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是战无不胜的，看完这个你就明白了！

作者：金一南来源：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2017-05-18 5866

金一南

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没有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资本。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都浇注到其中去，终使八一军徽在世界熠熠生辉。

在华盛顿西南群山怀抱的昆特克尔，陆战队大学研究中心主任格罗夫仔细端详着我们赠送的礼品，小声发问：“八一”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的时候，这位退役陆战队上校竟然专门拿来一个本子，一笔一画认认真真记了满满一页，然后叫来收藏部门负责人，叮嘱将这篇说明和礼品一起放好，以便让所有参观者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我们又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所有解释都被认真记录下来，成为他们的收藏。

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军人对“八一”的含义虽然弄不清楚，但是通过交战与交往，知道这个标记不能轻视。他们尊重佩戴八一军徽的中国军人。

我知道，军人之间的尊重不会凭空产生。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没有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甚至成为他们的研究题目。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资本。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都浇注到其中去，终使八一军徽在世界熠熠生辉！

1军人取胜的关键

有一张《1936年底世界各大国陆军力量比较》的表格，它令我万分吃惊。当时中国陆军220万人，数量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数量世界第八。半年以后的七七事变中，世界第一几乎亡于世界第八。

再往前翻。

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区区二万五千人长驱直入一泱泱大国首都杀人放火，迫其皇帝天不亮就仓皇出逃“北狩热河”，这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一项纪录。

英、法、德、俄、美、日、奥、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倒是不少，拼凑起来的兵力却不足两万人。虽然京畿一带清军不下十几万人，义和团拳民更有五六十万之众，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北京陷落和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

旧中国数十倍兵力于列强，为何仍惨败于列强之手？有人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旧中国无先进的军事装备，果真如此吗？我们看看甲午海战和抗日战争的中外力量对比：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之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为何反倒败得更惨？

——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陆军主力步兵师装备步枪6127支、轻机枪254挺、重机枪75挺、追击炮24门、步兵炮24门、野炮36门，堪称当时的世界水平，不也仍然一溃千里？

由此可见，兵力、装备等并不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那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军人的内在力量。

这种力量来自于军人内在的精神。一个人，一支队伍，如果内心缺乏精神力量而期待外在力量去弥补，那么不管外部力量多么壮观，恐怕都难以支撑。

而这种内心的精神就是勤于训练、精于战备、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时刻枕戈待旦。

人民解放军中有一位在战争年代打出传奇色彩的名将——粟裕。人们皆知其辉煌战绩，却鲜知他为胜利付出的心血。他终生不会打牌下棋，不会喝酒跳舞，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观地形、看地图。胜利了，进城了，在繁华的大街上别人逛商店看商品，他却琢磨这个街区怎样攻占，那个要点如何固守。和平生活持续几十年，每晚就寝前他都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可随手摸到；生命垂危之时靠别人帮助穿衣服了，他还要按照军人要求，把衬衣、毛衣整整齐齐地扎进裤腰。

人民解放军中还有一位一生未经历战争，却一生为未来战争准备不已的苏宁。古人形容常备不懈是“枕戈待旦”，苏宁从军23载，23载他都枕着叠放军装的梆硬的包袱皮。别人整晚整晚聊天看电视，进餐厅歌舞厅，他整晚整晚缩在简陋的小屋里，泡方便面就咸菜钻研军事学术，点半截蜡烛研究高技术战争。

从大将粟裕到少校苏宁无不体现着源于内心的精神和力量，没有这样的军人，我们到哪里去发掘人民军队过去制胜的精髓，和未来决胜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批人为之献身，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军人的勇气来源

1935年5月的中旬，红军攻打会理城期间，蒋介石飞到昆明，在五华山龙云布置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天，部署大渡河会战，将红军围堵在包围圈内：

薛岳部已渡过金沙江；

刘湘以川军二十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进至大渡河北岸防堵；

刘文辉部六个旅堵截红军，掩护薛岳部北进；

刘文辉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让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

