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香港，殖民不等于文明开化！

编者按：

教育事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通识教育更是“意识形态交锋”的重要场地。

翻开香港的教科书，《明名高中通识教育-今日香港》在“社会转变下的身份认同”段落里，把“驱赶内地游客”、“嘘国歌”、“提倡‘港独’”等不当甚至违法行为称为“战斗”，而其他反应则被贬低为“逃跑”、“靠拢权力”或“投降”。有关内容被批刻意挑动香港与内地对立，同时美化极端违法行为，灌输学生错误观念。而在教辅资料《夺星起步点通识教育答题万能key》提及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相关内容时，除开头简单提到经济高速发展，几乎一面倒阐述负面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留守儿童”、“贪腐问题”等，但鲜有提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遇。以通识科理应正反观点并举而言，有偏颇之嫌。

这样的基础通识教材必然无法培养香港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反而可能成为灌输仇警、鼓吹“占中”、歪曲事实、立论主观、美化违法的“政治宣传品”，也成为培养“殖民地遗民”的温床。香港的通识教育或许应该为今日“反中乱港”负有一定责任。

而近日在大陆，电子科技大学一位老师因贬低四大发明而被指认为“师德失范”，一时网络一片哗然。在通识教育这一“意识形态交锋”的场域上，行政官僚们还拙于应付不同声音，只能以僵硬的行政手段进行压制，不能鼓励说服和斗争。这样的教育和管理方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只能离领导权越来越远。

本次推送的是陈映真先生为《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一书所写的评论，文中回顾了港英统治时期殖民地香港的贪腐混乱以及为少数特权阶层所享有的所谓“民主”；梳理了世界殖民体系解体后英美等国为继续满足其帝国霸权所采取的“经济殖民主义”新策略。以陈映真先生为代表的台湾左翼斗争经验，提醒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问题不能脱离第三世界的殖民历史来看待，更不能抽象为“民族主义”等概念来讨论。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统一”、“回归”并不只是一个主权问题，也事关改变冷战形成的殖民结构的问题。主权的回归最为关键，但“人心”的回归则是一项需要持久努力的工程。

本文初刊于《人间网》与《海岸线》转载时，原题为《倾听充满正气和洞见的声音：<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读后》，收入人间书版时，副标易为《出版者的话》，并增补末段文句。

倾听充满正气和洞见的声音

——《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读后

陈映真

杜叶锡恩女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便来到香港，在香港居住超过半个世纪，见证了香港从殖民时代走向回归的历程。杜叶锡恩女士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审视发生在香港的一事一物，分析和透视了香港在殖民时代及回归后的种种变化，让读者从中了解到香港社会五、六十年代，回归过程中，以及回归后一系列备受关注的事件。要了解长达半个世纪的香港社会，杜叶锡恩女士书中的叙述的事情，展现的香港社会概貌，给我们提供了一批香港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珍贵资料，帮助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对香港半个世纪的认识和理解。

《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2003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推出市场之后，反应甚好。不少读者认为，应该为此书出版中文版。为此，香港文汇出版社接受杜叶锡恩女士的要求，为本书的英文版作了翻译，并且推出市场，以飨广大读者。

本文为陈映真先生为《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所写书评。

在第二次大战前，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地区和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殖民地，在十六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重商主义的掠夺，意味着对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的抢掠﹑奴隶劳动的贸易和残酷役使、殖民主义贸易的商品作物的榨取，以灭族为代价的土地掠夺。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工业资本帝国主义的瓜分地球，则意味着强行鸦片贸易，毒害全民族；也意味着不平等条约的重重枷锁下独占海关、路权、内河航行权，划分势力范围和租界，割占殖民地，倾销宗主国的工业产品；政治、军事的控制；使殖民地经济完全附属于宗主国独占资本主义的利益，更不必说对殖民地心灵、文化、历史和传统的严重挫伤和扭曲。

