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十八大以来，我们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取得了哪些成绩和经验？

作者：左鹏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2-08-04 5782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的基本经验

左鹏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有效批判与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包括：站在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高度，全面客观研判重大社会思潮的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浅出揭示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和危害；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分领域做好社会思潮的批判与引领工作；加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建设，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的稳定化、常态化、长效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面对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在辨析中引导，在批判中抵制，既廓清了理论是非，也校正了工作导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的基本经验，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科学应对各种社会思潮，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站在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高度，全面客观研判重大社会思潮的影响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这是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基于历史上的“深刻教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他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2]这就把意识形态工作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之下，明确意识形态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没有意识形态安全就不会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要犯下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4]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而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集中表现就是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错误社会思潮长期恶性泛滥。

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就一直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和强势打压之下。在军事进攻失败之后，它们把重点转向思想文化领域，妄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对此，毛泽东有着高度警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5]“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全面客观研判意识形态领域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先进和落后相互交织的社会思潮对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影响，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增强了对辨析与引导、批判与引领社会思潮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加剧，使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不断涌入，严重扰乱人们思想，威胁国家发展与安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但没有放弃它们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反而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加紧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方面，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继续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诬称中国是破坏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为它们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它们面向中国大肆传播新自由主义、“宪政”、“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全方位推销西方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7]

第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相互叠加、集中呈现，错误思潮和观点不时出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动摇人们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反映人们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其中既有积极的、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消极的。就消极的、落后的一面而言，“有的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人借口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极力歪曲、丑化、否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和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有的人大肆宣扬西方的价值观，有的人恶意编造、肆意传播政治谣言”。[2]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潮敢于亮剑，避免一些具体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事件。

第三，信息技术融合发展中新媒体具有的数据流量大、开放性强等特点，使各种思潮和观点交会其上，互联网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传播渠道、更新传播方式，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显著增强；但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学说主张也有了广阔的传播空间、强大的传播能力，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2]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2]

历史和现实都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错误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波涛汹涌都直接挑战与威胁着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据此，“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7]就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破并举、激浊扬清，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的突破口。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和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驱动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也粉墨登场，与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处于对立和交锋状态，不仅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已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影响和冲击着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然而在一段时期内，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锐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导致部分错误社会思潮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被动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2]与此同时，他积极作出表率，对影响颇大的错误社会思潮予以坚决批判，既澄清了人们思想上的模糊和错误认识，也为研判和引领社会思潮、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战略指引。

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13]当然，新自由主义制造的负面舆论不止试图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不限于这一个方面。针对新自由主义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歪曲为全面“私有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做法都是错误的、片面的。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14]针对新自由主义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歪曲为“彻底市场化”，他指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5]针对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化”来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他指出：“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16]

对于“宪政”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我们讲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是要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17]针对有人将西方所谓“宪政”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援引邓小平的话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18]进而，他明确指出：“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17]

对于“普世价值”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敌对势力在那里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2]针对冷战结束以来，一些国家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7]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4]针对有人否定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7]“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7]针对有人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他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25]针对有人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他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4]针对有人不能正确评价革命领袖，他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4]

在旗帜鲜明地批判这些错误社会思潮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和主张，有力回击了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质疑。关于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7]这就明确了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采取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9]这就划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同时也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

三、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分领域做好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工作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做好人的工作。人在哪里，意识形态工作的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2]“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2]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主体责任和领导责任；宣传思想部门要担当重要使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类意识形态阵地，“无论是理论研究、宣传报道，还是文艺创作、思想教育，都要把坚持正确导向摆在首位，始终绷紧导向这根线弦，讲导向不含糊、抓导向不放松”。[2]为了贯彻落实这些要求，党中央两次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就一系列根本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分领域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做好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工作。

1.理论研究阵地。

任何社会思潮都是由现实的社会问题诱发的，最初表现为一定的思想理论，然后经过大众化传播，在相当数量的群众中扩散，最后因现实社会问题的变化或思想理论界的争论，或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或走向衰退和消亡。所以，在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批判与引领中，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鲜明的旗帜、有力的武器。然而，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内，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影响，“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与此同时，理论工作中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有的迷信西方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2]“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2]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2]“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2]这样，以理论研究阵地的守正创新、固本培元，奠定起了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的基础平台。

