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教授：抖音短视频在政治上“洗脑”大学生了吗？

抖音短视频是否影响大学生政治情感？

——基于视频干预的实验政治分析

史  猛  程同顺

摘要：作为技术变革政治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抖音被认为具有影响大学生政治情感的功能，且不同视频在对情感维度和层次方面的影响存在差异性，通过设计一场政治心理学实验对此展开验证。300名实验志愿者被随机分配至实验组一和组二，在5天的实验期内分别投放不同类型（强/弱、正/负）的抖音短视频作为干预手段，最后利用问卷测评实验对象的政治情感水平，共回收问卷241份。相关实验数据表明：一是不同类型的抖音短视频能够对大学生政治情感产生不同的影响；二是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政治情感受抖音短视频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实验也发现了一些“反常”现象：一是大学生样本特征在政治情感不同指标上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二是制度维度的部分指标出现了较大的组别差距，这与稳定的理性情感假设是不相符的；三是社会维度的部分指标出现了非常小甚至相反的组别差距，这与干预手段在其他题项生效的情况也是不相符的。大学生理性程度较高、组别间样本同质性不够高以及难以控制干扰项是出现“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

从2018年2.5亿日均活跃用户跃升到2020年的6亿，“火爆”的抖音已经成为国民级短视频平台。它自身定位为社交媒体，以原创舞蹈、搞笑视频和记录生活起家，但终究脱离不了技术变革的政治性。虽然效果和路径不尽相同，但抖音与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一样，不可避免地因助力表达而具备了政治传播功能。具体来看，抖音短视频内容多元，部分视频中携带了或明或暗、或强或弱、或正或负的政治信息。比如，不仅没有遭到用户排斥反而广受追崇的政务短视频成为传播正能量的主要推手；反之，即便具备审查机制却仍然存在一些隐含负面政治信息的视频被传播。众所周知，政治信息的接收是政治情感养成的前提和关键。当抖音内在地嵌入大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甚至成为收集信息的主要途径后，抖音便对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情感产生了影响。

当下如何利用好抖音等新媒体，培育并提升大学生群体政治情感，是大变局时代政治传播的新议题。现有研究中，对新媒体影响大学生政治情感“发生与否”“怎么发生”及“如何应对”存在如下三种解释路径。一是在政治心理学框架下，把政治情感纳入政治认同范畴。比如，大学生在使用新媒体时，会对接触到的信息作出直观的情感反应，经过共情、接受、内化与外化四个步骤由政治情感升华为政治认同。由此，相关研究通常落脚于如何依托新媒体强化大学生政治认同，或者进一步聚焦于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二是以政治传播为中介研究新媒体如何影响大学生政治情感。新媒体既有通过设定“议程”制约受众“想什么”和“怎么想”的一般特性，也能够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传播模式向平等、无序、互动、双向发展，实现政治传播模式和内容的双重变革。除了传播机制外，相关研究还对政务账号和领导人公共形象塑造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如何影响大学生政治情感。三是新媒体成为当下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全新场域。不论是通过新媒体获取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还是扩展政治参与途径和深化政治参与效度，都是培养政治情感的过程。

综上所述，作为新媒体新兴势力的抖音无疑能够影响大学生政治情感，不过仍然存在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与必要。具体来看，抖音短视频的政治信息存在差异，大学生的政治情感也是分类和分层的，笼统地讨论其影响机制不利于相关问题的发现与解决。那么，抖音短视频对于政治传播具有哪些特征与优势，这些特征与优势又对大学生哪些维度、哪些层面的政治情感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化的影响特征，这些问题仍需要作出实证性研究。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采取实验的方式，结合问卷和访谈，旨在明晰抖音短视频影响大学生政治情感的现实效果、内在机理与逻辑进路。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抖音凭借其特征与优势成为当下政治传播的重要平台，且具备影响大学生政治情感的能力。基于这样的逻辑，笔者对既有研究进行了回顾并提出了研究假设。

（一）大学生的政治情感

政治情感的概念是比较清晰的，是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对某种政治现象或政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爱或恨、喜欢或厌恶、同情或轻蔑等，它所反映的是主体对政治客体的一种特定的体验关系①。国外学界，个人政治情感的研究通常与政党认同或者对政治人物的支持有关②，也会涉及对当政者的反对与抗议③。另外，作为一种与理性相对的驱动力量，具备解释公民政治行为复杂性的功能④。国内研究同样遵循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框架，将政治情感视作政治认同的一部分，或认同路径的一个环节。比如，国家的特征、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状况通过塑造个人政治情感来影响个人政治认同，情感因素在个体政治认同形成中起基础作用⑤。而就其本身而言，则可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首先，按照情感取向进行价值划分，可分为积极政治情感和消极政治情感，对政治认同产生不同的影响；其次，根据客体差异进行维度划分，可分为对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事件和政治主体的政治情感⑥；最后，依据情感程度进行层次划分，可分为较低层次的政治情绪和较高层次的政治情感，前者是主体在政治生活中根据政治期望和需求的满足程度而产生的暂时性主观体验，后者表现为政治主体在对政治体系形成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复杂而又稳定的心理体验⑦。进一步来看，政治情感还可以分成直觉水平、情境水平和理性水平三个层次，三者呈稳定性递增趋势⑧。

