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追根究底论“公知”（三）

昔日文人得势祸国殃民的弊端源头在只考核“说”不考核“做”的畸形科举制

吴  新

象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那样巨大的危害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偶然的，那就是说，历史已经翻篇，这一段只需要当故事听听。如果是必然的，那就是说，只要不找出导致发生这种灾难的因素并予以消除，同样的灾祸今后仍然会发生，而且正在发生。

无情的事实是，这种灾难不是偶然的。导致这种灾难必然发生的因素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个因素就是昔日的畸形科举制及其变种——今日的文凭主义。明代的文人是昔日的畸形科举制的产物；今日的“公知”是文凭主义的产物。二种制度表面上不同，本质上却一样，都是只考核“说”不考核“做。二者的产物名义上不同，实际上一样，都在用同样的手法干同样的事——用“说”欺负“做”祸国殃民。

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畸形科举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其恶劣的破坏作用。中国大规模实行畸形科举制前后命运大不相同。这不是推测，而是事实。（见附录一：从宋、明较秦、汉、唐的关键倒退看畸形科举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破坏作用）。

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源于百年积弱。百年积弱源于千年流弊——只考核“说”不考核“做”的畸形科举制。（见附录二：畸形科举制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罪魁元凶）

畸形科举制和畸形科举制的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千年之久，不管如何改朝换代也照样当权当政，中国落后挨打，你不负责谁负责？不找你算账找谁算账？

笼统含混地承认“中国落后挨打”，却不准具体算账，不准追究中国落后挨打的具体原因具体责任人，那就只有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劣等文化劣等人”，让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为畸形科举制和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背黑锅，免得危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祸国殃民——怪不得“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从来不肯对畸形科举制横行的这一千年算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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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从宋、明与秦、汉、唐的关键不同看畸形科举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破坏作用

大数据，见规律。不看解释，只看事实：

同是农耕文明，同是汉族政权，同是抵御游牧文明的少数民族入侵，没有实行科举制和科举制不占统治地位的三个朝代（秦、汉、唐）全部抵御成功，成功率为100%——不但保全了疆土，而且御敌于家门之外，甚至主动出击压着对方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打得对方站不住脚远遁欧洲。而科举制占统治地位的三个朝代（北宋、南宋、明朝）全部抵御失败，最终都被少数民族征服，甚至被同一个少数民族（女真）征服两次（金灭北宋、清灭明），失败率为100%——除了明朝开国时期的洪武和永乐年间外，一直都是被人堵着家门打，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只有挨打的份——“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鲁迅语）。“事不过三”——一次或许偶然，两次或许巧合，但实行科举制后的汉族王朝一连三个个个如此，无一例外，跟没有科举制的秦、汉、唐形成截然相反的鲜明对比。再硬说这不是规律，只能证明是蓄意掩盖别有用心。

自从北宋全面实行畸形科举制之后：

——汉族政权（北宋、南宋、明）面对外来侵略，只见窝里炮的“文武斗”，不见一致对外的“将相和”。偃武修文、以文制武、优待文官虐待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压倒“林冲”。明代竟然必须由文官统兵，军人要获得正当给养还必须向文官行贿——为什么宋明两代只有“岳家军”“戚家军”对外能常打胜仗？因为当时只有这样的“X家军”才能尽量绕开文人的掣肘，把寄生性文人官僚体系的用“说”欺负“做”降到尽可能低。但这只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管得了局部，管不了整体。军人守土保国越积极、功劳越卓著，越难有好下场——岳飞命丧风波亭，戚继光死于贫病交加，“莫须有”制度化，“风波亭”成常态，军人处处受歧视——“丘八”“贼配军”“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

——中国再无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那个级别的思想家，再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那个级别的的伟大工程。“四大发明”有三个发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个“活字印刷术”发生在程朱理学刚开始嚣张、尚未来得及全面渗透巩固泛滥成灾的北宋早期。

——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摧残迫害妇女的陋习——妇女裹小脚、“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妇”“烈女”“节妇”“徇夫”“守节”等大规模泛滥成灾。

