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指明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农民群众是伟大的革命力量、中国社会问题要“根本解决”以及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对实现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并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连接的伟大转变，做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100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典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从而实现了由旧式民主革命向新式民主革命的转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分子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李大钊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革命精神及其丰富的思想理论著述和斗争实践，体现了十月革命在中国深刻影响和导向作用的历史轨迹，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后人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寻求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逐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工人阶级有了新的觉醒，为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奠定了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19世纪末开始，中国就零星有一些刊物、文章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但这时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作为一个学派被提及，其影响力较有限。之所以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是因为：首先，它达到了应有的广度，比较全面、持续不断地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其次，它达到了应有的深度，是被作为科学的信仰加以传播，并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起点。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就充分体现了上述两方面的特点。

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是从介绍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开始的，这不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取向，而且也使得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亲切感。李大钊于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集中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他明确判定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法、俄革命有着迥然不同的性质，他认为正是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并强调对此我们“唯有翘首以迎”。他还较深入地分析了十月革命：指出指导这一革命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这个革命的目的是进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阐明这个革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力量，认定这种20世纪的群众运动必将战胜一切反动势力而取得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对于垂危的中国，“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此后，他更加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这相当大程度上启发了一批先进分子，帮助更多的人开始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进而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广播,李大钊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较全面、系统而深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在他的传播工作中集中了很大的精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提供新的科学的“认识工具”。这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目标。为此，他先后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学思想史》、《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要论》等等一系列文著；与此同时，从1920年起，他还率先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和《史学要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此外，他还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校发表《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演讲。正是这些文著、课程和演讲，比较系统而准确地阐述了诸如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变动发展的深刻原因是在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一切历史现象、社会革命的发生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在社会历史领域，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得以广泛传播，使得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这不但奠定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也使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有了全新的内容，真正成为战斗的旗帜。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在当时高校史学界乃至全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意引导先进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建党时期50多位早期党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李大钊的影响而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的。如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到北京，都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从此再也没有动摇过。1949年3月，当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时，毛泽东曾说：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这句发自肺腑的赞叹，是对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伟大功绩的最生动的评价。

二、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李大钊就比较自觉地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应用于实际才能发生效用。1919年，在同胡适的论战中，李大钊明确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道理。可以说，李大钊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思想，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都秉承着这一正确的学风与观点。

（一）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感性推进到理性阶段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但中国近代以来在长时期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在反帝斗争中或采取单纯排外的错误做法，或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开始进入从感性推进到理性的阶段。李大钊做的首要工作，就是系统而广泛地传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

1919年1月，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李大钊第一次准确地表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其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与民族自决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他明确主张要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的斗争任务。他还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引导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结起来。该文，深入总结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一方面，要不惧怕帝国主义，要重视“民众势力”。这是对帝国主义外强中干本质的辛辣写照；另一方面，要认清帝国主义凶恶的面目，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在反帝斗争的问题上阐述了国际主义思想。一定意义上而言，这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是相似相通的。这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反帝斗争的过程中，理性认识和策略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指明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先锋，是新的领导力量

近代中国新旧革命转换的主要标志，就是领导权的变化。十月革命后，他认为今后人类发展的前途必将是“劳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中预测了中国工人运动必然会发展起来。李大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坚强的革命性，中国劳动者能够组织起来，同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在本国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李大钊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并声称正是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精神“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虽然当时全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还处在不完全自觉的状态，而李大钊表现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指明农民群众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李大钊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极为重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断定农民群众中间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为了把农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李大钊还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首先，提出只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这是在乡村中开展农民运动的“第一要紧的工作”；其次，要注意武装农民，只有这样才能抵抗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他强调农民武装是农民自卫的性质，要严格防止被军阀、土豪、土匪利用；再次，“耕地农有”是广大贫农的急切要求，革命当局应该“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他还号召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到农村去进行工作，开展农民运动。李大钊对农民的正确态度和策略，同毛泽东后来所坚持的正确方向是一致的。

（四）指出中国的社会问题要“根本解决”

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在社会改造问题上主张“根本解决”。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改造是要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也就是说，是通过渐进式的点滴改良，还是要进行革命变革的根本改造。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的主张，李大钊反复阐明中国问题“根本解决”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他指出：

【“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只有进行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李大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社会改造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五）指明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

1921年1月，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反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实业发展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要“使人们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的方法，就是说劳动者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有一个过程，掌握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同时他表示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李大钊在对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中，具体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他在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充分重视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实行国有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做能够有效地、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有了强大的国营经济，还可以同国际进行经济合作。总之，在李大钊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具有很大的好处。论述社会主义时，同样指出不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要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既要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要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李大钊正是根据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上述这些看法表现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入的见解，这对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启迪意义。

如上所述，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对实现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并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连接的伟大转变，做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功高至伟。

三、学习和弘扬李大钊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这是吴玉章1959年为《李大钊选集》出版题写的诗句，是对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作用和意义的生动写照，同时也体现出十月革命道路深远的历史意义。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他的一生，是战士与学者两种品格完美结合的一生，是共产党人学习和弘扬的一个伟大楷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永远不忘初心，而李大钊革命的一生就是我们党初心的一个重要原点。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爱国情怀和人民情怀是接受真理、通向革命的重要前提。当李大钊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他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实际斗争，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做过一定程度的分析；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引下，他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最终通过十月革命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自觉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坚定的理想信念，使李大钊具有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革命品格。李大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是一位大无畏的革命战士。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他始终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他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体现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他在狱中仍不倦地宣传革命真理，鼓舞大家的斗志，赢得了全体难友的尊敬。他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与他同时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他在狱中所写的自述中，回顾了自己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一生，表达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伟大抱负。李大钊革命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最好写照。

回顾李大钊革命的一生，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何等伟大而崇高，这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科学的信仰，是建立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的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精神的充分体现。正是这种理想的力量，使他敢于在反动统治的心脏播撒真理的火种，点燃被压迫、被侮辱的人们心中的希望。他坚信真理必胜，人民必将获得解放，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白色恐怖之际，许多同志劝他离京南下，但他考虑北方革命工作的需要，毅然决定留下坚持斗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就是理想信念的巨大力量。

重温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我们深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会因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而失去真理性的光芒，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绝不会改变的。一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以仇视和咒骂的历史近视者，都将被证明不过是历史的小丑而已。在今天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理想信念失落的严重情况下，学习和弘扬李大钊坚定信念和革命精神，对践行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号召具有重要意义。

【梁柱，北京大学原副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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