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最高兴的事感受他始终不变的初心

 从毛主席最高兴的事感受他始终不变的初心

​​​​林之辛

　　《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么一段话，那是在1958年2月28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说的。他说：“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毛泽东这一个强烈的情感表述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作为一个开国领袖，从星星之火开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这样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大胜利，却没有让毛泽东怎么高兴，真正让他快乐起来的，是“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还有“私营工商业改造”。毛泽东是随便说说的吗?不是，他以前就说过，可见不止一次。据《毛泽东传》的记载，毛泽东对他的秘书田家英也说过，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少次改朝换代，哪一个起事的头头不是把争天下，夺政权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再看看今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又有哪个风云人物不是把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作为自己最大的追求和最高的荣耀?可毛泽东不是这样，在他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比什么都更值得为之奋斗;夺取政权只是手段，取得政权为改造社会开辟道路，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才是他奋斗的目标。毛泽东为改造中国社会奋斗终生，直到晚年，他仍在为中国进步得太慢、很多地方“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而自己余生不多无力为中国的进步做更多的事情感到深深的遗憾。正是这种超脱个人利益而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思想境界使毛泽东不仅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而且也高于绝大多数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成为中国以至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对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这种追求理想社会的精神永远闪耀着激励人心的光芒，这个光芒不会随着他的过世而消失，相反，在社会演变事实的不断映衬下，它越来越成为一切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人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

　　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是不是值得这么高兴呢?看一下中国历史，这个胜利把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再放眼世界，除了苏联，又有哪个国家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而苏联斯大林所搞的农业合作化则是一大败笔，粮食大幅减产，牲畜大批被杀，农民怨声载道，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从建立新中国算起也只有几年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苏联曾经发生过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欢欣鼓舞。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67.8%，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53%;其中，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比1952年增长19%，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这些辉煌的数字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的这个变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是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不仅如此，由于有了集体经济，许多单家独户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就能办起来，随后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抗御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集体经济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基础，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超过中国多少倍。可是，不要忘记，这些国家最早在15世纪就开始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以英国为例，这个进程，以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为特征经历了约400年，才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变为适应工业化需要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并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充满了掠夺、暴力和杀戮的血腥味，整个圈地运动，伴随着对农民土地的暴力剥夺，造成许多人的背井离乡和穷困潦倒。这些历史事实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深刻描述，在许多严肃的西方学者的论著中也都有反映。所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与肮脏的东西”这一名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的这个过程，他很清楚，不改造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小农个体经济，使之成为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大农业，农业生产就不可能持续发展，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可能。可是他不愿意走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让广大农民受苦的道路。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他要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就是既要能够尽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又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这是一条从未有前人走过的路，而毛泽东成功了。如果说，政权的更迭在历史上不算什么稀奇事，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改造小农经济并取得成功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毛泽东是有理由大大地高兴的，而这种高兴又深刻地反映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社会的公平正义占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地位。

　　毛泽东选择这条道路，有一个基本依据，就是一切从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着想，并且一切依靠广大人民。他经过调查研究认定：“中国的情况是人多地少，经营方法落后且时有灾荒，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生活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所以，一贯以“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为行动准则的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十分注意不要伤害其他阶层农民的利益，尽量照顾到绝大多数人。这在政策上就是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他还强调对暂时不想入社的农民不要歧视，“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而要通过合作社增产的实际效果来吸引他们。毛泽东这种尊重群众，爱护群众的态度与斯大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粗暴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反映出毛泽东高于这些人的思想境界，其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两者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的这股高兴劲特别表现在他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的热情和投入(毛泽东曾想把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这本书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形势下作为经验总结来写的。毛泽东不仅下大力气亲自编辑，从精心选材到一字一句修改文字，直到用心拟出生动鲜明的标题，而且还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算得上一篇“大文章”(对这篇“大文章”，毛泽东自己一直很喜欢并多次提及)。这些按语，字里行间倾注了毛泽东对广大农民的一片深情，现在读起来仍然让人感动。例如有一篇按语写道：“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这些充满激情的语言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广大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创造出美好明天的热切希望和坚定信念。他坚信，这就是中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毛泽东对旧中国广大农民的艰难困苦感同身受。他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就是农民。在毛泽东看来，获得翻身解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步，进而实现广大农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目的。毛泽东认定，中国农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共同富裕的问题。他说：“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毛泽东认定这条路，就始终没有动摇过，并为之奋斗终生。

1955年，毛泽东在南京郊区尧辰乡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正因为农民集体化的这条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毛泽东对一切阻碍这条道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由此引起了党内以致领导层内的尖锐分歧，这是解读几乎贯穿整个建国后党史的党内斗争的一把重要钥匙。

　　围绕合作化的分歧最早发生于刚刚建国的一九五一年春夏。争论是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旗帜鲜明地表示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支持，他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那样痛苦而漫长的道路;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用积极引导和示范的“自然的不勉强的”方法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毛泽东的主张最终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形成而成为全党的共识，拉开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

