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刘瑞复谈关于马克思的那则谣言

这是什么“瘟疫”？

——也谈对马克思一则谣言的甄别

刘瑞复

编者按：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战，当前抗“疫”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其宝贵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形成了抗疫精神。这是指引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当然，抗“疫”过程中，有无数艰难险阻，也有杂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违背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东西，并没有消失。这也需要我们战斗。刘瑞复同志在一两天时间内写出这篇坚实文章，令人感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识别要快，反应要快。要向抗疫斗争那样，做到早预防、早隔离、早治疗。我们需要飞机大炮，也需要匕首投枪。

4月2日，在一个QQ群里，看到转发一个署名聂锦芳的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彰显其当代存在——对疫情期间一则谣言的甄别以及引发的思考》。文章说，“网上流传一幅图，在马克思头像下面有一段话：‘当人类出现瘟疫大流行，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之后，聂文便开始甄别、思考起来。

这是一篇很奇怪的文章，感到应当先把我的一些想法说出来。

一是，为什么要把不当方式当作谣言？

应当说，那段话，不是马克思的原话，也不是马克思1876年说的，配图者把自己的话说成马克思的话，是错误的，但这句话本身大体上是对的，并不违背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中指出：

“英国所表现的繁荣外貌是虚假的；贫困的瘟疫悄悄地侵害着市民大众，国家富强的基础已被动摇…… 在象英国这样利息率低的地方，利润率也是低的，国家的繁荣已经越过了它的顶点。”这种论断不能不使每一个熟悉英国美好状况的人感到吃惊。（普雷沃《评李嘉图体系》第197页）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指出：

十四世纪所发生的大瘟疫使人口锐减，用合理的价格雇用工人的困难已经到了根本无法忍受的地步，并且成为对王国的工业的威胁。

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中指出：

我曾经指出，破产是唯一象瘟疫一样蔓延并硬把诚实的人拉上无赖汉道路的社会犯罪行为。如果除破产之外再加上证券交易和许多其他罪恶行径，那就会发现我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文明时代的人从来没有像他们从事商业以来那样干过这么多政治上的蠢事。

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中指出：

再下一步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既没有力气和能力去偷窃，也没有力气和能力去请求施舍的人。瘟疫的死神特别喜欢拜访他们的烂草铺的床。这就是百年来上帝赐福的君主政体同强盗骑士和官僚一起进行的活动的结果。”

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 一书引言中指出：

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本PDF这几处摘录，关于瘟疫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讲的已经很清楚了。聂文只讲马克思没有说过那句话，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多场合说过关于瘟疫的话，只字未提。

聂文说没有查到带马克思头像的那句话。不会查到，因为这显然是当代人的话。马克思极少使用“社会主义”字样，更多的是“共产主义”字样，以示同当时喧躁一时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而且，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多地讲过资本主义总趋势。

近日，美联储前主席指出，由于冠状肺炎的播散，美国正经历“非常剧烈的衰退”。目前美元暴贬，步入熊市。美国劳工部4月2日公布数据，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激增至664.8万人。预计失业人数将达5280万人。这是1929年大萧条顶部的3倍。奶农被迫倾倒数十万加仑的牛奶。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乱发票子”的惊人程度。这些不能不反映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衰亡的总趋势。这一切，会把美国引向经济危机的深渊，也很可能通过侵略战争寻找出路。

聂文说，带马克思头像那句话是“生造”的。谁都知道，“生造”与谣言不同，谣言是“言”，不是“言”的形式。聂文把“生造”改成谣言，放在标题上，令人生疑。中央和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疫情中的谣言的。“战疫”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好多文论把马克思请出来就是例证。见此，有人是不是乘势也把正确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谣言一起反掉？

聂文说，发马克思头像和那段话的“加拿大钱宏又来信求证”。这个“又”字，说明作者同“钱宏”熟悉，知晓“钱宏”发马克思头像和那段话的事。既然经过“求证”，这样“生造”的话，何以不制止，何以还拿出来批判。这或使人产生联想。按中国人的非“最坏的恶意”推算，这不应当是一出“周瑜打黄盖”的闹剧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在抗“疫”斗争的紧要关头，利用马克思做文章，这种一手“制假”又一手“打假”的伎俩，是不是肮脏些了？