——出现了全面实现科举制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汉族将领大规模投降异族、竭力为异族效力反过来与汉族政权作战的情况——南宋降将为只会骑马射箭、从不懂驾船的元军建立并训练出水军，打败了南宋的水军，崖山一战灭亡了南宋，明朝降将教会满清大规模使用火器，彻底抵消了明军一直享有的武器优势，再也无力抵御清军——一个没有科举制，一个全面科举制；一个善待工匠，一个优待文人；一个重“做”不重“说”，一个用“说”欺负“做”。结果呢？

——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一蹶不振，典型人物形象从全面实行畸形科举制之前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变成周进、范进、孔乙己之类；主流精神状态从从全面实行畸形科举制之前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变成“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鲁迅语）。

——用“说”欺负“做”流毒全国。中国人丧失了大规模组织协调能力，变成了一盘散沙。越是大敌当前越相互拆台吃里爬外，自己把自己搞垮——“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鲁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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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畸形科举制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罪魁元凶

1．科举制本意不错，但做法有问题，因历史局限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走向了反面。

全面科举制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是被藩镇割据、军阀坐大逼出来的不得已的办法。其本意并不算错——以文制武、防止藩镇割据、军阀坐大。用公开考试选拔官吏来削弱、取代门阀世袭制、豪门举荐制等等原则都确实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虽然方向不错，具体的做法却不对，走了极端。一是只考核“说”不考核“做”——只看文章写得如何，不看实际效果，“一考定终身”，考试成果终身有效，能吃一辈子。二是只制约“武”不制约“文”，这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走到了事物的反面，变成了畸形科举制。（在当时那个时代这种走极端在所难免——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只知道应该制约硬暴力，不知道同样应该制约软暴力；只看到绝对的硬暴力绝对腐败，没看到绝对的软暴力同样绝对腐败。）实际结果就是放出了一个收不回去的魔鬼——政权从此被垄断文字、垄断信息、左右舆论的文人官僚集团和文人群体绑架，不依靠这些人就无法维持统治——“皇位是你的，实权是我的”。一时遏制了藩镇割据，却永久陷入了庞大的文人官僚集团和文人群体的操控，一种弊端取代了另一种弊端。

2．畸形科举制按照权术需要制造出一个只靠畸形科举制的特权生存、不靠社会和国家生存、不用“说”欺负“做”就不能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

畸形科举制的建立完全是出于权术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为制造出来一个工具分裂社会、分而治之。这就决定它的一切都只从权术的角度出发而不可能从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出发。尤其是北宋之后彻底“经义取士”、“代圣贤立言”，由此造成无穷弊端：

——极端脱离实际：强迫人们把千年之前的古董教条当绝对真理死记硬背，不容纳任何现实社会发展需要的真才实学，更不用说自然科学理论；只有主观夸张的“说”，没有客观实践的“做”；只考核“说”，不考核“做”。

——极端依赖特权：成功的标志、身份、地位等等全部来自畸形科举制赋予的特权——秀才、举人、进士……与社会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没有什么关系。

——极端追求权力：“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读书只为做官，做官是读书唯一目的。

——极端精神贵族：自命高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小人哉，樊须也”“焉用稼”、轻蔑劳动、鄙视一切劳动者。

——极端功利驱动：读书不是出于兴趣爱好——有几人会对那些脱离实际、空洞枯燥、味若嚼蜡、跟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八股陈词滥调真正有兴趣？更不用说出于爱好而孜孜不倦“头悬梁、锥刺骨”、拼命苦读、死记硬背这些东西了。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追逐功利。

——极端虚伪做作：只考核“说”不考核“做”，实际意味着“说一套做一套”合法，不但不受追究，不受惩罚，反而受到奖励。这本质是保护虚伪，鼓励撒谎——明明是为了功利而科举，却必须声称是出于心怀天下的神圣崇高目的，最后谁最虚伪、最善于撒谎谁优胜。

