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发言：党的自我革命与思想理论建设

很高兴参加红会举办的专门研究党的自我革命问题的研讨会。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抓住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要点。大家都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领会报告的精神。自我革命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不可动摇的要点，是保证我们整个党的规划部署能够不落空的基点，应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不断探讨并取得进展。

我侧重谈一下“自我革命”当中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理想信念教育这个问题。

一、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论述，到毛泽东的第一份答案和习近平的第二份答案

自从润为同志布置了这个议题，我把过去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重新温习了几遍，梳理了一下思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成熟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和具有启发性的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党的自我革命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3页）

“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须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同上，第581页）

在第一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之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够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这就是革命者的两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必须打倒反动的统治阶级；第二个任务是革命者本身只有在革命当中，才能逐渐丢掉自己身上的那些落后东西、肮脏的东西，只有清理自己思想上陈旧和肮脏的东西，才能完成推翻统治阶级的任务。如果无产阶级自己在革命中不坚持革自己的命，不清理自己的“陈旧和肮脏的东西”，革命的任务就不能完成。

在第二段，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革命的“占有”所必须的能力要得到发展，那么无产阶级就必须要抛弃它迄今为止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遗留给他的一切东西。其中所说的“占有”，就是通过革命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让无产阶级整体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把自己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掌控的旧社会那里带来的陈旧和腐朽的东西抛弃掉。这个含义与上一段类似，还是强调参加革命，不仅仅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还要抛弃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落后的、剥削阶级影响的那些思想意识的肮脏东西。如果只是革资产阶级的命，不清理掉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那么，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公有制的革命成果也是保不住的。

总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也是毛泽东经常讲、习近平现在也经常讲的话。

还有两段论述也是对于党的“自我革命”有指导意义的。这两段论述是出自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1873年6月20日于伦敦）。

恩格斯说：“我们深知，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猖狂起来，滥用国际，希望会允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我们所关心的不是灾祸推迟到来，而是设法使国际纯净清白地从灾祸中脱身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同上，第514页）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国际”是指当时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当时的“国际”，本来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群众的联合组织，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到了“国际”的后期（“国际”在1876年最终解散），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泛滥，在1871年以后的低潮时期，国际已经无能为力。恩格斯揭示了对第一国际的队伍进行清理的必要性，并且看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怎么解决在一定的阶段上“停滞不前”的部分人的问题，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任务。

面对这种组织上的混乱，恩格斯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是通过教育，让大部分人从灾祸中摆脱出来；二是进行清理。从思想上来说，“自我革命”就是防止革命队伍中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的现象。一些人不愿意向前走了，而且还有可能反过来颠覆革命成果，往回倒退。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鲁迅先生说过：“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鲁迅：《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第4卷第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清理那些相形见绌者、叛变者相对来讲是较容易的事，但是要教育那些可以教育的人，却是一件艰苦的事情。需要做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党的思想建设有三个方面：一是方向问题，即搞不搞马列、信不信马列的问题；二是立场问题，即要不要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三是作风问题，即行为风格的高低、好坏。现在反腐败斗争直接解决的是作风问题，解决的是党员干部中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问题。但作风问题，在深层次上也是个思想理论问题和立场问题。没有信仰，信仰不坚定，立场就要出错，作风就要变坏了。党的自我革命，目前在解决作风问题上有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东西。对此，二十大报告做了比较清晰全面的总结。

思想建设方面，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强调理论学习和党的思想建设。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这里特别强调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提升党员思想政治素质的强大力量。另外，可期望一个“学史传红”（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主题学习教育活动。通过这样的学习教育活动，鼓起全党学习进取的精神风貌，造成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在新的《准则》里，总结了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即“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为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关键的核心环节，就是几十年不强调党员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为什么会出现放松或放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原则呢？一个说得出来的理由就是包括干部在内的“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了”，“是自己人了”，不宜再提改造世界观了。这里有一个极大的误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自己人”就不用改造世界观了？毛泽东早就破除过这种误会。他曾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他还指出：“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同上，第271页）毛泽东说世界观的学习改造也包括“我们这些人”，难道知识分子世界观水平可以摆在导师之上，成为没有必要改造的人？