大学生政治情感是研究对象聚焦的产物，并未脱离政治情感研究的大框架。源于大学生群体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对青年群体或者大学生群体政治情感的相关研究成为重要部分。既有研究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对大学生政治情感的特征、功能、影响机制以及培育途径作了相对系统的研究，有着比较清楚的认知。二是通过定量方式，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评估了大学生政治情感的状况。通常认为，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情感以积极政治情感为主，除个体差异之外，整体上也表现出客体差异：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大政方针、改革开放等有着较高情感水平，但对一些政治现象和政治机制，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官员腐败、具体政策方面的情感度较低，且波动明显。

上述既有研究对本文构建研究框架大有裨益。一是横向维度和纵向层次上的分类能够搭建起问卷调查的基本架构，二是相关分析为本文研究假设和实验设计提供了先验条件，三是定量研究的方法为问卷具体题项的设计提供了参考。

（二）抖音的政治传播机制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⑨。政治传播具有不同的形态。如果将其看作一种传播手段，则主要是通过政治宣传、政治沟通和政治营销等模式实现强政治信息的流动，表现为具有传播主体主观意愿的显性政治传播⑩。而如果将其视为一种结果的话，存在弱政治信息通过隐藏在其他信息之下实现传播与流动的情况，既可能是传播主体有意为之，也有可能是主要的传播信息蕴含着政治信息，但总归表现为隐性政治传播。

新媒体的出现，为当代政治传播勾画了问题场域，重塑了既有传播形态，解构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并且引起了学术界对政治传播的广泛关注。国外对新媒体政治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活动的预测和回溯上，尤其是通过对新媒体所传播的强政治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同时还预测各类选举结果⑪。如通过追踪候选人粉丝增加以及与粉丝互动的情况来反映动员潜力，基于此建立分析模型预测国会选举⑫。还有通过测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被公众在线讨论的程度和在社交媒体网站推特上被提及的次数，作为量化其突出性的方法来研究新的政治传播方式对竞选活动的影响，探讨新媒体是否具备改变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潜力⑬。此外，政党或者候选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动机和策略同样成为研究热点之一⑭。西方政治有着突出的竞选特征，对新媒体政治传播的研究集中于“选战”领域就是这种特征的具体化。此外，源于政治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新媒体还成为策动社会革命或引发社会动乱的催化剂，其传播与影响机制同样是研究重点⑮。然而，需特别提及的是，由于政治体制差异，以政治竞选为中心的新媒体政治传播研究范式，除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机制外，其他理论与内容对于本文的参考价值比较有限。

从2008年社交媒体助力奥巴马当选总统，到2010年有“Twitter革命”之称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及此前的特朗普“Twitter治国”，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新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方式，各国的政治传播早已进入新的时代。通过对传播方式、路径的改变，社交媒体在将权力结构从控制型、垂直型向分散型、交互型转变的同时，也在重塑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使人们热衷于政治表达和参与且呈现出非理性倾向⑯。比较而言，新媒体政治传播对中国的影响尚未达到这一程度，对政治结构、民众观念、社会整合与动员的改变有所表现但仍在可控范围，并未对政治进程产生明显影响。在中国情境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体信息传播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臧雷振，2016）、新媒体语境下政治人物尤其是领导人的公共形象塑造（郎劲松等，2013）、依托新媒体开展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张永等，2017；李鑫等，2019）以及政务信息的“微政治传播”（宋健，2019）。除了上述主题研究中涉及新媒体政治传播机制外，也有大量着眼于传播机制、特征、优势、路径与困局的专门研究（吴飞，2017）。总之，中国的新媒体政治传播是以意识形态宣传为核心的。

具体到抖音上，虽然以大众娱乐和社交平台为基本定位，但并不否认其具有突出的政治传播功能，只不过不同于推特、脸书、You Tube等境外新媒体。一方面，根据相关法律、政策要求，抖音会通过审查机制将那些带有强烈负面政治信息的视频过滤掉；另一方面，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务抖音号的入驻，通过面向抖音受众而优化的传播策略，比如打破原先政务新闻严肃、死板、单一的模式，利用视频、声音打造场景丰富、内容广泛、制作优良的传播载体，一个又一个爆款视频使其成为宣传主流价值观的新阵地。不过，抖音在传播正能量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传播的风险。一些娱乐化的短视频通常附带负向弱政治信息，与抖音结合到一起后，其政治风险不容小觑。

