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努力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水平的四点建议

作者：王传利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4-17 1201

摘要：努力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水平，必须养成优良的学风和文风。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还是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党地位的悲剧，都证明了学风与文风问题关涉政党的生命力。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水平，研究者需要提高学术修养和学术造诣，开阔视野，增强思想性，增强语言的感染力；需要增强历史纵深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到人类思想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华民族思想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凸显其伟大意义；需要提高思想境界，坚持人民至上，拥有家国情怀，否则，难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光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创立的最新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繁荣富强和世界发展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理论界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部署了大量高规格的研究课题，组织了庞大的研究队伍，掀起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涌现出大量图书、文章、视频等研究成果。这一创新性思想已经进入学校课堂，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巨大研究热情，随着研究的广泛深入，对其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和丰富。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理论界对新时代新思想的研究，还需要再进一步。如果我们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不再深入，我们就没有达到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一、养成优良的学风文风

我们强调用优良学风文风学习与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因为良好的学风文风能够表现一个政党旺盛的理论创造力，而理论创造力又是党的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一个富有活力、生机勃勃的政党，一定是一个富有理论创新能力的政党，而富有理论创新能力的政党必然离不开良好的学风和文风。不良的学风和文风，将窒息一个政党的理论创造力，导致政党生命力的衰减。优良的学风和文风保持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状态，我们更应该以优良的学风和文风深入学习与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事业成败的历史证明了学风和文风问题不是小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百年历程中不断创造辉煌，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理论上分清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空洞抽象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用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式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延安时期，经历千难万险长征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决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整风动员报告，把整顿学风与整顿党风并列。毛泽东把学风和文风看得如此重要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若要取得进步，需要生动活泼和富有创新性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党的事业的失败和成功、进步和退步、挫折和胜利，一定程度上与党秉持的学风和文风有关。就整体而言，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期，学风和文风上显得相当幼稚，缺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创造力，习惯于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习惯于从书本的个别词句出发，夸夸其谈，引经据典，而不去研究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的正确结论与中国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党内不但盛行教条主义，还存在经验主义的不良风气。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2]989。而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2]988。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二十八年间，前一个十四年，伴随着教条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僵化生硬的不良学风和文风占据全党理论的支配地位，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红军被迫长征；后一个十四年，随着毛泽东取得全党的领导地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文风占据全党的指导地位，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1991年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党地位，苏联解体，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巨大灾难。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党地位的悲剧，也说明了学风和文风与政党兴衰相关联。苏联解体前，苏联共产党党内和社会科学界庸俗的学风和文风已经反映出苏联共产党丧失了理论的创造力。2000年，俄罗斯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家杜马议员利西奇金和谢列平教授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揭示了苏联解体的信息心理战的教训，其中，有对苏联解体前社会科学界的恶劣文风和学风的揭露：“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停滞和僵化状态，让它脱离现实，脱离具体科学并逐渐变成一种教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切鲜活思想和新理论隔绝，甚至具体情况下理应接受的新思想和新结论也不例外”;“创建用毫无意义的圆滑词句拼凑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新语言’”[3]174。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出现了“发言和演讲空洞无物，甚至经常是毫无意义、毫不掩饰地空谈”[3]172等现象。利西奇金院士和谢列平教授批评1954年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各种结论，在书中讲得啰啰嗦嗦、模棱两可”,“在这样的论述中，整个现实生活和所有新生事物都被抽取掉了。世界仿佛停止了发展”[3]175。“后来的各版依然保留了令人惊讶的连篇空话，与本版(1954年)的主要区别只是在于修辞上有所改进，并更换了一些例子和引文。”[3]177他们还指出，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也让人生厌。他们以1979年出版的由22位意识形态专家参加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为例：“这本长达432页的教科书给它的每一位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一部表述含混、废话连篇、词藻华丽和老生常谈相结合的真正杰作。”[3]180利西奇金院士和谢列平教授在引述了该书中的典型段落后说：“上述引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错呀，好像都对呀。’但如果仔细读一读，就会发现，通篇都只是一些四平八稳的老调、冠冕堂皇、咬文嚼字。实际上这里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实际内容。”[3]180