2.宣传报道阵地。

社会思潮之所以为社会思潮，就是因为它在相当数量的群众中传播和扩散，而传播和扩散的媒介主要是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新媒体。所有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都负有批判和引领社会思潮的职责和使命。特别是对于错误社会思潮，不仅不能为其提供传播渠道，而且应该举旗亮剑。但在现实中，“一些人宣扬西方新闻观，标榜西方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无冕之王’，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少数人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专挑重大政治原则说事，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7]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于如何在网上舆论斗争中守住红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2]“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2]“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7]由此，党以自觉、主动的姿态，以回应、亮剑等方式，有效批判与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

3.文艺创作阵地。

传播、扩散社会思潮，不仅要用说理的方法以理服人，而且要用感染的方法以情感人。文学艺术具有生动、直观、通俗易懂等特点，最能以情感人，是传播社会思潮的生动载体和有效形式。所以，在社会思潮的批判与引领中，党一贯高度重视发挥文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2]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2]在文艺创作中“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7]“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7]在文艺批评中“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裁剪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2]如此加强文艺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有效引领了文艺工作的发展方向，极大削弱了错误思潮在文艺领域的影响。

4.思想教育阵地。

传播和扩散社会思潮的目的在于影响人，特别是青少年和干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正在接受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但学校不是象牙塔，也不是桃花源，而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和改进学校宣传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教育部明令“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47]这使学校意识形态阵地发生根本性变化。干部是党长期执政的骨干，党校是党对干部进行理论教育的主阵地。长期以来，党高度重视党校工作，党校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也有“一些人在党校讲课时传播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有的口无遮拦、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妄加议论，有的专门挑刺、发牢骚、说怪话”。[7]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强调“在党校讲台、公开场合对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发表观点和看法，应该自觉维护党的威信、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维护党校形象”，[7]使“党校姓党”的要求贯穿党校工作的全部。

四、加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建设，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的稳定化、常态化、长效化

社会思潮的批判与引领是一个思想理论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物质层面的问题。要区分不同性质的社会思潮，对错误的社会思潮在批判中揭示其本质和危害，防止其对人们思想产生消极影响；对正确的社会思潮在引领中阐释其理念，促使其不断发展和完善，推动其融入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在思想理论层面开展的工作。如果工作取得了实际成效，就应该将好经验、好做法固定下来，上升为制度，在以后的工作中长期执行下去。但是，单纯的制度设立、制度执行还不能使错误社会思潮在批判中一定会被彻底“消灭”，正确社会思潮在引领中一定会被真正接受,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0]马克思主义能否成功批判与引领社会思潮，最终要看诱发这种思潮的现实社会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这种思潮反映出来的人们的现实利益诉求是否得到了满足。所以，在批判与引领社会思潮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2]可以说，服务群众、满足需求同制度设立、制度执行一样，都是在现实物质层面开展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这些工作的全面有序开展，实现了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的稳定化、常态化、长效化。

第一，织密党内法规之网，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意识形态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在批判与引领社会思潮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党内法规属于党的制度，而且是高级形态的党的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扎实推进各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此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党内法规，为批判与引领社会思潮提供了基本规范和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全党必须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52]此后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上述行为列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规定对行为者、为行为提供方便者、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者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也分别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问责、监督、巡视的范围，既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高压线”，也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和全体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既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健全国家法律体系，以法治思维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针对新自由主义、“宪政”、“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恶性泛滥，尽快建立和完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宪法和相关法律已经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出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大多过于原则，在处理具体个案时很难直接适用。而在现实中，一段时期内在互联网这个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上，一些错误思潮的制造者、传播者异常活跃却受不到应有的惩戒，一些敢于亮剑、勇于发出正义声音者却屡屡受到围攻甚至打压。面对如此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运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53]2016年，北京法院对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原告作出胜诉判决，成为以法律手段严惩历史虚无主义行径的第一案。该案不仅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而且直接推动了《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出台。《国家安全法》提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要求。《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等活动。”这样，整个意识形态工作被纳入法治国家建设的框架下，既遏制住了各种社会错误思潮肆意传播的势头，也增强了全社会对于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辨析能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保障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第三，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打造社会思潮批判与引领的现实基础。一定的思想认识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既植根于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的长期共存，也来源于国内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光明前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相比之下，一直对外输出“普世价值”、号称“终结了历史”的西方资本主义却因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背负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可以说，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17]这些都为社会思潮的批判与引领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现实依据。聚焦国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集中力量解决与群众利益和需要相关的现实问题，如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这些都使群众切身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实践价值，极大增强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为引领与批判多样化社会思潮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本文原载《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7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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