总结起来，抖音有如下几个特征使其在政治传播方面蕴含风险。第一，嵌入日常生活。一方面，制作精良、覆盖面广、创意猎奇的短视频以及全屏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能够为受众带来感官上的快感，成为人们记录日常生活和娱乐消遣的平台；另一方面，纷繁复杂的内容也使其成为人们获知信息和触摸世界的途径，甚至是部分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第二，信息碎片化。抖音的传播方式符合当下社会体系碎片化发展趋势，这是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只不过，传播碎片化背后隐藏的是信息片面化，造成逻辑不够严谨、呈现事实不全面。更有甚者，在粉丝经济的推动下，为获取流量和关注，夸大甚至编造一些事实的情况屡见不鲜。片面、夸张与失实成为抖音短视频需直面的一个问题。第三，推荐算法逻辑。抖音有着捕捉用户浏览习惯和兴趣的做法，并按照一定频率推送相似内容，这种大数据下私人定制的视频推送会逐步强化视频内容所蕴含的信息。

众所周知，政治情感的养成来源于对情感客体的认知，而认知的来源则是政治信息。由此，政治传播也就成了塑造政治情感的关键方式。当新媒体政治传播的优势叠加抖音特征后，抖音确实具有影响大学生政治情感的作用。按照梅利亚姆所界定的“感性政治”的观点，抖音传播内容属于那些感性的“使人激动的东西”，能够调动人们的感性和情绪，可以起到维护政治需要的作用⑰。我们还应看到，抖音短视频在制作过程中往往会掺杂人为的情感因素，这就导致受众在认可“使人激动”的视频内容的同时，接受了视频背后所携带的价值观。总之，抖音已经做到了政治传播的生活化转向，低政治象征的柔性传播机制使其能够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情感。

（三）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逻辑推演。凭借自身特征及由此形成的传播优势，抖音短视频能够对大学生政治情感产生影响。并且，不同类型（正负向）、不同程度（强弱）、不同传播方式（显性、隐性）会造成差异化的影响效果。另外，从政治情感自身来看，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情感构成，因自身特性差异而导致受视频影响的效果不同。进一步看，对国家、对制度的政治情感属于较高层次的理性情感，对一些具体机制、社会政治现象的政治情感近于较低层次的感性情感。前者比较稳定，受视频影响较小；后者易受触动，受视频影响较大。根据威廉·F.斯通的个性性格理论，不同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生活环境、人生阅历以及认知能力的大学生群体具有异质性的政治性格，表现为同一视频对不同政治性格的大学生群体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实效。本文据此作出如下三点研究假设。

假设一：差异化的抖音短视频会对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情感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果；

假设二：大学生群体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政治情感受抖音短视频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假设三：不同政治性格的大学生群体表现为差异化的影响效果。

二、实验设计与实施

实验是通过一些手段干预数据生成的过程，既有方法论上的优势，也存在现实条件的限制，因此要坚持“准实验”的认知，在必要妥协的基础上明确干预手段，实现实验目的。

（一）实验逻辑

探求实验政治的逻辑，实质上是探索为什么要进行实验政治，以及怎样进行实验政治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实验的优势、准实验的妥协思维以及“正态分布”的认知观念三个角度来回答。

首先，实验政治的优势。对政治现象进行因果关系推论有助于理解其发生原因或预测走向，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不同于其他研究方法，实验政治主要着眼于因果关系的推断，且在构建研究客体间可比性上具备强于案例比较和定量统计的优势，能够尽可能减少干扰项。结合本研究来看，探索政治情感变化与观看视频的因果关系，需要在明确知晓情感变化的前提下利用既有证据推测或证明产生变化的原因是观看了某种视频，而非其他干扰项。这就需要建立可比的比较（construct comparable comparison）以便作因果推论，即假设观看了某种视频的研究对象在未观看该视频时的政治情感水平，与没有观看该视频的其他研究对象的政治情感水平完全相同，那么，观测到的两类群体的情感水平差异可归因于是否观看该视频。总之，实验政治的优势在于，通过随机分配研究对象和操纵原因变量实施实验干预，最大限度减少不可观测的未知干扰，实现直接的因果推论，而非相关推论⑱。