中国革命事业的成败历程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悲剧，告诉我们要做好新时代新思想的研究，务必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遇到的实际难题。许多学者深度研究中国社会实际，调查民情民意，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历史、现在和未来，产出了大量能够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成果。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时，有学者已经摆脱了简单地重复党的文件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若干特点和内涵的俗套，结合新中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从专业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从2022年初富有前瞻性地精心组织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体系”的专栏，在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之前，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文。如吕炜教授等的《从财政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关注到“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更能够凸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是观察这条独特道路、考察这一形成过程的重要视角”。文章“试图从财政角度出发去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通过深入探讨财政与改革、财政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清晰认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有价值，进而讨论中国特殊现代化实践对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一般性贡献”[4]。该刊还发表了路风教授的《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王灵桂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等文章，都是材料丰富、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的优秀之作。程恩富教授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超越》,结合自己人大代表履职的观察和思考，具体对比中国与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同，解答了评价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标识的难题，富有说服力地讲清楚了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佳作[5]。

但是，新时代新思想的研究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在一些学者严肃认真地研究新时代新思想的同时，也有学者作风漂浮，缺乏扎实深入实际问题的能力，缺乏从理论联系实际过程中培养出来的问题意识。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是新时代新思想的研究，需要活学活用新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问题意识。研究者要善于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问题，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新问题，用科学的路径解决新问题。没有问题意识的研究，往往成为空对空的无病呻吟，成为无事生非的泛泛之谈。如果失去在现实中发现问题的能力，自然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得出的结论也毫无价值。由于没有问题意识，其研究当然是无的放矢、内容空洞，不得不玩弄辞藻，拼凑四六句，好像披上令人目眩的迷彩服，以掩饰思想内容的空洞浅薄。

研究新时代产生的新思想，必须改变坐而论道的做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生动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需要研究者回到火热生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深入学习和体会感悟，提高研究能力。有学者稳坐办公室和书房，逃避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不深入改革开放一线参加实践，不去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这种靠摇晃笔杆子写出的论著，内容空洞乏味，只能是装腔作势、高高在上，板起面孔训人，语言干瘪。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一般是社会普遍关注、事关改革开放全局的问题，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深层次矛盾，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人口环境资源保护的压力不断增大。学者们应该走出高校、研究院，直奔绿色的田野、忙碌中的厂房，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体验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等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找到热点难点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二、增强思想性和语言感染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文章思想深刻，新见迭出，说理透彻，生动形象，视野开阔。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著，要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需要研究者提高学术修养，开阔视野，增强思想性，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就需要研究者懂点词章修辞学，讲究语言层面的技巧，准确生动形象地表达思想，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同时产生美感。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浮夸和骄傲，需要严肃认真的态度，但撰写新时代新思想的高深的学术论文，不见得一定要端着高高在上的架子，板着先知先觉的面孔训人。研究新时代新思想的成果，不应该用呆板的格调，叫人读起来毫无兴味；更不应当因袭或模仿，让读者感到完全是浮词滥调，毫无新鲜气息。有些研究者要么追求晦涩难懂的学术巫术，要么热衷于空洞无物的官僚语言，使其著作丧失了生动活泼的生命力，只能让人民群众敬而远之。如果研究新时代新思想的论文文体单调，语言古板，千人一面，千文一面，老生常谈，极少有研究者的个人风格，一定会阻碍新时代新思想研究事业的发展。昨日的妙语往往成了今天的陈言，作者谆谆，读者藐藐，读者自然不愿意为那些乏味的文字浪费时间。