蒋在电令中特别强调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出青海南部，流入西康省（今四川省西部）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折而向东流至乐山入岷江。

河面宽200米，流速每秒4米，河水沿着十分险要的石壁向下奔泻，数十里路也不易找到一个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想凭借大渡河天险，部署重兵南攻北堵，一举消灭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说不清是第几次了，红军又陷入了危机局面。这次红军把希望放在大渡河中游南岸的安顺场。

5月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域后，即兵分两路：

——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钳制和吸引富林（今汉源）一带敌人。

先遣司令刘伯承率红一师走在最前面。

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警卫员说昨夜梦里他翻来覆去说的也是这句话。

在金沙江，刘伯承就是凭手中掌握的六条船，硬是化险为夷，把中央红军全部渡了过去。

如果安顺场没有船怎么办呢？不光刘伯承，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主攻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营以坚决的行动完成了任务。5月24日夜，红一师一团一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搞到一条船。

而根据渡金沙江的经验，刘伯承寄希望于对岸。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组织的强渡开始了。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十七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

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时总共搞到六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四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而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四十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而这时候追敌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留给红军渡河的时间不多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

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

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结果，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工兵连用八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三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深深的困境。

军情十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确是如此，彝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

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不知道泰山会崩于前。与刘伯承说笑归说笑，最坏的准备却在谈笑风生中做好了。

全军集中在安顺场渡江已不可能，便决定将一军团分为两半：

——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编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

——二师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路纵队沿大渡河夹岸突进，火速抢占泸定桥。大队红军随左纵队前进，从泸定桥过河。

若泸定桥也不能过河呢？

毛泽东用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在此严峻时刻，众人皆无异议。

刘伯承、聂荣臻二人，正是遵义会议建议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人。当时三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大家又都明白这是完全无法之时的办法！

毛泽东后来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5月底的铁索寒到什么程度？恐怕今日即使你到已经列入国家文物保护重点的泸定铁桥上去亲手摸一摸，也体会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那么多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戏剧、舞蹈，都不厌其烦地再现那十三根冰凉铁索上发生的故事，以及为什么攀援那十三根铁索前进的英勇战斗，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的原因。

“十三”这个数字在西方，是个要回避的不吉利数字。中国工农红军却无从回避，只有迎头而上。十三根铁索上，寄托着红军将士多少希望！

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320里外的泸定城疾进。

连打带冲，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平均每天行军一百余里，途中还打掉了瓦坝驻防刘文辉的一个团，龙八布驻防的刘文辉的另一个团加旅部。这三天是怎么一路江风一路战火一路艰险一路曲折冲杀过来的，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肉体消耗，刘伯承已经完全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了。

30 日凌晨两点，刘、聂的右纵队赶到泸定城。

而林彪的左纵队在几个小时前夺占了泸定桥，林彪的速度更快，《星火燎原》用一句令人震惊的语言描述了左纵队的行军速度：昼夜兼程二百四。

世间除了中国工农红军，谁人能靠两只脚板使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每每在关键时刻，林彪不但是一个像样的军事指挥员，也是一个像样的政治鼓动者。限期夺占泸定桥的电报，平型关战斗前连以上干部战斗动员大会上的演说词，都是在交代艰巨任务的同时，给部队以坚强有力的鼓舞。

强行军开始了，口号是：“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

一个口号内三个“光荣”，胸中燃烧着怎样的激情。

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

红四团是于5月30日凌晨6时赶到了泸定桥。

刚刚接近大渡河，那轰轰隆隆的河水咆哮声便鼓荡着人们的耳膜。到河边一看，桥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杨成武回忆道。

王开湘向干部们交代了任务，指定二连任突击队，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参加突击队的共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廖大珠这个连队，湘南起义时的连长是林彪。朱毛会师后连长为龚楷。第三任连长是肖克。这是红军中一支著名的英雄连队，主力中的主力，尖刀上的刀尖。