其次，准实验的妥协思维。上文提到的实验政治能够控制变量、直接探寻因果关系的优势是对于方法而言的。现实情况下，即便是自然科学都难以做到理想的实验条件和环境，社会科学更因实验对象为人和社会关系、样本弱随机性、干扰项难以控制以及干预手段的主观性强等限制因素而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因此，我们要对实验政治有一个正确认知，即难以按照标准实验设计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验政治不可以进行，也不意味着实验政治脱离一定标准，而是在对若干实验准则妥协的前提下，不严格遵循实验控制和干预原则的情况下开展实验，称之为准实验⑲。具体到本研究来看，存在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对干扰项的控制不够充分。实验者为实验对象提供某种视频，但并不能严格要求或限制他们不再观看其他视频。如果他们观看其他正相关、不相关或负相关的视频，会成为干扰项影响实验效果，甚至破坏实验实施的前提基础。另一方面，即便按照随机原则将实验对象分配至实验组，但囿于人的复杂性，难以保证组别间初始情感的同质性。举例来说，某一组过多地分配了权威型人格的实验对象，他们的初始政治情感水平本来就高，受视频影响的程度较低，与理想的实验条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实验政治要想得以成行，必须坚持准实验的妥协思维。

最后，“正态分布”的认知观念。正态分布是一种自然现象，同时也是看待社会现象的一种观念。并且，只有认可样本的正态分布特征才使得诸多统计方法，如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有价值。本研究同样需要坚持实验客体政治性格正态分布的观念，即把实验客体数量扩展到一定规模后，两个实验组的样本特征都将趋于准正态分布。配合随机分配实验对象及事后删除极端样本的做法，能够尽最大可能实现实验对象在组别间的同质性。

（二）实验设计

实验是通过一些手段干预数据生成的过程，弄清对谁进行何种形式的干预这一问题就是实验设计。结合本实验的目的——探究不同类型的抖音短视频对大学生政治情感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从以下三个步骤展开实验设计。

首先，随机分配实验对象。实验对象能够代表研究对象是保障实验价值的前提条件，也是选择实验对象的原则。因此，本研究在兼顾可操作性的同时，尽可能确保实验对象的代表性。另外，在可行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样本规模以保障组别间样本的同质性。基于上述要求和认识，本研究在天津8所不同类型高校，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招募志愿者300名，并以志愿者加入微信群的先后顺序形成随机数表进行分配，以便减少实验对象个体特征的干扰。因为影响效果分为提升和减弱，故设置两个实验组——实验组一与实验组二，每一组有150名志愿者。

其次，明确干预手段。干预的目的是使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更加直接与显化，正确的干预手段至关重要。从本实验的目的出发，我们可以将干预手段设定为，要求实验组一和实验组二观看具有不同政治信息指向的抖音短视频。具体来看，为方便管理和提升观看效果，将150人的实验组拆分为不同规模的微信群，模仿抖音推送特征在实验期内（5天）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分别在微信群推送5条视频，其中，实验组一、二的视频表现为相异的政治信息。这里需要对所选视频作一个单独交代，实验组一考察的是具有正向政治信息的视频是否提升大学生政治情感的问题，实验组二与之相反。那么，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正向视频，如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基层、党员冲在抗疫第一线、建造雷神山医院体现的中国速度、急诊三剑客、反腐斗争成果、抗洪救灾等，以及能够体现“外国月亮比较圆”、与中国社会发展薄弱环节作出对比的负向视频，如国外生活压力小、物价低、不加班、度假常态化、免费医疗和教育、官员清廉、工匠精神等，可以作为视频素材。

最后，测量实验结果。在最后一次推送完视频后，即时在实验组一、二发放统一的测量问卷，保障结果测量一致性的同时，也能够使时间积累和瞬时情感同时发挥作用，实现实验效果的最大化。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肯定会存在部分实验对象政治性格相对偏激的情况。比如，强权威型人格的实验对象不愿观看讲述国外生活美好的视频，一方面，强制要求其观看会产生不太友好的后果；另一方面，观看视频与否对其政治情感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因此要设置退出机制，否则，他们的数据会对实验结果造成明显干扰，与实验初衷不符。

（三）问卷设计

因变量“政治情感”的内涵比较丰富，不论是对其进行专门测量，还是作为一个维度包含在政治认同的测量中，相关研究都是比较成熟的，为本文的问卷设计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首先，根据文献回顾和对“政治情感”内涵的解构，以政治情感对象分类作为构建一级指标的依据，区分出“对民族国家的情感”“对政治制度的情感”“对具体机制的情感”和“对社会生活的情感”四个维度。其次，在二级指标方面，基于实验对象为在校大学生的实际，在借鉴一系列测量政治情感、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⑳，进行面向实验对象特征和阅历的修改。比如说，在“国家”维度上，“基层政府”是一项重要测量指标，但由于大学生群体与基层政府打交道较少，印象不清晰，故作为测量指标的意义并不大。还有，在“具体机制”维度上，教育和就业政策因与大学生群体息息相关而备受关注，题项设计需予以关照。最后，在预实验之后根据数据和访谈反馈进行优化。