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些宗主国如德﹑意﹑日﹑英等在战争中受挫，力不从心。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战前的殖民制度无以为继，帝国主义各国采取了新的方略，企图保持和延续昔日殖民地的利益。于是在殖民地反帝斗争的浪潮下，佯为给与前殖民地形式上的政治独立，骨子里拉拢旧殖民地时代培养的买办精英，保证前宗主国在前殖民地的利权，是谓之“新殖民主义”。

二战末期，蒋介石曾向同盟国表示过战后自英国收回香港的意向，据说也获美国同意。但丘吉尔坚持继续殖民英军根本无法保护使之免于沦日的香港，在列强姑息﹑蒋介石无力力争情况下，当日章旗在战后香港降下，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又在香港战后的天空飘扬！

一九五〇年六月，韩战爆发。东西冷战达于高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霸权主义，在辽阔的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打击反新殖民主义的民族民主运动，扶持和巩固亲美英的反共法西斯政权，以白色恐怖的“国家恐怖”﹙State terrorism﹚残酷清洗自战前殖民地时代以来就进行反帝、反封、反殖的人、历史、思想和价值。而在旧殖民地时代中与殖民势力合作的买办精英，则在极端反共意识形态统治一切的时代，不仅得以延命，而且与新殖民主义外国主子和其国内的代理人相温存而辉煌腾达。

而于是殖民制度“结束”、恢复了政治“独立”后，对殖民历史彻底反思和清理的机会，因反共冷战体制的统治而丧失。殖民主义下悲惨、抑压的历史，一变而为“落后”的殖民地化前的社会带来“现代化”的历史。日本人说，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战争为今日亚洲的独立和经济发展奠基。日本人和少数不肖的台湾人，异口同声说，日本统治带来以日语为“国语”共同语的制度，带来现代文官制度下廉洁﹑效率的统治；带来了公共卫生，现代教育……。总之，殖民化即现代化！

一﹑殖民地香港普遍﹑深重的腐败

战后，在广大亚非拉地区前殖民地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有不少人以文学作品﹑评论的形式，揭发和控诉殖民地历史中的伤痕与罪行。在日据下的台湾新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除了一九四〇年初极少数“皇民化文学”的“作品”外，都描写日本殖民地下台湾生活的压迫、艰难、贫困化和反抗，写日本统治者的残暴与腐败。但这些文学，在一九五〇年后，都被归类为“左派”文学，横遭台湾国府当局禁阅，而逐渐湮灭。一九五〇年后编入反共“自由世界”的台湾，受美﹑英﹑西方反共、西化思潮的统治，满脑子亲美思想，根本没有脱殖民和殖民史批判意识。

而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知识分子成为对宗主国效忠，编入英殖民地统治下政治和文教官僚体系，成为殖民地“合作精英”﹙Collaboratingelites﹚，从而也长期没有激活“脱殖民”的思想理论工程。

因此，一九五〇年后的台湾，“殖民主义有功”、“殖民制度带来现代化”之论，在精英中占主流地位，和前宗主国“学界”互相唱和。在台湾，谁要主张殖民地体制的不是，谁就是“共产党”﹑“民族主义份子”和“亲中派”……

近期，香港乱象不断，连续发生非法暴力事件，更有网络电视台主持人放言：“我下辈子再投胎，我宁愿做英国狗拉出来的那坨狗屎上面的那粒苍蝇，都不肯做你支那人。”

就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去年八月，在香港居住了五十四年﹙一九五一——﹚的英国人杜叶锡恩﹙ElsieTu 1913——﹚女士出版了一本对“殖民地后”的历史都不曾清理过的港台皆有重要思想与现实意义的书﹕《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英文原著书名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Eyes of Elsie Tu，香港大学出版社。中文版隋丽君译，香港文汇出版社﹚，沥述了一个有坚定的正义感、追求公平正义不妥协，批评英国在港殖民制度的歧视、腐败不遗余力，对当前以美国为首的“经济殖民主义”怀抱忧思和儆惕，一心一意维护一九九七年香港在恪守《基本法》基础上顺利回归过渡的、香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对香港正式回归前五十年──包括回归前夜的回忆，表现殖民地香港英国人极少见的正气、执着、诚实和理想。

