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毛老狗死了，哭丧的凤凰被网友吐了满脸口水

一个反毛老狗死了，哭丧的凤凰被网友吐了满脸口水

秦  明

　　余英时死了，凤凰网发了一条图文并茂的微博哭丧：

　　不成想，“民智已开”的网友却不领凤凰的这份“悲情”：

　　凤凰网的微博其实不过转发的是“学人”公众号的哭丧文。“学人”是自媒体时代的平台，往前追溯就是“爱思想”，再往前就是“天益”、BBS时代的“燕南社区”……

　　余英时的死，把一帮骨灰级的右翼平台和老右都引出来了，想必这两天哭丧、拜祭的文章便会蜂拥而至。

　　作为一个在“燕南”时代就已经混迹于网络江湖的草根左派，笔者不妨抢先祭奠一下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也算给那个牛鬼蛇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作一幅画像。

　　不要怪笔者言语刻薄、对这个死狗没有丝毫的“敬畏”，笔者忍不住骂人的冲动，实是因为他那篇流毒甚广、恶毒咒骂毛主席的文章《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笔者的“刻薄”，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作为一个所谓的“著名历史学家”，即便评价一个与自己政见完全对立的历史人物，也不应该偏颇、恶毒如斯，几千字的内容没有丝毫的“客观”可言，即便如西方的那些顶级反G学者也不至如此。余文与茅姓老贼的那篇臭名昭著的反毛文章相比，恶劣、下作程度完全不遑多让。有此劣迹，可见其治学亦无丝毫的严谨、扎实可言，“著名学家”之类不过是狗类的互相吹捧罢了。

　　“劣绅后代”余英时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父母均出生于安徽的士绅家庭。

　　余英时的爷爷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其所在的家族在潜山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大家族。余英时儿时曾寄居在堂叔余谊密家中，余谊密辛亥革命后与安徽地方军阀交好走上了仕途，后回乡做了大地主；余谊密的侄子余大化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背叛地主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家乡从事地下活动，却因余谊密告密而惨遭杀害；余大化的胞弟余化民也参加了共产党，组织黄柏暴动不幸被团练逮捕，有人念及其是余谊密的侄子，欲免其一死，余谊密却手书团练，“社会败类，家庭逆子，杀！”；余谊密也组织了团防，协同国民党二十五军，参与对大别山红色根据地的围剿，1935年被红二十八军反杀。

　　对于余谊密这样一个十足反动的人物，余英时却倍加崇敬，时时怀念，称其“盛德大业”。余英时在《疏园遗作集存序》中感慨:“余生也晚，值乱世，已不及见咏南公。平生盛德大业，唯于庭趋时得闻其一二。抗日战事起，余随家人避难返皖西潜山故里，先后逾八年，尝于其间数访公旧居小楼，一楹有林泉之胜，傲然宿儒精舍，不知其为显官别构矣。”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很早就参加了国民党，国民党败退前，在国民政府任参事，解放后逃到了台湾。余英时1949年11月考入燕京大学，本来新中国是准备好好培养余英时的，余英时父亲却因在台湾混不下去就跑到了香港，并修书一封给余英时望他赴港团聚。1950年余英时抵达香港，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5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其后陆续在美国和香港的大学任教授，1987年以后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

　　毛主席曾经说过，要看出身但不唯出身。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对个人意识和阶级立场的塑造很重要，但后天的自我改造和选择更加重要。余英时最终并没有如他的两位堂兄那样走上革命道路、彻底背叛本家庭所处的剥削阶级，即便新中国不计前嫌为他提供了优越的成长环境。

　　余英时曾回忆说：“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这个转变的确很彻底，但彻底的不是他阶级立场的转变，而是对民族、对祖国的背叛！

　　“去国者”余英时

　　正如闲言先生所言，“如果要在当代华人学者中评选被西方、尤其是美国洗脑的代表人物，余英时先生或可毫无悬念地当选。”

　　余英时早年师从钱穆，而钱穆晚年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何以不亡国”，得出的结论是“文化胜利法”，认为中国历来有一批有道统、有操守的“士”。余英时后来便以这样的“士”自居，自称“文化中国人”，以“中国文化的守护者”自居。

　　然而，余英时是怎么守护“中国文化”的呢？他在《到历史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根源》中讲道：

