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老一代科学家会说：科学上的成就离不开党对科技事业的关怀与支持？

在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这样的内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取得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并且研制成功“两弹一星”。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获得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的八位中，有五位是老一辈的科学家。袁隆平和屠呦呦分别从事杂交水稻和青蒿素的研究，于敏和孙家栋是“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黄旭华是研制核潜艇的功臣，核潜艇实际上也是“两弹一星”的一部分。

1998年9月18日，江泽民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两弹一星”成功的主要的经验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这些经验不只是对“两弹一星”的总结，也是对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以下简称“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的经验总结。

党外著名科学家：“科学上的成就离不开党对科技事业的关怀与支持”

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提出的“为基础研究焐热冷板凳”的提案受到了广泛关注。这名从事基础研究出身的院士认为，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重视短期效益、淡化长期影响的浮躁心态，引领性、颠覆性、原创性的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不足；“高精尖”科技人才存在较大供给缺口。丁奎岭提出这样的建议，与他过去曾长期工作的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不无关系。早在57年前的1965年9月，有机所就与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即现在的生物化学研究所和生理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在基础研究领域做出过举世瞩目的成就——胰岛素。

◆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动物试验获得成功的场面，右二杜雨苍，右三龚岳亭。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1950年3月经政务院批准成立中科院华东办事处。1927年参加革命的王仲良担任了华东办事处副主任。这一年，根据政务院有关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抽调各党政岗位上的、具有大学专业知识的党员干部到中科院工作，称之为“技术干部归队”。1945年2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的地下党员王芷涯，于1953年从上海静安区委作为技术归队干部到中科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担任所务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大大激发了早期海外归国科学技术人员对振兴祖国报效祖国的激情。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新中国成立前从海外归来的王应睐就感到，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业可以为祖国生化事业发展作贡献，并深知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学术带头人。1951年至1952年，王应睐从海外“挖”来了几位优秀科研人才，如剑桥大学邹承鲁和曹天钦。后来，在王芷涯和王应睐的积极争取下，又先后请回了几位专家，如英国的张友端，美国的王德宝和钮经义，比利时的周光宇。

王仲良到任后深入抓组织建设，建立和健全了分院和各研究所的党组织，并积极发展知识分子党员，培养发展曹天钦、王应睐等入党，并发挥他们在科研主战场的先锋模范作用。王芷涯除了抓研究所的党组织建设，抓科技人员的生活安排外，还组织科技人员集中学习，其中有段时间专门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

1958年全国热火朝天，科技人员也不例外，殷切地期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攀登世界高峰，放出一颗“科学卫星”，以振奋人心，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张友端、王德宝、周光宇和徐京华等九位科学家，在寻求突破世界科技前沿研究时，受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的启示，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充分发挥科学民主，并邀请国内有关专家参与学术讨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经过论证，提出“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的蛋白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的宏伟目标。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的能使血糖降低的激素，也是当时人类唯一已知氨基酸序列的蛋白质。从1955年搞清它的序列后，国际上许多科学家就在尝试合成胰岛素。九位科学家的建议立即得到上级组织与国家领导的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1959年，胰岛素获得国家机密研究计划代号“601”，含义是60年代第一大任务。

为胰岛素成功作出重要贡献的龚岳亭，2000年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尽管有许多困难，在本所党领导王芷涯同志及分院领导王仲良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推动下，尊重科学家的百家争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并有效地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先后召开几次协作会议，同时还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当时，年轻人在导师的指引下，认真准备，热烈讨论，无名利之争。”

1960年5月4日，此时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的王仲良，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组织生物化学所、有机化学所、药物所、细胞生物学所、生理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进行“大兵团作战”。然而，这种“大兵团作战”很快证明是头脑发热的产物。

作为五个所协作组组长的生化所所长王应睐，一直不赞成这种“大兵团作战”的研究方式。1960年7月底，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北京中科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说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他的建议得到了重视，到10月份时参加人数由最多时的300多人下降到了80人左右，到年底时生化所剩下精干队伍近20人，另外几个所也没有剩下几个人。这时，“下马”的声音响起来。

王仲良和王应睐等留下的骨干队伍坚信研究方向是正确的。王仲良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总结经验教训，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消除科学家们的思想负担。他认识到胰岛素的研究毕竟是基础研究，是一场“焐热冷板凳”的持久战。后来，为改变基础研究不够受重视局面，王仲良斗胆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并受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工作，与会中央领导充分肯定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1961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到生化所视察。这次视察，他明确表示：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几亿人口，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一点钱，为什么就不行？你们做，再大的责任我们承担，不打你们的屁股。”