英国是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三百年。英国又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长期的殖民地统治技术上的经验。一般都说英国殖民方策很“现代化”﹑开明，殖民地官僚和当地亲英国化精英合作，以现代文官官僚统治，廉能而公正。然而作者却告诉我们，一九五一年后她到香港之后所见，是贪污腐败和贿赂公行，无处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感染了殖民地香港社会的全构造！

《五亿探长雷洛传》剧照。主角原型为香港前总探长吕乐，有“五亿探长”的称号。在任时期建立了一套与黑社会制度相关的贪污机制，后沦为香港通缉犯。

当时的香港公安政法机关，和当地黑社会“三合会”共生，鱼肉人民。五﹑六〇年代香港公共交通施设不足，私人为生活“非法”经营小巴﹑小客车者众，这些升斗小民，自然成为“三合会”勒索敲诈的对象。在警察环伺下，三合会在车站站点公开收取保护费，警察却视若无睹，因为三合会收的钱，会和警察分赃。此外，举凡开店、摆摊要上牌、取得许可，都必须直接或通过三合会贿赂。甚至于要办学、在医院要求照料，找一份差事，取得“公屋”居住权，公职职位买卖，邮寄包裹、批发场的交易，都要给某一个或多个关节贿赂打点。更糟的是，贿赂层层分赃，非但贪得无厌，整个公安﹑官僚机关的权力反而成为殖民地香港巨大贪渎结构的保护体。任何人向公检机关举发，往往收到“查无实据”的回函，甚至召来三合会份子殴打、打砸。于是“政法加三合会”的罪恶﹑黑暗结构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大吸血虫，附着在香港广大升斗小民身上，尽情吸食其膏血，而殖民当局历任总督竟视若无睹。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几乎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贪渎机器，终于引爆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的市民暴动事件。

1967年港英政府镇压示威群众。六七暴动 ，亦称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和香港五月风暴，当时参与及支持者称它为反英抗暴，于1967年5月6日发动，同年10月份基本结束，是一场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香港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炸弹放置和枪战。在事件中，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候命，多次与左派对峙，作出驱散、镇压和拘捕行动。六七暴动可算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间接促使当时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受到市民暴动的影响﹙大陆文革只是暴动的外因﹚，港英当局在一九七四年推出了“廉政公署”，基本上打击了殖民地香港腐败结构。然而据本书作者指出，由于“廉政公署”没有起诉权和审判权，不免有为德不卒之处，使殖民地高层白人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对白人﹑英人官吏的“治外法权”，让他们秘密辞官，带着贪渎积累的巨富“退休”回到欧洲。香港的贪腐今日也许基本遏制住了。和贪风斗争了五十年的作者，语重心长地要今日香港为政者，心存“为人民服务”之志，汲取教训，更好地保证杜绝腐败的恶疾！

二﹑“民主”在香港

作者在书中多次着重指出，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英国，终一百五十年对港统治，从来没有在香港施行过民主，总是以保证香港的“稳定”、“繁荣”为借口﹙一九六六﹑六七市民暴动后，又以香港在一九九七回归中国在即，已经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民主改革为托辞﹚，拒绝在区议会和立法会安排几个民选的议员。

作者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五年任香港任市政局议员，一九九五年任立法局议员，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被选入保证香港和平回归过渡的“临时立法局”议员。估计除了一九九〇年代中后经由民选担任公职，也有由港英当局指定的任期。这样的港英当局，在一九九七年，为了联合在港亲英反中的精英，破坏香港和平有序的回归，达成滞留港英殖民势力，破坏中国将香港和平回归的既定﹙依中英协议的“基本法”﹚政策，在彭定康策动下，突然在一九九七年主张直选立法局议员和区议会的“突然民主化”政策，使作者感到港英殖民者的伪善与险恶。