　　1840年以后外国人进来，只是要跟中国做生意，打开中国市场；就象中国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亚乃至罗马的市场一样。不能说这是侵略，也不能说是欺负中国。主要要看你会不会“应付”。中国的应付是失败的，人家日本就应付得很好，所以它慢慢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

　　这就是余英时为强盗、为强奸犯辩护的逻辑，强盗抢劫了你、强奸犯强奸了你，你不能指责人家抢劫、强奸，是你自己没“应付”好，把洋大人伺候好了，就能合作共赢了。

　　这样的逻辑，实际上也是崇美知识精英和买办们通行的话语逻辑，不知道算不算余英时的一大“发明”。

　　又如，余英时在一次会上公然讲：

　　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慢慢像孟子说的对任何人保持尊敬。儒家反对：“杀一不辜，行一不义”。美国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有关。

　　这样完全违背事实的傻X话语哪怕瞎子也讲不出来，偏偏他余英时就能堂而皇之地公然讲出来。德国学者妮科勒·施莱等人做过一个统计，从1622年开始屠杀印第安人到美国2003年发动摧毁伊拉克战争，美国共挑起和参与了45场战争。屠杀之众何止千万？又还有多少人因此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美国之残忍罪恶可谓罄竹难书，舔狗余英时却拿起了“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的彩纸给这个全人类的强盗和罪犯涂脂抹粉。

　　与对美帝国主义的无耻吹捧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余英时炮制的“东方专制论”：

　　修养在中国一向是重要的，从汉朝开始，怎么教育太子成为一个专制的君主，从小就要进行人文教育，让他长大后怎么统治这个帝国，专制皇帝不是大权掌握，想干啥就干啥，而是要平衡这个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修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接受了，这是因为进入民主社会，我们改变了少数的统治，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现在无论是活动家还是平民都要新的修养。

　　在余英时眼里，西方传统上就是“民主”的，东方传统上就是“专制”的，那么余英时想要通过这样的论证得出什么结论，其实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要把西方的所谓“民主”传统嫁接过来：

　　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因素，虽然不是现代人权和民主的概念，但是至少有这样的概念，把西方概念翻译过来最早的时王韬，他在美国看到三权分立等，就觉得非常先进，受过传统影响的严 复等人也开始关心转型问题，他们当时都是儒家领袖，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康有为，他们也是欣赏周朝时君民共治的精神。他们在接触到西方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正是我们需要的。

　　《南方都市报》曾发表过一篇书评，《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这个同属狗类的书评果然内行，将余英时与胡适类比恰当不过，余英时研究过胡适的日记，他的学术方法就是注重胡适所倡导的“考据”。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功伟绩证明，管仲对齐国国家权力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是非常成功的，也说明管仲是有朴素的平权思想；而进一步讲，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对国家权力分割与制衡的民主政治理论与成功的民主政治实践。为了否定这样的历史，胡适“考据”道，《管子》非管仲所作，而是战国后期的无名之辈们“杂七杂八凑合”的“伪书”。

　　余英时“考据”功力，比胡适犹有过之。余英时的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历史，所涉甚广，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谈”把“考据”玩成了“学术杂技”，以至于左右互搏、自相矛盾。例如他在《士与中国文化》说“士”是超越个人历史，捍卫抽象的“道统”的；却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以更多的“考据”，论证了“道统”的祖师爷朱熹的思想，也就是“道统”本身，原是与朱熹个人的历史与政治经历，如“庆宁党争”等，有着直接的交互关系。余英时自己也承认，“专制皇帝不是大权掌握，想干啥就干啥”，既然有此“考据”，又怎么得出了“东方专制”论的结论了呢？

　　所以，无论是胡适的“考据”，还是余英时的“考据”，都带着一个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那就是要阉割中国传统文化，服务于全面否定中国历史、为美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服务的目的。

　　余英时又研究起了陈寅恪，并在大陆推动起了“陈寅恪热”。余英时的陈寅恪研究的中心思想就是，陈寅恪晚年留在中国大陆而没有跟随国民党流亡，为此深感后悔。因为大陆的政策摧残文化与文化人，陈寅恪饱尝“亡国（文化中国）”之痛……如此之类，则是更加直白地服务于美帝国主义反G宣传的需求。

