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基谈钱学森

黄顺基谈钱学森

黄顺基

在与钱学森的接触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钱学森关心的都是事关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要从与钱学森的接触过程、钱学森的先进事迹、对钱学森的认识，以及钱学森对我的影响4个方面来谈谈。

与钱学森的几次通信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新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类发展未来的思考，“后工业社会”“三次浪潮”“大趋势”等学说如潮水般冲击着我国思想界。1986年， 我组织自然辩证法界的部分学者编写了《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一书。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文摘报》《国内哲学动态》等报刊都先后发表文章称赞此书。但让我没有想到是，著名的世界级科学家钱学森看过后给出版社写信说：“这本书比起现在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更完全， 是一本好书。我要向各位执笔人以及编辑祝贺。”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了我与钱学森的书信交往。

1994年8月10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生产力的思考》。发表后， 我将文章寄给钱学森，他在回信中说：“您送来的大作我拜读后认为很重要，我也同意，我们要宣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因此，我已经把尊作送呈宋健国务委员，我知道他关心这个事情。”此后不久，钱学森又来信说：“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是完全支持您的观点的，也是支持我的观点的，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同社会科学、哲学联合，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庆贺吧！”

20世纪80 年代，我国提出要研究新技术革命，钱学森对此很关心，他将新技术革命引起的产业革命称为“第五次产业革命”， 即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变革。1995年9月11日， 钱学森寄来Scientific American 杂志上的一组短论，表示说：“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想请您注意当今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必然带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它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组织的改革问题。这组短论是他们的观点，可供我们参考。” 并建议我组织力量探讨这个问题， 即“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我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想请钱学森来挂帅，由我负责具体工作。对此，钱学森答复“我不挂帅，我来做顾问”。事后，钱学森果真让由戴汝为、于景元、汪成为等6 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同我商量如何推进这项工作。后来，“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课题经国家批准， 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研究。钱学森为此经常写信给我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想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996年5月12日， 钱学森针对我在“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课题组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回信说：“我也提一点看法供参考：信息革命的一个与前几次产业革命不同之处似在于直接提高人的智能，将来社会主义中国人大概都要有硕士文化水平。”

——1996年9月30日，钱学森再次写信告诉我说：“新产业革命在中国是指信息革命所引起的产业革命，即第五次产业革命。我国现在推进的两个转变、‘邯钢经验’等都还是发达国家早在本世纪初前后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在我国将出现于21 世纪初。”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通过总结自己多年来对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以及相关研究心得， 撰写了《科技革命影响论》一书。钱学森读完书稿后回信说：“我感到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即反对原苏联的那一套死抱住‘官方’ 书本不放的教条主义作风；要发扬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结合实际、结合时代新实践，也要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东西来丰富、发展以至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两条也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应作为我们的态度。”

钱学森的事迹

学术界公认，钱学森的业绩分为3 个时期。

1935-1955 年在美国留学与工作期间

1936 年，钱学森师从世界级力学大师冯• 卡门学习应用力学， 并于1945 年随冯• 卡门到德国考察导弹火箭的研制情况，了解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V-2 导弹。1954，出版《工程控制论》英文版，标志着科学技术史上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传统技术研究物质、能量和效率，而工程控制论主要研究一个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整个系统的总的运动状态；经典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不涉及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而工程控制论则不然，其强调在客观规律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工程控制论》是钱学森首创， 开启了其后30 年世界科学前沿热点之一的现代控制理论，成为独创的技术科学而备受瞩目。

1956-1977 年肩负“两弹一星”主帅重任期间

钱学森在1978 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的文章。文章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将系统工程同我国“两弹一星”工程建造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一套既有普遍科学意义，又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这是钱学森独立自主的、重大的贡献，是一项伟大的技术创新，其意义绝不亚于200 多年前的工业革命。

钱学森于1979 年又发表了一篇名为《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的文章， 把系统工程组织管理的思想与方法推广到社会的组织管理，提出了国家范围的组织管理技术问题， 系统地讨论了社会工程的对象和任务，认为社会工程是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钱学森指出，我们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在建国100 周年的时候（2049 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现在看来没有多少年了，要走完这条路，靠经验摸索可不行。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或者尽量少犯大错误，那就必须有预见性。这预见性来自于科学！这个科学就是系统科学！它是现代化的预测、组织、管理、决策和领导的科学方法，也就是系统工程方法。

1978-2009 年探索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新问题时期

现在，钱学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呕心沥血，作出举世公认的、永垂史册的成就主要是集中在第一和第二时期，重点是科学家。

