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三个“意味着”的现代化指向

新时代三个“意味着”的现代化指向

马拥军 游  跃

对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迄今为止仍有一些学者未能准确把握。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等，在新时代都已发生了变化。原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已初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提前到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到2035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调整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此为基础，中国的国家战略随之发生重大改变。无视这一切，说明人们囿于线性历史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缺乏深入理解。一旦超越线性历史观，进入唯物史观所内含的辩证法视野，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意味着”讲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不仅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更是“人民幸福”，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联系在一起；第二个“意味着”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意义，预示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第三个“意味着”指明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三个“意味着”表明，与先发型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明确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向。离开这一指向，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社会主义”含义。

一、第一个“意味着”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人民”指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按照习近平的表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仅是“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而且是“人民幸福”。这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向。有些人望文生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概括出发，仅讲“民族振兴”这一方面，没有深入研究中国梦所包含的“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三方面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都是手段，“人民幸福”才是目的。其后果，是割裂了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关系。

仔细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四次提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看到它的“人民”指向。其中，第一次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次、第三次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四次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显然，这里的“强国”不只是“富强”，而且是“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因此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这里的“全面”二字必不可少。这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由于不懂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很多人误解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性质，以为“从富到强”是沿着“从穷到富”的同一个方向往前延伸，没有意识到“富”是一个分水岭，形成社会主义“强国”与资本主义“强国”的根本区别。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概念是“经济新常态”。习近平指出，所谓经济新常态，第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第二个特征是“产业结构调整”，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第三个特征是“驱动力转换”，由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坏事。他们忧心忡忡，绞尽脑汁想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这实际上是用观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眼光来观察中国，习近平早就讲过，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与“由穷变富”不同，无论是速度换挡，还是结构调整或动力转换，都是“由富变强”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所谓好事或坏事。

在正常情况下，增长速度高的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发展速度都比较低，无一例外。发展速度下降实际上是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过渡的标志。原因很简单，发展中国家就像青少年一样，正处于长个儿的时期，而发达国家就像成年人一样，不可能再长个儿。发展中国家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慢，那很可能像某些青少年那样，是由于营养不良；但发达国家再增加营养，也不可能再长个儿，只会导致营养过剩。

为什么这种情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正常现象，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却是坏事？因为资本主义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只有维持不断的经济增长，才能保证一定的利润率，而社会主义却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形态，我们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以利润的不断增长为生产目的。

从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比作一个人长身体可以看到，不能说人生目标就是长身体。难道身体不长了就意味着死亡？当然不是这样。孔子早就讲过他的成长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显然，从“志于学”“而立”到“不惑”，再到“知天命”，这是一个在格物致知中提高认识能力的过程；然后到“耳顺”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一个从知性到感性、从情感到意志的发展过程。由此观之，长身体不过是基础而已。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也是这样。经济发展只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早期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就提上了日程。在社会主义中国，从此“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就凸显出来。

对于正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事，为什么习近平能看到的事实，大多数经济学家至今仍看不到？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不是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而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出发去理解“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利润至上主义，为了保持利润的不断增长，必须不断扩大经济规模。一旦经济停止增长，社会必然出现动荡。由此可见，迷信经济增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从“人本”而不是“资本”角度看待经济，研究经济学问题。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与把握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则是西方经济学，他们不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习惯于从“资本”而不是“人本”角度看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中，国家被看作一个人，而经济只不过是这个人的身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明确提出要把“经济的社会形态”视为有机体，而不是物理对象或化学对象等自然科学对象。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使整个社会以国家形式形成一个总体性结构。但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来临之后，经济对社会发展将不再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以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划分的不同阶级将逐渐消失；到那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西方经济学以“短缺”作为前提假设，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增长。为此，资本和“产权”（本质上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人则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被贬为“生产要素”。由此，为赚钱而生产代替了为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

一旦把国家当作一个人，而把经济当作这个人的身体，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就显露无遗。正如人的成长分为幼年、少年、青年一样，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或者通常所说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短缺，就是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基本规律。粮食供不应求，价格就会高于价值，投资农业就有利润，农业就会得到发展；等到粮食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低于价值，再投资农业无利可图，这时就需要发展轻工业，也就是服装、鞋帽等行业。服装、鞋帽供不应求，轻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投资轻工业就有利润，轻工业就会得到发展；等到服装、鞋帽等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低于价值，再投资轻工业就无利可图，这时就需要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房地产、基建之类能够拉动钢筋、水泥等生产资料产销的行业。住房供不应求，房子价格就会高于价值，投资房地产就有利润，重工业就会得到发展；等到房子、基建等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低于价值，再投资重工业就无利可图，这时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产品市场都趋于饱和，就只能转到服务业和科技创新等部门，转到第三产业了。由此可见，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短缺不可能是永恒的经济事实。短缺与贫穷联系在一起，过剩与富裕联系在一起，“由富到强”则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按照西方经济学，服务业和高新科技也要用经济标准衡量，尽管它们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非物质生产领域。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规律是异化劳动的规律，因此不能用来衡量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等非经济领域。“全面生产”遵循的是人本规律即以人民为中心的规律而不是资本规律、利润至上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富强”，而且还是“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它表明，“由富到强”不仅意味着“富且强”，而且意味着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生产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标志着物质生产领域里的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将转化为全面生产的产能。这些都不能用货币和资本衡量，不能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但它们无疑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二、第二个“意味着”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取向。