英雄连队在泸定桥头更加英雄。下午4点总攻开始。在全团司号员集合吹响的冲锋号声中，廖大珠带领二十二勇士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桥栏、踏铁索向对岸冲去。

历史在这里浓缩了，凝结了，令他们成为一幅中国革命史中一尊尊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师一团出了安顺场十七勇士。

二师四团出了泸定桥二十二勇士。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活到胜利，更无一人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我们更应该世世代代记住他们，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和沙场英雄。

安顺场十七勇士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亮、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泸定桥二十二勇士只留下三个人的姓名：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三连支部书记刘金山，红小鬼刘梓华。

“文化大革命”中流传过一则传说：毛泽东给十八勇士发了免死牌。不管今后犯多大错误，可免于一死。

这十八勇士，指冲过泸定桥后活下来的那十八个人。

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运动太多了，前前后后被打倒的人太多了。善良的人们开始想象：大渡河十八勇士那样在关键时刻拼了死力的人，总该免死。

后来才明白，免死牌的说法既古老又久远。

对安顺场十七勇士的奖励，是《红星报》和《战士报》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个一个记下这些名字。

对泸定桥幸存的十八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

虽然没有免死牌，但这也是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刘伯承率领的右纵队午夜赶到泸定桥。这场他未见的夺桥战斗令他激动万分，虽然已经凌晨两点，也不愿休息，非要去看桥。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提了盏马灯，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踏上桥面。

刘伯承从桥东走到桥西，又从桥西折向桥东。自1912年进重庆将校学堂起，他从军已经23年。其间经无数胜败，见无数兴衰，还从未有一回像大渡河这样令他感情澎湃。1916年参加护国军讨袁，丰都一战，他头部连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穿出。德国医生实施手术，七十余刀，三个多小时时间，他端坐不动，被医生叹为“军神”。右眼已经是假眼了，视力不好，他还是对泸定桥上的每根铁索、每个铁环看了又看：如果泸定桥不能夺占，必然出现毛泽东说的那种局面：“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中国革命由此将徒增多少牺牲，徒增多少艰难！

现在两路终于会合了！

刘伯承最后在桥中央停下了脚步，扶着冰凉的铁索护栏，看着脚下奔腾汹涌的河水，他使劲在桥板上跺了剁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此时此刻，军神的左眼一定渗出了泪水。

3军人靠实力赢得尊重

访美期间，我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军人对中国军人十分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仅出于礼貌或者客套，而且的确出自他们的内心。美国人自视甚高，能放在眼里的人不多，为什么对中国军人情有独钟？

后来，我发现他们一个特点：尊重与他们交过手的对手，尤其是那些让他们吃了亏的对手。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用兵次数超过240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有3次：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

三场战争，前两场都与遏制中国有关。三场战争中：

——朝鲜战争持续3年，用兵44万，美国官方统计死亡、失踪54246人；

——越南战争持续14年，用兵55万，死亡失踪58209人；

——海湾战争用兵44万，43天解决战斗，阵亡146人。

对这三场战争，美国军人自有比较。在为什么失败与为什么取胜这些问题上，他们甚至比现在我们一些人分析得还要客观。一句话：从美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中，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些长眠于战场的先烈为今日中国军人地位的奠基。

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的了。他们或许能记住一两篇描写志愿军的文学作品，对以下这些比任何文学描写都更加震人心魄的数字却不知情：

——朝鲜战场上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我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

——美军一个陆军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我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

——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我军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器材，才使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

——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我志愿军入朝之初，主力三十八军只有汽车100辆，二十七军则只有45辆。

——更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我三十八军90％的战斗兵仍在用日军1905年设计的三八式步枪。

