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医疗行业“三个至上”弊端的典型案例——“再造手”濒临失传的反思

医疗行业“三个至上”弊端的典型案例

——“再造手”濒临失传的反思

高戈里

2020年4月27日，八路军战士、解放军功臣、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名誉主任、享誉世界的“造手大师”于仲嘉教授在上海辞世，享年91岁。

1978年10月21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医师于仲嘉为失去双手的陕西青年高天社再造了一只有勾、捏、握功能，能打算盘、写信，还能提起7公斤物品的新手。随后，于仲嘉又为100多人再造了有感觉、有手功能的新手，并将“再造手”发展到8种类型。1985年，于仲嘉教授发明的“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技术”获“国家发明一等奖”，成为迄今为止全国临床医学界（不含药品、兽医）获此最高奖项的唯一。

高天社手术前

手术后，高天社展示再造手的功能，并写道：我要用再造手努力工作

此外，于仲嘉教授1982年发明的“桥式交叉吻合血管游离组织移植术”和1983年发明的“游离组织组合移植术”，先后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然而，2014年于仲嘉教授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却失声痛哭：“再造手快要失传了！”

“再造手快要失传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中一些背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的导向，是需要正视并解决的问题。

导向一：利益至上，忽视公益职能

市场作为“无形的手”，是通过利益诱导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而一旦“利益至上”原则用到公益事业上，很容易背离公益。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

鲜为人知的是，背离公益的极端市场化导向还直接扼杀我国领先世界的四肢显微外科创新医术。

以《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编(2017)》为例，因为缺少“再造手”项目，就以相对简单的项目来说——“断肢再植”每肢定价5500元，“断指再植”每指（趾）5400元；“拇指再造术”六种类型，价格为每次3300元～5400元不等。作为参照，牙齿“正畸治疗”27项3000～8000元不等。

就难度而言，“断肢再植”“断指再植”“拇指再造”，比做牙齿“正畸治疗”难得多得多，因为要接血管、接神经、接肌腱等。而于仲嘉教授做“再造手”比做“断肢再植”“断指再植”“拇指再造”更难，因为要再造手掌并保证“对指”等功能。“再造手”每做一例，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吃一口，不在手术台前站上七八个十来个小时是下不了手术台的，体力、精力、智慧和胆略的支付，以及风险的承担，都是超极限的。每做完一次手术，就像害了一场大病，要几天才能恢复过来，长此以往，还会诱发腿部静脉曲张、胃病等职业病。全国愿做“再造手”能做并且做得好的医师屈指可数，全世界也凤毛麟角，不像做牙齿“正畸治疗”的医师比比皆是。

面对领先全世界的“再造手”医术，用极端市场化方针指导医疗定价，“市场失灵”在所难免——定价低了，会驱使临床医生为追求“创收”而抛弃这项妙手回春的绝佳医术，反而救不了病患者；定价高了，将迫使众多残疾人因囊中羞涩而放弃摆脱残疾厄运的新生，反而使医生无从实践。

如此悖论中的选择，不仅残酷无情，而且非理性，反科学，阻挠医学进步！

有一年，一位省城三甲医院的骨科主任和笔者说起于仲嘉教授，就赞不绝口：“于仲嘉？那是我们国家的国宝。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卫生部委托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举办全国的断肢再植学习班，我们这些老一点的骨科医生都知道，讲课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能讲，但真正上手术台做教学、示范性质的手术时，多是于仲嘉。我们国家开展断肢再植在全世界是领先的。于仲嘉是世界断肢再植和临床四肢显微外科的鼻祖。”

赞扬完了，这位骨科主任又表示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像于仲嘉这样的国宝，我们可请不起。他们这个层次的专家都是有经纪人的。×××前一段时间曾经到这座城市里做过一次手术，比于仲嘉做的再造手、组合移植要简单得多，他的经纪人开价多少，你知道不？8万！这人虽然是著名专家，但技术要差于仲嘉一筹。于仲嘉出来要多少钱？照这个价格比较，不算交通、食宿费，出来会诊至少得两三万甚至三四万元钱，做个手术嘛，得12万元！”

当这惊人的“身价”传到上海，于仲嘉的态度出奇地冷漠，就像冰封的江河、雪裹的大地：“我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来找过我。”

