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贴标签的学问——以香港为例

贴标签，是指给一个人或团体或群体一种定义式的形容，将他们归类。

贴标签和这次香港特区的区级议会选举结果有没有关系，本人对香港问题没有研究，对此没有发言权。但是在之前发现被人有意识地归类为某一派的香港议员们似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标签分类，我就感觉他们一定会掉到坑里。

这个标签，就是所谓的“建制派”。

国内各种研究机构和高校研究香港事务的专家学者众多，他们似乎也一直在用这个标签来指称这些人。但是除了澳门大学吴枚教授，我没有见过有谁质疑这个标签的来历：是谁创立的这一说法，怎么来的，为什么如此标签这些人。

我也询问过我过去在新华社的同事。他说，过去新华社从来没有采用过这个标签。只是近两、三年，有零星采用。但是我过去供职的对外部还从来没有用过。

那么“建制派”这个标签有什么问题呢？

英文维基百科特别把“建制派”归到“亲北京阵营”（pro-Beijing camp）词条做解释，说他们是拥护中国北京中央政府。

但是所谓“建制派”，英文是“pro-establishment”，表面意思是亲当权派，隐含的意思却是保守、维护体制或既得利益。这个词即使不是贬义，也没有褒奖的意思。

那么问题就来了：在港英时代，我们听说有把支持港英政府及伦敦英国政府的港人称为“建制派”、亲伦敦阵营的标签吗？没有。这是香港回归后才出现的标签。

更需要注意的是和这个“建制派”相对立那群人，通常的标签应该是反对派，the opposition。但是没有。他们被标签为“民主派”或“泛民派”，pro-democracy或者pan-democracy。人们传统的概念里，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民主毫无疑义是高大上的褒义词。那么，当“建制派”和“民主派”这个两个标签在各种媒体的文本中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两个群体在受众心中得到的褒贬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精心设计的标签，我们却不加警惕不问缘由地接受，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香港研究之大耻。

根据西方的标签理论，标签会把对被标签者的刻板印象固化，那种污名化的标签还会使被标签者的心理产生微妙变化，对他们的自我概念和社会认同都会产生影响。很多观察香港问题的人对“建制派”的行为方式有诸多疑问，这中间有没有标签对他们的心理影响，使他们在把这种标签内在化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种希望与之保持距离的抗拒，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让人叹息的是，我们不仅对这种怀有险恶用心的贴标签缺乏警觉，而且应该反贴标签的时候也不会贴。对那些已经肆无忌惮打砸抢烧的暴力恐怖闹事者，还温和地称之为“激进抗议者”。抗议者是一个没有任何贬义甚至带有鼓励性质的名词好不好？这样的指称，甚至都罔顾事实了！

不要小瞧贴标签的作用。美国媒体利用标签给人洗脑于无形的一个经典例子，是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他的《时代》周刊上个世纪30年代对西班牙内战的报道。本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但是保皇党人和右翼军人认为它亲苏，因此发动政变要推翻这个政权。政变被挫败后，以弗朗哥为首的右翼军人发动了反对西班牙合法政府的叛乱。这个是非很清楚。但是卢斯和他代表的美国当权派支持佛朗哥，而卢斯又要避免给读者造成弗朗哥是个非法的“叛乱分子”的印象。于是在卢斯的精心策划下，《时代》的报道中完全回避合法非法的问题，更不明确说谁是谁非。他们利用美国普遍存在的反共仇共心理，不说弗朗哥是“叛乱分子”，更不称他的军队为“叛军”，而称他们是“白党”（Whites），称西班牙合法政府和政府军为“红党”（Reds）。就这么两个表示色彩的词，颠覆了美国人判断西班牙内战的是非观，以为弗朗哥代表的是合法的一派，而非法的叛乱者却是红党也就是合法的政府军。这两个色彩形容词的标签，兵不血刃地达到了卢斯预期的目的。

如今，同样的手法又在香港上演了。我们还能继续掉以轻心吗？

【熊蕾，熊向晖之女，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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