——极端个人主义、一盘散沙、毫无凝聚：成功只需要畸形科举制加个人奋斗。成功了，一切只归功于自己，不需要感谢其他任何人。这样的存在不需要与人配合，不需要组织协调，不需要团队合作，不需要凝聚，不可能养成集体行为、有组织的行动必须的任何素质。

——极端反动倒退：一口咬定“远古尧舜时代是理想境界”“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编新不如续旧、刻古终胜雕今”，公然主张复古，直接开历史倒车。

畸形科举制就这样用权力制造出一个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的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身子在当代，脑子在古代，整天死记硬背古人的逻辑、古人的语言、古人的价值观、古人的绝对真理、鼓吹复古，拼命培养训练舞文弄墨、主观夸张、文字游戏、空话连篇、指鹿为马、“之乎者也”“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之类，对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技能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既一窍不通又不屑一顾，没有也不屑学习在社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全部人生都孤注一掷在科举“学而优则仕”这一棵树上，个个如同范进、孔乙己，不入官场、不借助权力就难以生存。

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完全依赖畸形科举赋予的特权生存而不靠社会发展生存，因此它只需要畸形科举制而不需要社会的发展；是畸形科举制这一制度的产物而不是某个具体政权的专利产物，政权不过是落实畸形科举制的可以更换的载体，因此它在乎的是畸形科举制而不是承载这一体制的具体政权。“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存在决定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没有在乎社会发展的自发需要，没有在乎国家生存的自发需要，只有在乎确保畸形科举制的自发需要——有畸形科举制就有了特权，有了特权就有了一切。社会发展也好落后也好，载体政权存在也好灭亡也好，对它都无所谓——社会再落后挨打，自己照样可以无忧无虑；现有的落实畸形科举制的载体政权灭亡了，另换一个载体政权就是了，自己照样可以高高在上。没有畸形科举制就没了特权，没了特权就没了一切，社会再发展、国家再强大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虽然整天满口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但为了畸形科举制的特权，可以毫不犹豫把这一切道貌岸然当破烂扔——历史上落弟秀才举兵造反或投靠异族引狼入室屠杀自己同胞的还少吗？考功名时口口声声说是“效忠朝廷”，实为在“效忠朝廷”的名义下获得畸形科举制的特权。如果在这个政权得不到这种特权，就换一个。对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来说，政权不过是畸形科举制的载体。载体当然是可以换的。

对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来说，自己取得的一切都是自己在畸形科举制内个人奋斗的功劳，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因此目空一切——虽是连社会生存立足的一技之长都没有的废物、“百无一用是书生”，却偏偏以精神贵族自居，傲视天下，文人之间尚且相轻，其他各行各业更不在话下。

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不具备社会发展必须的任何素质——自然科学知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团队精神、协调合作、凝聚互助、全局观念、建设性追求……不可能养成任何“做”事所必须的品质和作风。

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没有建设性，只有寄生性——没有谋生技能，不屑自食其力，全靠别人赡养，建设发展的本领素质一样没有，内斗内耗的本领素质一样不缺——虚伪、自私、内斗、功利……不具备用“说”服务“做”的任何品质，除了用“说”欺负“做”外没有任何办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的寄生虫本质并非今天才有人看透——早在几百年前曹雪芹就借《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之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是“禄蠹”——白蚂蚁，不但寄生，而且破坏。

3．畸形科举制使这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成为政权官员的唯一正规来源，专门让这些最没有在乎社会死活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社会，最没有在乎国家存亡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国家

畸形科举制最可恶之处不仅在于制造了一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更在于确保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必然执掌整个政权——既然规定政权官员唯一正规来源渠道必须是科举成功的文人，那整个政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彻底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化就不可避免。

如果没有权力，这个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不过是一堆孔乙己，只能博人一笑。但有了权力则完全不同——由只在乎畸形科举制特权、不在乎社会发展和国家存亡的人掌握决定社会和国家命运的大权，结果可想而知：用权力把自己内斗、内耗、用“说”欺负“做”等一切劣根性变成国家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最终彻底搞垮整个社会——把充斥白蚁的木头作为唯一的建筑材料，房子被蛀空倒塌就不过是时间问题。把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作为唯一的正规官员来源，政权腐朽崩溃毁灭就不过是早晚问题。