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区分了“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之所以破产，恰恰是因为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陷入了“保守的社会主义”的泥淖。与此相反，列宁不仅在恢复“共产主义”名称后，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探索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通过共产国际，试图把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改造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进而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如果不是由于后继者们背离这两点，从而脱离人民群众，陷入大国沙文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会遭到后来那样大的挫折。然而，即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仍充满信心。邓小平在1989年曾经说过：

【“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他在1992年又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正是基于这种自信，邓小平坚决反对重新走向封闭，他指出：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今天回顾邓小平的话，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深邃的历史眼光：第一，中国几十年打下的好基础，确实是靠苦干。邓小平说这话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前夕；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近30年，中国有了更大的进步，发达国家确实“对我们戒心更大”了。中美贸易战、欧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试图迫使中国放弃自己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就是其突出表现。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定力，能否“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这不仅表现在面对挫折我们不会气馁，相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表现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不是封闭和收缩，而是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内，依托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农业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勒紧裤腰带”进行积累并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时，中国的人均寿命、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都进入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表现出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取向和“人民”取向。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始终坚持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青少年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他一方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强调“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如此，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是因为“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邓小平始终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自从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不仅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而且把“两个文明”发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且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稳定提高，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曾反复强调：坚持土地公有制和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条底线；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首先，由于实行土地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出现过劳动者与土地分离，从而被迫出卖劳动力谋生的生产方式，相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维持农民的基本生存提供了一种劳动保障制度；由于国有企业不是单纯为利润而存在，只要能满足市场需求，保证工人就业，甚至在利润率为零时，国有企业还可以继续组织生产，因此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就业水平，又通过“乘数效应”保证了市场供求关系的稳定性，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早期每隔五到七年、后来每隔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们曾经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8%，失业人口就会大量增加，导致社会动乱；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率已低于7%好多年，失业人口并没有增加，预期中的社会动乱也没有出现，但经济学家们又想出了别的理由如“中等收入陷阱”等来唱衰中国，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理由只适用于分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不适用于分析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

其次，由于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仅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而且通过把经济发展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不仅具备廉价的土地，而且有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长寿、健康和文化水平较高，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为勤劳、勇敢和守纪律的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这对外资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和吸取力，使中国完全具备了通过要素驱动发展生产力的条件。后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有可能面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时，我们又采取了免除农村税费、加大扶贫力度等需求拉动手段，增加了国内市场的深度；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有效参与国际分工，扩展了国际市场的广度，这使改革开放前30年建立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能够长久发挥作用。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又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社会主义”，决不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标签。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社会主义实实在在地体现于土地公有制、国有企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方面，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中国的成功表明存在另外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撒切尔夫人曾经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并不理想，但人类没有别的选择；丘吉尔更是宣称：资本主义民主虽然并不理想，但它是最不坏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存在另外的选择，存在更好的制度。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对于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三、第三个“意味着”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指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指明了中国“另一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像狼。西方的现代化预示着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即以民主、自由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丛林法则”的最终确立；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预示着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启。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要走向现代化，无一例外都以成为“豺狼”作为前提条件。迄今为止，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过不光彩的历史。相反，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完全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苦干走出来的。这是一个借助自身社会主义制度，由后发走向先发的过程。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凝聚力：一是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发达国家就要被当作标准，中国无法作出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反帝反封建，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就是为了保证中国的独立发展。二是资本主义对于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来说，容易导致个人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一盘散沙，不利于团结稳定，不利于为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中国借助自身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实现从后发到先发的飞跃。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独立性和凝聚力，使中国能够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统一起来，避免瞎折腾，从而把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以农村和农民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无法从外部获取支持，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人民“勒紧裤腰带”进行积累，尤其是中国农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但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又及时地免除农村税费，实现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这一政策的继续。这既避免了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又能保证农村成为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劳动力的“蓄水池”，使中国不会因工人下岗失业而导致经济危机。