——空中力量的悬殊更大。志愿军当时不但没有飞机，连防空武器也极端缺乏。面对美军1100架作战飞机，志愿军当时只有一个高炮团，36门75毫米高炮，还要留12门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最初带入朝鲜的，竟然只有这种旧式的日制高炮24门。至于雷达则一部也没有，搜索空中目标全凭耳听和目视。

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后来回忆道：“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对方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当时美国飞机从朝鲜东海岸炸到两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连后方大榆洞我志愿军司令部都遭到狂轰滥炸，司令员彭德怀几乎遇难。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刚刚出国一个多月，即牺牲于美国空军凝固汽油弹的熊熊烈焰之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奋战，迫使不可一世的远东美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官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硬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的。

当时志愿军作战艰难困苦的情况，很多美国人直到现在也并不完全清楚。

他们对曾与之对阵的中国军人怀有一种颇富神秘感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对实力的尊重。从他们的角度看，中国军队的实力更多地表现在排山倒海、坚韧顽强、奋勇冲杀和不惧牺牲的精神，他们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当年到过朝鲜的美国军官，在回忆录里皆印象深刻地描述志愿军发起冲锋时“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和“尖利刺耳的哨子声”。这些声音一直伴随他们走到军事生涯的终点，甚至生命的终点。

这就是两军的相识。那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连一把炒面一把雪都吃不上依然冲锋不止的战士，那些在零下40℃严寒中单衣单裤作战冻死在长津湖畔的英雄，以他们惊人的牺牲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赢得了今日地位。我们应该骄傲。我们也应该惭愧。我们千万不能吃尽这一老本。我们也应该为明天的中国军人留下点什么。

毋庸讳言，我们面临挑战。当今世界军事新发展给中国军人带来的挑战，其严峻程度与深刻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的前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所面对的局面。毛泽东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迫切于高科技知识积累，迫切于复杂技术装备掌握，更迫切于当年战场对手也不得不衷心叹服的精神底蕴。那种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精神风貌，是新中国军人展示在世界而前光耀千秋的无价之宝。我们以这样的精神风貌迎接挑战，便是为明日中国军人地位最好的奠基！

4不同军队的巨大差别

自古以来，军队就是打仗的，杀戮的，征服的。也就是说，军队是用于进行战争的。

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恺撒留下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另一位著名军事统帅拿破仑也留下话语：我看见法国国王的王冠掉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它拾起来。

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了对指挥军队进行战争和征服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中这样描述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制造国家”，“征服与继续征服是大国存在的状态”，“防止被征服则是小国存在的状态”。

这些理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军队、武力、掠夺、征服，是西方政治中最鲜明的标识和最有力的工具。德国元帅沙克斯在18世纪就此概括了一句：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唯独战争没有。

所以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说：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

连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荣誉，责任，国家”，也无不包含着征服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实现美国版图极度扩张之后产生的尊荣与自信。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非战争军事行动”。凡是军事行动，几乎都包含战争。

今天的世界大不一样了。不仅是冷战时期相互毁灭手段的出现，也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对手消失，作为武装力量在新条件下运用的新形式，“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由此而生。

2001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具体列出包括反恐、禁毒、人道主义援助、撤侨等在内的18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其核心是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不须战争行动就可达成或战争行动不能达成的特定效果，实现某些连战争行为都难以实现的控制，为新的美国全球战略服务。

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人道主义援助”成为美军非战争行动的重要方面，以保证美军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预定目标，也成为美军通过各类演习控制其他国家的最好借口。

一位日本记者评论道：“对美国来说，进行多国训练不仅可节约美军经费，而且还可掌握参加国的领导权，可谓一箭双雕”；一旦出现冲突，可立即把参加过演习的各国军队纠集起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尤其是当美国宣布在全球各地都有所谓的“人道主义利益”后，“非战争军事行动”开始成为美国干涉全球事务的一种新方式和新工具。

