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张存浩院士
科技报国凌云志，尽在满头银发中。初见张存浩，86岁高龄的他，思路清晰而快捷，话语坚定而自信：“中国的科学技术还不是世界第一，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国家强盛添砖加瓦。”
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卓越领导者、我国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张存浩院士从事科学研究60多年，涉及多个前沿科技领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是“老骥伏枥，志在中华复兴”，求索的脚步仍未停止。
家国情怀入心化行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亲历了颠沛流离，目睹了山河破碎，总有一种强国富民的情怀。
1950年10月，获得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张存浩从美国回国，带着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一份报国之情。
触发他决定回国的因素却是1950年6月美国入侵朝鲜。“必须立即回国，否则自己的科技报国梦可能会落空。”张存浩心里琢磨着，他料定美国会很快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因此毅然决定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和国外多家单位给予丰厚待遇的工作机会，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回到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的祖国。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亲历了颠沛流离，目睹了山河破碎，总有一种强国富民的情怀，太想为国家出一份力。”张存浩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天津读小学的张存浩被父母寄养到重庆的姑父母身边。张存浩的姑父傅鹰、姑母张锦是经受了“五四运动”洗礼、怀抱科技救国理想留学归国的化学家，受姑父母的熏陶，强国富民的理想在年幼的张存浩心中滋生。
张存浩回忆：“记得我在福建长汀上中学时，每晚与傅、张两先生在同一盏油灯下攻读，傅先生向我谈到了祖国的灿烂文化，谈到了振兴中华，谈到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教导我一定要学好祖国的文化，当时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对我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内化于心、外化为行，已经成为张存浩生命的一部分。在踏上祖国的那一刻起，张存浩就一心只想着要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才学。1951年春，张存浩来到了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开始了他的科技强国征程。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石油供应十分短缺，又面临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为解决国家急需，张存浩和楼南泉等人日夜奋战承担了研究，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了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高效氮化熔铁催化剂，并“中试”成功。
20世纪50年代末，在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下，张存浩迅速转入火箭推进剂这一对他来说几乎是全新的领域，在文献资料很少的情况下，不顾毒性和爆炸危险，大量实验，最终和何国钟院士等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没想到中国在20年前就有了这么完美的燃速理论。”改革开放后，美国科学家在一次交流中惊叹道。
一心扑在科研上，国即是家。甚至“有次回家时，竟然把孩子的名字都忘了”。豁达的妻子迟云霞至今仍把此事当成笑话叙说。“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张存浩那一代人的科研哲学。有人问过他：“你回国后，做了这么多任务性科研，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科学兴趣，后悔吗?”张存浩说：“不后悔，我回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回首60多年的科研经历，张存浩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现在的年轻人，爱国主义是应该无条件接受的。”
殚精竭虑培养人才
在张存浩的心中，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期盼：青年强，则国强。
2013年12月19日，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金红光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从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手中接过“院士证书”。
像金红光这样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并后来当选院士的，他不是第一个。国家自然基金委主任杨卫介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至今已资助了3000余名优秀青年科学家，其中已有近200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当初两次致函总理，力荐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正是张存浩。
l991年初，张存浩出任国家自然基金委主任，学科带头人“青黄不接”的形势，让他忧心忡忡。当时处于科研一线的老一辈科学家年龄基本上都在50岁以上，人才老化问题严重，出国留学的人多而人才引进却很困难。张存浩清楚地记得，即使科研实力强、科研条件不错的北京大学化学系，在1990年前后只从海外引进了一位中青年科学家。
在大连化物所时尤其重视人才的张存浩，此时对基础研究和科技战略有了新的更深更广的思考。
“我们的理解力并不差，但缺少原创性，有时和别人同时起步，但逐渐落后，这与对基础研究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认识不够有很大关系。”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科技创新的关键取决于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培养高层次人才，是基础研究的根本任务，应该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
“中国基础研究的目标既要符合当前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情，又要适应今后大约半个世纪之内中国要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需要。”
正是因为这些思考，张存浩提出了基础研究要瞄准国家目标的战略。他说：“科技工作者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深层次问题，瞄准科技前沿，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
如今，许多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否曾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都称赞：“张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科学家。”