二是，怎么聂文自己也把别人的话当作马克思的话？

聂文说，“好几位朋友和家人知道我是专门研究马克思文献的”，“对于这些著述的内容，我是太熟悉了”。尽管如此，聂文还是没能避免把海涅说的话当作马克思的话写出来。

聂文说，马克思“在多种场合激愤地指出：我播下的是‘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同时，还说出了出处，马恩选集第几卷，第多少页。其实，聂文的这一句话就有3处错误。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还是恩格斯引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说的。是“多种场合”还是二个场合？是二个场合。是“激愤地”还是平和地？是平和的。

关于“龙种”和“跳蚤”这句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共有两处。

第一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海涅骂他的应声虫骂得很对：‘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里明确点出了是海涅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包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了格律恩。说他从“真正的社会主义”那里剽窃了关于需要和生产的术语，借用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的资本—— 生产和需要的统一，企图使自己的理论高于一切经济学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格律恩一段引文后面，写下了海涅这句话。

第二处是，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里写道：“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句话是德国诗人海涅说的，一看便知。

这句话的直接背景是，恩格斯针对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自称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人们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者有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

在我国学界，这种把别人的话当作马克思的话加以引用的情形，比较普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不读原著，引文抄来抄去，相袭成习。

例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马克思在注解中，说是托·约·登宁在《工联和罢工》里说的。

例如，“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在注解中，说是马利·奥日埃在《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里说的。

此外，聂文引用马克思4句话，有两处注解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处注解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是令人费解的。一篇小文，又是《文集》，又是《选集》地查来查去，繁琐、费力。况且，容易使读者产生不是查来查去而是抄来抄去的印象。如果不是抄来抄去，那这4句话都在《全集》上，一查便知。

三是，是不是可以把抗疫斗争引向邪路？

聂文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彰显其当代存在”，那么聂文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彰显其疫情中的存在呢？

聂文说，人们“无视、回避、抵制和遗忘了马克思这样振聋发聩、语重心长的警示和论断。” 聂文指出的警示和论断是：

马克思“在多种场合激愤地指出：我播下的是‘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在疫情的紧要关头，怎么能够提出“龙种”和“跳蚤”、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奇谈怪论？谁是“龙种”，谁是“跳蚤”？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上已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龙种”和“跳蚤”那句话的背景。“龙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跳蚤”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如果非要比喻不可，在抗“疫”斗争中，抗“疫”英雄和坚决跟党走的亿万人民群众是“龙种”，造谣生事，煽风点火的混混；东嗅西嗅，以求一呈的政治扒手，是“跳蚤”。在聂文那里，看不出“跳蚤”是指那个坏得很的“糟老婆子”，或有更高的所指。

聂文只说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作任何解释。聂文发表在网上，网里鱼龙混杂，蛙虫具在，是必须作解释的。“马克思说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人们还要马克思主义作什么”类似的认识和歪曲，流毒很广。

“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讲过多次。

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里说：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 “反对派” 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 “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 “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ｔｏｕｔｃｅｑｕｅｊｅｓａｉｓ，ｃ’ｅｓｔｑｕｅｍｏｉ，ｊｅｎｅｓｕｉｓｐａ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ｅ》——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

这是第一次出现这句话。马克思的这句话，恩格斯讲的非常清楚，是针对“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说的。

恩格斯在《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里说：

您屡次硬说 “马克思主义” 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 “马克思主义” 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如果《公民报》去年夏天的销售量为二万五千份，并取得了那样的地位，以致使利沙加勒为了夺取它竟拿自己的名誉下赌注，那末，这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好像同流传的所谓威信扫地的情况相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5页）这是马克思针对法国的所谓 “马克思主义”说的。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里说：

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 “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这是马克思针对法国的所谓 “马克思主义者”说的。

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里说：

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

这是马克思针对法国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说的。

事情很清楚，马克思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针对“真正”社会主义者们说的。“真正”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着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建的，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一以贯之，一生没有任何改变。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只要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要马克思的思潮，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思潮。

既然如此，聂文却在疫情中拿出来翻炒。何也？答案在下面。

聂文认为，在疫情中，不应“整天众声喧哗胡扯淡”，“应该深究一下此类重大问题”。什么“重大问题”呢？“我们这个追逐着‘中国梦’的国家，怎么会出现如此不堪的状况？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非理性的地步？”伟大的可歌可泣的抗“疫”斗争，在聂文那里，国家（聂文说的是国家）一下子竟然变得如此混乱、如此黑暗。

