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民化，香港为何没做到位？

去殖民化，香港为何没做到位？

编者的话：“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香港人有什么人权？有什么政治权利？”面对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在香港街头举着英国国旗或美国国旗闹事的暴力分子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而正确答案是：香港人连国籍都没有。其实，很多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都清楚，英国人发的更像是一个旅游证件，他们依旧是英国的“二等公民”。回归以来，香港已从一个由英国政府“空降”港督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高度自治的特区。遗憾的是，香港没有进行必要的去殖民化。近些年，受“港独”蛊惑和外部势力的干预，一些香港人却掀起“回殖”逆流，心甘情愿做起“恋殖派”。

不少街道还以港督命名

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进入倒计时，罗大佑的一曲《皇后大道东》被认为是唱出了港台地区和内地的历史与现实，是“对民族命运的深入探索和追问”。据说，罗大佑在香港购物时看到皇后大道的路标后有感而发。他在歌中诙谐地唱道：“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有个贵族朋友在硬币背后，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在香港街头，今天还能看到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筑、地标，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西方化的色彩。

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乘“高尔合”号来港，举行升旗仪式，并在海面鸣炮，表示正式占领香港。英国给登陆地点命名为Possession Street(意为“占领街”)。后来，因华人对“占领街”这个街名反感，才根据街旁的大水坑将街名改为“水坑口街”，但路牌上的英文仍为Possession Street。如今，在香港，带有殖民时代印记的路标很多，如“皇后街”“皇后大道西”等。而以香港总督命名的街道更多，如与第一任港督有关的“砵甸乍街”，与第八任港督有关的“轩尼诗道”，与第十任港督有关的“德辅道”，与第十七任港督有关的“金督驰马径”。

香港《南华早报》2015年10月曾刊文称，从一些雕塑到学校、街道名称，从(冠以“皇家”名字的)私人俱乐部到法官的服饰，以及我们口袋里的零钱，都令人想起香港被殖民的历史。《香港邮报》也报道称，如果继续在一些殖民时期留下的邮筒上“展示”英国皇家标志会很不合适，会让“公众感到迷惑”，而有关覆盖此类标志的计划却让某些“文物保护者”怒不可遏。

从2007年香港皇后码头拆迁事件开始，一些涉及殖民色彩的建筑和标志就被“恋殖派”追捧，如在示威游行活动中有人打出“龙狮旗”，公开怀念殖民时代。皇后码头拆迁是香港特区政府中区政府填海工程的项目，项目一公布就遭到一些香港青年的反对，他们的理由竟然是：“为什么要把一个有‘集体回忆’的码头拆掉用来做基建？”当时已年过七旬的香港证券商协会副主席陈葆心质问这些“文物保护者”：“这算是什么人的集体回忆？在上个世纪初一段颇长的时间里，山顶仍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警告牌，这回忆又会有什么感受？”在见证了皇后码头历史变迁的陈葆心女士看来，当年的皇后码头，是英国皇室人员及港督登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举行仪式，主要目的就是要宣示主权，让世界知道“香港是英国的地方”。

“香港有人对西方盲目崇拜”

如今，英语很大程度上还是香港人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香港精英全部写英语、说英语，很多人却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一知半解。在香港采访期间，《环球时报》记者看到有示威者高举英国国旗或是美国国旗，他们大多对西方记者表现得毕恭毕敬。一些香港年轻人对西方怀着几分盲目的喜爱和崇拜，在采访激进派示威者的游行时，每当记者用英文提问时，他们就误以为是来自于西方的媒体记者，特别渴望用英语交流。在地铁站，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英语教育培训的广告，一些打着“皇家英语”招牌的教育机构在街边也随处可见。

在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邓飞看来，街道名或香港人学英语还不是“殖民地化”的主要残存。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香港人学世界通用语英语纯粹是一种务实、功利的想法，其实不少香港孩子最不想去留学的地方就是英国，因为“太沉闷了”。真正的“再殖民化”是什么呢？邓飞认为，经过英国的整个殖民过程，特别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今天，英国人不可能推崇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英国的有意贬低下，无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过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很多都对内地的政治体制、社会状况持怀疑态度，导致他们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介入香港事务的包容程度高于对内地善意的信任程度。

“一些香港人对西方有一种盲目崇拜，崇拜到什么样的地步？崇拜到其实西方国家也在发生质的变化，但他们却视若无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变化。”邓飞给《环球时报》记者举了个例子，香港人可能对法官的审判不满意，但是大家都觉得很无奈，因为要尊重司法独立，大家都不要去打法官的主意。他解释说：“实际上英美国家的司法独立也不是这种极端化、绝对化的。为避免法官胡乱判刑，英国量刑委员会会给出判刑的指导意见。这无损英国司法独立，但香港完全没有。另一个例子就是法庭监督机制，这在美国是很普遍的。它把每一次判案法官所有的资料资讯全都上网，公之于众，让大家有一个对比参考，从而对法庭的审判起到监督作用。但在香港，却有人认为这是有损司法独立的，其实他们的思维逻辑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是100年前，没有同步看到今天英美国家的司法制度也在进步，在演变，并不是冻结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香港人对英国殖民统治有一种情感上的依赖，其实不是这样，他们更多只是一种想象，一种保守的教条主义的想象。”