大处得气魄，小处也见精神。张存浩不仅是一位科技界的领航者，也是一位慈父般的长者。他关心青年，丝丝入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因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老师二话不说，将国家补贴的营养品鸡蛋和牛奶全部给了我。”现已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徐正每忆起这段往事，还禁不住热泪盈眶。
他提携后学，任劳任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石文波说：“谈到张先生，我首先想到的是幸福。”最让石文波感怀的是：“张先生在病床上给我修改论文。当时我将论文发给先生，并不知道他生病了，先生也没提及，只告诉我他看看。”忆及此事时，石文波哽咽在喉。
一点一滴总关情。在张存浩的心中，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期盼：青年强，则国强。张存浩说：“我坚定地相信，新世纪(13.60,0.10,0.74%)一定会大书特书中国科学的丰功伟绩，这些丰功伟绩将属于新一代的中国科学家。”
另辟蹊径创新求索
越是新的、难的前沿研究，就越不惧怕，这是张存浩的性格，也是他所说的在科研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如果说从研究合成燃料转到研究火箭催化剂，张存浩偏离他的专业还不算太远的话，那么，研究化学激光，对张存浩来说，意味着一次真正“改行”。
重提当年，张存浩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化学激光技术是一项真正的尖端技术，要集成多个学科的知识，以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来搞这项研究，难度非常大，当时什么都没有，缺资料、仪器、设备，连基本的光谱仪、示波器也没有。”
“越是新的、难的前沿研究，就越不惧怕，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所说的在科研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科院院士何国钟这样评价说。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1973年1月，大连化物所成立激光化学实验室。张存浩与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一起，从头学起，迎难而上，着手研制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氘)激光器。
敢干，并不是蛮干。创新意味着要巧干，要另辟蹊径。
当时，国外氟化氢(氘)激光器也是刚刚起步，但有关文献上发表的却是没有实用价值的等离子加热体系。张存浩决定，不照国外的路子走，独立进行燃烧体系选择。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张存浩和他的同事夜以继日地攻关，终于在较短时间内扫除了拦路虎，解决了相关关键技术，大大促进了实验的进程。1973年氟化氢(氘)激光器输出功率从零做到了几瓦，两年后，输出功率又增加了几个量级，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后来了解到，我们的效果与国外基本一致，但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张存浩感慨地说，“并不是我们想要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在关键技术的应用研究上，发表出来的，往往是走不通的，而能走通的技术路线往往严密封锁。因此，在确定研究路线时，一定保持清醒的头脑。”
另辟蹊径，打开了化学激光领域新天地。80年代以来，张存浩领导了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的成果。
他与庄琦等人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的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效率及性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在199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
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创了研究极短寿命分子激发态的“离子凹陷光谱”法，并以该方法首次测定了氨分子预解离态转动光谱及其寿命。
他还和沙国河院士在国际上首次观测到混合电子态的分子碰撞传能过程中的量子干涉效应，并明确此量子干涉效应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波的干涉。
……
另辟蹊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离不开果断决策，而“张存浩就是一个敢于决策的人”。何国钟院士说。最初研发激光器时，是发展自由电子激光，还是发展化学激光，科学家有不同的意见。张存浩敏锐地意识到，化学激光具有功率易于放大和不依赖外部能源等独特优越性，更适合国家的战略需要。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他据理力争：“只要十分之一的经费，我们就可以得到十倍的功率，而且还能早出成果。”这一誓言，早已被事实所验证。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1月11日《经济日报》)
链接：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张存浩
喻思娈
张存浩：闻过则喜，胜不骄、败不馁。
【人物小传】
张存浩，山东无棣人，1928年出生，现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张存浩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我国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长期从事催化、火箭推进剂、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多项国际先进成果。
“我和老张一块生活59年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是真正热爱科学、肯于钻研的人，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导师。”谈起张存浩，妻子迟云霞脱口而出。
2014年1月10日，人民大会堂，张存浩对科学的钻研再次获得世人的认可。在这里，他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一年，他86岁，在科学战线上已经整整钻研、奉献了60多年。
急国家之所急
国家需要贯穿科研主题，为了完成任务几次“改行”
纵观张存浩60余年的科研经历，无论在哪个阶段、做什么研究，贯穿其中的一个共同的主题是科技报国，急国家之所急。
1950年，张存浩硕士毕业前夕，朝鲜战争爆发。张存浩料定美国很快会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虽然姑母坚持要求念完博士，他还是立即放弃了深造机会，回绝了国外多家单位的丰厚待遇，毅然回国。
回国后，一次偶然机会，张存浩受邀到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参观。他当即被这里精良的先进仪器设备吸引，决定谢绝北京大学等京区4家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聘请，1951年春，只身一人来到大连。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只在玉门有很小的油田，石油资源十分紧张，西方国家的封锁，使燃油形势更加紧张。为解国家急需，刚刚到岗的张存浩接受所里下达的任务，投身于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
