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祥书面发言：唱响最可爱的人

唱响最可爱的人

石  祥

魏巍同志84岁寿辰的时候，我曾写过一首诗《魏巍是一座山》，其中写道：“魏巍是一座山/一座为人民英雄树碑立传的山/一座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山/一座镌刻着镰刀斧头旗帜的山/一座永远属于最可爱的人的山。”

今年是魏巍同志诞辰100周年，又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70周年。在疫情防控期间，我重新阅读了魏巍的代表作《谁是最可爱的人》及革命战争三部曲：长篇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和其他诗歌、散文、杂文等几乎所有著作。通过阅读，我进一步认识到，魏巍确实是一位杰出的战士诗人、人民作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看，他就是为时代立传、为时代画像、为时代明德的作家。

魏巍于1920年3月6日出生在郑州一个贫民家庭，原名魏鸿杰。1937年，仅17岁，辗转千里参加八路军，1938年入延安抗大，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参加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战士到骑兵团政委，一手拿枪，一手握笔，以笔名“红杨树”创作了大量唤起民众、鼓舞士气、消灭敌人的战斗诗歌。他在1942年7月创作的一首诗中写道：“诗啊，游击去吧/永远不要叛变/时时刻刻想着/怎样去报答人民……”，表达了人民子弟兵忠于人民忠于党的雄心壮志。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谁是最可爱的人？一直是魏巍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真观察、体验、思考、追问的重要问题。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2月魏巍以战地记者身份第一次赴朝。他冒着硝烟亲睹了松骨峰战斗中我志愿军战士与凶恶的侵略军血战拼杀的现场，又详细了解了每一个志愿军战士英勇壮烈的事迹，及时倾情地写了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于1951年4月1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一声春雷震天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轰动。

长期扎根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是为最可爱的人立传的根本保证。

魏巍曾经说过：“《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标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长期思考从脑子里蹦出来的”，是“战地黄花分外香”，是“风烟滚滚唱英雄”。

魏巍的《四行日记》，2008年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是他长期深入生活、亲身体验、深切感受的真实写照。他为了创作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东方》做准备第二次入朝，从1952年6月4日至1953年1月8日，深入战地一线生活。在敌人的炮火下，钻进防空洞、战斗掩体里，采访了几百名指挥员、战斗员、伤员和医护人员等，甚至到了距美国兵只有200多米的坑道里暗访，住了15天。此次战地采访，历时8个月，写下了100多篇日记，计10余万字。我读了《四行日记》，又对照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东方》，发现许多典型人物和生动故事，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战地日记里采访、记录、集中、概括、升华、提高，艺术地创作出来的。他在朝鲜战地采访的志愿军官兵，正是我入伍后胜利回国的所在部队师团营连指战员。我部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曾涌现过盘肠大战的英雄蔡金同，一条扁担俘虏了50多个英国兵的刘光子，负伤后爬了9天9夜胜利归来的硬骨头战士张渭良，在铁原阻击战中，当弹尽粮绝之际用歌声吓退敌人一个加强团的模范连指导员郭恩志，以及一贯指挥靠前、壮烈牺牲在战斗一线的原晋察冀子弟兵英雄、团长邓仕军和政工模范、师政治部主任周树青等，在《东方》这部书里都有光辉形象的体现。《东方》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群像，是最可爱的人的一幅壮丽的画卷。

为最可爱的人立传，在战斗生活中必须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魏巍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道：“首先，我希图追求最本质的东西。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着一个问题：我们的战士为什么那样英勇呢？就硬是不怕死啊！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为了找答案，我和人谈了好多话，开了好多座谈会。我了解到，他们由于锻炼和认识不同，虽然有些差异，但是都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深厚的同情，和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产生的革命英雄主义。我想，这不是最根本的本质的东西吗？我肯定了它，我一定要反映它，我毫不怀疑。”在两军对垒，错综复杂的生死较量的战斗中，如果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思想眼光，科学地分析、反复地论证，那是找不到最本质的东西的。只有与广大指战员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并肩作战、克敌制胜，才能唱响最可爱的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最可爱的人。魏巍很注重培养新一代军旅作家、文艺战士。我是1958年底入伍走进人民解放军行列的。此时，魏巍同志正在部队蹲点写长篇小说《东方》。在欢迎新战士入伍的誓师大会上，我即兴朗诵了一首诗《走，报名去》，受到热烈欢迎。师政委周树青得知后告诉大作家魏巍：“今天，有个新兵王石祥，代表新战士发言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很不错。以后让他跟着你学习搞创作吧！”魏巍说：“还是先放到一个基层连队锻炼几年为好，搞创作首先要当好一个战士。”不久，我被分配到红二连，从战士、班长到排长，一干就是五六年。这期间，正赶上大比武，日以继夜地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五大技术，我样样成绩优良。业余时间，为鼓士气、壮军威，办黑板报、写诗传单，诗稿装了一大麻袋，有的还登上了军内外报刊。师政治部将我的诗稿打印成册，呈送给魏巍的老战友、诗友、著名擂鼓诗人田间，他抱病为我的诗集选编目录，并推荐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我当战士时于1964年出版的第一本短诗集《兵之歌》。魏巍的一个建议，使我后来走上了文艺创作之路。1964年5月，我被调入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从事歌词创作，实际上调到了魏巍同志身边。其间，魏巍还当过我们的文化部长。几十年间，我一直在他引导、领导、指导下搞文艺创作，“亦师亦友五十年，同文同武一战线”。据我所知，魏巍同志对战士出身的作者倍加爱护，精准培养，不论是谁登门、写信求教，他都是在百忙之中赠书、复信，不厌其烦，建立经常的交流、联系，为繁荣和发展部队文艺创作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时代在发展，人民在奋进。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唱响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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