作者披露，当英国确定其对香港的“租期”将于一九九七年结束，“香港突然冒出一类新政客”，其中有人与美国关系密切，自称“民主派”。但这些人在殖民地香港腐败统治下荼毒港人的时候从来不曾对社会不正义过问过。作者指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群亲英﹙美﹚、“反中的积极份子”。他们和殖民当局一道，力图为香港的回归设置障碍。他们先是要求主权归还，治权归英国，只在香港升中国五星红旗。遭到中方拒绝后，又提出“延长”英国治港三十年，又遭峻拒。中国坚决主张一切依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在一九九七年回归。而“……令所有的人意外的是，在中国治理下，香港人民享受了比英国人统治下更为民主的制度……。”

一九九二年，英国当局突然阵前换将，将原定留任到一九九七回归时的卫奕信总督撤下，换上了殖民主义者彭定康，带着一篮子阻挠和平顺利过渡的计划来港履任末代总督。其来港行前，还在英国首相府，与首相共同会见两个今日香港“著名”的“民主派”，打算不惜违背《基本法》规定改变市政局、区议会、行政局和立法会的结构与功能，结果经历了斗争，被中国打销，回到《基本法》的方针上来。

作者杜叶锡恩对英国殖民主义体制深恶痛绝，对香港终能光复回归中国深为高兴与祝福。在书中，她对古巴﹑北朝鲜和中国革命表达了同情和理解，但她却绝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她出身英国工人阶级。一九四八年来中国传教，不久就对在华西方教会的民族歧视和信仰上的伪善心生厌恶。四九年大陆解放，五一年随教会撤到香港。一九五五年她因长期来眼见教会的伪善﹑种族歧视和令人窒息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宣布离开教会，继而从事为香港社会深为贫困和不公义所苦的弱势者的利益奔忙的工作，饱受打击和挫折，却只能使她逾战弥勇。长年为民众奔波使她得以跻身区议会而立法会议员──虽然她坦白自承她的白人背景使她免于受到打压或递解出境的报复。

杜叶锡恩(后左二)早年以传教士身份来港服务巿民。

她不相信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普选能保证“民主”。她认为花大钱、媚俗煽动，接受企业“政治捐款”的“竞选”只能欺骗选民，强化权力与﹙企业﹚金钱的苟合。在她看来，民主﹙democracy﹚是真正使人民群众﹙demos﹚作主的制度，是挑选真正能“为人民服务”，心中常存人民的疾苦、深入民众和他们的生活中，调查和研究深重的民瘼，从而提出具体针对的改革立法和方案。她批评高高在上的英国殖民当局、立法会议员，都不了解香港和港人的真实问题和实态，尤其是那一帮跟着彭定康“突然”登上政治舞台的一些“突然出现的‘民主派’”。在她看来，他们是亲英反中的急先锋，“相信其中有人和CIA关系密切”。

杜叶锡恩为资深议员，早在1963年经已参与香港立法局工作。

但她也不相信革命。在一切改革、改良陷于明明白白的绝望，人们容易选择革命。“但革命也带来令人惋惜的负面结果”。在基本上，作者是一个诚实、身体力行、坚定不移的改良主义者。而她的改良主义也确实成就了许多在香港的卓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她明白地说，在殖民地香港，只有英国人统治阶级和在港白人、以及极少数亲英华人豪商享有“民主”。而她正是利用了殖民地白人享有的“民主”，为被殖民地非理生活所迫、所苦的港人呼号改革。她不主张当下企图扰乱香港的﹑一步到位的“直选”民主。她赞扬中国坚守一国两制，恪守《基本法》不动摇的渐进、有步骤的民主工程。

2016年，龙应台香港大学演讲问启蒙歌曲，观众席合唱《我的祖国》。

三﹑儆戒新的“经济殖民主义”﹙EconomicColonialism)

作者指出，帝国英国，曾为了加强自己的霸权，而不择一切手段达成富国强兵、统制宇内、奴役他人的目的。希特勒的帝国，二战时的日本都做过相同的迷梦，但无不在战败和衰落中结束。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自恃其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巨大杀伤性武器，战后五十年来，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任意施加经济封锁，殃及无数老幼妇孺，发动政变，蹂躏民主和人权。美国并且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做为干预他国财经政策，为其跨国公司谋利，进一步扩大世界范围内严峻的贫富差距，业已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忿怒的反拨。美国，像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深信自己有统治和征服世界的“道义责任”。