某作家曾讲述读初中的自己已经通过对比共产党人李新和国民党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的不同学风和文风，感知到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历史趋势。李新同志是该作家接触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李新“天衣无缝，严密妥贴，战无不胜的论证方式”让该作家佩服不已。“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6]40该作家已经不记得温某某给学生训话时讲了什么内容，但“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他与李新同志的对比太如地下天上了”。“我当时立即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作为新生力量的共产党，她讲得是多么光明，多么科学，多么有作为，多么激动人心啊!”该作家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6]41当然，该作家不是简单地从两个人的表现得出如此重大的结论。他说：“还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对比。我读左翼著作，新名词，新思想，新观念，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强烈，鲜明，泼辣，讲得深，讲得透，讲得振聋发聩，醍醐灌顶，风雷电闪，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旧政权的作品，例如蒋的《中国之命运》,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温温吞吞，含含糊糊，嘴里嚼着热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无法昭昭。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6]41所以，研究新时代新思想，应该讲究遣词造句，语言生动活泼，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以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力。

好的研究文章有着深刻的思想，能发现常人注意不到的道理，不去追求无病呻吟的华丽辞藻，但需要恰如其分、富有感染力的表达。高手写文章，能让读者在通俗易懂的论著中获取深刻的思想。在世界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论持久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矛盾论》《实践论》,都是思想深刻、逻辑严密、语言生动、通俗易懂的传世之作。文章大家毛泽东能将政府的公文写成洋洋洒洒的美文，如大家已经熟知的毛泽东于1958年10月6日、13日、25日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再告台湾同胞书》,里面有“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7]理直气壮，气势恢宏，义正词严，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值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者反复吟咏学习。撰写新时代新思想的论著，需要严肃认真的专业性的叙述方式，但研究者不应该写出让读者看不懂的、晦涩的、古板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并以此为荣，显摆自己高不可测。有人写的研究新时代新思想的文章，没有提供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语言干瘪生硬乏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这类文章，好像故意倒读者的胃口，没有人愿意读。所以，新时代新思想的研究者需要下苦功夫，学习语言表达技巧，提高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们的语言非常生动、准确、传神。我们的祖先留下不少精美的语句，言简意赅，隽永悠长，让人回味无穷。当然，还可以向外国的语言大师学习。

要深入研究新时代新思想，切忌浮于表面。研究本身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发现问题就是要揭示事物本质。一般而言，做新时代新思想的学术研究应该充分调研，查阅文献资料，系统周密地分析，逐步达到新时代新思想的本质层面。写文章就是要将这个研究过程和结果客观准确、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以这样的方式研究新时代新思想，必然能挖掘其思想内涵。研究论著呈现了研究者层层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和结果，必然给人带来曲径通幽逐步达到思维深层的欢愉，产生逻辑展开的美感。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饱含思想深度，语言生动形象，富有逻辑的延展性，很少用第一第二第三的罗列方式写文章，读起来让人大呼过瘾。当他们用罗列方式建构文章时，一定是因为要表达的几层意思是并列关系。八十多年前，毛泽东控诉党八股时说：“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2]838毛泽东讲的这种现象在新时代新思想的研究中依然存在。新时代新思想富有思想深度，但学界缺少那种将新时代新思想的演进逻辑呈现出来的语言生动形象的美文。许多研究文章没有将新时代新思想的思想深度展示出来，而是用一大堆符号、概念排列成为一篇文章。此类文章不是真正的研究文章，因为没有能够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只是在做概念游戏，充满了“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的符号。全文被分割为几十个小段落，每个小段落仅二三百字或几十个字，缺乏深入的论证。一个完整的思想被大大小小的“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分割成为零星碎片，前言不搭后语。它们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刻板的外在形式伤害了要表达的深层意蕴，完整的思想被肢解得鸡零狗碎。这种研究，无非是将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的词句和语段重新排列组合一下，鹦鹉学舌、装腔作势，堆砌一大通大话套话，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新意，根本谈不上深度。