比如明朝，开国之初做了多少事？——统一中国、远征大漠、南定交趾、疏浚运河、修建长城、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到明末呢？除了用“说”欺负“做”、内斗内耗还能做什么？道理很简单：明朝开国时的官员都是做事“做”出来的，至少知道要遵循“做”的规律。而明末呢？官员都是畸形科举制考出来的，靠文章“说”出来的，除了用“说”欺负“做”、内斗内耗的那一套外什么都不会。这就是畸形科举制的效果。

这样的结果毫不奇怪——对这些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来说，“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自己的一切既不是社会给的，也不是某个具体政权给的，而畸形科举制给的，自己个人奋斗挣的。自己既不欠社会的，也不欠政权的，只欠自己的。手中的权力不是自己的，以权谋私的机会才是自己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平时拼命造，船沉就跳槽”。

“平时拼命造”——英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描述这些人是这样“治理”国家的：“这些家伙也许在上任之前为一切亲友所轻视，享用着别人施舍的粗茶淡饭，从来不敢想拿二钱银子去坐一次轿子，就跟从来不敢妄想上天一样。可是，从他得到一纸委任状的那一天起，纵然给他报酬，他也不能再在地上行走百步了。每天太阳上升，他才从数目骤增的姨太太的床上爬起来，然后或接见另一些废物的瞻仰，或坐上轿子带着捧烟杆的捧名片的跟班，去拜见那些同样废物的同僚。清朝官吏是怎样办公的？我们听见人说：办公么？由他的下属暗中掌握，按照每个求情者的财力，来卖官售爵，出卖正义。……治理国家的就是这么一群东西。”

“船沉就跳槽”——明末王朝政权四面楚歌，眼见灭亡在即，崇祯皇帝急得团团转，满朝文人却毫不在乎，照样内斗内耗出馊主意。等崇祯自杀明朝灭亡，文人们马上投靠新王朝去了——“平时拼命造，船沉就跳槽”，这就是让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掌握政权的必然结果。

4．畸形科举制强制中华民族把智慧浪费在无限重复古代人文一家之言的无效劳动中千年之久；杜绝了对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一切系统性研究；堵死了系统培养教育自然科学人才的一切渠道；使用“说”欺负“做”成为社会习俗；导致中国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

畸形科举制使中国不可能不落后：

——从基本理论起就否定了社会的发展：“天不变，道亦不变”。既然不变，那历史就只是在简单地重复轮回，人们要做的只是重复古代的绝对真理不走样，其他一切——社会发展的理论、条件、努力、自然科学技术等等全都多余，全不需要。

——倾举国之智力刨故纸堆，强迫中华民族把全民族的智慧浪费在无限重复古代人文一家之言——孔孟之道的无效劳动中千年之久，根本搞不成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把整个教育体系变成了孔孟之道的复印机，只能定向批量生产只会用“说”欺负“做”的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没有任何培养自然科学人才的功能。

——只考核“说”不考核“做”，只看“说”得如何，不看“做”得如何，等于公然允许“说一套做一套，公然保护鼓励撒谎造假，不可能不使撒谎造假成为社会时髦。

——用权力愚民——废物最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废物。让别人以为自己不是废物最好的办法是垄断文字，让别人都是文盲，自己的识字就奇货可居。垄断了文字就能垄断信息，控制舆论，高人一等。要垄断文字、让别人都是文盲，就需要确保文字难写难懂，难以普及——正如鲁迅所说：“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文盲遍地，想发展普及自然科学谈何容易？

要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上有所成就，第一，研究者必须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出于功利——只有出于兴趣，才会坚持不懈地从事成功与否没准、何时成功没准、回报多大没准的事。第二，必须后继有人，有足够的年轻一代同样出于兴趣而出于功利而学习继承这些研究，使研究成果得以继承累积，直到量变引起质变。第三，社会必须能宽容这些出于兴趣而不计功利的学痴。第四，必须形成专门的学术研究教育机构，不但培养人才，而且培养科学作风。

