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三里河的“官儿们”
民间有句俚语,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儿小,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钱少。
有人说在北京,走路不小心随便撞上个人,这人可能就是国家部委的处长司长局长。这略显夸张,可在北京是发生过的事。
但北京还有一句老话,叫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这话怎么来的,不得而知,据说明清已经开始这么流传了。对“东富”和“南贫北贱”之说,我没有考证,不敢妄言,但对“西贵”之说,我们住在西城三里河的人,其实都能有真实的佐证。说贵,无非指的为官者多。
且不说那些集中在军事博物馆以西的地方那些军队大院,那里岗哨林立、排列有序,那可是解放军各军兵种的统帅机关,那里“官员”集中啊,简直可以称得上一大景观。海军、空军,原来的总后、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铁道兵等等,他们的大院和司政后机关,在这里绵延十余里。这些大院里,历来官多兵少。司令、政委、部长、局长、参谋长,比比皆是,师团级参谋干事在这里被戏称为“瞎参谋烂干事”,不过是机关跑腿的。
1949年全国解放,百事待兴,毛泽东主席大笔一挥,在一片荒凉坟岗之地圈出了一个个大方块,于是方块上建起了一座座人民解放军的高层指挥机关。七十年代以前,在公主坟以西的马路上,早上黎明时分出操,穿着绿蓝白军装陆海空的各军种的出操队伍,把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喊得此起彼伏,震天价响,所以人们把漫长的复兴路大街又叫解放军大道。
不过,我说的西城之“贵”,还不是指这些军事机关集中的“司令部”,我想单说我们居住的三里河。
三里河,地域所辖说法从来不一,在习惯上,是东起月坛公园,西到钓鱼台门口,南临复兴门外,北到阜外大街的也就几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地方,因为原本有一条源自玉渊潭的同名小河,河上有一座建于金代的石桥,石桥距金朝中都建的北城墙会城门三里路,所以从古至今就叫三里河。但是,在中国,不,可能在全世界,这是少有的国家高级机关的集中地。你可别看这里面积不大,却是国家枢纽重地,政令出了中南海之后,中国的最重要的施政命令主要在这里发出。什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核工业部、物资部,银行、外汇、港澳、工商、统计等等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领导机构,在这里鳞次栉比。所以解放以后,有人曾把这里戏称为小国务院,或者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
机构庞大众多,走出的官员就多,别的不说,就一个国家发改委大院,即原来的国家计委大院,就走出过许多重量级人物,诸如部长、副部长、局长、司长级的官员,更是举不胜举。因为从解放以来这些机构都在此办公,官员们自然多居于此。官员太多了,中央干脆把钓鱼台对面的南沙沟建成了一座部长大院,于是,从解放以来很多退下来的部长们,便大多居住于此地。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不少享受部长级待遇的国宝级的重要人物。
因为我们居于此地,见个部长什么的,简直就像家常便饭了。钓鱼台门口、三里河路两侧街道花园,成为我们所有居民与部长们的共享资源,至于那个著名的玉渊潭公园,被所有“三里河人”共称为“咱们的后花园”。若有机会,还可以到钓鱼台国宾馆兜上一圈,看看接待外国首脑的那些无限风景。在这样的特殊地方居住,你要格外留心,因为你不小心碰了谁,那可能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长,或许可能就是一个国宝级别的大人物。一不小心,就真成了大新闻。所以,我们单位从老人到领导,都叮嘱新来的人一定要注意形象,因为这些老同志老部长大多都是老人,平常散步遛弯可要注意。
果不其然,许多年前的一天傍晚,我就遇见过这样一件事,那天和同事们沿着钓鱼台东墙外的便道漫步,道本来不宽,可晚上散步的人不少,加上眼神不好,一不小心,和迎面走过来的一个老人撞个正着。那人停下来看看我,笑了一笑,我说句抱歉,他说没关系!再仔细看时,这人这么熟呢?仔细一想,嘿,国务委员王忠禹,刚刚在新闻联播里看他接见外宾嘛。此时或许忙完公务出来散心呢。我觉得稍有内疚,不过这样的地方也习以为常,相视一笑,各自走路。
有一天,我和老伴在门口的万方商场闲溜达,在下电梯时,有人从后边拍一下我的肩膀,并且非常随和的叫一声我的名字,定睛看时,发觉是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金炳华。他是中国作家们非常尊敬的一个老领导,本来在上海复旦大学当领导,前些年中央要他去财政部任职,可中组部在作协和财政部两个单位征求意见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作家扎堆的中国作协。这几乎在官场成为一个谈论热点。他执掌作协的十余年里,热心为作家们服务,做了很多大事好事,被作家们公认为党管文艺的最优秀的领导干部代表,公正无私,廉洁自律是他的领导风格。从作协退下来后,被中央选派到中纪委巡视组做某个方面领导工作。