这就是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我们的重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拥有1500余架运输机、一个航次可空运5.6万士兵和7600吨物资到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全世界基地遍布、到处充当世界警察、打完喀布尔打巴格达的美国陆军，以11支航母编队游弋世界、要控制世界上16条海上战略通道的美军海军，当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面对国内的灾难救援，竟然是那样的迟缓和乏力的原因。这不但饱受国内舆论批评，连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表示，他同全世界一样，对美国南部“卡特里娜”飓风灾民的困境和灾区秩序的混乱程度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这支首创“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军队竟然没有及时投入国内灾难救援，这真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

但美军并不觉得尴尬。陆军发言人说：救灾应由州国民警卫队完成，不是陆军的任务。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反驳说：陆军在伊拉克作战兵力不够，原本能够用于救灾的国民警卫队大量抽调到伊拉克战场，造成国内力量空虚不是国民警卫队的责任。最后由美军南方总部司令出面，回答新闻媒体对军队救援不力的指责。这位四星上将更加振振有词：军队的所有装备和训练都是用于进行战争的，不是用于救灾的！

一句话令美国媒体集体语塞。毕竟其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首要之义，也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

这就是在同一个概念“非战争军事行动”之下，不同军队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们从来没有把对自己民众的关心、帮助和对他们的灾难救援看作是军队的负担或分外之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初起，就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

毛泽东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这支军队从建军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形成了天然的、血脉相通的、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这一点，是其他许多职业化的、雇佣制的军队所永远无法明白、无法理解的。

毛泽东还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而我军在和平年代里也承担了自身肩负的使命，其“一跃而起”的能量很好地诠释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涵。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军表现出很快的反应速度：

地震发生13分钟，军队应急机制启动。

地震发生2小时零7分钟，成都军区的两架直升机冒雨起飞，察看灾情。

地震发生5小时30分钟，以某集团军工兵团为主组成的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共227人乘专机赶赴灾区。

地震发生不到10个小时，1.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进入灾区展开救援。

战争中“兵贵神速”是用兵和制胜之道，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反应速度的意义更不同寻常。

人人皆知快速反应的珍贵，但实际做到十分不易。一是灾难救助中面对众多意外情况，要实现救援人员及时到达、救援设备准确到位、救援行动有效展开，不知要跨越多少艰难。二是灾难往往发生突然，部队接到命令就要立即行动，几乎无时间筹划和准备，只能边行动边了解情况、边行动边制订计划。不能适应危机状态下的行动方式，就会损失时间，造成被动。三是灾难救援任务多样、转换频繁，往往刚进入一个领域，刚了解一点情况，刚熟悉一些过程，又要转入另一个领域完成突击。不能适应短时间内多任务衔接交叉的局面，同样要丢失时间，损失速度。

所以“一跃而起”谈谈容易，真正做到又是何等的困难。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救灾行动之所以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核心就是一个“快”字。

我军快速反应的能力首先得益于指挥调度能力。

灾区救援与战场作战虽然大不相同，但指挥调度却异曲同工。

1998年的抗洪抢险斗争，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当时长江、嫩江、松花江共投入兵力36万人，其中解放军31万人，武警官兵5万人，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57万艘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1289架次。广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北京等六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都直接参与了抗洪抢险。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救援，则是建国以来部队集结最迅速、兵力使用最密集的一次。在很短时间之内，在远逊于长江、嫩江、松花江广大流域面积的川西北狭长山地，全军和武警部队共投入兵力13.4万余人，民兵预备役人员7.5万人，动用车辆32.6万台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4549架次空运，空投物资6731吨。成都、济南、兰州等军区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参加了救灾。

实现这样远距离大规模的力量调动和集结，除了指挥调度能力外，国家和军队的机动输送能力不可或缺：一是军队的陆上摩托化机动能力，二是军队的空中投送能力，三是国家的铁路输送能力，四是国家的战略空运能力。仅5月13日一天，23架军用运输机和12架民用客机就不间断飞行了78架次，将1万余名解放军官兵及救灾装备从多个集结地运抵成都地区的4个机场。没有这样的能力，短时间内数万甚至是十万大军云集灾区是不可能达成的。