再问，他的回答更冷：“我要是走穴就缺德了。为什么？找我做手术的人都是些穷光蛋呀！好多人是卖牛卖驴变卖家产来求医的。要真收这么多的钱，还让不让患者一家老小活了？！”

再造手分类（部分）示意图

导向二：权威至上，压制草根才能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等级制度的束缚和等级观念的积淀，人们习惯于在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中敬畏等级上端的权威，习惯于依自己的社会地位遵循既有的等级秩序。

对于这种压制“小人物”、束缚青年人的封建传统观念和等级秩序，建国之初，人民领袖毛泽东曾反复强调“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等民本主义思想，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一次次“破除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才有了我国医务工作者于1960年代初在断肢再植和治疗烧伤两大领域，取得领先世界的创新性临床医术成就。（详见红色文化网刊文《新中国开创临床医术顶级成就靠谁》）

然而，近些年来的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在引进西方“利益导向”极端市场化机制的同时，还在临床医学科技领域引进了基于私有制的“权威至上”理念和机制——迷信权威，专权的权威难以监督，更缺少制约……

我国现代骨外科的奠基人、华山医院院长李鸿儒先生90岁高龄时曾赋诗《贺造手大师于仲嘉》，其中有一句道出了于仲嘉开创领先世界医术成就时的处境——“狭缝生长成奇才，显微外科君领先。”

李鸿儒老前辈痛斥权威当道制造“狭缝”挤压草根，是有依据的：

实例一：于仲嘉教授发明“再造手”，最初在上海市连科技成果三等奖都没评上，在荣获第七届国际显微外科大会唯一首奖后，上海有关方面也只给他申报了国家发明奖三等奖，是国家卫生部看不下去并把项目接过去后，才申报了“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于仲嘉的获奖证书

实例二：于仲嘉教授发明的“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技术”由国家卫生部申报“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后，某权威一改以往否认“再造手”是医术发明的说法，以论文在国外先发为由，诬告于仲嘉教授“剽窃”他的“发明成果”。结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科教司根据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作出的《关于〈手或全手缺失再造技术〉发明者争议问题处理意见》（〔85〕卫科教成字第522号），彻底驳回。有关情况，《解放日报》记者陈斌24年后著文《世界首例“再造手”发明者纷争调查档案》，发表在2009年第10期《档案春秋》上。

《档案春秋》2009年第10期

实例三：发明“再造手”8年后，荣获第七届国际显微外科大会唯一首奖4年后，名列国家卫生部表彰的“上海医界十杰”榜首2年后，荣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年后，当了14年副主任医师57岁的于仲嘉，终于“晋升为主任医师”，进而成为中国医界职称评定中压制人才最为极端的案例。

窥一斑而见全豹。

临床医学科技界的“权威至上”体制，如今已经成为培育某些学阀的制度土壤，而学阀专制一旦形成，为保障学术“金字塔”顶端利益，必然营造挤压学界底层的学术“狭缝”。

对此，如果无动于衷，恐怕“要失传”的，就不仅仅是“再造手”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曾多年领先世界的四肢显微外科技术发展逐渐放缓，进入“平台期”。而“不发展就意味着退步”。（周范才、潘晖：《中国手”50年 能否继续引领世界》，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02期）

导向三：文凭论文至上，轻视实践技能

在上海医界，讲究师门学派，秉持“排他”习性，是有传统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回忆：解放前，“国内医界的派别很复杂，有英美派、有德日派；英美派里又分为英派、美派，德日派中又分为德派、日派，而德派里还分为同济派、同德派（就是讲德文的同德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组成）。相互不通气，相互贬低另一派”。

解放后，上海医界的这种“排他”习性，又罩上了“文凭”光环——认上海医科大学的校友圈子，看不起外地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除外）的毕业生。就是在上海本地，圈子里还有圈子——上海“一医大”的看不起“二医大”的。

这种来自师门学派的偏见和“排他”习性，于仲嘉1959年刚分配到上海就领教了——虽然介绍信评价很高，但接收方一看是安徽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毕业生，立刻将于仲嘉安排去搞行政工作。于仲嘉在手术台上崭露头角后，又有人说他“手术粗”。