这种形式主义的写法出现了新变种。我们知道，学术史的“逻辑”一词，有着严格的界定，是指具有演进性的内在的本质层面的事物，而不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现象。最近几年，新时代新思想的研究论文中存在着过度使用“逻辑”一词装点门面的现象，论著里冒出一大堆“逻辑”来，如“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话语逻辑”“生成逻辑”“制度逻辑”“逻辑理路”“三重逻辑”“内在逻辑”“出场逻辑”等时髦词汇。如果真的下功夫研究了新时代新思想的内在逻辑，定能够出现优秀成果。遗憾的是，某些标题里虽写有“逻辑”一词的文章，仅仅赶时髦地、盲目地用了“逻辑”一词，并没有研究真正的“逻辑”,不少论文将“历史逻辑”写成了“历史罗列”。有的文章大小标题里注明要写“历史逻辑”,但文内并没有探入历史深处，研究历史规律层面或本质层面的“逻辑”,仅仅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里涉及的若干史实碎片化地排列，读者无法从中看出历史的联系和规律。我们不是说“第一第二第三”“一二三四”的布局方式绝对不能用，对于那些不存在演进逻辑关系而仅存在并列关系的内容，当然可以用这种罗列组合的写法，但新时代新思想富有思想深度和逻辑延展性，研究者需要深入研究其内在的逻辑，而不应该做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史实罗列冒充“历史逻辑”的研究，“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2]838。内容空洞、语言乏味、缺少学术思想的文章，必定会削弱新时代新思想的传播力。

三、在历史比较中凸显新时代新思想的历史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潮流大势，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放到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去观察分析谋划。他曾经将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分为6个阶段，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的角度，启发人们看清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大势，从而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在多个讲话里，他回顾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而魂牵梦萦、上下求索的波澜壮阔历程，借以坚定当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2013年他再访西柏坡时，号召人们从经过浴血奋战即将建立新中国的重大历史转折背景中，深刻领会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保持清醒头脑，经受住执政的考验，防止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他还探讨了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著名大帝国衰败解体的原因，借此增强居安思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自觉性主动性。研究者需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新思想放到人类思想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华民族史以及中共党史中，做出深入的论证和说明，凸显其伟大意义。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在历史的对比中，才能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那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思想或决策，在短时间内难以展开和呈现深远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显现出不凡的历史价值。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现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需要古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史方面的知识积累，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方面的知识积累。有了这种历史积累，研究成果才能建立在牢固的学术根基之上，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否则，研究成果必然流于表面，落入俗套，往往成为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词句的排列组合，根本不是严肃的专业性的学术研究。

历史是一面镜子。新时代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既可以从古今中外反腐败历史上获取反腐的智慧和启迪，也可以从历史对比中深刻地领悟新时代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必然性。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因腐败堕落、脱离群众而失去政权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历史上看，古代的剥削阶级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由于农民阶级固有的历史局限性，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军小胜小骄傲、大胜大骄傲，政权得而复失，留下许多惨痛的教训。苏联共产党由于严重脱离群众、蜕化变质，导致了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幕悲剧。对比古今中外政权更迭的史实，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反对腐败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意图。如果缺少对古今中外反腐败斗争历史的分析，没有对比世界政党兴衰的历史，必然难以深入研究新时代党中央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战略部署。

如果研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不去联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就无法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来源和创新性。提高新时代新思想的研究水平，需要研究者联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社会本质规律决定的历史大变迁大格局大趋势中，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特点，揭示其历史地位。何毅亭教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和理论的大逻辑”[8],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视野开阔、内涵丰富的佳作。

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有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他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9]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把新时代新思想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有助于克服新时代新思想研究的狭隘性。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往往通过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研究得以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理论，也需要从历史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加以论证。我们要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深刻把握新时代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10]123。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了许多文明，如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等交相辉映，中华文明更是源远流长、光彩夺目。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中华文明蒙尘，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崛起而奋斗不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历史重托，“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恢复汉唐盛世以来的历史荣光。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人民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将永远镌刻在人类历史的丰碑上，为曾经有过与近代中国相似的悲惨遭遇、正在苦苦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国家，指明了一条维持长久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的金光大道。如果不联系世界现代化历史，不比较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特点，断难洞察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境界高远，秉持人民至上的情怀

