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为什么这群海外的年轻人一定要回家？

1950年，为什么这群海外的年轻人一定要回家？

王文博1950年，为什么这群海外的年轻人一定要回家？

王文博

　　1950年的一天，“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将开启它驶向中国的航程，赵忠尧和其他年轻人在甲板上兴高采烈地合照，以此来庆祝归途。

　　但一伙不速之客彻底搅乱了他们的心情。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一遍遍翻着赵忠尧的行李，结果一无所获。为了挽住面子，他们在装模做样地扣留了一些公开的资料后才悻悻离开。

　　事实上，安危的确就在瞬息之间，但船上留学的中国科技人才对美国监控和监视的把戏已经习以为常。早有预料的赵忠尧冒险将经典加速器的图纸、真空管的零件放在另一位同僚的行李箱里，侥幸避开一劫。

　　那一年，所谓“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半岛，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这群年轻人报效祖国的道路注定充满艰难。美国政府一度依据移民法律对留学生驱逐出境，尔后又出于本国战略利益，公然禁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离境，明令警告威胁“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违反该项法令将被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也可以两者并罚”。

　　当邮轮即将离开美国领地停靠在夏威夷檀香山时，这群年轻人舒了口气。可他们却不知道，就在当天美国当局以莫须有罪名扣押了钱学森，接着又发出了追截赵忠尧的命令。

　　当钱学森礼貌辞行后，时任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立刻致电司法部：“钱学森这个人知道的东西太多，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回国”，他们以“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将钱学森囚禁到特米诺岛。等待钱学森的是非人道的折磨：他被关在一个单间，不允许任何人与其交流，房间里的灯到晚上每三分钟就亮一次……短短几天使得他体重锐减，甚至一度失去了说话能力。接下来的五年软禁生涯，他被限制自由、监听与跟踪，甚至每个月都要到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报到”。

　　而邮轮上的赵忠尧则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强行拘禁于东京巢鸭监狱。狱中他被强行剃掉头发，换上有P字标识的囚衣，据说浑身还被撒上刺鼻的农药粉末防止臭虫。狱警命令赵忠尧拿着编号牌子拍照，然后把他关进了漆黑的死囚牢房。两个月后，美军承认赵忠尧没有携带有关国防的机密资料，但仍一口咬死他违反了美国货物出口法，最终迫于国际压力才将赵忠尧等三人开释。

　　当时，选择回国报国的年轻人在西方的干预和阻拦下，每个人的归途都无比艰难。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宾夕法尼亚移民局突然把他找去，进行审问，尽管没有抓住他的把柄，但仍堂而皇之地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他不得不花费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在一些西方人眼里纯属“自讨苦吃”：他们大部分有着富裕的薪资，上流社会的地位，优越的工作环境，放弃一切、不顾一切地返回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让很多西方人无法理解。但这群年轻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形成了一股“归国潮”，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席卷中国，为祖国和民族冲刷出了一个崭新的前途。

　　朱光亚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邓稼先回来了，钱学森回来了，郭永怀回来了，程开甲、王希季、吴自良……就在志愿军将士入朝出国作战，为捍卫正义与和平把战火浇灭在三八线时，这群未来共和国的脊梁冲破层层阻拦、排除万难为报国归来，尚不知也不求自己将青史留名。

　　至今，他们所拥有的信念和精神、选择时的毅然决然，仍让人们感动且深思。有人曾问朱光亚为什么回来？他言简意赅地讲：忠诚报国。

　　在美国滞留4年的应崇福谢绝了美国布朗大学丘尔教授的挽留，在回国途中，他给丘尔教授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中国专家很少，致力于培养专家的财富也很少，更不容易吸引专家，而且有许多问题难以克服。如果有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回去，不去面对许多困难，那么还有什么人能够回去呢！华罗庚吐露肺腑之言：“新中国是大家的，建设新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因此我决定早日回去，尽我的能力为建设中国而工作。”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唾手可得的他，舍弃了洋房、汽车和半年薪水，在归国后真切呼唤：“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

　　1964年10月16日，戈壁滩上的蘑菇云在这群年轻人日以继夜地拼搏中腾起。那一天，寓居美国的李宗仁向来访者说：“西方人终于将我们视为一个智慧的民族”。一位在西欧开饭馆的华侨讲述他的经历：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消息传来后，他的门前再也没有因西方人轻蔑黄种人堆来的垃圾。不仅是原子弹，核潜艇、东方红卫星……来自中国的“大炮仗”一个接着一个，在曾经艰难回国的科学家手中点燃，让世界震惊。

　　近日，在杨振宁百岁诞辰上，他想起了曾经的挚友邓稼先。邓稼先在信中留给杨振宁一个期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之后的五十年，杨振宁懂了“共同途”的期待，也符合“共同途”的瞩望。这条“途”是归国途、报国途，是曾经那群年轻人放弃一切、不顾一切归来建设中国的征途。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第一要义。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

　　我们更要意识到，和祖国站在一起，不只是科学家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的祖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她告诉我们复兴的征途不会铺上红地毯，热热闹闹，盼望一帆风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前往彼岸的前途注定曲折，必定有着阻挠和干预。今天，我们仍可用这句话勉励自己：“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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