（四）实验实施

在进行正式实验之前，为验证实验设计的可行性、有效性，探索进一步优化空间，自2021年1月5日按照实验设计启动了预实验，两个组别各招募实验对象30人。1月9日晚视频推送完成后发放调查问卷。问卷数据表现出与理论假设的一致性，但不可否认是，一致性较弱。具体原因在于样本量过少，少数极端选项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体均值。进一步访谈得知，观看视频确实能够产生影响。总之，预实验证明了实验设计能够实现实验目的，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尽可能扩大样本量，成为正式实验的重点工作。按照计划，招募志愿者300名随机分配至两个实验组，于2021年1月16日启动正式实验，在微信群中公布步骤程序、过程要求和退出规则后于1月17日正式推送抖音短视频，1月21日晚结束视频推送并即时发放问卷。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依据若干准则筛选所回收数据后，利用SPSS软件进行编码、录入与统计，并对实验假设展开验证。最后，从实验本身和实验对象两个方面，结合实验干预、实验结果及访谈反馈分析研究假设验证与否的结论。

（一）问卷回收及处理

截至2021年1月21日晚结束实验时，实验组一有实验对象158名，实验组二有实验对象142名。问卷回收截至1月22日中午12点，实验组一回收问卷119份，实验组二回收问卷122份。由于存在无效问卷，需要筛选后才能进行数据分析。而判断问卷是否有效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从实验对象特征出发，删除那些在特定问题上持刻板思想的样本。问卷中题项3“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题项4“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优于西方的政党轮替”和题项18“我能感受到国家领导人把人民放在心上”，或者属于官方话语，或者属于应然认同。如果出现刻板选项，即出现一个“1”或同时出现两个“2”，再或者同时出现三个“3”，可判定该实验对象具有相对刻板的思想。那么，不论任何类型的抖音短视频都很难影响其情感认同，何况是在相对较短的干预时间内。所以，持有刻板思想的实验对象在理论上不应该成为实验对象，由于在实验开展之前难以排查，故通过事后排除的方式将在特定问题上表现为刻板思想的问卷判定为无效。二是从问卷填写上看，如果出现连续6个及以上的同一选项，则视为无效问卷。因为每个题项都有不同的情感指向，且设计了若干负向题项与正向题项交叉分布。如果出现连续6个及以上的同一选项则有随意填写的嫌疑，可判定为无效问卷。结合上述两种判定依据，实验组一有无效问卷15份，其中因在特定问题上持刻板思想的无效问卷8份，因存在随意填写嫌疑的无效问卷7份，有效问卷104份，有效率为87.39%；实验组二有无效问卷14份，其中因在特定问题上持刻板思想的无效问卷3份，因存在随意填写嫌疑的无效问卷11份，有效问卷108份，有效率为88.52%。经过筛查后的问卷，实验组一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515，实验组二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596，满足信度要求，实验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正态分布，这排除了存在特定价值观影响实验结果的情况。实验对象的性别、年级、专业和政治面貌的构成比例如表1。

表1 实验对象特征比较

（二）检验假设

问卷中考察政治情感水平的指标标记为李克特九级量表，赋值1到9，数值越大表示认同度越高。因为题项6、7、8、9、10、11、13、17为反向设计，在计算整体总分和各维度总分时需要进行相应转化。

假设一检验。由表2可见，观看正向视频的实验组一的整体政治情感的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均高于观看负向视频的实验组二的对应数值。这说明差异化的抖音短视频会对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情感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果，假设一成立。不过，实验组一和实验组二在政治情感均值上的差距并不大，且部分题项出现了与整体表现相反的结果。具体来看，题项2、7、11、12、13出现了相反的结果，题项1、6、9、14、15的差距偏小，题项3、5、8、18的差距居中，题项4、10、16、17的差距较大。

假设二检验。由表3可知，实验组一和实验组二的实验对象在不同维度上的政治情感水平存在差异。并且，实验组一和实验组二在爱国和制度等较高层次理性情感方面的差距非常小，而在社会政治现象等较低层次感性情感方面的差距则比较显著。不过，在对具体政治机制方面的政治情感差距并未呈现出居中的情况。说明假设二被部分证明。

假设三检验。表4表明，实验对象在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和政治面貌等属性之间，或者同一属性在不同实验组之间，都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效果。不过，虽然存在直观的差异且在部分指标上差异明显，但全部未能构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P<0.05）。故假设三不成立。

