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1970年中国预备航天员选拔记

在太空舱里的航天员杨利伟

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飞上太空，成为中国航天第一人，中国也因此成为第三个载人飞天的国家。但鲜为人知的是，1961年，中国就曾计划选拔预备航天员。1970年，中国从1919名空军飞行员中选拔出19名预备航天员，后虽然因“九一三”事件搁置，但它奠定了选拔预备航天员的基础，为中国载人航天提供了经验和技术储备。

一

1961年，中国选拔24名优秀飞行员集训，实际是想选拔预备航天员

1959年初，苏联实施载人航天计划，成立航天员选拔工作组。1960年2月，苏联从3000多名飞行员中选拔出6人，组成预备航天员训练组。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飞船绕地球一圈后成功返回，成为航天第一人。

1961年，中国科学家提出载人航天的设想。那时中国刚从苏联买了两架米格-21飞机，以改装新机种为由，在河北沧州第十一航校秘密集中了24名优秀飞行员，“学习飞机改装理论”。方国俊是其中之一。广州军区空军政委朱云谦对他说：“好好干，好事!靠你们年轻人，航空事业是往上发展的事业。”负责改装的余领队说：“苏联加加林上太空了，有什么感想?”方国俊说：“中国有加加林才好呢!”

窗户纸没有捅破，活动倒是不少。1小时体育锻炼，8小时学习，多数是自学。说是学习飞机改装理论，其实学的是载人航天的知识。空军几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轮流来聊天，看似漫无边际，好像在等待什么。后来有人透露：那时也想在你们这些人中出“加加林”。“闲”了三四个月，没有检查身体，也没有改装飞机。飞行员们急了，飞行条令规定3个月不飞需要重新飞。“板”拍不下来，只好放他们回去，要求随叫随到。方国俊回忆，后来科研人员还到南方找过他，当时他在外地疗养，没见到。

1970年秋，陆军体检队跑了10多个飞行部队，蹲点百余处。刘崇富暗笑：“我们这身体，选航天员也够格。”一语中的，还真是选预备航天员。方国俊那时是团长，正在机场组织飞行，接到紧急通知去北京，票买好了，什么也别问，当晚就走。方国俊意识到航天这件事又来了，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临走时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

空军总医院腾出门诊楼二层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国防科委向中央呈送《关于发展我国宇航事业的报告》。7月14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国防科委组成预备航天员选拔领导小组，下设两个业务小组，一个是政治思想，一个是飞行技术审查和临床体检。空军训练部彭功阁副处长，国防科委航天医学研究所的黄志平、王德汉等专家参考美苏经验，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预备航天员选拔标准，规定35岁以下、飞行500小时以上的现役飞行员才有资格参加选拔。

11月中旬，接到紧急通知的飞行员陆续集中到空军总医院，其中有不少1961年参与选拔的熟面孔。时隔9年，大家心照不宣：“又来了。”他们穿上病号服，住在空军总医院专门腾出来的门诊楼二层，封闭管理，早6点起床，晚9点睡觉，熄灯后不能说话，有专人巡查。饮食也有专人配制。方国俊回忆，上一次主要是集中学习理论，这一次更注重体检，对身体和心理素质要求更高。

1971年1月，215人初检，88人进入特殊项目检查，主要是平衡机能、耐氧、特殊耐力、心理素质等项目。前庭功能检查在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的安-2飞机上进行，还上过歼教-5改装的失重飞机，盘旋、翻滚，飞4至6个抛物线，产生几十秒失重。突然轻飘飘，突然千钧重，不少人出现鼻塞、黏膜充血、耳鸣、脑涨等现象。飞行员需要承受5个G以上的载荷，而飞船进入大气层航天员则需要承受10个G左右的载荷，所以参加选拔者必须能够承受12个G的载荷才符合要求。检查中，有两名飞行员的肺部不幸被击穿，方国俊承受了12.5个G的载荷，是当时的最好成绩。选拔小组经过综合衡量，从留下的33人中精选19人，组成预备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训练筹备组组长薛伦说：“选拔标准不低于美苏航天员，有些条件甚至更高。最后目标定了4个人，方国俊以综合实力排在第一。但是预备航天员名单没有公布。”