而在第三时期，钱学森学术思想非常活跃，涉猎学科广泛， 原创性强，充分表明他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战略家。这个时期钱学森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最突出的体会是，钱学森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丰富与深化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1）钱学森丰富与发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是钱学森创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钱学森以实践论、矛盾论与系统论为指导，在概括总结现代科学技术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创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人类现在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的全部精华，是智慧的泉源，它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图1）。

二是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丰富与发展。在横向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科学，还包括横断科学（系统科学）和交叉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与美学（文学艺术）。这就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列宁说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认识。

在纵向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即实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丰富与发展为前科学—应用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理论—桥梁—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阐明了科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相互转化的中间环节（技术科学）， 为科学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是社会科学不能与自然科学分家。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看，我国目前对科学技术体系的认识还是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以分设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都是人为分块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概括，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距今离马克思时代已有一百多年，科学技术大大向前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体系就不能像老一套那样，只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应是一个大体系。

钱学森的这些意见，在2004 年 1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被采纳。

（2）钱学森丰富与发展了对中国的具体实际的认识

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钱学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一是信息网络化问题。信息网络建设是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1994 年，钱学森提出，正如第三、第四次产业革命需要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一样，现在需要规划第五次产业革命的网络建设。信息网络化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建立全国信息网络将是一场推进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攻坚大战。

从社会方面看，信息网络建设需要与以下4 个领域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分别是：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与政治文明建设相结合、与文化建设相结合、与地理建设相结合。

钱学森关于第五次产业革命与信息网络化的建议，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95 年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着重指出，今后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二是建设知识密集型农业问题。面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新形势，钱学森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根据生物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入地考察生物科学技术革命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钱学森为此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并预言21 世纪社会发展的趋向，认为继第五次产业革命后将出现“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到21 世纪将发展成以动植物工程、药物和疫苗、蛋白质工程、细胞融合、基因重组等的生物工程产业。大农业的提出，为我国进行的大部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对钱学森的认识

钱学森是思想家、战略家、科学家。

钱学森是一位思想家

创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钱学森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继承与发展恩格斯的科学分类思想，在中西方文化互补、融合的基础上， 概括总结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思想提供了总的蓝图。这在当代只有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的钱学森才能做到。

创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20 世纪90 年代，钱学森站在战略科学家的高度，以近40 年的时间集中精力概括总结了国外系统科学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钱学森不同于普里高津、哈肯、艾根等的欧洲学派， 也不同于圣菲研究所、集成科学现代研究所的美国学派，他卓有远见地认为，科学技术社会化与社会科学技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由此引发的复杂性问题层出不穷， 诸如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第五次产业革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成为当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事关人类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钱学森敏锐地把握时代的新动向，独创地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把400 年来经典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

钱学森是一位战略家

钱学森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除了提出信息网络建设的总体设计，迎接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挑战，提出发展大农业，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挑战，提出建立人体科学，迎接第七次产业革命的挑战。

钱学森还念念不忘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回国伊始就始终致力于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特别是面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瞬息万变的问题， 他认为光靠经验方法不行，必须有现代化的组织管理的科学技术， 这就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中还包括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和总体设计部。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实行社会系统工程方法的组织形式，由专家体系、知识体系和机器体系3 个部分组成，是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

总体设计部是应用社会系统工程方法的实体机构，是近代自然科学“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的提升，利用思维科学、人工智能、知识工程、数据库、知识库等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其中特别是人的创造性，因此总体设计部要“以人为主”，计算机体系、信息库与知识库为辅。

钱学森建议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是在吸取了二次大战以来世界大国军队总参谋部， 以及总结我国“两弹一星”研制总体设计部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钱学森在总结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经验时指出，总体设计部的实践体现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就是系统工程。总体设计部的设计是顶层设计， 设计的是系统的总体方案，是实现整个系统的技术途径。

钱学森是一位科学家

这方面已有相当充分的论述， 概括起来主要是：工程技术（包含导弹技术、航空技术、空间技术）、技术科学（力学、工程控制论、大成智慧工程）和基础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大成智慧学）。

钱学森对我的影响

钱学森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深刻的是他的创新精神与创新成果。

钱学森创新的特点：

一是离经不叛道。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这是不能违背的，但一些具体结论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改变的。用流行的话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二是原创性的、有重大意义的，如《工程控制论》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现代化的组织及管理的经验和问题进行提炼与综合建立起来的，是钱学森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管理科学技术。它的迅速推广与应用， 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钱学森的一篇名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的文章对我的影响最大。

早在20 世纪中叶，由电子计算机发明带头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推进到信息社会，社会关系更加复杂，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不仅错综复杂而且瞬息万变，于是诞生了由钱学森及其合作者创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它是系统工程方法的丰富与发展，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这是交叉科学时代能用的、唯一能有效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 是科学技术发展史划时代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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