　　为老不尊的余英时

　　2010年，南方系捏造所谓“汪晖抄袭案”，纠集了一大批右翼文人展开对新左派学者汪晖的围剿。尽管手段非常拙劣，但也顶多算是小辈之间打架。

　　眼看中国大陆左翼崛起、“毛泽东热”不断复苏高涨，自己的反G大业越来越渺茫，身为老辈的余英时终于坐不住了。

　　就联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林毓生，纠集了一批海内外反G学者发起倡议，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施压”，要求组织“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彻查汪晖抄袭，他们还威胁说，“如果清华大学校长、人文学院院长不愿作出任命‘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显然得很，他们未能负起责任，他们自己应该下台。”

　　关于这件公案笔者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汪晖和李泽厚研究对象都是百年前的改良派，二人均引述了官方正规出版的史料，但研究方向、次序、结论完全不同，仅仅因为二人引述过相同内容，且均标注了出处，汪晖就要被南方系污蔑为“抄袭”，实在滑稽。

　　且不说抄袭指责不成立，即便要审查，也自有官方进行严格的学术审核，可南方系的报刊却言之凿凿一面到地公开定论“汪晖抄袭”；而气势汹汹的“著名学者”余英时也丝毫不做考证，亲自下场参与这场对“小辈”的围殴，其用心之险恶再明显不过，其风范也与所谓的“著名学者”身份格格不入。

　　而此等“学术上干不过，就动用卑劣手段”的行为，余英时也算始作俑者。

　　1954年，还没有任何名气的余英时为了出名，就在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连载《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称《十批判书》大量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人家郭沫若就是研究史料的，这要是算“抄袭”，那所有的依据史料的历史研究都可以被指责为“抄袭”。

　　这样的指责据说发表时，连该刊主编都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这样毫无道理的指责当然很快沦为笑谈，被人遗忘，不过余英时对自己没有因为这篇文章出名而耿耿于怀。

　　1992年，余英时已经成为大陆的座上宾，混得名声鹊起，于是就在《明报月刊》 十月号上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炒作这个话题，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大陆的一帮小兄弟也一起鼓噪炒作，跟余英时鹦鹉学舌、诬称郭沫若抄袭。1996年，学者翟清福、耿清珩再1996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刊文《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通过详细、严谨的考证，把余英时等人驳得体无完肤。

　　郭沫若在新中国文学界、史学界的地位是尽人皆知的，余英时选择对郭沫若下手，动机很明确。

　　所以，不要听那些右翼文人的“被迫害妄想症”，不要听他们胡扯什么“理中客”，什么“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余英时的“看人站队”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他的政治立场表达得再鲜明不过。

　　被推上神坛的余英时

　　70年代末-80年代初，“跟着美国走”成了消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遗产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项战略。这项战略的执行离不开一大批文化界知识精英的参与，已经彻底被美国驯化、沦为美帝意识形态殖民工具的余英时也就以所谓的“海归”学者的身份粉墨登场了。

　　因为毛主席对历史的重视，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其实已经达到了非常璀璨的高度，只是因为其采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而被彻底否定，以至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里思想史、文化史被异常冷落，彻底隔断历史的伤痕文学以及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史反而成了显学。

　　1987年，余英时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大陆首次公开出版。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又重新复兴，只是复兴的不是毛泽东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中国史研究，而是复兴了民国时代的中国史研究，并进而引发了“胡适热”、“陈寅恪热”。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知识界开始反思“五四”、反思“革命”，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出现了“国学热”，而开启这场90年代“国学热”滥觞的，正是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和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余英时的影响力才开始水涨船高、逐渐被中国知识界推上了神坛。结合上面对余英时的批判，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尊“神”给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潮流。

　　为了表彰余英时的“功绩”，1991年，台湾给余英时颁发了“行政院文化奖”；2006年美国给余英时颁发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此后，余英时在中美两地更是拿奖拿到手软。而翻看余英时在大陆成名前的经历，除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教授身份，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荣誉，而美国并不缺这样的华人教授。后来的颁奖，也算是美国和台湾对余英时“反G成绩”的肯定。

　　所幸的是，美帝国主义这几年自己越玩越烂，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跟着美国”的信条早已破碎的稀烂，余英时以及他在大陆的那些拥趸们再也无法欺骗中国人民，这才有了凤凰网哭丧被网友吐了满脸口水的景象，这样的景象再往前十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余英时作为一批甚至一代知识精英的代表，甭管学术功底到底扎不扎实，名气反正是够大了。他们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从骨子里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老百姓，自然也就敌视人民革命事业，敌视人民领袖毛主席。当人民觉醒的时候，他们的“末路”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那些还苟活着的顽固派们还打算反动到底吗？你们注定要被劳动人民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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