航空兵英雄中队，左四为董小海

柴鸿良回忆：我们开过一次大会，领导透露选拔航天员，请钱学森等专家讲飞船构造、性能等，还看过国外航天的电视或电影。李世长所在团来了两人，另一名姓陈的飞行员检查到一半就回去了。空3师的王志跃和邵志坚是航校同学，他们每一项都通过了。胡占孜飞失重时心跳有些不合格，他不知道名单上有没有自己。4月复检结束，所有飞行员都返回部队，被告知等待“下一步通知”。

“714”办公室筹建航天员基地

1971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航天员训练由空军负责。5月12日，空军发出绝密电报，紧急命令空24师师长薛伦、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等7名干部，5月14日到北京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报到。5月15日，航天员训练筹备组成立，薛伦任组长，李振军负责政工，着手制定航天员训练计划。办公地点暂时设在空军学院，对外称“714”办公室，即毛泽东批示的日期。此事涉及最高机密，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领导。

空军计划成立宇航部，包括航天员、警卫队和保障人员等在内500人。当务之急是筹建航天员训练基地，以便当年11月集中预备航天员。几个月过去，航天员训练的机构设置，技术训练的内容、程序和理论教育，以及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具体事项都在按计划推进。薛伦等人经过现场勘测，初步将航天员训练基地定在四川西昌机场，失重飞机建议改装英国“三叉戟”或苏制图-124飞机。科研人员按照复检合格者的身高设计了飞船舱体，预计1973年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搭载两名航天员。

谁也没有想到，“九一三”事件突然发生，空军成为“重灾区”。毛泽东批示：“先处理好地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11月中旬，就在计划预备航天员集中之际，空军宣布解散航天员训练筹备组。预备航天员选拔小组成员李志刚说：“仓促收场，没有很好总结，预备航天员名单是否保存也不得而知。”

二

笔者经过反复采访和核实，整理出1971年最终入选预备航天员的名单。

空1师副师长王荣森，山东人，1934年生，1949年1月入伍，1951年7月学习飞行，飞行时间近1900小时，离休前任空某军副参谋长。

1964年6月，毛泽东接见连续击落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人民空军某部

空某团团长方国俊，河南禹州人，1936年生，1952年学习飞行，1987年停飞，飞行2000多小时，退休前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少将。

空某团副政委李世长，吉林人，1935年11月生，1956年9月学习飞行，1989年停飞，飞行2000多小时，退休前任空某军纪委专职委员。

空3师飞行员王志跃，山东莱州人，1941年生，1958年入伍，1959年正式飞行，退休时任空3师师长。

空3师飞行中队长鲁祥孝，湖南常德人，1936年生，1949年5月入伍，1954年学习飞行，1987年停飞，飞行时间1000多小时，退休前任空某军副参谋长。

空某团领航主任柴鸿良，上海人，1958年学习飞行，1962年毕业，飞到最高年限，转业到上海航空公司继续飞行。

空某团团长邵志坚，山东青岛人，1940年生，1958年学习飞行，1963年从航校毕业，后任第十三航校副参谋长，转业后回青岛。

空某团团长张汝祥，1941年生，河北献县人，1958年学习飞行，飞行1700小时，后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少将。

空某团副团长王福全，1939年生，天津宝坻县(今宝坻区)人，1958年学习飞行，1990年停飞，飞行1800小时，退休前任空某师师长。

空某师飞行中队队长王全博，山东寿光人，1940年生，1958年学习飞行，1991年停飞，后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少将。

空某师飞行中队队长孟森林，1947年生，1965年学习飞行，1968年到航空兵部队，曾任副团长，后转业到大连工作。

空某师飞行中队中队长杜金城，1949年生，河南人，1965年入伍，学习飞行，后任第3航校副团长，转业情况不详。

空某师飞行员刘忠义，东北人，1958年学习飞行，后转业到上海工作。

空某团副政委马子忠，转业情况不详。

空18师54大队中队长董小海，1932年11月生，湖北武汉人，1951年入伍，后任空某师副师长，1987年退休。

空6军某师独立大队飞行员胡占孜，河北石家庄人，1958年16岁学习飞行，飞到最高年限，转业到民航继续飞行，退休前任福州民航局副局长。

空某师飞行中队队长刘崇富，1941年生，吉林长春人，1960年学习飞行，飞行2000多小时，1992年51岁时停飞，后任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少将。