再来看看不提“改造世界观”的后果。改革开放几十年，从宣布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一部分以后，改造主观世界的话语就不再提了。之后，发生过多少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私有化的浪潮，我们都记不清楚了。但我们不可能忘记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那真是惊心动魄。既然都是“无产阶级”了，都是“自己人”了，怎么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同志在这场动乱中看出了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大的失误 — 教育失误。这场教育失误的根子在哪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放弃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二十大报告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取得的16个方面的伟大成就，这构成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些成就之所以称得起伟大变革，就是因为这些成就是在极不一般的困难之中、攻坚克难取得的，并非顺水推舟轻易取得的。报告这一部分文字写得挺好，好就好在写了起步的背景，那一段文字，写得比较实在。我不想重复那八类、二十一个问题的表述，但最后的一句结语不能忽视：“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二十大报告中的这一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上，对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估价，要实事求是，防止估价过高，更不能放弃思想教育工作。同时还要认识到，无产阶级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建设当中，也是需要继续不断地抛弃自己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那些落后的传统的观念的。“两个决裂”的任务需要伴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进程一步步地完成。有些人你不让他改造是不行的，弄不好，有些人会因为不改造世界观，思想观点走到人民的反面，可能与人民大众发生对立的。有个知名教授，主张惩罚朝鲜讨好美、日，呼吁放下成见支持日本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说中国应该主动销毁核武，以取信美国。他有政府机关信任的头衔，也是高校学术上的领头人。出这类洋相的教授，怎么教育年轻人呢？鉴于这种情况或类似情况，怎么能放弃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在改造世界观的命题和实践已经丢了几十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重新提出并加以强调，后来被写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当然，要真正在舆论氛围中解决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方向毕竟已经校正，道路已经指明。

我的一位朋友在某机关工作，政治上表现一直不错，挺稳健。一次，我跟他提及：有个搞自由化的人说邓小平的功劳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我问他这种说法是不是太出格了，这能允许吗？这位朋友却说，有些问题中央什么时候说合适，怎么说合适，这是要讲究具体情况的，不能由下面乱说。其实，他只是认为那个搞自由化的人说的时机不对。至于他是不是相信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恐怕也不好说。对于理论界也好，知识分子队伍也好，在理想信念方面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比较严重。

包括有一些坚持马列的同志，常常遭到网络围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提到过这个问题，并明确指出，以后哪里出现这种问题，首先要向当地党委书记追责。现在好多了，但也不好过分乐观。这说明我们的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比较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校正航向，这个任务还在路上，远远没有解决完。

在党的自我革命方面，毛主席交出了第一份答卷，主要思想是让人民监督政府。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交出了第二份答卷：党的自我革命。这两个答卷的关系，有人研究，第二个答卷是以第一个答卷为基础，向前推进，继续丰富发展。人民监督是外在的监督，自我革命是内在的自我监督。如果说自我革命更加强调我们党自身的生命力焕发和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学习和教育的工作就更不能放松了。党的基本理论学习主要是马列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更不能忽视。这两个方面搞好了，自我革命才能出好的效果。现在的反腐败是一个先头战，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一个先头战的胜利。这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没有这种胜利，就不能取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思想教育就不会有效果，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思想教育应该跟上，应当告诉社会应该怎么走，找出腐败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二、20世纪苏东剧变的教训警示世界：从共产党蜕变为社会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的现实危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决不能放松

我曾参加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教训的课题研究。在这过程中，一张东欧八国垮台的日程表摆在面前：从1989年12月到1991年6月，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东欧8个国家全都彻底变质倒下，被称作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阿尔巴尼亚是最后一个变的，但是到1991年6月也变了。大部分都是1989年12月份变的。怎么变的？非常简单，第一步，宣布自己最高纲领由过去追求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改为追求民主社会主义。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没有一个例外。第二步，宣布改成社会党，不当共产党了。就是这两个变化，然后8个社会主义国家全完了。这令人深思。

我们现在反腐败也好，抓党的建设也好，为了什么？最低限度起码是为了“不垮台”，不重蹈苏联东欧国家的覆辙。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就得研究苏东剧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崩溃，干部的腐败是一个原因，但是干部的腐败导致剧变，还有一个过程。如果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放弃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搞民主社会主义、搞社会党，不搞共产主义、不搞共产党，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党内就算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敢于斗争，但是只要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死心塌地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手里，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在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感到幸运。由此可以加深对“两个确立”伟大意义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历程表明，习近平同志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军队，这个评价的科学性越往后看得越清楚。中国有现在这样的兴旺景象，我们党和人民的前景越来越光明，和我们党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领袖有直接关系。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教训就是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长时间处于低潮。我们要搞好党的思想建设，一定要从苏联东欧的教训里提取经验。这些国家，都垮在抛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上，都垮在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我们应该加强思想理论方面的建设。防止共产党人走社会党化的道路，防治由科学社会主义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有人认为，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各国势力很强，但在我国没有什么基础，用不着进行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个结论恐怕下得比较武断。从历史上看，社会党在我国确实没有什么基础。中国历史上的江亢虎，曾经组织过社会党，但并不是在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基础上建立的。这个组织在中国旋起旋灭。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照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危险。向社会党的蜕变，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主要风险。