表2 实验组一与实验组二整体情感水平及差距

表3 不同维度政治情感水平及差距

表4 个人基本属性与政治情感的单因素ANOVA检验

（三）结论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假设验证，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不同类型的抖音短视频能够对大学生群体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政治情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实验本身和实验对象两个方面，结合实验干预、实验结果及访谈反馈可以论证及认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一方面，实验结果与干预手段是相对匹配的。首先，作为干预手段的抖音短视频，只能在其传播内容所覆盖的情感维度、层次产生作用，对其他维度、层次的溢出效应有限。因此，当实验组一的干预视频局限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正向视频，如国家领导人下基层、党员冲在抗疫第一线、建造雷神山医院体现的中国速度、急诊三剑客、反腐斗争成果、抗洪救灾等。实验组二的干预视频控制为能够体现“外国月亮比较圆”、与我国社会发展薄弱环节作出对比的负向视频，如国外生活压力小、物价低、不加班、度假常态化、免费医疗和教育、官员清廉、工匠精神等内容时，就只会对相应的政治情感产生影响。因此会形成题项4、10、16、17差距较大，题项1、6、9、14、15差距偏小，题项3、5、8、18差距居中的格局。举例来看，在实验组二的微信群中投放了大量关于国外生活压力小、风景美、物价低、不加班、常度假的视频，整体表现为国外生活美好。结合访谈发现，这些片面的只展现好的方面的视频，确实让实验对象产生了羡慕和向往的情感。比如，当被问到看完视频有什么感觉时，微信名为“安琪拉达”的实验对象谈道，“感觉国外在学习上比较开放㉑，科技比较发达”，比较认可“国外比国内好”的观点，且较向往国外生活，“有能力的话还是想去国外体验一下”。而“国内太累，节奏太快导致非常紧张”是认为“国外比国内好”的主要原因。微信名为“温柔扑了个空”的实验对象觉得“美国物价怎么会低得这么离谱，真是超乎想象”。当被继续追问是否认为视频内容虚假时，她认为“并没有，就是有点惊讶”，同时表现出“有一点向往”的情感。该实验对象平时主要关注“搞笑视频”和“文案馆”等抖音账户，关于国外生活的视频接触较少，所以作为干预手段的相关视频给她传播了新的信息，对其相应情感的产生或改变的影响较大。而实验组一并未实施类似干预，所以在题项10和17上表现出明显的组别差距。同样，实验组一投放了大量关于党员抗洪救灾，尤其是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冲在第一线的视频，题项16也表现出明显的组别差距。另外，实验组一和实验组二分别对题项8和题项18相关情感作了相应干预，所以也产生了一定的组别差距。相比而言，有关经济发展前景的视频并未被当作干预手段，因此，两组实验对象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并未被实验所干预，对其认识与情感停留在初始水平，故题项1的组别差距不大。

其次，抖音短视频对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政治情感的影响效力存在差异，所以出现了部分题项组别间差距较小的现象。比如，题项10和17都属于社会政治维度的较低层次的感性政治情感，易受影响。而对于政治制度的情感则属于较高层次的理性情感，是在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稳定情感，视频对其影响程度较小。题项10和17理论上与题项15存在互斥关系，实验组二在题项10和17得分较高，题项15得分应该较低，形成组别间较大差距。而实际情况则是实验组二的实验对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情感受视频影响程度并不大，组别间并未显示出明显差距。所以说，在题项1、6、14、15上未形成明显的组别差距，并不意味着视频未产生影响，反倒是因为能够对稳定的理性情感产生影响，更加说明了视频的效力。

最后，存在干扰项影响实验结果的情况。通过表1可发现，题项2、7、11、12、13出现了相反的结果，部分题项组别差距过小，如题项9；或过大，如题项4，也不符合理论预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实验本身的角度来看，主要原因是存在如下三类干扰项。一是在实验期间观看非实验组提供的其他视频，尤其是实验组二观看正能量视频，会严重抵消作为干预手段的视频的影响效力。通过访谈发现，部分实验对象具有关注政务抖音号的行为，即便不关注，抖音也具有向特定群体的推送机制。总之，场景壮观、贴近现实、内容广泛、制作专业的爆款正能量视频非常具有感染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实验组二干预手段所产生的影响。二是中外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过程中表现出的巨大反差进一步坚定了大学生群体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之在实验组一投放了大量关于党的领导优越性的视频，所以属于制度维度较高层次理性情感的题项3出现了明显的组别差距。另外，实验组二投放了一些美国物价低、常度假、风景美的视频，遭到了一名实验对象的明确反对。通过访谈了解到，他（微信名为“尘安”）对美国抗疫表现非常失望，认为美国制造了病毒并甩锅中国，这种行为“令人作呕”。因此，“虽然国外生活很好，但是我更喜欢中国”。所以，题项12出现了实验组二得分高于实验组一的情况，说明大家对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即便实验组二未进行抗疫类的正向视频干预，实验对象同样认可政府的抗疫表现。同时，坚定的较高层次政治情感具有溢出效应，能够提升较低层次的政治情感，或者对一些政治机制和现象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三是隐性政治信息易造成认识偏差。抖音和微信都对负能量的视频具有审核机制，既不容易下载也不容易发送，另外考虑到实验的现实影响问题，实验组二选择的干预视频是“国外好”而非“国内差”。比较而言，“国外好”所传达的政治信息比较隐晦，且由实验者下载提供给实验对象，存在着认识不统一甚至未能识别到政治信息的可能，仅把视频当作对国外情况的介绍。因此，即便题项2和11出现了组别差距，但变化幅度非常小，可视为样本偏差。题项13出现相反情况，也很大程度上源于实验对象对干预手段的理解偏差。因为在实验组一投放了大量反腐斗争的视频，且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容易给实验对象造成“腐败现象仍然很严峻”的错觉。

