怀和崇高品格，所以一经提出便迸发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不断飞跃的过程。资产阶级时代没有变，这是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战略思想的依据；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变，这是毛泽东继承列宁国际战略思想的依据；三个世界的总体格局没有变，这是习近平同志继承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依据。资产阶级时代演进到帝国主义阶段，这是列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战略思想的动因；帝国主义时代演进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占据上风的阶段，这是毛泽东发展列宁国际战略思想的动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占据上风的时代演进到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社会主义开始复兴的阶段，这是习近平同志发展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动因。毫无疑问，在新的时代，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几个认识问题

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正确把握这一战略思想的前提。丢掉这个基础，也就等于丢掉了它的基因、它的本色。如此一来，人们对于这一战略思想的解读就会成为无根无系的浮萍，随着社会舆论的风浪飘摇不定，有的甚至会达到谬以千里的地步。

有人把这一战略思想说成一种普世价值，因而欢呼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曲解。论者采用了唯心主义最为惯用的手法。一是阉割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论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国际战略思想，内涵相当丰富，具有鲜明的第三世界的归属性、被霸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表性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倾向性。然而论者却仅仅提取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并且把它抽象到近乎纯粹语言符号的程度，于是他们说，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啦，让我们不分剥夺者与被剥夺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一起相亲相爱热烈拥抱吧。这哪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呢？这种遮盖鹿角，然后指鹿为马的伎俩，尽管比古代的赵高多了一点花样，毕竟不能改变鹿就是鹿、马就是马的事实。试问，有明确主张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普世价值吗？其二是抽掉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背景。判断一种主张是向着谁的，只有把它放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中才能看得明白。比如在一个恶棍欺负一个无辜平民的时候，如果你在一旁喝道，人与人要和平相处，要讲秩序和规则，这对谁有利呢？相反，如果你在一旁劝道，勿以暴力抗恶呀，打你的左脸要把右脸也让过去呀，这又对谁有利呢？而国际社会的现实恰恰是一超横行，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但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就连不少的发达国家也饱尝其苦。在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国际背景上，呼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会对谁有利呢？当然是被霸凌者而非霸凌者。说到底，这些人之所以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煞费这样的苦心，就是要磨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革命锋芒，从而消解它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对于这样的图谋，必须予以揭露和回击。

有人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具备可能性，说羊和狼怎能共处呢？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观点。不错，在一般情境下，羊和狼是不能成为共同体的。如果羊天真地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地与狼共处，甚至把狼当作自己的朋友，那么等待它的一定是非常悲惨的结局。但是在特殊情境下，则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结果。从历史经验上看，这种特殊情境大致有两种：一是在羊与狼势均力敌时。如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相互对立，但是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二是在羊处于相对弱势时，能够充分利用狼与狼之间的矛盾。比如上世纪70年代，在我国面临两霸的威胁时，我们党审时度势，利用美苏矛盾，毅然决定收回一个拳头，与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又不给美国当枪使，公开揭露美国在与苏争霸中想打“中国牌”的图谋，从而实现了战略平衡，有效保障了国家安全。

要实现羊与狼的共处，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斗争的手段。和平与斗争是一种对待关系，既形同水火又相辅相成。所谓斗争，就是要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力量的对比达到相对的平衡，迫使对方放弃进逼的图谋。实现和平共处要靠斗争，维系和平共处也要靠斗争，最终战胜、消灭敌人还是要靠斗争。但是，斗争绝不是暴虎冯河，绝不是像莽汉一样硬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斗争要讲究策略和艺术，讲究迂回和周旋，有时还要进行必要的“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是为了最终战胜敌人而做出的暂时退步，与“叛徒的妥协”（列宁语）、投降主义的妥协，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即以刚刚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俄国为例，武装反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是斗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也是斗争。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则必须因时因势而定，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矣。不过，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只要不发生质的重大变故，我们还是要坚持斗而有理、斗而有利、斗而有节、斗而不破的原则。

有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路线提出质疑，说前30年实行“一边倒”，弄得“几经危机”；改革开放以后，“与发达国家为友”，结果是经济快速发展；现在搞“一带一路”，把开放的重点放到发展中国家一边，是像孟母起初那样择错了“邻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颠倒历史、倒颠是非的论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是我们不愿向西方开放，而是西方对我们实行封锁，岂但封锁，简直必欲扼杀而后快。在这样特定的国际形势下，不实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不义无反顾地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又能怎样呢？“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才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赢得了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而且得到了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经济援助，从而加快了我国工业体系建设的进程，这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此后，苏共领导集团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安全和发展构成了更大的威胁。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我们党因势而谋，毅然决定放弃“一边倒”的战略。正是这种重大的战略调整，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基础性的外部条件。怎么能把前30年一律说成“一边倒”呢？怎么能把前后两个30年对立起来呢？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没有专“与发达国家为友”而抛弃第三世界的朋友，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仍然是我国外交的指导思想。1984年，邓小平曾明确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令人遗憾的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实施国际战略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部门和个人嫌贫爱富，不爱理睬当年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非洲朋友；在国际场合只讲“五常团结”，而不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以“反恐”为名，不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以“维护核不扩散”为由，配合霸权主义对伊朗、朝鲜等发展中国家实施“制裁”……其结果是霸权主义不领情，发展中国家不满意，使我们在国际斗争中时常陷入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处境。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关键历史阶段校正了中国国际战略的方向，把外交工作的重点坚定不移地放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强化，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成效显著，中朝友好得到巩固，出访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硕果累累……所有这些，正在重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崇高威望，正在为我国赢得国际斗争的更大主动权，正在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开辟宽阔平坦的大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不仅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热迾拥护，也为多数发达国家所认同，因而被写入联合国的数个文件，真正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识。这是继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之后，又一次为社会主义中国赢得的伟大光荣和骄傲！如此卓著的外交成就如日月经天，怎么就是择错了“邻居”呢？怎么能回到一度造成被动的错误做法呢？在此举国同心、举世同调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论者企图用耸人听闻的几句危言改变中国国际战略的正确方向，其不自量力若此，让人说什么好呢？

有道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不可动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潮流不可阻挡。展望人类的未来，必定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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