学术研究，铁肩担道义，本来是极高尚的事业，功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至上，富有家国情怀，所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者，务必提高思想境界，坚持人民至上，拥有家国情怀，否则，将难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光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国家怀有深厚感情。在2022年新年贺词里，他表达了“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情怀。他说：“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10]65他“每到群众家中，常会问一问，还有什么困难，父老乡亲的话我都记在心里”[10]65,将人民的安危记在心上，时刻想着人民，奋斗为了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至上情怀，源于他深厚的人生体验。他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对贫困有着切身感受。”[10]65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他与山沟里贫困善良的农民一起劳动，纺线织布、种地、拉煤、筑坝、挑粪等，苦活累活脏活都干过。他说：“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12]有了贫困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习近平总书记产生了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观点，必须像他那样，热爱人民，心中想着人民，唯有如此，才能体会到他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才能理解他关于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强烈愿望和基本思路。有两个县委书记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赞扬，一个是焦裕禄，另一个是谷文昌。两个人都是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县委书记。初中时代的习近平埋下了敬仰焦裕禄的种子。他说：“几十年来，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我当知青、上大学、参军入伍、当干部，我心中一直有焦裕禄同志的形象，见贤思齐，总是把他当作榜样对照自己。”[13]只有从人民至上、家国情怀的角度，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的感情以及他心目中优秀领导干部的标准。

人民至上、家国情怀，是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线索或钥匙。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共产党人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线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只有从此出发，才能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奋斗的目标就是满足人民的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还是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无论是将改革进行到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美丽中国，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无论是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实现共同富裕，造福于全体中国人民。相应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者，必须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没有人民至上的情怀，就难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境界，就无法深入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仅能产出隔靴挠痒、离题万里、装腔作势的假大空成果，而无法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有些研究者，缺少人民至上的情怀，研究目的不纯正不纯洁。他们不在意自己的研究能否为人民造福，能否有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有利于民族复兴，而仅仅在乎自己的名字能否经常出现于期刊报端，在乎能否名扬天下和晋级升职，在乎年终考核时能否计入绩效以便拿到更多的年终奖。当万家忧乐在心头时，研究者的胸中容易涌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愫，与人民同患难共甘苦，字字句句总关家国情家国事，自然会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写有感人至深的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5]。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而坚守信仰和顽强斗争的指导性线索，也给我们秉持人民至上的家国情怀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迪。真信才有真情，真情才能感染人，感染人的论著堪称佳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情怀要深，同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者要有家国情怀，心里装有党和人民，装有国家和民族，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养分，拓展研究视野。只有怀有人民至上的家国情怀，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执着追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才能坚持真理、顽强探索、深入研究。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者，要把对家国的爱、对人民的爱与研究工作融为一体，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和民族，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成为一份有情怀有温度有高尚境界的事业。如果我们的研究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的家国情怀，体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摆脱个人“小我”的思想束缚，将自己的研究与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事业联系在一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失成败联系在一起，那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就不是为了满足追求个人名利的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就不会在乎是否发表在头版头条还是次版次条，就不会出现无实质性贡献而挂名他人成果的剽窃行为，就不会计较奖励的排名或奖金的多寡，就不会有失人格、虚情假意地巴结吹捧讨好卖身投靠于学界大佬，就不会大量粗制滥造那些滥竽充数、毫无学术含量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就不会云山雾罩地玩弄华而不实的辞藻而装腔作势。情怀深、格调高，才能消除以博得个人功名利禄为目的的低级趣味，才能出现意境高远的佳作。

参考文献：

［１］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３４．

［２］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利西奇金，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Ｍ］．徐昌翰，赵海燕，殷剑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吕炜，靳继东．从财政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１１）：１６７．

［５］程恩富，孙绍勇．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超越———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分析［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２２（１０）：１３⁃２４．

［６］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Ｍ］．广州：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２６．

［８］何毅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Ｎ］．学习时报，２０２０⁃０６⁃１５（１）．

［９］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２８７．

［１０］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