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上万都没人干，建筑工地为何后继无人？

超龄农民工正在逐步告别建筑工地。

近来，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发文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天津规定，因特殊情况确需安排或使用超龄建筑工人的，施工单位应当对超龄人员健康证明（有效期为1年）进行核验，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

湖北黄冈则进一步将进入工地的工作人员细分为三类，在各地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禁止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年龄超过65周岁的进入项目现场从事施工管理”和“项目副总、技术总工等主要技术类岗位参照注册类管理人员，原则上年龄超过65周岁后不建议参与施工现场技术管理”。

文件制定后，各地加强管理，确保合规用工。据了解，目前上海依靠两个路径对工地用工进行严控：一是实名制系统，现场所有务工人员要录入系统，从入职源头杜绝违规行为；二是市区两级监督机构推进，在2021年全年的专项整治中发现了6起超龄用工情况，均实现即知即改。

这一下，不少企业可慌了神儿。

有企业就表示，现在工地上岁数大的工人非常多，如果这样的禁令再严格些，恐怕就招不到足够的人了。

这样的说法属实吗？

确实没错。

根据《2020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截至2020年底，我国建筑行业从业人数为5366.92万人，比2018年减少214.38万。最近几年的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下工人比例下降至不足30%，30岁以下则不到10%。年龄“断层” 现象严重。

究竟为什么建筑工地上没有了年轻人呢？因为工资低？

事实并非如此。

工地上的“大工”分为三个工种，混凝土工（俗称“打灰工”）、钢筋工、木工。其中，“打灰工”技术要求含量最低，一般180-200元/天左右，也有月薪制的，5000左右。

钢筋工，200-240元/天，新人一般会被分配抬钢筋，往钢筋梁柱墙里穿铁。熟悉后再绑扎钢筋。

木工，220-260元/天分大模组和木模组，技术含量相对高一些。

而小工150元/天是可以招到工人的。

以上的收入是全国平均的价格，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个水平会更高。

据行业内相关人士介绍，2020年5月，国内疫情平复后，雄安新区启动区大范围开建，吸引超10万建筑工人投身建设。

在雄安当地，为了“抢人”，一些单位会采用日结的方式，“直接发现金，当天结算”。当地工人的工价如今能开到500-600元/天，春节期间一度涨至800-900元/天，还不算加班费。

而如果是在用工高峰期，或者说赶工期，则会诞生一些“突击队”。这类“突击队”是近年“市场有需求才出现的”，他们专接急活儿、短活儿，去各个缺人手的建筑工地应急帮忙，通常是几周到1-2个月不等。“突击队”工价会比常规队伍高出10%〜20%，工作时间也更短，但这些年生意非常火热。

如此算下来，这样的日薪比起不少白领已经不遑多让，起码比外卖小哥要多，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工地呢？

让我们听听年轻人怎么说吧。

工地不仅难以吸引新的年轻农民工进入，为数不多的还正在“逃离”。

今年28岁的孙昌在大连开了一家蔬菜店，不过去年这个时候，他还跟着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工作。

“我是16岁开始，就跟着我爸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主要是抹灰。”孙昌说，“在工地上一个月6000多7000，而且吃饭啥的也不用我自己琢磨，收入其实比现在要好些。目前干个体户，抛去成本啥的，我的利润并不多”。

但是他为什么放弃了薪水还可以的工地工作，转而选择当了一个不怎么挣钱的个体户呢？

“工地上的工作太无聊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强度又大。下了班根本哪儿也不想去，回到宿舍就是睡觉，等于除了工作什么也干不了。”孙昌说道。

孙昌还表示，缺乏年轻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也让工地对他来说特别压抑，因为身边也都是和父亲一样的中老年人，互相之间没什么共同语言。

另外，孙昌还介绍说，别看工地收入高，但是其实也不稳定。“说是日薪300到500，这确实不假，可工地上不是每天都有工开。工地的工资比原来确实提高了，但确实没高到能吸引年轻的工人踊跃来工作。”