空某师飞行员王福和，后转业到上海工作。

那时飞机、油料都少，他们的飞行小时并不多，但他们无比热爱飞行。至于航天员选拔，他们从不打听，选上就去，选不上回去继续飞行。

三

在当时突出政治的氛围下，政治标准似乎更重要一些。尤其是打下过敌机的空军战斗英雄鲁祥孝、王志跃、董小海等，虽然身体有小毛病，能要也要。

战斗英雄董小海被优先考虑

1965年4月3日，董小海驾驶歼-6飞机在广西崇左县(今崇左市)上空战斗起飞。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此前被击落两架，这次它飞得更高，还连续五次蛇形机动。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空7军指挥所指示“缓转变、小坡度、外侧跟踪”，董小海的飞行高度超过歼-6飞机极限，两次失速，都被他及时改出。距离敌机2500米时，地面指挥他以24度跃升。董小海判断敌机还远，拖了15秒，把距离压到2000米，以30度跃升，并不断修正，用光环套住敌机，200米时一举将其击落。这是航空兵18师第八次击落敌机。周恩来接见董小海和作战有功人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现场察看敌机残骸。1965年5月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董小海中队“航空兵英雄中队”荣誉称号。后来，董小海升任团长、副师长。

选拔预备航天员需要测试动态心电图，蹲下站起一分钟，董小海脸白了。他大几岁，耐力差点儿。但他是战斗英雄，还是入选了预备航天员名单。

鲁祥孝开创歼-7飞机第一例战功

1954年，空军到朝鲜从志愿军中选拔飞行员，鲁祥孝是党员、班长，被选中了，在徐州第五预科学校学习两个月，进入第五航校。毕业后被分到空3师，从飞雅克-18飞机到飞改装歼-5飞机、歼-6飞机，鲁祥孝都一马当先。有的地勤人员不服气：凭什么飞行员伙食标准那么高?他们坐飞机体验后心服口服了。歼-6飞机是超声速，座舱仪表布得满满的，飞行员的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又因为飞机速度快，拉杆重，体力消耗也非常大。

1962年，空3师选派10名飞行员飞改装歼-7飞机，飞行资料还没有翻译过来，完全靠死记硬背。一年后只有鲁祥孝和另一名飞行员完成改装。因为歼-7飞机少，他们在各地设点打游击。U-2高空无人侦察机体积小，翼展9.75米，从正后方看，像一片薄薄的刮脸刀。它飞得慢，却能飞2万米高，歼-7飞机飞行速度比它快一倍还多，但最高才飞1.8万米。加上U-2飞机发动机功率小，红外辐射光源弱，歼-7飞机的K-13红外制导引信有10至14毫秒的起爆延迟，射击距离大于500米就打不掉。歼-7飞机飞行半径又大，转回来就找不到目标了。鲁祥孝几次发现敌机，均无战果。

1966年1月3日，一架U-2飞机从河口入侵，鲁祥孝和两名战友从蒙自机场起飞，经地面引导飞到云上。云上是黑的，U-2飞机也被染成黑色，很难发现。鲁祥孝沉着冷静，很远就发现了目标，然后加速像甩石头一样把飞机“甩”到2.1万米高空，眼疾手快发射，目标歪斜，击中了!但歼-7飞机发动机高空缺氧停车，飞机刷刷往下掉，掉到3800米还在云中，而周围山高1000多米。因为飞机高度低，云中干扰大，地面雷达看不到，鲁祥孝也没有听到地面焦急的呼喊声。吴法宪在空军指挥所大发脾气：“给我查!鲁祥孝在什么地方?”后来出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那时是师长，都准备下命令跳伞了。飞机高度降低，发动机“活”过来了。鲁祥孝开创歼-7飞机打下U-2飞机第一例战功，荣立一等功。

周恩来亲切接见董小海和他的战友们

鲁祥孝学什么都又快又好，参军前他上学不多，当兵后在部队当教员。他心理素质好，也勇敢，自我感觉特别适合飞行。因为参战多，空中停车八九次，都被他化险为夷，从未出过事故。鲁祥孝在塔台指挥时也没有发生飞行事故，被选为预备航天员不是偶然的。