聂文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卖的是不是“用马克思反马克思”、“用死人压活人”这种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往往把瘟疫同社会连在一起。他们笔下的社会瘟疫、生产过剩瘟疫、经济瘟疫、自由主义瘟疫、民主派瘟疫、“真正”社会主义瘟疫、黑格尔瘟疫等等，都是用来概括社会关系瘟疫的。

反马克思主义是瘟疫，假马克思主义也是瘟疫。在少谙世事、不明就里的人们那里，假马克思主义是更危险的瘟疫。他们看见马克思主义，就像公牛看见红布一样。反马克思主义者是些睡梦里都咬牙的家伙，每个皱纹都隐藏着仇恨，他们赤膊上阵，“打着黑旗反红旗”。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是“假”，基本方法是“指鹿为马”。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篡改、歪曲马克思主义，以售其奸。他们似乎从上帝那里获取了隐秘动机，要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下，经过千百万抗“疫”英雄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目前的抗“疫”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切干扰、破坏抗“疫”斗争的调门必须少唱，假马克思主义必须完全休息。

2020年4月5日于蓝旗营寓所

附：

马克思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彰显其当代存在！

——对疫情期间一则谣言的甄别以及引发的思考

聂锦芳

昨天网上流传一幅图，在马克思头像下面有一段话：“当人类出现瘟疫大流行，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并且还标出是马克思1876年说的。好几位朋友和家人知道我是专门研究马克思文献的，特别传图过来，并向我求证。我做了如下的回复：我对此没有印象，刚才又检索了一下电脑里的马克思著述，也没有发现这句话。根据我对马克思当时思想状况的了解，觉得1876年的他已不太可能再说“趋势”和“丧钟”之类的话了，相反，他困惑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的资本世界的新变化，最终做出决定：“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页）不料，今天中午远在加拿大的钱宏先生又来短信求证，他发的图上不仅有马克思的头像和那段话，更标明出处是在“马克思全集第三卷232页”。对此，不需要有任何犹豫就可以做出肯定的判断了——这句话的确是生造的！

首先，世界上并没有单独以“马克思”为名出版的“全集”，他的著述总是与恩格斯合在一起出版的，中外都一样。其次，曾经出了两个版本的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收入的是其1843-1846年的作品，距离1876年差不多还有30年的时间！旧版收入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版开头部分则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这些著述的内容，我是太熟悉了，其中怎么可会有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参看这两个版本第三卷第232页的照片。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段话会不会出现在马克思著述的外文版本中而中文版漏译了？也不可能！中文旧版第三卷是严格按照俄文版“通行本”翻译的，与东德出的德文版“通行本”编排方式也完全一致；中文新版则参照各个文本德文的最新版本对正文内容的翻译进行了修订；至于国际上收文最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其第一部分第三卷收入的是恩格斯1844年之前的著述，第二部分第三卷收入的是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第三卷收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9年1月至1850年12月的书信，第四部分第三卷收入的是马克思1844年夏至1847年初的摘要和笔记——1876年的论述怎么会出现在这些卷次中呢？这件事也引发了我一些思考。每当世界上出现普遍性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人们总会想起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建党立国的理论基础的中国是如此，对其毁誉不一的西方也一样。这是这位毕生致力于对现代社会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当代影响的表征。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彰显其存在！这样的做法，无论动机如何，只会败坏他的声誉！事实上，马克思生前就对类似对其思想所进行的阐释、传播和宣传极其反感，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多种场合激愤地指出：“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3页）“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但遗憾的是，人们记住、强调和发挥了很多在其思想体系中并不重要或者需要还原为特定语境才能准确理解而不能无限演绎的观点和话语，但无视、回避、抵制和遗忘了马克思这样振聋发聩、语重心长的警示和论断。更令人叹息的是，类似这样无中生有的造谣之事，在现在的中国却愈益盛行起来。特别是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的泛滥，仿佛为在家里闲着的人们创造了更容易制造此类谎言的条件和时间，每天遍布网络、微信圈的信息，真假难辨，混淆视听，颠倒是非。这是当代中国症候的集中显现。少有人认真思索：我们这个追逐着“中国梦”的国家，怎么会出现如此不堪的状况？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非理性的地步？整天众声喧哗胡扯淡，难道不应该深究一下此类重大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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