而在建筑工地工作的汪明则表示，多年来整个社会对建筑工人的印象就是不体面，每天工作完了灰头土脸。

不过，汪明也介绍，工地上的生活卫生条件肯定是有所改善的，可改善的程度确实有限。

汪明称，父辈们打工的年代，工地上提供的住宿往往是工棚，条件好一点儿的施工队则租住工地边的平房，一个棚子或者一间屋子能住20个人。有的棚子，甚至就是用编织袋搭起来的，看起来惨不忍睹。

“我老爸说，当年那个条件，冬冷夏热，夏天破棚子里连个电扇都没有，里面那个味道特难闻，但是又不敢脱衣服，为啥呢？怕蚊子咬呗。越热穿得越多。冬天更惨，棚子里烧炉子，那个灰啊，太大了。”

如今，工地的环境是改善了。在诸多工地上，工人们也跟管理人员一样，住着宿舍，每间寝室4-6人，人均面积5平方米。屋内还装着空调，有自己的食堂、浴室、洗衣房。

但是，汪明表示，生活卫生条件变好了，但工地上的劳动卫生环境，依然非常差。

以墙壁打磨为例，墙壁水泥硬化后需要打磨平整，传统打磨方式是人工打磨，打磨机与墙壁“亲密接触”不到10秒，周围几米的范围内即完全被粉尘淹没，工人们近在咫尺也相互看不见。

在福建从事墙壁打磨工作的李火娥表示，“腻子批刮上墙后，难免会有瑕疵，比如腻子交界处的接茬、局部批刮过薄或过厚留下的痕迹、墙面吸水造成的针孔等。我的工作，就是通过砂纸打磨解决这些问题”。

打磨工作中，天气再热都不敢开窗户，一是担心风吹粉尘进了眼睛，二是防止粉尘飞到邻居家。

在闷热的房子里工作一个小时后，她扶着墙歇口气，此时她几乎成了“雪人”，身上一抖，粉尘飞扬。由于流了很多汗，她脸上和手上的粉尘已经和着汗水黏在一起。

在粉尘飞扬的环境中，只有拿着200瓦以上的灯泡，才能看清墙面情况，保证打磨后的平整度。灯泡点亮几分钟后就开始发烫，即便在外面罩了铁丝网，不小心碰到了，还是会被烫出水疱。

“换衣不现实，一般一天干七八个小时，忍一忍就结束了。但有时雇主要赶工，得连续工作10个小时。这样一天虽能挣400元，但第二天必须休息，身体受不了。”李火娥说。

长期在粉尘中作业，许多墙面打磨工肺部都落下了病。

相似程度的健康挑战和体力消耗，发生在工地上的许多工种上。地面抹平需长时间弯腰；室内或者车库喷涂伴随着有害气体；外墙喷涂通常则需在高空吊篮中作业，危险系数可想而知。

这样的劳动卫生条件下，年轻工人去打工，到底是挣今天的生活费？还是挣未来的医药费？

而且欠薪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你承诺的工资再多，工人拿不到手也没用啊。

汪清介绍说，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工程方不会预付款，所以一般总得等到工程结束，施工方才能收到钱，很多时候，工人的钱也就这么被拖欠下来了。

现今盖一栋楼，甲方的资金链不像过去那么宽裕了。过去盖楼，很多甲方会提前预支某段工期的工程款，少则千万，多则数亿，而今的甲方都得等到工程干完再打款。

二是层层转包的问题。从甲方到最后的施工方中间，有太多的中间商吃差价，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工人都有最后拿不到工资的风险。

工地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工人和企业的负责人们非常忧虑。

70后的宋海涛来自保定唐县，自幼家里条件不好，他初中辍学后就出门打工。因为没有过硬的技术，只能干些简单的杂活，一天的工资只有5块钱。“看着技术纯熟的老师傅，工资是自己的好几倍，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核心技术，不能一辈子干杂活儿。”宋海涛暗下决心。