一等功臣王志跃的空中奇迹

1958年，王志跃17岁，毕业于山东莱州第二中学，正赶上招飞。100多人报名，最终只有他一人进入长春飞行预备学校。因油料短缺，只能保证防空作战，训练飞行大幅度缩减，飞行学员也大批停飞，所剩无几。那时飞行员每月都有体检，身体稍有不适就会被淘汰，飞出来非常不容易。

1968年1月20日，空3师小分队从蒙自机场起飞，埋伏在空中“守株待兔”。U-2飞机非常难打，完全靠目力搜索，还必须与地面精确配合，对飞行员的技术、心理素质要求很高。从发现到瞄准，供攻击的时间很短，稍一眨眼飞机就冲出一两百米，失去攻击机会，好多战友起飞都没有战果。那时王志跃刚完成改装，是后面双机的僚机飞行员。但因为他的位置更合适，就由他主攻。王志跃初生牛犊不怕虎，利用余速跃升到2万米，从背后开炮。看见U-2飞机爆炸，他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不自觉地大喊一声。这时飞机还在往前冲，U-2飞机碎片把他的飞机垂直尾翼打了一个洞，幸好不太严重。王志跃来到指挥所，领导当场宣布一等功，他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3月15日，两对战机升空。敌机在太阳背后，指挥所通报的高度稍低，前面双机跃升后并没有看到。飞机在高空会留下尾迹，俗称拉烟。王志跃主动搜索，看到前上方有很短的一条白线，遂指挥前面双机击落敌机，又荣立二等功。

王志跃飞了半辈子，遇到许多风风雨雨。比较险的一次是他即将起飞时，发动机突然失火。如果飞到空中，飞机上两三吨油用不了10分钟就烧光了，后果不堪设想。

1969年，王志跃结婚，妻子从上海空军医院调到山沟机场。家属院离机场二三十公里，离城里也有一二十公里，连菜都买不到。飞行员周六晚上八九点回家，周日下午走，什么忙也帮不上。如果赶上干部值班，还回不来。王志跃去北京参加预备航天员选拔，1971年春天回来才知道当爸爸了。1972年王志跃女儿出生，比哥哥小一岁，机场没有幼儿园，家里老人也帮不上忙，只能请保姆。家里无论什么事，包括两个小孩一起生病，王志跃妻子都不让王志跃分心。有这样的“后勤部长”，王志跃才能一心扑在飞行上。

四

60多岁还想上太空旅游的王全博

1958年，王全博初中三年级时被长春飞行预备学校录取，几个月后进入第十二航校。他永远忘不了儿时和舅舅在高粱地捉鸟遇敌机突袭的情形。敌机飞得很低，见人就打，打断不少高粱秆。那时，他想自己要是在天上飞，能把敌机统统打下来。第十二航校1团配备的是雅克-18飞机，2团配备的是二战中用过的雅克-11飞机，3团配备的是米格-15飞机，4团配备的是歼-5飞机。学员从1团开始飞，“四机”毕业。而王全博这一批直接飞中级教练机，再飞歼-5飞机，“两机”毕业。试验成功，但淘汰也多，60名学员毕业不到一半。

螺旋是飞行中最危险的一种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8000多次坠机事故，60%是失速和螺旋。喷气式歼击机速度快，转弯时很容易进入螺旋。除机械或天气原因，大部分飞行事故是飞行员自己造成的，一紧张，本来不复杂，却摔了飞机。所以飞行员遇到螺旋时一定要处变不惊，胆大比技术更重要，弄清飞机姿态，蹬舵推杆，减小迎角，进入俯冲增速状态，在俯冲中把飞机拉起改出，就能进入正常飞行状态。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航校举办螺旋训练班。王全博当过一期学员，两期教员，回部队后他主持螺旋培训，把师里的飞行员全训一遍。算下来，他飞过1000多次螺旋。