此后，这支全国大协作的科研队伍既保持了攻关克难的热情和勇气，又回归到脚踏实地的“焐热冷板凳”的研究状态。1965年9月17日，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宏伟目标终于实现。

1965年11月，这一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首次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公开发表，被誉为“前沿研究的典范”。随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专程到生化所访问，他说：“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专长和经验，但却成功合成了胰岛素，你们是世界第一！”

◆龚岳亭在实验室。

当年参加胰岛素项目的科技人员，有的在当时就是党员，后来大部分也入了党。但也有些一直是党外人士。

龚岳亭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去世。他在2000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

“科学上的成就离不开党对科技事业的关怀与支持。写到这里，我们不能忘记聂荣臻元帅对胰岛素工作的直接关怀。那时他任国家科委主任。1967年，聂帅专门接见全国从事重大科研工作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代表，我作为生化所代表之一亦荣幸地参加了这次接见。聂帅在提及胰岛素工作时亲切地招手叫我坐在他身旁，语重心长地说:‘胰岛素工作在国际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有发言权，你们花费了有限的财源（老人家形象地说在科技规划的经费上是小数点后的数字），但创造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在国际上领先，为祖国争光，日后再接再厉，不要打‘小算盘’，要作出更大的贡献。’聆听聂帅此番诲人不倦的教导，感人肺腑，铭刻在心，永生不忘。各级党的领导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亦令人深思，如原中国科学院领导张劲夫、杜润生等老干部是多么平易近人，关怀科研人员，工作细致，深入基层，他们不断鼓励我们，掌舵指挥，在关键时刻坚持不懈，鼓舞士气，充分体现党的力量。”

屠呦呦:“按共产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

2015年12月8日，新华社报道：12月7日，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三位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演讲。84岁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第三个出场，她用中文发表了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屠呦呦在现场用PPT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当年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屠呦呦说：“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保护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历程，我深深地感到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两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屠呦呦在回忆研究青蒿素历史的起始时说：上世纪6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指示下，中国政府启动了抗疟药物研究的‘523’项目，这个项目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

这个项目是1967年5月23日启动的，因此称为“523”项目。项目启动后，先后有7个省市和相关部属单位全面开展了抗疟药物的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但未能取得理想结果。1969年1月21日，研究任务下达到中医研究院，有着“西学中”背景与执着的科研精神的屠呦呦进入了课题组的视野。屠呦呦顶着巨大的压力接过了这一重担，成为中药抗疟科研组组长。当时，不仅美国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国内也已经筛选了上万种化合物与中草药，均未取得明显的疗效。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屠呦呦后来回忆：“我觉得就应该按共产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完成任务。”

艰辛困厄挡不住矢志之心。经过不懈努力，1971年10月4日，药物研究序号为第191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展现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100%。又经过一年多的再接再厉，1972年11月8日开始的试验，于12月初首次以药效证实了从青蒿中获得的具有抗疟活性的单一化合物。因此，屠呦呦的科研组将1972年11月8日定为青蒿素的诞生日。这是青蒿素发现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但是，仅是发现青蒿素还不够，只有测定其分子结构并实现人工全合成才能真正将其应用于药物研发。这个任务落到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周维善的肩上。

周维善是1956年入党的。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道：“党多少年来流血牺牲，一切为着劳动人民的利益，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实现一个幸福美满的社会制度。”“我对党由怀疑、不认识，到认识以至相信，而且愿意积极地靠拢党，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希望在入党以后在党的教导下逐步改正缺点，逐步提高阶级觉悟，达到思想上彻底地改造，为无产阶级事业，为科学事业，献出我的一生。”（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百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科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第185页）

从1974年起，周维善主持并参与青蒿素的首次结构测定，并在之后主持并参与其全合成过程。如果说屠呦呦是在数万种中草药中发掘出青蒿素的抗疟效力，周维善则是从科学上解析了青蒿素的结构，使其高效人工合成和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因此，尽管后来获得国际褒奖的只有屠呦呦一人，但周维善的贡献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周维善的研究还突破了6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抗疟化学结构不含氮就无效”的观念。

对自己在青蒿素研究工作上的贡献，周维善非常谦虚。他说：“青蒿素系列药物的研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众多研究人员的参与，不是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可以包打天下的。别人做了许多工作，我只是做了其中一部分化学基础研究。”2012年，多次获得国家奖励的周维善去世。“周维善热爱祖国，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淡泊名利，深受大家尊敬，他将全部心血奉献给了化学科研与教育事业，是我国化学界的一代楷模，为年轻后学者树立了榜样。”（同上书第188页）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致函中国卫生部，抗疟新药青蒿素得到世界认可。也正是在这一年，一直按照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的屠呦呦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获得巨大的荣誉后，她一如既往，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每当提到青蒿素的时候，她经常说，这是整个团队集体攻关的成就，希望大家能继续努力发掘中国医药学这座伟大的宝库，有所发现、有所提高，从而造福人类。