另一方面，干预手段效果的发挥受到大学生理性思维的调节。在认识到实验结果与干预手段匹配的同时，也要承认二者的匹配程度并不算很高。分析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除了实验本身限制因素较多之外，实验客体的理性程度较高，造成其政治情感受抖音短视频影响较小也是原因之一。

大学生群体理性程度较高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能够客观地看待实验组二“国外好”的视频，能够认识到这些视频的片面、夸张和失实。微信名为“WYJ”的实验对象（实验组二）说：“我感觉拍视频的人很可爱。视频本身观点有瑕疵和局限性，拍视频的人未必不知道，但是总用煞有其事的语气和严肃的态度。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当然要高于我们，但是视频比较极端地展现某一方面，不能轻易改变我的看法。”另一位实验对象（实验组二，微信名为“CAt4s”）认为视频里面的内容在“胡说八道”，因为他觉得国外生活并没有视频所展现的那么美好。微信名为“梦梦梦云阿”的实验对象（实验组二）认为“视频所讲的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好像给人特别舒适和便利的感觉”，不过“感性上有向往的倾向，理性又会拉住我”，而被“拉住”的原因在于“生活在中国，更多时候能够真正感觉到幸福，比如疫情期间”。微信名为“小明”的实验对象（实验组一）觉得看完视频确实会有“情绪上的小波动，但不是很强烈”，因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定型了，而且比较正面，这些视频也是比较正面的，和我之前的认识吻合，所以不会改变我的认识”。正是这些理性思维，使实验干预手段尤其是在实验组二中，难以发挥应然效力，造成实验结果与干预手段匹配度不高的局面。

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拥有较高的理性思维，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国外的月亮确实不更圆了”。“00后”的大学生在他们世界观形成阶段，面对的是“家门口就是世界最好的”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地位，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效率、廉洁程度，个人生活水平、便利性、舒适性并不比西方差，有些甚至更好。所以，片面地说西方好在大学生群体中没有市场了。二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逐渐改善。以前，大学生群体接收信息的渠道有限，官方媒体的硬宣传受欢迎程度比较低，这就为别有用心之人炮制信息提供了空间。而当下，自媒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开拓了大学生视野。以抖音上国外免费医疗为例，有相当多的视频在片面介绍免费医疗的好处，说全民终身享受免费高质的医疗服务，生病完全不用担心。同时，也有大量视频比较客观地讲述免费医疗的真实情况，或者强调其不足之处，比如说免费之外存在很大比重自费部分，免费医疗预约制比较低效，很多病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效率高的自费医疗费用极高等现实。因此，当信息极大丰富，大学生又善于搜集信息时，免费医疗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三是面向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成效。党中央历来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尤其是在理直气壮讲好思政课的要求下，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结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集中表现在大学生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科学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和高度的认同，同时，面对海量庞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拥有良好的分辨能力。

应该看到，上述三点原因是相辅相成的，叠加作用提升着大学生群体的理性思维，进而弱化了干预手段的作用发挥，使得实验结果与干预手段的匹配度并不算高。

四、讨论及反思

抖音短视频能够有效传播政治信息，在嵌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同时，改变其政治情感。不过，政治情感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它本身集合着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价值判断，同时抖音短视频的政治信息也有强弱、正负之分。辨析后者对前者产生影响的机制与程度，是政治传播与政治心理学领域研究中有待探索的未知领域。为此，我们对300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实验干预，以参加实验顺序随机分成观看正向视频的实验组一，和观看负向视频的实验组二，模拟抖音算法推送机制持续5天投放相关视频作为唯一实验干预手段，以尽可能精准测量抖音短视频对实验对象政治情感的直接影响。