近年香港有些年轻人支持“港独”，甚至有人希望“香港重归英治”，但许多经历过英国殖民统治的老一辈港人都说，英国政府管治香港期间，并不是那些没经过殖民地统治的年轻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好。根据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教授周全浩忆述，港英殖民统治时期官商勾结严重，重要决策由总督会同行政局通过后才能执行。上世纪90年代之前，香港只有九巴和中巴两家专利巴士公司，专利条款规定：如这两家公司添置新车或相关设备，必须从英国进口。这明显就是殖民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来牟取经济利益。但殖民统治时期，民间的反对声音传递不出来，所以表面给人“港英政府治港有方”的印象。周全浩还表示，九七回归后，香港传媒也很少论及港英政府的阴暗面，原因是“亲西方的传媒没有兴趣谈，其他传媒又觉得这些是陈年旧事，没新闻价值，不值得重提”。

香港教育工作者杨志刚2017年曾撰文说，《基本法》于1997 年生效之前，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香港人有什么人权？有什么政治权利？答案是：香港人连国籍都没有。香港人拿着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只是一个旅游证件，在英国没有居留权。在内地出生的香港人，则只能拿着身份证明，当然更称不上是一个国籍。香港人可说是无国籍、无权利人士。杨志刚在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在香港摩星岭设有域多利道扣押中心，该建筑物因外面涂了白色被称为“白屋”，其实却是一个黑牢——殖民政府不经审讯就长期羁押政治犯的黑牢。

9月1日，数百名香港活动人士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请愿，要求英国给予他们英国公民身份和居英权，而不是目前这样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只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该类英国国民(海外)身份证件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英国向香港居民发放的，持有人可以无需签证进入英国，但不具有英国居留权和工作权。据英国内政部统计，约有17万香港居民持有有效的BNO护照。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对香港和BNO持有人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充分尊重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去殖民化：新加坡做得好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8月13日发表文章称，世界很多地方仍在吞食当年大英帝国留下的“恶果”，香港民众和克什米尔本地人就在为英国留下的烂摊子买单。文章说：“曾有一段时间，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落山。但殖民主义的肮脏遗产在亚洲依然存在，香港和克什米尔发生的两场看似截然不同的危机有着相同的遗产。”

英国等老牌殖民者留下的历史问题，引起很多国际舆论的深思。“从去殖民化到再殖民化。”《约旦时报》曾刊文称，在人类史上“曾存在发达列强控制落后国家的殖民时期，此后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的去殖民化时期。显然，如今我们正站在一个‘再殖民化’的门口，其中少数大国正再次干预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事务”。

近几年，也有香港媒体将香港与曾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做对比。新加坡1965年建国时，李光耀把英国人留下来的公务员重新梳理，对他们的身份进行严格审查，并进行再培训，最后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效忠新加坡。香港《亚洲周刊》的一篇评论文章在探讨如何“去殖民化”时提到，李光耀采用的是“自主创新”模式，有机整合了东西方制度的精粹。

去殖民化先要从教育入手

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鸿去年曾撰文说，香港殖民地体制大部分被保留下来，没有进行必要的去殖民化。而要做好去殖民化的工作，就要先从教育和青年学生入手。香港《亚洲周刊》评论说：殖民管治虽已湮没，但去殖民化行动却未能真正起步，原有制度不但保留，更被神化;而国民教育受压而退、中国历史课程更是自动放弃，“民族纽带自断，英殖阴魂‘长存’”。

因为教育缺失和选择性遗忘，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时期所谓的“民主和人权”被夸成了“一朵花”。香港青年人对历史一知半解，加上受西方一贯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影响，去殖民化一直不到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香港去殖民化未能到位的一个表现是：很多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两制”看得比较重，有些人把历史必修课给去掉了，改为通识教育。然而由于教材的参差不齐以及老师的立场不同，有的学生被灌输仇恨内地的思想，还有一些人不感恩“一国两制”带给香港的繁荣和机会，反而把香港本身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转移给内地。由于反对派有心部署，再加上外部势力的干预，香港没有做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必须做到的去殖民化。

谈到如何让香港去殖民化。陈勇认为，从教育层面，很难再靠香港本地的教育体系，“有些老师教学生犯法，还有一些诅咒警察的子女活不过七岁”，“不要说老师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道德底线都不能低成这样”。

说到香港的一些“有毒”媒体，陈勇认为，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还要保证客观公正，那么同样需要立法。他表示：“短期立法比较难，但可以逐步来，至少政府自己要有这个责任。例如，媒体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法律时段播发关于政府的客观内容。”从司法层面来说，陈勇认为可以参考新加坡的法律体系，“新加坡的去殖民化做得好。新加坡把自己的司法、教育、国防体系以及爱国教育做得很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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