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对上不逞能、对下不逞强，疫情研判必须实事求是

事实上，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断定疫情走向，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疫情永远伴随人类、一年三次、每次轻重没有规律地摇摆。

真懂科学的人，遇到不知道的时候立即承认不知道。

无论面对上级还是群众，无论需求多么急切，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

新冠期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双方代表性公开发言者，却都有同样的问题：科学不足，又不肯承认，而经常说错话。

科学不足有两个层面：全世界的科学有限，所以没有人知道。个人的科学训练和科学前沿敏感性不够而不知道。

一种观点是误导上级坚持下去就能战胜病毒；一种观点经常告诉大众马上就好了。还有就是经常预计科学很快就有疫苗、有特效药了。

就是不肯说：迄今总结不出新冠病毒流行的规律，所以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新冠病毒流行完全不同于已知的病毒，既不是乙型肝炎那样很少变化、也不是流感病毒那样每年出现、更不是非典一样很快消失。

迄今所有新冠的疫苗效果都有限、药物效果也有限，并不能一蹴而就。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新冠就一定不会成为每年流行几次、每次症状上下漂移的传染病。

也没有人能够预计，它就不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像非典一样又突然消失。

科技可以不断改进疫苗、改进药物，但今天无人有把握：一定会出现如乙型肝炎疫苗一样可以一劳永逸的疫苗，或者像丙型肝炎药物一样的根治性药物。而不是像结核病一样长期没有很好的疫苗，长期没有很好的药物。

医生不会自动就是科学家，绝大多数医生不是科学家，这是常识。一个优秀的医生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不是好的科学家。

不能因为中国一批扮演科学家的人，医生也就想扮演。那些不是医生扮演科学家的科技工作者，因为大部分工作既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科学意义，所以需要扮演。医生应该对自己实际帮助病人而自豪，懂科学就谈科学，懂多少谈多少，不懂就承认，或者不谈。

要懂得病毒流行，需要一定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知识。

1950年代，也就是钟南山大夫上学的时代，中国的遗传学比较老旧，而中国的分子生物学不可能存在，因为世界上分子生物学那时刚刚起步。而梁万年上学时代，世界上分子生物学开始起飞，但国内的分子生物学教育很差，能教好遗传学的老师也不多。张文宏上学时代，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老师都有一些了，但博士论文“借鉴”了其他人7千字恐怕不能证明学的好。

上学期间缺乏机会、或者有机会而没学好，当然后面可以自己努力。

很多人经过努力而有很大改进。但疫情的代表性发言者通过其言论披露出很多漏洞。

上级下级可能经常希望确切的信息。有，就应该提供。但是，如果没有确切信息之处，也需要如实说明。

对上逞能、对下逞强，都不是科学态度。

（本文原载公众号“饶议科学”，发布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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