老院长朱瑞镛升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若干年后，一次感慨道：“于仲嘉呀于仲嘉，我算是服你了！你一不是上海人，二不靠老师、同学，三没有任何背景，却能在上海大医院立足，并且做出这么大的成就，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中国知识界“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和歧视“小人物”的陋习行规，曾在毛泽东时代受到过猛烈批判（详见高戈里《新中国开创临床医术顶级成就靠谁》，红色文化网），但并未根除，近些年来在极端市场化的驱动下，已呈蔓延之势。

如果仅仅是师门学派之间的互相排挤也就罢了。问题是，医界师门学派的“排他”习性正向着垄断学术殿堂方向演进。垄断学术殿堂的标准“法器”，是文凭和论文。而一旦“文凭至上”“论文至上”成为制度导向，轻视实践技能便要风行医界。

其经典实例是，从1993年到2001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多次为于仲嘉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却每每因“院士遴选受非学术因素干扰过多”（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9日），而名落孙山，被医界权威按照既定的“民主程序”，将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造手大师”冷冷地拒斥在人民共和国科学圣殿的大门之外。

四肢显微外科包括断肢再植、肢体再造和肢体修复三大领域，于仲嘉都有领先世界的非凡贡献：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断肢再植领域，他首创了奠基性的“四项关键技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肢体再造领域，他发明了“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技术”，于1985年荣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20世纪八十年代在肢体修复领域，他发明了“桥式交叉吻合血管游离组织移植技术”和“游离组织组合移植技术”（简称“桥式交叉移植”和“组合移植”），分别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此外，于仲嘉发明的“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和关节治疗器及其应用技术”，于1992年7月被国家卫生部列为“十年百项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于同年9月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列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在同代全国临床医学领域（不含药品、兽医药，下同）：贡献如此众多重大的医疗技术发明，荣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迄今为止，除了于仲嘉，没有第二人！

在同代全国四肢显微外科理论领域，以自己首创并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的“三大发明”医术为全部内容，著述而不是主编、编著一部英文版和两部中文版共约百万字的专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迄今为止，除了于仲嘉，没有第二人！

在同代全国四肢显微外科教学领域，以独创的“三大发明”医术为教学内容，于“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下，通过授课、主持培训班和带进修医生等方式培训四肢显微外科医师上千人，包括几十名外国医师，通过举办医治骨伤外固定支架新技术的推广学习班、推广会等培训骨科医师上万人，还多次应邀出国报告论文、做示范性四肢显微外科手术，迄今为止，除了于仲嘉，没有第二人！

本来还有一“比”，就是上手术台。遗憾的是，时下医界和医学科技界看重的是文凭和论文，特别是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否则，肯定能把一些“天桥把势”从“权威”的宝座比下来，反倒让一些没有名贵学历出身、没有显赫师门背景的草根窜上“精英宝塔”顶端，坏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既有等级秩序。

董勤亮手术前

于仲嘉用“组合移植”为董勤亮再造了全手

汇聚中国医界精英的中国科学院医学部和中国工程院医学部，建国至今，无一人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本来，于仲嘉若能进去，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两院医学部“零的突破”，这本应是好事，但那些没有如此业绩的院士在“程序正义”的“黑箱”中就是要于仲嘉落选，哪怕是一票之差。

在四肢显微外科教学史上，荒唐之事还有：临床医术领先世界、学术贡献和教学贡献无人比拟的于仲嘉教授，只有资格带层次较低的硕士生，而高层次的博士生却要于仲嘉的学生来带。这其中的个别博士导师，虽然临床手术技能比较差，但仅仅凭着高学历，以及在知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能在教学资格上，雄踞顶端。

四肢显微外科的教学目标，是传授治病救人的医术。检验教学效果的根本标准，应该在手术台上见高低。如此的制度导向，对那些长于啃书本又工于心计的秀才，倒是个博取“权威”名利双收的“捷径”，但对于广大病患者呢？

于仲嘉教授生前曾为“再造手快要失传了”而失声痛哭。他死难瞑目翘首期盼的是——医疗卫生体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改革。

注：2020年7月22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举办“中国手”缔造者于仲嘉教授追思会。本文由作者发言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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