1999年，宋海涛报名参加一个网络函授的建筑工程专科学位课程。他每天至少要花4小时看书和上课，最终在2002年拿到学位。

现在的宋海涛是中建二局渤海分公司的机电经理，自2018年起，宋海涛在天津北辰区郡德花园项目上负责水暖、通风、机电等工作，带着一支施工队伍。该项目有29栋洋房、4栋别墅、3栋写字楼综合体，工作量和材料量都巨大。

宋海涛所带队伍中的工人很多都跟了他十几年，最年轻的工人是一名37岁的老乡，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做机电、水暖等工作。

宋海涛认为，年轻人已经吃不了苦。“老一代工人退休，年轻人却很少补充进来，即使待遇再好也不行。工地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日晒雨淋，苦、累，还有一定的危险，这让年轻人离工地越来越远。”

宋海涛表示，他见到的最年轻的一名工人24岁，做了几年架子工后就不愿再做，现在主要负责管理，也在考虑回乡转行。见此情景，一位劳务经理曾问他：“10年之后，我们去哪里招工人？”

“年轻人更喜欢无拘无束。”宋海涛对此无可奈何。

宋海涛觉得，这跟过去老一代工人为下一代创造了不错的环境有关。宋海涛最早感受到代际差异，来自2005年一次带一位朋友的“90后”儿子干活儿。他的朋友也在建筑业做工，常年离家，在外辛劳，总是尽量满足儿子的物质需求。孩子早年辍学后，朋友就让宋海涛带着，跟他学点手艺。

可是，到了北京的工地后没多久，孩子就消失不见了，宋海涛非常着急，带着工友们找了三天三夜，最后在一家网吧找到了孩子，他当时正在通宵打游戏，还往游戏里面充了不少钱买装备。

宋海涛一看，非常不理解，“我们那时最多上QQ聊会儿”。他苦口相劝，但这孩子后来还是离开了工地，再也没有回来。

当然，自己实现了阶层跨越的人，的确看不到后来人的痛苦和无望，那个年代宋海涛可以凭借技术和一份函授的大学学历改变命运，但如今工地上的工人哪里有这样的机会？其实，在宋海涛的年代，他这样的幸运儿也只是少数罢了。

更多普通工人也不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走进工地。

“老子都希望儿子比自己强，我不希望孩子和我一样干一辈子的建筑工。建筑工作又累又脏、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也不固定，还经常加班加点。一年回不了几次家不说，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辛辛苦苦地供他念书，就是希望他将来坐办公室。”老邹说得很直白。

老邹90年代和老乡一起进程打工，在工地上做活几十年，儿子初中毕业后也想来工地，但被他坚决拒绝。“建筑工这工作，现在没多少年轻人能适应的了。工地干活累是其次，最主要还是没有前途，一直在工地干着，虽然挣钱不少，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跟别人一说是干工程的，就觉得是在搬砖，整天身上都是灰，连对象都很难找。”

建筑工地没有年轻人不只是内地的问题，其实在我国某个地区也已经非常普遍。须知，在那里，建筑工人的工资可是非常高的，一个扎铁工人开得半月工，一个月便能有5万左右的收入，但年轻人依然不会考虑这个行业。

不食人间烟火的当地建造业总工会表示，“大学生应该放下架子，作为大学生在工地上工作两年。虽然辛苦，但年轻人肯定要去闯一下”。

然而真正的“业内人士”——那里的工人却在劝大学生别来，“裤子鞋子全都湿透了仍要继续上班，不加班是工作8小时，但混凝土是必须要加班的，中间不能休息，只有5分钟、10分钟时间吃饭”。

说穿了，辛苦的工作条件，充满隐患的卫生环境，不稳定的收入状况，都是阻挡年轻工人进入建筑工地的大山。这次清退超龄工人的政策，则让工地缺乏年轻工人的问题再次凸显。

正如那位劳务经理所说，十年后，去哪里找建筑工人呢？

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劳动条件是一方面，而且目前也能看得到改善的趋势；但似乎还缺了些什么“虚”的东西，工人“老大哥”也许真的会只剩一个“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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