我问金书记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说去南沙沟看望财政部退下来的一个老领导,非要留着吃饭,就近随便转转。仔细看时,他身后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是他说的财政部老领导。临走时,他没有忘记,说答应给我的那套茅盾奖丛书,明天让司机给送来。没想到的是,金书记说话当真,第二天,他的司机和秘书一起,把一大箱茅盾长篇小说奖的丛书送了来。一个部长级的官员,如此平易近人,.这很是让我感动。
记得多年以前,在钓鱼台路边的绿化带漫步,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个拿着收音机漫步的白发老人,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个白发老头就是大历史学家任继愈。这个被称为大师级别的人物,其研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特别重视,他的科学无神论的思想,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他领导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撰,是他对中国宗教学的重大贡献,他的《中国哲学史》,一直被大学作为指定教材。每一次遛弯散步,我们都抱敬仰之心有意一睹大师风采。可2009年,大师突然去世。街心花园就此少了一道人文景观。
同样在这里我们也曾看到另外一些大人物,比如,著名医学家吴阶平,著名诗人、曾任过文化部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以及文学泰斗钱钟书,还有为中国美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蔡若虹,等等,这些名气甚至高于部长的杰出人物,那么集中地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地方集合相遇了。我们作为与他们摩肩相遇的常客,许多年甚至并不觉察这样一个人文环境的宝贵。可当这些大师一个个远行消失的时候,街心花园里那一个个老者的身影,给我们留下的是难以磨灭的记忆。
官员集中的地方,自然趣事也多。靠近物资部的绿化带上,经常有一些被保姆推来的白发老太太在哪儿晒太阳。这些老人大多八九十岁,保姆们把她们推在一起,用轮椅围个半圆,她们便开始了津津有味的谈论。于是保姆们在一边也便开始属于她们自己的话题。看老人们那么有兴致的对话,我时时有一种好奇,她们如此乐道,会谈些什么呢?就近仔细听来,没想到让我颇感汗颜,我本以为她们肯定谈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类。没想到他们谈论的中心竟然是人民币怎样国际化,国际石油结算不能完全听美国摆布,特朗普这个商人总统早晚会跟咱们动真个的,中央应该有所戒备。这样一些高端的话题,怎么也不相信完全出自耄耋老者之口。也许她们本来就是机关的部长或司局长们。多年以前,她们还在机关谋划国家经济的大事,如今她们老了,但依然有颗永不衰老的心。虽然坐上了轮椅,脑子里似乎依然关注着国家和世界。
但是老了毕竟老了,从领导岗位退下,心态无论如何要走向平民,要适应普通人的生活。一大早,在玉渊潭南岸的少年英雄纪念碑前,上百名白发老人正在健身器材上做各种活动,做单双杠的,拉臂伸腰的,一个70多岁的老者大声吆喝着另一个白发老头:李部长,今天拉筋你做不到位,你必须请客。王书记,你来当裁判。说话间,那位被称为部长的老人,规规矩矩地双腿劈开,俯身撑地,一步步向下做劈叉姿势。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位部长居然完整完成了一个劈叉接地的动作。可是,那个被称为王书记的“裁判官”硬说部长还差半寸未接地,一定要部长要么完成动作,要么去三里河请客。后来,谈笑中得知,那位被成为部长的老者是某机关组织部部长。而那位被称为书记的,是某部级单位的纪委书记。
说话间,单杠上一个老人来了个360度大循环,人们在惊叹中高呼:马司长,难道你想吃回头草不成,还想让发改委重新任命你回去啊。于是,在一片谈笑中,人们这个部长那个局长的高喊着,这个司长那个书记的呼叫着,度过了早练的快乐时光。我突然感觉,这些国家机关的大员们,一瞬间回到了平民,甚至回答了青年童年。
他们忘掉了身份,忘掉了官职,忘掉了他们有过的那种前呼后拥的排场,这是一种回归,这是一种精神的回归,每一个人每一个当过这官那官的人,都面临着回归,即使你是一个平常人,也有一种回归,这就是你已经老了,你必须服老,否则你将必然受到精神的折磨。
不过,我们的生活中,依然还有那么一些职务已经退了,可依然不愿意回到民间,依然和老百姓保持距离的人,这种人,实际在自讨苦吃。他们应该到三里河走一走,看看这里的官员们,他们回到民间的无限快乐。
生命是一个过程,不管你是为高权重的大员,还是引车卖浆的凡夫平民,我们都将面对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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