而畸形科举制根本容不得上述任何一条——读书就为做官，绝不允许凭兴趣。四书五经再枯燥，八股文再无用，为了功名也得捏着鼻子背熟练会。读书不为做官、不为功名，那就是离经叛道，社会不容，家庭不容（想想贾宝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搞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第一没人肯干，第二没人继承，第三社会不容，第四不可能形成专门的教育机构。这就杜绝了对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一切系统性研究；堵死了系统培养教育自然科学人才的一切渠道。

没有坚实、系统、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为后盾，遍地文盲，中国古代的应用科学技术尽管能灿烂一时，却无法持续发展普及，更不可能提升到高级层面，落后是必然的。

不仅如此，畸形科举制使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当权。这些人用权力把用“说”欺负“做”的价值观和行为特征强加给整个社会，使用“说”欺负“做”成为社会习气，而发展自然科学所必须的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等作风则全部被踩在脚下——“一考定终身”，成名全靠会作文，需要的本领是“说”不是“做”。用“说”欺负“做”，离不开指鹿为马颠倒黑白，需要的本领同样是“说”不是“做”，怎么可能容忍尊重“做”事必须的作风习惯？

（鲁迅说：“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日本人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虽然我看得很清楚，最近的倾向有点相反，然而纵令现在有这样相反的倾向也罢，而其成就到今日的事实，却是不能否定的。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我把两国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几乎排斥不得”“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

为什么中国人会得“马马虎虎病”？畸形科举制造的孽——“做”才需要“认真”，用“说”欺负“做”不需要，需要的是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信口开河、指鹿为马。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当权，整个中国社会都被他们强加了自己的先天劣根性，结果就是“马马虎虎病”，就是“难得糊涂”。日本没有畸形科举制，没有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当权，所以日本人能培养出普遍认真的作风。而实现现代化绝对离不开“认真”。）

5．畸形科举制导致反科学、反文明、反人类的历史性反动，千年来造成的弊端陋习几乎把中华民族的精神精华摧毁殆尽，倒退回半野蛮状态

从宋代大规模实行畸形科举制开始，中华文明就走上了下坡路，不但不得发展，而且一步步向反科学、反文明、反人类的野蛮方向倒退。每个朝代的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都承前启后，通过用“说”欺负“做”对中华文明做出有自己特色的破坏：

——宋代：用“程朱理学”给所有人套上“伦理纲常”的精神枷锁，把人与人的关系乃至衣食住行举手投足都上纲上线政治化到“尊孔忠君”“礼义廉耻”的高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束缚中国老百姓的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从而得到空前的强化，妇女则更进一步被打入更深的深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肉体上被强加上奴隶的屈辱印记——裹小脚。把社会教育体系变成孔孟之道的复印机，从根本上堵死了自然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科学教育研究体系在中国诞生发展的任何可能。用只考核“说”不考核“做”纵容奖励虚伪作假口是心非（“程朱理学”祖师爷朱熹本人更树立了一个“满脸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榜样）。文人的地位显赫导致整个社会从此造假成风——所谓“中国人虚伪”“中国人作假”，源头由此开始。对外奴颜婢膝，对内凶神恶煞，从此再也不见“将相和”，只见“莫须有”“风波亭”，最终逼得军人大规模投奔异族，帮助原来只会骑马射箭、从没见过大海玩过船的元军建立了水师，反过来通过海战消灭了惯于航海和海战的南宋，使落后文明、落后生产力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的汉族。