屠呦呦和周维善，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两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国医药学造福人类，为中国科学在诺贝尔奖占有一席地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袁隆平：“每一步都是得到党的关怀和支持”

“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于2021年5月22日去世。习近平高度肯定他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赞扬他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

2007年7月，由中组部等几个部联合举办的以“圆梦千秋”为题的袁隆平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2007年11月由中宣部、科技部等编写的《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袁隆平》收录了袁隆平的典型事迹，自述，评论反响等内容。在自述部分，袁隆平说：“我在杂交稻研究、超级稻研究方面做了一点工作，但每一步都是得到党的关怀和支持，才取得了一些成果。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我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这些成果是广大科技人员、基层干部和农民共同奋斗取得的。功劳不能归于我一个人。我只能说，我为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其他的评价，我都不能接受。”（见该书第43页）

◆1976年，袁隆平（右）与同事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

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袁隆平一贯的为人谦虚高尚品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的客观现实。

2008年，《袁隆平口述自传》出版。华国锋应邀作序。华国锋写道：“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给予关注。”“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袁隆平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年8月 第1页-第2页）

从1960年7月起，袁隆平萌发了研究杂交水稻的念头。1966年《科学通报》第4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1967年2月，按国家科委的指示，湖南省科委派员到袁所在的单位安江农校了解情况后，决定支持列入省级项目，下拨科研经费，并同意袁的提议，将应届毕业生李必湖和尹华奇留校作为他助手。

1970年6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常德召开“湖南省第二届农业科学技术大会”。华国锋在诸多的项目中，首先关注到袁隆平的项目。会议正式开始时，华国锋破例把袁请到主席台上，在他的身边就座，并让他发言。会上，华国锋向袁的研究小组颁发了奖状。袁隆平回忆：“这真是雪中送炭，使得孤独前行的我们，在一片阴霾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华国锋指示要把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大会最后决定，将杂交水稻研究列为全省协作项目。

会议结束后，湖南省立即开展了一个专业人员和公社社员相结合，大搞选育杂交水稻的群众运动。不久，群众运动推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领导干部、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协作组，许多农业科研单位、农场、良种场、社队、大专院校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全国形成了一个大协作网。

为了使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袁隆平决定去海南岛寻找野生稻。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在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技术人员冯克珊的协助下，发现了“野败”（野生的雄性败育稻）。正在北京向著名遗传学家鲍文奎请教的袁隆平立刻赶到海南岛。袁隆平凭他的专业眼光，立刻感到见到了成功的曙光。接着在湖南师范学院等单位的协助下开展实验研究，终于为杂交稻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随后袁隆平研究小组无私地把“野败”材料分送给13个省市的科技人员，开始了全国性协作攻关。1973年，终于完成了水稻杂交“三系”配套的创举，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的国家。1981年国家向杂交水稻研究者颁发国家首个特等发明奖时，第一受奖人为袁隆平，第二受奖人则为李必湖。

1973年，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54岁的陈洪新被任命为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袁隆平口述自传》写道：“陈老不仅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有力地支持了杂交水稻科学研究，而且在加快杂交水稻从湖南到全国的推广方面，他雷厉风行，及时组织试种和召开现场会，进行大力宣传和扩大示范，并及时到北京向华国锋副总理汇报争取支持，组织在湖南和全国迅速推广。特别是在1975年，他运筹帷幄，召开四次会议，为扩大南繁（即“海南繁种”）打好关键一仗，为1976 年全国大面积推广做好了种子、技术等各方面的准备。正因为他的决策、组织和领导富有成效，为杂交水稻在全国迅速地、大规模地推广应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05年，袁隆平在《陈洪新与杂交水稻》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如果没有陈洪新的积极组织推广，杂交水稻这一成果可能是摆设在阳台上的一瓶美丽的鲜花。”

华国锋为《袁隆平口述自传》所作的序写道：“1975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他们为了将杂交稻向全国推广，碰到了困难。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决定从财政上给予支持，并及时要求南方13个省、市立即行动，推广杂交水稻。后来的实践证明，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

2017年4月19日，袁隆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淡泊名利 踏实做人》一文。文中写道：“回顾63年的杂交水稻研究之路，我深深感到，正是党的阳光雨露养育了杂交水稻这朵奇葩，使我们在挑战‘世界饥饿’的历程中，有勇气坚持不断探索，有条件克服重重困难，使这道世界难题首先被我们中国人攻破。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幻，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都要始终跟党走，始终对祖国、人民充满深深的爱，这也是我们科研创新的动力源泉。”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