除自身的潜力外，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又能保证中国能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生产力发展手段和管理手段。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的发展是由于偷窃了美国的技术，但真实情况是，凡是美国愿意让中国学习的，都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正在被淘汰甚至已经过时的技术。美国人今天所诟病的“技术换市场”，当初恰恰是为了能够“空手套白狼”，采取所谓“技术入股”的方式，以便于从中国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对于最先进的技术，发达国家一直对中国采取严密封锁政策，因此中国的相应科技几乎都是被迫原创的。即使是今天的贸易逆差，也是由于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卖高新科技产品而造成的。

但是，中国的整体协调能力和超强学习能力仅能保证中国把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才能保证中国在重要领域具有科技原创性和先发优势。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恰恰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中国道路成功之前，走向现代化的成功道路只有一条：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只有在这条道路的尽头，才能出现一个共产主义世界。至于俄国那种土地公有制没有完全破坏的国家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发生的是：俄国的土地公有制遭到了破坏，俄国革命虽然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因此未能形成“互相补充”的局面。后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形和苏联模式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来自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敌对势力的过激反应。与苏联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仅建立了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主导下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而且通过改革开放努力吸收人类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开创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现在好多人搞不清楚中国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区别，原因来自两个问题的交织：一是分不清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二是分不清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关系。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因为那个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连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都没有达到。只有中国这样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国家才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较起来，中等发达国家进入的社会主义相当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而发达国家进入的社会主义相当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每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都必须经历的阶段。正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要完成的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而是如同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那样，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在讲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首先强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强调计划与市场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因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起点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最初并不是指向现代化，而是指向现代性批判；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对现代化的超越为前提，所以作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述，而必须基于对他们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社会批判理论，而且是社会发展理论，这要求我们既要“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看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又要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角度看待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那种状态，是通往那种状态的一条“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与通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道路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一高度，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反过来看，并不因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生产力水平处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一高度，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就能合并成一条道路。虽然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都通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但它们毕竟是不同的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以剥削雇佣劳动、牺牲广大人民利益的方式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道路则以自主活动基础上的谋生劳动、以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向资本主义开放，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再次，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条现代化道路交织着对传统社会的超越和对现代性的超越，那就不能指望它是一条直线。相反，由于从起点处就内在地包含着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国道路甚至不是在同一个平面内的一条曲线，而是多维空间内自我缠绕的一条螺旋线。旧形而上学那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传统思维无法把握这条道路，只有运用“是转化为不是，不是转化为是”的辩证思维才能把握中国道路的特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为当今时代的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因为当今时代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都带有自相矛盾的特征，从单纯任何一个侧面、任何一个维度都无法全面把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恰恰提供了一个辩证思维的实践范例。中国之所以既要反右，又要防“左”，原因就在于“左”与右都是一种旧形而上学的直线性思维方式，无法把握只有通过二维平面才能理解的曲线形象，更无法把握多维空间内从自我同一走向自我对立、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螺旋形实践活动。中国在现代化的开端处所面临的问题像极了1843年德国的境况。马克思曾经指出，当时的德国与英法等现代各国不同，

【“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它怎么能够一个筋斗[salto mortale]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对德国来说实际上应该看做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作为目标来争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都是对现代性的超越。这就使中国人不得不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没有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先锋队”领导是不可能的。只有“先锋队”政党才能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度，从过去、现在与将来相统一的高度把握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前瞻性即马克思所说的“高卢雄鸡的高鸣”相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只能诞生于黑格尔所说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它的眼光只能面向过去而无法面向将来。无怪乎在2019年的总统咨文中，特朗普会宣称：“在这里，在美国，我们对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新呼声感到震惊。美国建立在自由和独立的基础上，而不是政府的胁迫、统治和控制。我们生来就是自由的，我们将保持自由。今晚，我们重申我们的决心，美国将永远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读一下《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就会看到，特朗普把私有财产视为“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错觉；资本主义恰恰是自由和独立的反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把“社会主义”视为“政府的胁迫、统治和控制”，如果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故意歪曲，至少也是把它混同于《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所说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显然是一个纸糊的靶子、一个为了论战的需要而制造的稻草人。即使是特朗普所批评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也超越了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保守的社会主义。特朗普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派别则是资产阶级中最为反动的那一派，在它看来，连鼓吹“自由贸易”的那一派资产阶级都过于激进。它要的是“公平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所谓“公平贸易”就是让它赚钱、让其他人亏本的贸易。它并非看不到未来，是不愿意走向未来，对于它来说，只有过去已经实现的政治革命才是真实的；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却不满足于政治革命，它们还要追求社会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中国所代表的恰恰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

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并不是中国道路的终点，而只是走向终结“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第一步。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特征是短缺导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进而导致“物的依赖性”和“经济人”的片面发展，那么，“人类社会”的特征不仅是“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而且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中国“由富到强”只是第一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打下基础，下一步是“自由个性”。只有到那时才能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因此，从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来看，“强国”“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三个关键词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发展道路，而是为这一道路指明了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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