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箭：“把一切献给党”是哈军工人永远的精神动力

▲研讨会现场

▲罗箭将军

我是哈军工58231班的学生，我们算第6期。58231的意思就是：58年入学，2系3专业1班。我们这个专业共两个班。虽然在校学习两年半，但哈军工对我的教导却让我永远铭记在心，一辈子激励我不断前进，永不后退！

我记得那是1953年，陈赓院长作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回国向毛主席汇报，陈院长心直口快地说：“我认为朝鲜战争我们和美国人打了个平手，从三八线打起，最后又回到三八线。人员伤亡也大体相当。但我们死亡的人比美国多，他们是凭火力，我们是靠意志。”主席沉思了一会儿说：“斯大林同志建议我们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说二战后期他们成立了许多工程物理学院，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后期的装备火力就超过了德国人。看来我们也要成立工程物理学院，我们国家还很穷，只能成立一个综合型的军工学院，你就来当这个院长。”就这样，没有一两年我们哈军工就成立了。哈军工在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和指导下已走过70年了，老院长的心血终于在祖国大地处处开花结果了。今天在这里庆祝建院70周年之际，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老院长更加深深地怀念和崇敬！

让我谈谈哈军工的精神内涵，我讲不出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只能谈谈我的经历和体会。

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哈军工培养学生的目标是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合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何谓又红又专？我们的理解就是不仅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贡献一切的决心。我们那个年代，哈军工学生的学习榜样是吴运铎，一个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身残志坚的老军工，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写了一本书《把一切献给党》，这也成了我们的口号和座右铭。“把一切献给党”成了克服学习困难最大的推动力，也是我们一生的精神动力。我们的决心和目标就是早日完成学业，为党为国做出贡献！

1958年我高中毕业，一心想学原子能，我记得列宁有一句话：“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后来我去找陈赓伯伯，说我想去哈军工，他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说想学原子能，那时不懂原子能是指核电站，我的本意是学原子弹。陈赓伯伯说，哎呀，我们哈军工没有原子能，我建议你去考中国科技大学，那里有原子能系。后来我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1961年初我听说哈军工有了核物理系，而且正在招收大学三年级学生插班直接学习专业课，于是，我就找我的父亲罗瑞卿，说我想去哈军工。原本以为他会骂我一顿，想不到他很高兴，说好啊，哈军工需要人，你去吧。因为当时我国独立自主搞核武器进展神速，中央决定在1964年国庆15周年时炸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而这时正需要大批中初级科技人员。现招大学生从一年级培养要5到6年，来不及，所以决定从清华、北大、科大、复旦、浙大征招收大学三年级学生插班进入哈军工。我们虽然是1958届哈军工第6期，实际上是1960年才来哈尔滨直接上的三年级。许多同学刚转来，听邓稼先、秦元勋等专家的课，根本听不懂，我们着急，老师也着急。我们白天听课，晚上小组讨论，加班加点，硬是一点一滴啃下来了，而其中的动力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决心。为了集中精力专心学习，哈军工规定学生不许谈恋爱，来往信件要让年级指导员看。有一位同学因为不遵守这个规定被开除了，而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自觉遵守这个规定，牺牲了个人感情，专心于学业。

父亲鼓励我去哈军工，临上学前他找我谈话，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箭、宇、原”，我看不懂，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有点生气，说怎么不明白？箭，火箭嘛，就是导弹；宇，宇宙飞船嘛；原，就是原子弹嘛。你们兄弟三个人都要学习尖端科学，搞两弹一星！我原来的名字叫罗小青（卿），就这样改成现在的罗箭。我们兄弟三人的名字既寄托着父辈的强军梦想，也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后来到马兰核试验基地研究所，那里很大部分技术员、工程师都是哈军工毕业生。后来调到科工委机关，几乎一半人是哈军工毕业的。可以说，哈军工学生撑起了国防科技事业大半个天，真正实现了哈军工办学的目标任务！

▲1958年3月，哈军工在空军工程系设立七科（导弹原子科），为国家培养导弹、原子弹专业人才。1959年2月，以空军工程系第七科为基础，并入炮兵工程系的火箭专业，成立导弹工程系。同时将原子科扩大为原子工程系。图为1962年原子工程系58231班全体留影。

当然，又红又专不是简单的一个口号。年轻人思想单纯，经验不足，想要又红又专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那时，每个年级都配有指导员，和我们同吃同住，每个学员的丝毫变化，指导员都了如指掌，学校每年都评三好学生，第一条就是思想好。老一辈革命家更是对哈军工关怀备至。周总理、贺龙元帅、陈毅元帅等领导都来哈尔滨看过我们，陈毅元帅给我们做报告专门讲到红与专的关系，说你学的技术再好，驾飞机上天跑到台湾去了，技术再好有什么用？所以，我们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仅学习好，还要政治进步。我1961年2月转学，12月就成为预备党员了，连着两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不争气。有一位姓陈的同学在医院住院期间收听敌台，竟然与台湾敌台的一个女特务挂上了钩，破获后引起全院震动。他和毛远新住上下铺，毛远新回家时跟主席说了，主席说你们是同床异梦呀！又建议总参、总政、总后组织了个联合调查组，对全院学生的情况特别是干部子女的情况做了统计、分析，分为好、中、差。优秀的和差的是少数，中间是大多数。加强教育和引导是必需的。关心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哈军工一贯的传统和作风！