快速反应的最终标杆是及时到达灾区第一线。当山体滑坡阻断摩托化行军的时候，当烟雨迷蒙影响直升机飞行的时候，解放军进入灾区的步伐没有中断。让我们记住这些在大难面前表现出大勇、最先进入受灾核心区域的军人：

2008年5月13日13时35分，成都军区高炮团副参谋长杨卫东率20人进入映秀镇；

2008年5月13日23时15分，武警师参谋长王毅率200人进入汶川县城；

2008年5月14日凌晨，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亚洲率300人到达汶川县城；

2008年5月14日11时47分，空降兵15名伞兵从4999米高度跳伞空降茂县；

2008年5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北川中学救援现场对救灾官兵说：“在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牢记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迅速赶赴灾区一线，奋不顾身地投入抗震救灾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以实际行动使灾区群众增强了信心，感受到希望，增添了力量。你们不愧为人民子弟兵，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全国人民一定会铭记你们的功绩！”

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我军获得的光辉与荣耀。

5和平年代无英雄？

战争与军队是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是千古话题，成王败寇则是这些话题的基本结论，英雄狗熊也就此分野。

可以说那是战争年代。战争从来都是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那么和平年代呢？和平年代还有没有这样的检验？如若没有，为什么？如若有，是什么？

黑格尔说过，和平是一个民族的腐蚀剂。其结论颇有过分之处，其中有些微合理的部分：战争时期寒光闪闪的刀剑，和平时期可以变得锈迹斑斑。多少支战争年代身手矫健的军队，在和平年代变得步履蹒跚。

于是和平年代的军队，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的军队；和平年代的军人，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精神的军人。和平年代似乎也就成为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年代。

这些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失效。人们看到：

当大兴安岭的森林之火在疯狂地吞噬一切的时候，解放军官兵成建制地冲向熊熊烈焰，奋勇扑救，缚住了肆虐的火龙；

当桀骜不驯的长江洪峰撕裂拦洪大堤、九江城池危在旦夕的时候，解放军官兵千里驰援，在湍急的决口中用钢木土石组合坝封堵溃堤，成为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中流砥柱；

当非典病毒肆虐中国、国际舆论谈非典色变的时候，1200名军队和武警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会聚北京小汤山，像勇士集团冲锋那样，与非典展开决战；

当空前严重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官兵排除万难，从空中、地面、水面全力向灾区开进，民众看见翻山越岭强行军赶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第一句话就是：“大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他们难道不是和平年代共和国的英雄？

1998年，在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叫嵇琪的勇士在九江大堤上10次晕倒，每次从昏迷中醒来后，又扛起沙包投入抢险战斗，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是疲劳中暑，实际上他已是脑瘤晚期。这位被命名为“新时期硬骨头战士”的勇士后来返回部队与战友共度八一节，当他坐在轮椅上被鲜花簇拥着出现在礼堂的时候，2000多名官兵全体起立，长时间报以潮水般的热烈掌声，欢迎勇士凯旋。

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各地车站大量旅客滞留。《广州日报》于2月14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大幅照片，4名在广州火车站维持秩序的年轻战士身穿雨衣，斜倚在车站广场的护栏上，静静地睡着了。当时广州最低气温只有4℃，只有极度的疲惫，才能在这样的温度中以站立的姿势睡着。摄影记者拍下这感人的瞬间，新闻报道配以感人的话语：“战士睡着了，千千万万的广州市民落泪了。”