王全博当大队长时，有一次起飞后大堆的云突然降得很低。这种情况不允许飞行，可是飞上去总要落下来。根本看不见跑道，他只能根据仪表和地面导航飞行。飞机的无线电罗盘摆动大，用电罗盘也不稳定，而一号雷达根本看不到飞机，三号导航台也出现了故障，明明偏右却说偏左，王全博越修正越偏，偏离机场七八十公里。而机场东边50公里就是群山，他飞进群山怀抱却浑然不知，下降到1500、1000、500米，四周仍是白茫茫，好在云淡了，可以看出五六十米。突然云发黑，有山头!说时迟那时快，王全博马上把飞机拉到1500米，出了第一层云，看见两边山头比飞机还高，慢一两秒就撞上了。那时他顾不上考虑生死，只能自己救自己，好在他脑子和手都快，捡了一条命。王全博不仅自己安全飞行，他在大队长、团长、师长的指挥位置上，也因为保证安全立了三等功，提前晋级。几十年后说起预备航天员选拔，王全博仍兴致勃勃，特别想上太空转一圈。国外不是有60岁旅游者上太空了吗?如果有机会，他当旅客也去!

神舟十六号乘组在飞船模拟器中

后任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刘崇富

1960年3月，刘崇富初中毕业。陆军征兵，他体检合格。后来减少一个名额，说他脚板平。刘崇富说走多远都行，但还是被刷下来了。过了三个月，空军招飞，刘崇富等十几人第二批去，最后只留下他一个人。赶上困难时期，先到陆军学文化，后来才到长春飞行预备学校学滑翔。初级滑翔机没有发动机，绳子捆在腰上，上边放个木头板凳，也看不见下面。刘崇富不害怕，他太喜欢飞行了。预校淘汰三分之二，航校还会不断淘汰。体检几十项，一项一项过关。飞行员五官最重要，鼻炎、鼻中隔偏曲，甚至年龄都是淘汰的理由。1941年以前出生的同学都走了，刘崇富1941年生，身体没问题，什么机型都能飞，如愿进入北京南苑一高专飞行系，1967年分到湛江，1968年调到上海。从航校来的18名飞行员，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刘崇富说：“那时要求严格，我家在长春，我在长春上三年航校，只回过一次家，春节也不让回去。……大半生在南方，到处跑，习惯了。”

选拔预备航天员时，除一般常规体检，还拐着弯谈话：空中遇险怎么处理?心情怎么样?歼击机飞行员哪有“不湿鞋”的?天气变坏，能见度低，看不见跑道，空中漏油，起落架放不下，刘崇富都遇到过。有一次打地靶，离地面100多米，一台发动机停车，歼-6飞机马上歪了。如果高度高，还有时间用舵、杆修正，而此时处于超低空，瞬间就可能“嘴啃泥”。刘崇富心理素质好，遇事不紧张。他盯紧座舱仪表，保持小角度上升。不能上升太快，太快飞机受不了，会出现其他问题。这些在地面就要考虑到，几十条特殊情况背下来，心里有底，相信自己能处理好。刘崇富在广西、福建轮战，天天战备值班，一天起飞好几次。敌机一般不敢过来，贴边飞，就是过境也才10余公里，等你起飞，它一溜烟儿跑了，没碰上战机。

刘崇富开朗、乐观，上下关系都好，飞行技术好，组织指挥好。从航校当飞行员，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长，每个台阶他都走过。1989年，他因病切除一个肾，还继续飞行。平时他注重体育锻炼，打篮球，踢足球，飞行归来就上球场。退休后不打篮球了，改打乒乓球。

后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张汝祥

1958年，空军到河北招飞，选上100多名飞行学员，初中毕业的张汝祥是其中之一。他先到长春第一飞行预备学校，1959年2月到河北某航校。1962年毕业，分到航空兵某师。1970年选拔预备航天员时他任团长，29岁，已经飞了10多年。1990年升到军职时，飞行就少了。

张汝祥参加过几次轮战。1977年他带部队去福建前线轮战，打掉23个从台湾飘来的高空气球。飞行员都知道，高空气球比敌机还难打，它本身没有动力，完全靠风乱吹。直径才六七米，从10多公里的距离看，只有乒乓球大小，很难发现。一旦发现，几秒钟就飞过去了。张汝祥一次升空连开三炮，打掉三个高空气球。但为什么没立功呢?他说自己是团长，不好自己给自己立功。