——明代：不但用“代圣贤立言”把人们的思想死死卡住，而且用八股文把表达方式也死死卡住，彻底扼杀了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任何新理论。对妇女的压迫进一步深重——“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万恶淫为首”……将领出征要受文人直接指挥、处处受高高在上躲在后方指手画脚瞎指挥的文人的气，甚至领取军需要还得向有关文官行贿。南宋灭亡时的一幕明末时又出现了：大批军人被文人用“说”欺负“做”逼得投靠异族，把汉族政权的强项变成了敌人的强项——让原先只会骑马射箭、从没见过火器的清军靠汉族降将掌握了火器，如虎添翼把有悠久使用火器传统的明朝军队打得一败涂地。不仅如此，用“说”欺负“做”的对象主要不但包括军人，而且包括一切想“做”事的人，连即使是文人集团同类也不例外，谁想做事谁到头来没有好下场。人人都成了内斗专家，内斗内耗压倒一切，从此“中国人好内斗”“一盘散沙”。汉民族的大规模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建立有效的全国性政权的能力、有效的行政能力从此被彻底摧毁。这直接导致上亿汉人被总人口不满百万、八旗兵力不过十几万的满清征服，再一次重演寄生性文人群体用“说”欺负“做”配合代表野蛮文明和落后生产力的游牧民族征服代表先进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汉族的历史大倒退。

——清代：当满清决策继续实行畸形科举制、让寄生性文人群体在清代继续拥有特权之后，整天慷慨激昂、“忠孝”“气节”叫得比天还响的明末寄生性文人群体，尤其是“东林党”大佬，马上争先恐后投奔满清，不但容忍满清的一切罪恶，而且积极助纣为虐，甚至最先主动建议满清强迫全体汉人剃发易服，导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大屠杀；使汉民族从此不分男女老幼肉体上都被强加了象征被征服的奴隶的屈辱印记：女子——裹小脚，男子——剃发蓄辫易服，民族自尊被彻底摧毁。满清的文字狱、大屠杀、全面彻底大规模销毁删改文化书籍、闭关锁国等一切反科学、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没有一样不是在清代寄生性文人群体的积极参与和大力配合下才得以完成的。这一切倒行逆施使人们普遍懦弱胆怯、麻木不仁、冷漠堕落，丧失了民族意识，变成了“睡狮”，使中国根本无从发展，根本不可能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给龙应台的名言“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做了最好的诠释：“我不在乎国家灭亡，我只在乎文人特权”）。

面对西方列强叩关，满清寄生性文人群体坚决坚持闭关锁国、拒绝开放、抵制西方先进科技文明。所谓“祖宗规矩”“奇技淫巧”之类全是借口，真正动机是确保以孔孟之道绝对权威为基础的畸形科举制和这个体制下自己的特权。等中国被列强的大炮轰开大门，这些寄生性文人群体便弄出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继续确保畸形科举制和这个制度赋予自己的特权。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些寄生性文人群体的精神支柱便彻底崩溃，从此畏洋如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等美国决策“退赔”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办教育，中国寄生性文人群体才突然回过味来：原来可以靠新的文凭主义赋予特权；不能用孔孟之道之“说”欺负“做”，却可以用“普世价值”之“说”欺负“做”。于是立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变成全盘否定中国的一切；从盲目排外变成崇洋媚外，“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吓一跳”，算算从北宋全面实行畸形科举制到清灭亡这千年间的总账，才能明白畸形科举制给中国社会造成的长远影响究竟是什么——抗击异族入侵全部失败（三次抗击异族入侵，三次失败——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灭明），失败率100%。中国社会到清末已经普遍的一盘散沙，内斗内耗，冷漠迟钝，麻木不仁，怯懦愚昧，虚假刁滑，逆来顺受，阳奉阴违，得过且过，马马虎虎，“难得糊涂”，迷信保守，没有自尊自豪，没有脊梁骨，没有民族意识（日本侵华的一大决策依据就是认为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民族意识，不管谁来统治都一样，向谁交税都一样）。尤其是满清的倒行逆施使中国文明遭到断崖式沉沦——英国人呤唎如此描述：“两百年来的暴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汉唐之盛再也不见，随处可见的是饥饿、疾病、毒品、犯罪、卖淫、战乱、死亡；是武训、阿Q、黄金荣、座山雕，是半野蛮的行尸走肉。这难道不是不折不扣的反科学、反文明、反人类的历史性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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