当时，用煤合成液体燃料用的是稀少昂贵、催化效率不高的钴催化剂。张存浩与楼南泉、王善鋆等人，在短时间内、创造性地研制出了高效氮化熔铁催化剂，并建立了流化床水煤气合成油工艺体系。最终，每立方米水气的乙烯及三碳以上产品的产率超过200克，超过当时国际最高的160克水平。
60年代末，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技术，张存浩受命转向火箭推进剂这一新领域。作为研究火箭推进剂和发动机燃烧的负责人之一，他冒着生命危险，率领团队在火箭试车台上做实验，历数千次实验，研制出液体氧化剂喷注器等关键部件。
70年代，为应对国外挑战，激光成为国家战略前沿课题。1973年1月，在人、财、物匮乏的条件下，大连化物所组建了激光化学实验室，张存浩被任为实验室首任主任。
“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主要是一无所有。资料、仪器、设备都缺，光谱仪、示波器什么都没有。”张存浩说，为了研究这项高技术，他再一次“改行”。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张存浩说，愈是新的、难的、前沿的研究，就愈不要怕。下放后重回岗位，他全力投入科研，率领团队开展了我国第一个重要的化学激光体系的研究，解决了化学激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超音速化学激光器，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后，张存浩在化学激光领域不断耕耘，成为我国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开拓了我国短波长化学激光的研究方向;1985年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的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1992年，领导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
研制化学激光同时，张存浩还十分注重化学激光的机理和基础理论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领导团队率先开展了新“泵浦”反应和分子碰撞传能动力学方面的研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领域。
谦逊赢得更多尊重
“荣誉属于集体，我还要大量的事情要做，要走的路还很长。”
大连化物所石文波博士记忆深刻的是，老师张存浩在指导、修改完论文后，总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
对于这一点，张存浩总是谦虚地说，“我的贡献不如年轻人。”
不仅是发表文章，评奖时，张存浩也一贯“照顾”年轻人。曾与张存浩长期共事的大连化物所何国钟院士回忆，1964年，在张存浩带领下，他所在的团队，第一次揭示了侵蚀燃烧现象中临界流速存在的根源，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报奖时，张存浩将自己名字放在最后。
“回顾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我常常想起那些共同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他们得到的荣誉少、待遇低，但没有他们协助，也就无法取得科研的成功，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特别感激，我忘不了他们。”张存浩说。
张存浩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1994年，他倡议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受到科学界的交口称赞。
谈起这项成绩，他把荣誉功劳都归功给别人：我只是请教了老科学家的意见，意识到应该有个人才的资助项目，我不过是把这个想法提交上去了。
面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张存浩告诉记者，它属于集体，自己还要大量的事情要做，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同事、学生眼中，张存浩平易、谦和，而这样一位儒雅的科学家，面对科学问题时却“当仁不让”。
大连化物所所长、中科院院士张涛回忆，早年我国在一次激光研究的规划会议上，化学激光因为“弱势”，在规划中面临边缘化的处境。危急关头，张存浩据理力争，阐述化学激光功率易于放大、不依赖外部能源等优越性，终于赢得与会者认同，化学激光也被列入我国四大激光之一。
呵护培育人才
“一个人能否成才，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但我们要努力创造成才条件”
张存浩是“任务带学科”的典范。他在开创我国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学等研究领域的同时，还推动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张存浩等人筹划，创建了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我国短波长化学激光重点实验室。如今，这两个实验室均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化学激光和分子动力学的研究中心之一，前后8项成果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实验室取得的科研成就，与张存浩创造条件，培育优秀人才分不开。
“一个人能否成才，主要还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但我们要努力创造成才条件。”张存浩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我国为人才服务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
“张先生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对真正优秀的人才，他是发自内心地爱惜。”曾与其共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局长郑永和说，张存浩会不遗余力地对优秀人才给予支持，有些甚至是超常规的。
如今，张存浩团队中涌现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中青年骨干，何国钟、沙国河、杨柏龄、朱清时、桑凤亭等已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
张存浩对人才的爱惜和支持，不只限于本学科、本单位。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国家自然基金委在1994年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人才作用强调，再怎么估计也都不过分。”他说。
2002年，张存浩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和在香港等地讲学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赠给了大连化物所设立奖学金，以激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发奋学习、献身科研、报效祖国。
“要闻过则喜，胜不骄、败不馁。”谈及对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希望，张存浩如是说。他说，自己也不是常胜将军，做完事，要找出其中的积极因素，剔除失败的方面，总结就能前进。
在科学的世界奋斗60余年，年事已高的张存浩，仍然活跃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对于将来国家的基础科学发展，他语重心长地表示：希望不同单位、学科的人，通过无私讨论，对各领域基础学科怎么发展，得出一个统一的认识，共同促进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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