张汝祥在飞行中多次遇到天气变坏，雷电云，穿云冰雹打坏飞机的航行灯等。这些，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遇到了慌张也没用。正是这种处变不惊的性格，让预备航天员选拔小组看上了他。当时他带部队在江浙一带野营拉练，没有面试就直接进入复检，并最终留在预备航天员的名单上。

五

后任空某军副参谋长的王荣森

王荣森当飞行员很容易。那时他15岁，刚参军，是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的通信员，归军务处管。军务处负责招飞，他们那批飞行员大部分是通信员、警卫员。王荣森在地区医院、空军总医院体检都合格。1951年7月，他分到第五航校三期乙班，班里同学三分之一是文盲。王荣森当兵前念过5年书，能写工作日记，算“大”知识分子。但学习飞行理论也困难，全靠死记硬背，苏联教官给了他5分。10月，王荣森就上了飞机。那时他年轻，脑子好，又刻苦，关键是特别想飞，达不到要求不罢休。飞初级教练机简单，各种数据少，速度也慢，理论搞清楚了，座舱熟悉，飞行驾驶没什么难的。在王荣森看来，飞行好坏与文化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主要看心理状态，要头脑灵活，胆大心细。

1953年5月初，王荣森分到丹东附近的空1师。正值朝鲜停战前，打得很激烈，新飞行员没赶上战斗起飞，后来他赶上了国土防空作战。1956年5月至12月，王荣森在宁波南边值了半年班。天气好，可以看见海岸线;天气不好，只能按仪表飞。飞米格-15飞机时，他打过几次台湾入侵的F-84飞机，但没战果。

王荣森当了10年副师长，3年半师长，3年军副参谋长，2年军顾问。

王福全的飞行生涯

1958年，王福全在天津宝坻县读高中。县里招飞，他第一次听说，就喜欢上了飞行员这个职业。检查、复查，一路淘汰，最后就剩下他一人。在长春第一飞行预备学校学习半年军事课目，毕业后到第十二航校飞雅各-18飞机。他的飞行技术属于上等，第二年飞高级教练机，立过三等功。1963年3月，王福全到空4师，福建、云南轮战都去了。遗憾的是没有遇上战斗起飞，也没碰上危险。王福全不管干什么工作，一定要干得最好，非干好不可。上边交代一个意图，他不走样完成。那时他最关心天气，每天早起掌握天气。天气变坏，马上停止飞行。以前通报过某部队连摔四五架飞机，都是因为落不下来。不管什么原因，出事故都不行。1970年，王福全在塔台指挥，发现一架着陆飞机忘记放起落架。如果落地，机身擦地很容易起火爆炸。他马上指挥复飞，飞机安全落地，他荣立二等功。

王福全退休后身体还好，没有住过院，也没有什么大病，就是瘦点儿。当飞行员形成的“毛病”，年轻时打篮球，老了运动爱好变成跑步。每天早起跑，跑到出汗。

李世长和他的飞行员儿子

1956年9月，吉林东丰师范学校200多人参加招飞体检，选中6人，最后李世长和另一人进了长春第一飞行预备学校，后来到第三航校。李世长第一次飞雅克-18飞机，坐在教员旁边，就爱上了飞行。听见飞机响，他心里就发痒，太喜欢了，知道打仗会牺牲，但没关系，就爱飞行。李世长在福建前线战斗起飞，还没有开炮，敌机就逃到公海上去了。李世长也去过海南岛、西沙，可惜都没有遇到战机。

李世长飞行没遇到过大的危险，事故征候也没有，因安全飞行立过二等功。他的体会是每一个起落都要全神贯注，地面准备细致，平时就有准备，特殊情况才能冷静处理;平时注意地标，不光注意水平能见度，还要注意垂直能见度，从上往下看，飞到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地标，多少高度，目标在哪里，都记在心里。天气变坏，看不见机场，别人拉起来复飞，他通过地标就能落下去。至于飞机故障也遇到过，有一次发动机震动，新飞行员没感觉出来，李世长注意到了，声音“空空”的，与往常不一样。如果震动大了，有可能把涡轮震掉，击穿发动机，也容易造成空中停车。他把油门关小，尽量让发动机减轻震动，慢慢往回飞。落地后机械师检查，果然发动机有毛病。

