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我的根在中国

作者:佚名 来源:民兵内参 2016-12-14 2668

钱学森:我的根在中国

写在前面的话

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我国踏上航天新征程。

十七年来,从无人到载人,从一人到多人,从太空行走到交会对接……

有人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我们不得不提起一位伟人。

他的身上有这些光芒璀璨的标签:“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

有人说他一个人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

他曾说:“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

他,就是钱学森。

今天是他诞辰105周年纪念日。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走近伟人!

有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或许,我们无法选择像他们一样,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记住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们的孩子与身边的人。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祖国的人!

祖国,终将记住那些报效祖国的人!

创新教育造就“学神”钱学森

面对钱学森那漂亮的成绩单,“学霸”似乎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膜拜之情,“学神”才更贴切。

除了天赋异禀,钱学森的“学神”气质也和他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有关。

1923年至1929年,是钱学森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当时他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谁要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晚上啃书本,让同学知道了,肯定会笑话他。”这句话放在今天,肯定算得上“新闻”。

那是一段令钱学森最难忘的青春岁月: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不怕考试,不死记书本,玩得也很痛快,天黑才回家。学校形成的考试风气与今天迥然不同:临考前从不紧张备考,绝不因明天要考试而加班加点背诵课本。“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

钱学森入中学时,校长是著名进步教育家林励儒(注:曾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林砺儒着力进行学制改革,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在他的领导下,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民主、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成为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

“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 教几何的傅钟荪老师用古汉语自编讲义,使钱学森“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

而后,钱学森顺利地完成了上海交大、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并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钱学森形容这段求学让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好点子)。有人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当时整个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弥漫着创新的学风。据钱学森回忆,“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加入“火箭俱乐部”,是5位创始人之一,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这个俱乐部就是如今NASA旗下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前身。这个实验室主导了NASA包括月球和火星探索在内的诸多项目。

老师钱学森

从不说“你这样做不对”

钱学森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他所说的“这一点”就是如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钱学森不仅振臂高呼,更身体力行,对创新人才更是无比呵护。

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刘盛纲曾经请钱学森为自己的第一个博士生王俊毅评阅论文。钱学森很快回信,表示非常高兴进行评阅。不久刘盛纲就收到钱学森亲笔写的评阅意见。从钱老的评阅意见中可以看到他对新科学技术的极端敏锐和对其进一步发展的殷切期望,对青年学者的重视以及对后学的倾力支持与关怀。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创新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意味着从无到有、开风气之先,意味着风险和挑战。创新要有胆气,不惧权威;创新也需要容错试错。钱学森深谙这个道理。曾与钱学森先生共事过的航天专家沈辛荪回忆说,沈辛荪回忆,他向钱学森请教问题时,他来不说“你做得不对”,而总是说:“你换一个思路,再考虑行不行啊?”总是用商量的语气,但实际确是在启发。“老从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鼓励年轻人独立思考。”

钱学森不仅鼓励创新,在教育理念上也很新潮。

钱学森学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神舟飞船专家组成员李颐黎教授回忆说,钱老经常教导他们写文章时要注意语言的通俗性,比如火箭有100多米高就可以形象地说约有30层楼高,这样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很容易接受,有很形象的思维,才能激发起普通人对科学的兴趣。“这在当时的教学中是很新潮、很前沿的理念了,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科普。”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除了醉心学术,钱学森最大的爱好就是古典音乐。从中受益的他也不忘启发后人。2005年在2005年7月29日和2009年8月3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时,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钱学森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钱学森的学生、中科院院士郑哲敏说,钱学森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又有着开放创新的思想,这些都是开展自主创新、成为科技领军人物的动力和素质。

钱学森晚年看电视看到汽车广告,一看,都是外国汽车,他就说“泄气、泄气。”儿子钱永刚说中国汽车也是“外国心”。钱学森问到:“这些人怎么了?人都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

再聪明的大脑也无法违悖生命规律。钱老走了,留下三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或许这才是对钱学森“三问”最好的回答。

戎装钱学森

钱学森,这位科学泰斗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共和国军人。197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钱学森为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聂荣臻元帅兼任。尽管没有军衔,他却成为指挥国防科技战线千军万马的将星北斗,攥紧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铮铮铁拳!

作为一名军人,他兑现了自己的使命与担当。新华社发布的《钱学森同志生平》中,概括了他的11项“第一”——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中国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这些“第一”,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也划时代地改变了世界!

原标题: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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