我毕业到了试验基地，继承了哈军工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实际上真正实践了这个口号的榜样是我们的革命前辈，毛主席就送儿子毛岸英上了朝鲜战场。1953年研究成立哈军工时，陈毅元帅就拱手相约，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都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那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上这个学校就意味着毕业了可能要去朝鲜上战场，那毛岸英大哥就是我们的榜样！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宁、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羽、邓小平伯伯的妹妹邓先群、陈毅元帅的儿子陈丹淮，还有许多领导干部的孩子都上哈军工。后来我的妹妹罗峪书也报考了哈军工核物理系。聂帅的夫人张瑞华妈妈找到我的父母，说搞核还是有危险的，你们已经有一个儿子去了，女孩子就不要去了吧。爸爸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去？我的妹妹也坚决要报考哈军工。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风气都是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63年我们毕业时，纷纷给党支部写决心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被分配到新疆核试验基地，高兴极了。而我们年级有两个同学，一个叫梁荫绶，一个叫倪庭裕被分到北京科工委机关二局，他们晚上躲在储藏室偷偷掉眼泪，认为组织不信任他们。后来我给年轻的同志讲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说我编故事骗他们。

我到了基地有幸参加了我国第一次、第二次核试验，而且两次都立了三等功。第一次爆炸是1964年10月16日，我5月份就参加了先遣队到了场区，那时要求严格保密，不准写信、打电话，规定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女，我走的时候只对父母说要出差，他们也不问。后来有一次总参开会休息时，父亲开玩笑说他那个大儿子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了。后来任前线总指挥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到了场区见到我问，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父母？我说不是你规定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女的吗？事后父亲说，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连周总理都不告诉邓妈妈呢！

爆炸成功了，张爱萍副总长向周总理报告成功了。总理在电话那边说：“你先别高兴，到底是炸药爆炸造成的化学爆炸还是真正的核爆炸？我等你两小时，你再给我真实消息。”张副总长召集专家们讨论，一致认为是一次真的核爆炸。我和几个同事事先做了一个简易量角器测量烟云随时间上升的高度，画出一条曲线介于一万吨到两万吨，我们直接报出了爆炸当量的粗估值。后来速报项目压力自动记录仪的数据也回来了，张副总长激动地说：我可以负责地说，我国第一次核爆炸成功！周恩来总理这才到主席那报告这个好消息，并和主席一起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并告诉了他们这一大好消息。我因此立了三等功，许多哈军工同学包括林俊德等人都立了功，为我们哈军工争了光。我的许多在九院的科大同学得了100元奖金（那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50、60元），可是他们都羞于启齿，都对我们羡慕不已！

这张照片是我们研究所第5研究室即理论研究室在试验成功后，在马兰基地参加总结会后合影，照片上25人中有一半（12人）是哈军工学生。

▲1964年11月，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第五研究室（五队）首次核试验后在马兰留影。

第二次核试验我也参加了，又立了一次三等功！

在试验现场哈军工的学生动手能力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所领导或室领导遇紧急困难的任务都找哈军工的学生，所以在场区，哈军工学生的外号叫“救火队”。第一次试验时谁也没有亲眼看过火球的闪光，那东西能用肉眼看吗？为了验证，决定一个人用一只眼戴高度墨镜看一看。哈军工学生争先报名要牺牲一只眼，后来还是经过周总理批准由我们研究所光学研究室的孙瑞蕃主任担任观察员，他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第二次核试验时，因为是空爆，放射性烟云颗粒细，颜色淡，很快肉眼就看不见了，但它的飘散路径和放射性强度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到比京，什么时候出境到东京、纽约。日本的民众都事先聚集在我国大使馆外，准备游行抗议。这个任务由我和另一位同事张玉琦负责，我是负责人。我们两个人在研究室乔主任的指导下搞出了一个计算公式，预报了烟云到达各地的时间和浓度。试验当天晚上我们都睡了，突然被叫到指挥部的大帐篷，张副总长拉着脸问这一次烟云路径到达时间和浓度预报谁负责？什么时候到太原？我说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张副总长大声吼着：杨副总长指挥飞机上天了，没有抓到呀。此话一出，我们紧张得不得了，正解释如何预报，电话铃响了，张副总长拿起话筒就听里面杨副总长喊道：“抓到了，抓到了。”我们大大松了口气，张副总长又问：“浓度是多少？”我们拿出计算尺拉了一下报了个数，张副总长用手盖住桌上的一张纸，偷偷看了一下说：“差不多，差不多！”我们这才放下心来。为此，我又第二次立了个三等功！

现在我们国防科大越来越出名，搞出了北斗卫星，银河机，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但这个光荣传统千万不能丢。就是要有这个“把一切都献给党”的信念和决心，只要有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这就是我对母校的弟弟妹妹小校友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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