本实验证明了两个“常识”：一是不同类型的抖音短视频能够对大学生政治情感产生不同的影响；二是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政治情感受抖音短视频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反常”现象：一是大学生样本特征在政治情感不同指标上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二是制度维度的部分指标——题项4和5出现了较大组别差距，这与稳定的理性情感假设是不相符的；三是社会维度的部分指标——题项9和13出现了非常小甚至相反的组别差距，这与干预手段在其他题项生效的情况也是不相符的。对于这些偏差，我们认为是实验不够完善造成的。限于诸多条件约束，社会科学的实验只能在对多项准则妥协的前提下开展准实验，难以避免出现较大的误差。

对本研究而言，实验设计不完善或需要提高的部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未能测量未观看视频时的实验对象的政治情感水平。因为，在较短时间内，用同一个结构的问卷即便是对题项进行修改，去测量变化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对本实验的优化可以建立一个不观看视频或观看无政治信息视频的参照组，用参照组的数据代替实验组的原始水平。二是仍需进一步增加样本数量，因为只有样本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最大限度形成正态分布，保障实验组一、二的实验对象的原始政治情感处在一个大体类似的水平，尽可能“建立可比的比较”。同时当样本足够大时，也能够尽可能消除个别刻板思想的影响。三是问卷还需优化，在题项设计上充分考虑样本特殊性，增加题项与实验对象的共鸣感，部分与其生活经历较为疏远的题项需要删改。另外，可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优化问卷结构，强化统计学上的意义。四是对其他变量的控制比较困难。由于本实验的干预手段不是一次性而是一个持续5天的过程，难以对实验对象信息接收进行排他性控制，这是本实验的最大薄弱之处，也是在研究者现有能力下难以克服的障碍。

总之，本实验尚为薄弱，或因实验设计不足，或为社会科学准实验固有障碍，但并不影响其作为对实验政治的一次有益尝试。目前，实验政治的相关研究还极为匮乏，所以我们希望本文能对实验方法的推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吁请更多学者对实验设计、干预手段、变量控制、干扰排除开展更加深入、多元的探究与优化，推动中国政治现象研究本土化创新。

注释：

①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胡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Leonie Huddy, et al.,“Expressive Partisanship:Campaign Involvement, Political Emotion, and Partisan Ident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9, No.1, 2015, pp.1-17.

③Karin Wahl-Jorgensen,“Toward a Typology of Mediated Anger:Routine Coverage of Protest and Political Emo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2, 2018, pp.2071-2087.

④Patrick R. Miller,“The Emotional Citizen:Emotion as a Function of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32, Issue4,2011, pp.575-600.

⑤桑玉成、梁海森：《政治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⑥参见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

⑦薛中国：《政治认同的心理结构和过程》，《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⑧罗远航：《当代大学生政治情感状况浅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年第2期。

⑨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⑩荆学民、段锐：《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11期。

⑪Thomas J. Johnson and David D. Perlmutter,“Introduction:The Facebook Elec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No.13, 2010,pp.554-559.

⑫Matthew C. MacWilliams, Forecasting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Using Facebook Data,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pp.579-583.

⑬S. Hong and D. Nadler,“Which candidates do the public discuss online in an election campaign?:The use of social media by 2012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nd its impact on candidate salienc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Vol.29, Issue 4, 2012, pp.455-461.

⑭Gunn Sara Enli and Eli Skogerbø,“Personalized Campaigns Party-Centred Politics:Twitter and Facebook as arenas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ociety, Vol.16, Issue 5, 2013, pp.1-18.

⑮D. Trottier and C. Fuchs, Social Media, Politics and the State:Protests, Revolutions, Riots, Crime and Policing in the Age of Facebook,Twitter and Youtub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⑯韩娜：《社交媒体对政治传播影响的研究——基于批判的视角》，《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

⑰“感性政治”，是指为了维护政治权力而使用感性的、非理性的“使人激动的东西”，比如利用某种象征和仪式来调动人们的感情和情绪来维护权力。参见Merriam C.E., Political Power:Its Composition and Incidence,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34, pp.147-152。——作者注

⑱余莎、游宇：《不操纵无因果：实验政治学几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⑲臧雷振：《社会科学研究中实验方法的应用与反思——以政治学科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⑳周小李、刘琪：《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对其政治认同影响的实证研究》，《高教探索》2018年第12期；戴建波：《“9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实证研究——基于湖北七所高校的调查分析》，《高教探索》2016年第7期；何玉芳、卢强：《中国青年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情感取向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㉑通过事后了解，该同学所说的“开放”，是指对于学习的态度，即可学可不学的选择，不像中国的大学生，学习成为获得成功的主要路径。这与其期末考试期间进行了高强度的复习和期待期末成绩的紧张有关。——作者注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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