　　在合作化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小脚女人”的争论。以邓子恢为代表(受到某人的支持)的农村工作部领导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感到担忧而采取了紧缩的方针，形成“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做法：“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与那些“小脚女人”在思想倾向上最大的差别，就是农民集体化在毛泽东心目中所占的地位远比那些人要高，要重，神圣而不容侵犯。如他所说：“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在这个思想下，毛泽东把分歧的性质提高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质问反对者：“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他批评阻碍者：“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正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国的农村才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突破性胜利。

　　农业合作化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使整个党内充满了过分乐观和急于向更高公有化制度过渡的情绪，农村出现了并社，建大社，追求“一大二公”的倾向。大量“报喜”材料上报中央，以建设理想社会为奋斗目标的毛泽东自然深受鼓舞，表示出极大的热情。然而，也是毛泽东最早看出了问题，就在中央9月10日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召开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进行纠偏，之后又召开了多次纠偏会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的纠偏是顶着“右倾”、“倒退”的怀疑和抵制进行的。为什么毛泽东把建设理想社会看得那么重，却又能在全党头脑发热的情况下清醒地提出纠偏呢?关键就在于他对运动中出现的以“共产”的名义用行政命令强行剥夺农民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厉声斥道：“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剥夺农民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剥夺农民的思想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导致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和大灾荒。严酷的现实终于让全党接受了毛泽东的纠偏措施，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回到了合作社的状态，实际上纠正了人民公社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偏向;公社只保留组织农民搞水利建设等初级社无法实现的功能。

　　但是，纠偏不等于放弃已经选定的道路;纠偏，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所作的调整。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在毛泽东心目中，社会公平、共同富裕这个基本方向是不可动摇的，集体化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因此是不容改变的底线。然而，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围绕是否坚持集体化道路却发生了新的党内分歧。这场分歧的尖锐程度远远超过合作化初期的争论，党内高层多数人倾向于“退够”，退到“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实际上就是回到单干。在农村集体化成果得而复失的危机前面，毛泽东以他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和不屈不饶的性格，不顾党内众多的反对声音，甚至不顾出现党内分裂的危险，义无反顾地开展了斗争。这就是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来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有关讲话。

　　1962年7月上旬，毛泽东同罗瑞卿、萧华谈话，问“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回去查查军队中的意见怎样? ”

　　7月20日，毛泽东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

　　8月5日，毛泽东对一些领导干部讲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8月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他说：“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听到有小组汇报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时说：“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中全会，他说：“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接着，毛泽东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很清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其导火线和实际背景就是为了捍卫他视为头等重要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农民集体化的成果。在毛泽东看来，捍卫这个成果就是捍卫占农村人口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特别是贫困农民的利益;捍卫这个成果就是捍卫农民共同富裕、防止阶级分化的道路。这是高于其他一切考虑而必须放在首位、不容挑战的根本问题。严重的是，威胁这个成果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共产党外，而是来自共产党内，来自领导层，来自和他共同战斗过的战友。毛泽东该做何种选择呢?毛泽东的价值观再一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惜冒着与自己亲密战友翻脸、甚至冒着党内分裂的危险也要坚持自己认定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向和道路。这就是随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因。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向周围人袒露了要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来捍卫这条他认定的使中国几亿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决心。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这段话说明毛泽东认为农民集体化的事还不只是农民的事，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事。他怀着深情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

　　重读建国后的中共党史，从毛泽东最感高兴的事，沿着他的心路历程，就能清楚地理出党内不断出现的分歧与斗争的脉络，解开多年来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与他共同浴血奋斗多年、共同创建新中国的亲密战友会走到最后分手的地步?毛泽东用他一生的奋斗诠释了“不忘初心”的真正含义。不忘初心，始终不渝，既不因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会向任何阻力屈服;既不惧怕外部的敌人，也不惜与昔日的战友分道扬镳。

　　人们都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固然不错，但仔细体察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态度，就会发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而在这种思想方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具有指导意义和决定意义的东西，那就是毛泽东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为什么人”的价值取向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是实现价值取向与社会理想的思想方法工具。思想方法与价值取向，虽然不可分割，却仍然有一个谁统帅谁的问题。这构成了他与他多数同事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区别被许多研究者长期忽略或掩盖了。他的那些同事，接受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却不见得理解或认同他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中曾经对这些同事的价值取向产生疑问：“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毛泽东认为，坚持集体化道路，通过纠偏调整，经济恢复“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事实上，随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恢复。

　　毛泽东为了探索人民大众共同富裕的道路，付出了一生的艰苦努力。这个探索的得失最终会由历史作出公正的评判，而他一切为了人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则无可置疑地成为永载史册的伟大精神丰碑。正如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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