作者杜叶锡恩女士更认为“二次大战后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在冷战体制下，美国支持各扈从反共独裁国家进行了以清除共产党人为名的、组织性的人权蹂躏运动，杀害了数百万人。美国以贩毒、走私、武器买卖支付全世界反共亲美战争与政变，设立国际性恐怖训练学校，秘密培训酷刑拷打强暴逼供的“科技”。作者也侧重指控了美国及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军”对伊拉克丝毫不顾及国际正义和法律的恣意侵略，对无辜的伊拉克老弱妇孺造成重大伤害，而对世界舆论的谴责不屑一顾。总之，作者把这种以重武装、跨国大企业、国际金融工具为手段干涉和控制世界以满足帝国霸权利益者，为“经济殖民主义”。

四﹑从台湾回看香港

关于“殖民地现代性”的分析，思想家马克思早在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作过非常科学的分析。他在论及英国对印度斯坦的统治时，就说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同时表现破坏性作用和“建设性作用”。

破坏性──掠夺﹑压迫﹑榨取﹑种族歧视和压抑，使殖民地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灵附庸于宗主国，破坏传统文化……而这些作用，是为宗主国独占资本的肥大化所必要之蓄意的营为。

至于其“建设性作用”──基础设施，少数殖民地精英的教育培养、并不普及的下、初级教育、以殖民者社区为中心的公共卫生设施，铁路公路的铺设、传统封建宗法制度的破坏和利用各地封建宗族阶级歧视制度、发展殖民地商品农业，使传统农民为农业无产阶级和债务奴隶……凡此，都是为了殖民者利益，发展殖民资本主义必要的配套，是非蓄意的营为，总体上是增进殖民地的庸属化和奴隶化，绝不是现代化和文明开化。而被殖民各族人民，只有通过革命的批判，才能将殖民者非蓄意的“建设性”遗产，为我所有，供我利用。

八〇年代以来，台湾少数老一代皇民遗老和日本反动学者政客一道，为日本殖民下台湾“现代化”大唱赞歌，和一八九五年以降至一九四五年间台湾人民在武装游击抗日和非武装抗日，四五年后涩谷抗暴、反美扶日、一直到新民主主义斗争中光辉磅礡的爱国主义大相径庭。

去岁我滞港二月余，也知道了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被决定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归后，突然出现的一批亲英、亲美、亲西方，反共反华的“突然民主派”，和以彭定康为代表的旧殖民者百般勾结，处心积虑破坏香港依中英协议的《基本法》顺利结束香港殖民地制度，回归中国，并以殖民统治为“现代化”和“文明开化”，倡言“香港意识”，甚至以英国人自居自诩的殖民地遗老遗少精英阶级感到十分诧异。

本书作者谈到这一小撮假英国人、“民主派”语声沉痛不屑，令中国读者读之汗颜，从而深刻地感受到前殖民地在“解放”后，有意识、有目标、有步骤和有政策地展开“脱殖民”运动，是事关民族团结与自立，事关去奴性化的千秋大业，绝不可等闲视之！　　

五﹑寄希望于新生一代

作者谈了今日霸权大国如何以“经济殖民主义”制霸世界，旨在说明今天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与自由在现实上正受大帝国的严重威胁，意在对面向这个大气候不但视若无睹，又实际上对这帝国极尽斜肩谄笑之能事，在香港政治生活的末节上挑弄不必要的矛盾的香港“民主派”，有严厉的批评。

然而，这本书又绝不是写给“民主派”看的书。在卷末，作者表露了对年轻香港学生和青年一代的关心，希望年轻的一代人能明辨是非，看见偏执宣传的迷雾背后的历史真相与前行的正确方向。高龄八十二岁的外国老太太，作者杜叶锡恩女士对中国和中国新生代青年的寄望之殷、关怀之切，真情流露，力透纸背，读之动容。而凡中国人，多么应该怀着深深的自省和感谢，通读这本充满道德力量、真知洞见又勇于实践精神的好书。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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