李世长作为指挥员，不仅保证自己安全飞行，带飞也没有发生过事故。他事先做好预案：天气变化怎么办;放出去怎么回来;哪架飞机先落地，出现故障怎么处理;怎么空中开车;等等。有一次，他指挥复杂气象飞行，有一架飞机起落架放不下来，搞不好跳伞就是二等事故;迫降也容易造成飞机损坏，算三等事故。最后李世长指挥落地成功，飞机只有轻微损坏，没算等级事故，飞机稍微修理就可以继续飞行。

歼击机飞行员45岁停飞，军职以上的飞行员最高飞到50岁。李世长担任空7军纪委专职委员时，并不打算停飞，继续在空勤灶吃饭。有一天，广空于司令员看见他，说“你早该停飞了嘛”。这样，李世长才办了停飞手续，连个告别也没有。

1982年，李世长儿子高中毕业，招飞体检合格。他从歼-6飞机、歼-7飞机飞到歼-8飞机，已经是飞行大队队长了，弥补了李世长的遗憾。老李说起飞行，手舞足蹈，停飞那么多年了，飞行数据、电门开关还记得一清二楚。小李说：“你还记得住?”老李说：“忘不了，刻在脑子里了，现在再叫我飞，只要带个起落，我还能飞。”

空军少将方国俊的航天梦

1950年，方国俊参军，因读过高小，在连部当通信员。不久部队到鸭绿江边，准备参加抗美援朝。这时空军来挑飞行员。一个师上万人，只有他一人被选到长春第一飞行预备学校。飞行员每年两次政审，十几次体检。歼击机飞行员对身体条件要求更高，因为飞机速度快，又是一个人操作，强调飞行耐力。方国俊从小在家参加劳动，身体好。

那时中国教员都刚毕业，主要是苏联教员教。方国俊学习刻苦，不仅认真听，还喜欢琢磨、总结。歼击机上几十个仪表，有的要经常看，有的用余光扫一下就可以了。两边还有几十个开关，双手双脚都要上。方国俊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都是优秀，校长和苏联顾问都要他留校。但飞行员数量不够，方国俊也非常想飞歼击机，这样他成了飞行员。1964年大比武，他是“尖子”飞行员，被授予“郭兴福式教练员”的称号。

方国俊遇到过两次敌情。其中一次，天气很不好，虽然敌机很近，但在云层里根本看不见。塔台讲可以开炮，方国俊刚说没看见，敌机自己掉下去了。还有一次在福建前线，师长李春光打下一架敌机。上级也要给方国俊记功，方国俊认为自己只是带队掩护，不能记功。

飞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冒险性，最重要的是心理素质。方国俊在空中飞了一辈子，遇到的危险多了，他不在乎生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级命令转场杭州。当时，正赶上倾盆大雨，根本看不见跑道。方国俊第一个下来，庞大的飞机像鱼雷一样落进水里，刹车进水失灵，他凭飞行技术和良好感觉安全落地，身后10多架飞机也都跟着安全降落。

1962年福建前线轮战，方国俊率8架飞机战斗起飞，与敌机距离越来越近。油突然从没有盖好的油箱口喷出来，糊满座舱盖，座舱像蒸笼一样随时可能着火，更要命的是挡住了方国俊的视线。幸亏敌机拐回去了，战斗警报解除。返航时油门小了，油烟也小了，但方国俊还是看不见外面，他只能凭仪表飞行。到机场上空，座舱才见一点亮光，平安落地。

1971年最终入选的预备航天员名单中，方国俊综合素质排名第一。他返回部队不久，被提升为副师长。选拔小组经常打来电话，也派人到部队来了解情况，几个月后就没有消息了。1986年，《解放军报》刊登中国要搞载人航天的消息，那时方国俊是军长。他做好了第三次被招走的准备，没想到又没有了动静。1988年，方国俊被授予少将军衔。停飞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在进行日常训练

1992年1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次立项。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发射成功。2003年10月16日，方国俊观看神舟五号飞船返回的电视直播。他身高与杨利伟一样，都是1.69米，体型也相似，恍惚感觉身着航天服的杨利伟就是自己。方国俊说：“如果让我上神舟号，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都没有问题。”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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