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钱学森在追求什么？——兼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钱学森在追求什么？

——兼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钱昌明

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追求金钱，似乎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可是，钱学森偏偏说“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回国前，钱学森在美国已是一位有声望的科学家，火箭、导弹专家。他因和导师、美国大科学家冯·卡门共同创立“卡门-钱近似公式”而名声大噪，1949年起，他就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参与美国军部研制的科研项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综合他的教职与科研工作，年收入不少于10万美元（可在纽约上东区购买一套200平方米豪华公寓），是当时普通美国家庭年收入的20倍！

然而，钱学森硬是要放弃这样高收入，宁愿回国来过艰苦的日子。即使在回国以后，他本可以几次改善居住条件，困难时期原可以接受特殊照顾，出版著作理所当然可以享受稿酬，可是，这一切他都拒绝了。

他宁愿住老房子，不住部长房和将军楼；他在困难时期，愿与人民共患难，拒吃特殊照顾的红烧肉；他把稿费、奖金，或作党费上交，或以教育、科研基金等名义捐出，这究竟是为什么？钱学森在追求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有人说，人生在世，无非“名”、“利”两字。钱学森不追求金钱——不为“利”，那他就一定是为了“名”。

是的，“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脸”者，“名”也。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脸”也不要了，不成了无耻之徒？所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名”，而是要的是什么样的“名”？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表彰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钱学森应邀发表讲话，话讲得让人感到意外，但却是发自他内在心扉：

“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以自己能成为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齐名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而激动。这才是钱学森的人生追求。

人，是大自然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生命现象。人们怎会来到世间？不就是人类整体生命在延续、发展中所经历的一个瞬间？人类整体是由个体生命组成的，个体生命又离不开人类整体的存在。因此，个体能否为整体作出贡献？个人能否为社会群体（大而广之，包括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延续、发展作出贡献？能否同一切反人类生命延续、发展势力作斗争？这原本应该是个体人生的全部意义。

自从人类进入私有剥削制度的社会以后，几千年来，社会就被分裂为两个部分：少数人高高在上，成为统治阶级；多数人成为被剥削、被奴役的被统治阶级。“士”、知识分子，历来就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结构中，他们的抱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追求的就是要做个“人上人”，这使知识分子必然成为英雄史观的信徒——到了近代，又嬗变成为资产阶级世界观。

如今，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觉悟与社会主义的胜利，与英雄史观相对立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史观出现了。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理所当然是人民史观的信奉者。知识分子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与原有的英雄史观作彻底决裂，这就有一个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痛苦过程。

钱学森从一名爱国者起步，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正是他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完成了从资产阶级世界观为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硕果。他在美国遭受了五年的政治迫害，这是最典型、最激烈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与磨练，真正坚定了他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决裂、千方百计回归社会主义祖国的意志。回国后，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战斗在国防生产与科学实验的第一线；他下工厂、去基地，一待就是几个月；他不畏苦与累、迎难而上，克坚攻关、变不可能为可能，最终修成正果。

是的，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人生追求。说到底，这是一个“公私”观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钱学森的追求，对许多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想不通的。因为只有真正确立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人生追求。

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说白了其实很简单。这就是：看你是否能心甘情愿地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看你是否能把自己看作普通工农劳动群众的一员、并融入其中？对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谈过他的切身体会：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世界观问题，不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

臧克家有诗云：“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活着”，要说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明明“死了”，还要说“他还活着”？

这是因为：前者仅仅是为其个人一己之私而活，对社会群体（大而广之，包括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没有积极作用，甚或只起了破坏作用，人们会把他看作“死了”、甚至永远诅咒他；后者因对社会（大而广之，包括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即使他死了，但其对社会群体仍在发挥积极作用，人们会永远崇敬他。

生命不在长短，只要活得有意义。这就叫：“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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