我这样说有几个方面的根据：

1989年1月到6月，某大报头版先后发表《“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六篇向北欧社会党执政的瑞典学习的报道和评论，一个编者按语称：“瑞典王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198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3500美元。产业工人平均每月工资两千美元以上。教授月薪4000美元。人均住房近两间，约40㎡。在瑞典，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接近消失，人民安居乐业。妇女平均寿命80岁，男子74岁。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探寻瑞典模式的奥秘。”编者列出的内容正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敏感的问题。宣传瑞典“三大差别接近消失”，无疑是想反证我国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达到瑞典的水平。有关新闻社记者先后发表《瑞典官员为政清廉》、《瑞典模式引起苏联重视》等文章。这些材料，抹煞瑞典的具体国情，如人口少、资源多，长期保持中立的和平时机，中世纪的特殊民主传统，单一民族等条件，片面夸张那里的美妙生活，必然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的影响。那种盲目追随社会党的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以致2007年抛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作者，也是主要以瑞典为根据，来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

1998年春季，一位署名“方觉”的国内作者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国需要新的转变 — 民主派的纲领意见》，在境外的几家报纸（《费加罗报》（法）、《华盛顿邮报》（美）、《国际先锋论坛报》（美））以及台湾的《联合报》发表。台湾的报纸还借此发表《中共青壮代推动民主纲领》、《震撼中南海的一份民主派纲领》等文章一起鼓吹。这个“民主派的纲领意见”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是：（1）强调思想上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提出自由组织民间政党，实行多党政治、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3）建立类似社会党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4）继承社会党国际在上个世纪奉行的“亲美反共”政策。

2000年，曹思源出版的《人间正道私有化》（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2000年版）一书，收入了作者1999年5月21日刊登在《世界日报》的一篇《中国应促进私有化，修宪带动民主》的文章，其中宣称“中国共产党将在十年之后改名为中国社会党”，“改名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展私有制”。

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出现了《新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和《社会民主党党章》，作者是一个年轻的“北漂”。他在文章中宣称：“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发源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它取当今社会两大社会主义流派的精华，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加以创造性改造、延伸和大胆突破，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社会主义流派。”“自己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灵活的，反对僵化和教条。”“新民主社会主义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尽力避免加以干预。”“任何社会团体和政党不得垄断国家和社会管理权。”作者还为美国轰炸南斯拉夫辩护，指责南斯拉夫“进行了民族屠杀”。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青年中的影响，不可忽视。

2007年，有人竟然公开抛出长篇论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据作者自己介绍，这篇文章写于2006年，“压了一年”才发表。作者公开否定俄国十月革命，颂扬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多元化一套论调，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他污蔑毛泽东时代使人“失去思想”，邓小平时代“使人失去记忆”，将来的国家性质要发生变化。这股潮流得到了一些学术团体及一些人的呼应，迷惑了不少群众。

看来，这种思潮一再出现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明确的政治导向。对于这种思潮再不回答就会引起较大的混乱。2009年，有关部门组织出版的《六个“为什么”》一书，明确指出：“中国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本质不同”。但是，留下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指出当时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企图步苏东覆辙、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和本质。

上述那些搞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的活动，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70多年，其主流主张是不断推进革命事业，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不再往前走，自己捞到一定的地位和财富以后，希望停下来享受一辈子或者几辈子。这些人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还有，中国一路奔跑、搞改革，而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特别是改革的总目标在实际进程中有时是不够明确的，这难免产生一定的混乱。最终，还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和人民制定了清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以十分清醒的鉴别力和判断力把话讲明白了：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太英明了！人民群众盼望了40年终于听到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这句话是真理。该改的改，不该改的怎么能改呢？应当说，在现实中，没有足够的政治定力和鉴别力是说不出这话的。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守正创新”，这个口号更是宝贵。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是我们思想上行动上的指南。二十大报告把这句话解释得特别好：什么是守正？守正就是防止犯颠覆性的错误，就是防止迷失方向。创新是为了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前改革进程中出现一些复杂的现象，再加上腐败现象，拉大了人民群众和体制内干部的距离。当然，当时的干部也不是一个立场，多数继续往前走，开拓前进，但是有的就是不想向前走了。当然，这个界限也不好分清，各自的程度也不易说清说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的思想最容易泛滥，对不少人来说，它带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旗号，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而它名称上的“社会主义”又是无声的遮羞布。

坚持自我革命，思想理论的学习和提升，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革命队伍自己的主观世界，是至关紧要的一项战略任务。在苏东国家剧变30多年的历史时刻，总结苏东失败教训，揭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和严重危害，认清它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作用，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号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学习基本理论，学习党史，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三个核心内容在主题学习教育活动中应该紧紧跟上，大力推进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和自我革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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