2008年“5·12”大地震，震中汶川情况不明，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焦急地等待消息，中央军委向部队下达“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的命令，成都军区领导也发出“谁先到就给谁立功”的号召。但空中路线被复杂气象阻断，陆航团直升机多次试降无法成功；地面道路被山体滑坡阻断，多支部队的摩托化开进被堵塞。值此关键时刻，武警部队师参谋长王毅率领200名官兵徒步强行军90多公里，最先突进汶川，向上级准确报告了震中的消息。这支英雄队伍中还有10名女性，年龄最小的18岁。

我们这个年代，难道不仍然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和平发展时期，仍然需要那种视民众安危为自身安危、视民众苦难为自身苦难、视民众幸福为自身幸福的军人，仍然需要那种在沧海横流之时敢于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好汉。

中国军人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这种英雄气质，与人民群众的安危紧密相联。在这样的队伍面前，我们才可以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6八一军徽的光芒

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军人对“八一”的含义虽然弄不清楚，但是通过交战与交往，知道这个标记不能轻视。他们尊重佩戴八一军徽的中国军人。

我知道，军人之间的尊重不会凭空产生。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没有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甚至成为他们的研究题目。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资本。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都浇注到其中去，终使八一军徽在世界熠熠生辉。

与一支军队跋涉的万水千山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

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者，至今已无一幸存。半个世纪前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国威军威的猛将们，也不剩几人。八一军徽在不息的军号和嘹亮的军歌中，默默完成着生命的接力与更替。像一株参天巨树，叶片年年脱落，新芽岁岁破枝，增长着一圈又一圈坚实的年轮。

在军徽面前，每一代军人都是过客。正因来去匆匆，有些人便只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一个中国军人，如果脑中思虑的只是一己荣辱而不是祖国安宁，心中充满的只是个人欲望而不是军人的责任，他就玷污了军徽的荣誉。即使他在财富与安逸中享乐一生，也是八一军徽的不肖子孙。

我们这支军队在战火硝烟中曾经英雄辈出，战将林立。和平时期是否还能继往开来，无往不胜？回答这个疑问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半个世纪的和平，人民解放军以两个感人至深的形象，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当群众有难、急需帮助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雷锋；当国家有难、强敌虎视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泡方便面就咸菜钻研军事学术、点半截蜡烛研究高技术战争的苏宁。

雷锋和苏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代表，八一军徽在他们头上闪出了夺目的光辉。他们是和平时期的军人，欢乐里人们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危难中人们却离不开他们的精神。人民解放军的血脉，通过这样优秀的军人在不息地流传。他们与八一南昌起义的英雄和朝鲜战场上的勇士一样，永远与军队同在，与军徽同在。他们的生命已经超越了时空，嵌入了军徽的辉煌之中。我军的职能，正是通过这些生动感人的形象，深深铭刻在祖国和人民的心里。

世界上任何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都离不开军人的献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在于千千万万个雷锋和千千万万个苏宁。那些在茫茫瀚海中驻扎南沙高脚屋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滚滚洪水前死守荆江大堤的空降兵官兵，那些长年累月巡逻于边疆大漠的边陲卫士，日日夜夜攻关于试验室、为我军新型装备呕心沥血的专家教授，虽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却是八一军徽不竭的力量源泉。如同一支歌中唱的那样：“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的英勇献身，才构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守四方。21世纪已经到来，我们看到了超级霸权如何凭借武力，在世界上肆意横行的先例，也看到了一支军队失去军威，一个国家便失去国威的教训。世界风云变幻，周边风云变幻，形势在提醒我们：要保卫祖国安全，捍卫民族尊严，必须以我们的奋斗，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跻身于世界强师劲旅行列。我们这一代军人享受着前辈威名的庇荫，让下一代军人也踏上我们的肩膀，该是我们的重任。

当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的时候，当阅兵方阵雷霆万钧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作证，“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仍在唤动我们胸中的热血。那一片片灿烂军徽中发出的口号山呼海啸，即是全军将士致祖国的钢铁誓言。

真正的中国军人，军徽的光芒便是他的生命。这光芒不仅在帽檐上，更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