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军工人：无私报国，自力更生，为国争光攀高峰！

作者：蒋爱丽来源：红船融媒 2023-04-23 5614

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盛大阅兵至今让我们激情澎湃，它展示出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大、军备力量的雄厚，也彰显出人民军工几代人为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安全作出的卓越贡献。

我的父亲罗坦有幸成为这千千万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工业第一代人民军工中的一员，从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分配到延安中央军工局兵工厂从事枪炮制造，他就一辈子也没离开党的军工战线，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从当年的土法造枪造炮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建我国包括兵器、航空、核武器、舰船的国防工业和管理，参与建造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专用测量船等新型第一代舰船的研制生产组织领导工作。

他和他的战友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军工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这里我想讲讲第一代军工人暨开国军工们那些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奋斗故事。

一、军工报国显身手

我的父亲母亲是1938年6月经徐特立介绍到达延安的。

我的父亲出生在上海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十三岁开始在上海做工，挨打受骂，经常失业，受尽剥削，没有生路。

1931年父亲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在封面《科学》的传单里，看到《中国共产党党章》。

1935年父亲罗坦在进步知识青年的带动下，参加沈钧儒等领导的上海各界救国会、抗日青年团、中共地下党秘密读书会，做了很多抗日救亡的工作。

经过观察，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黄诺敦与父亲谈话说：“我对你很了解，你思想进步，又有胆量，是读书会的人，我们做的工作要你一起来参加！” 父亲当即向中共上海地下党、读书会表示：“为了革命，就是牺牲了生命也不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成为第二防线后，苏州红十字会成立了救护队，父亲积极报名，被选为队长。救护队要在火车站抢救从前线刚刚运到的伤兵，工作是极其艰苦危险的。

一次，敌机又来轰炸，正有一列火车从南京方面开来，满载弹药，刚停在苏州火车站上就被敌机炸中了，眼看这列火车的炸药将全部被引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未开过火车的父亲临危不惧，他飞快地跳上车头，运用在工厂学到的技术很快摸索出开车的门道，将火车开出车站外较远的地方后，又冒着危险把着火的那节车厢和没有炸着的车厢脱开，把十多节装满炸药的车厢拉走，避免了一场灾难，保护了前线一批急需的弹药。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苏州，被当作英雄事迹广为流传，中国社会活动家、爱国名人刘良模特地跑到车站为父亲进行采访拍照，在苏州和上海报纸登载并向美国媒体发去报道。

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永久展出着一本名为《陷京三月记》的书，书的作者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南京守城军军医蒋公榖。这本书由国民党程潜、张治中、李济深、陈布雷等十一位军政要员阅后分别题词、作序，成为世人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最早、最为直观的史料，也成为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专案审理向国际法庭提交的重要佐证。

在这本《陷京三月记》中记载了1937年12月12日：“苏州红十字救护队计有男女队员二十人，都是热心爱国的青年，他们于十一月三十日徒步来京，投效本处；……此时所有重要命令的传达，伤病员过江的护送，都是他们不避艰险地负责担任的。队长蒋雄君尤富胆识，的确是可以担任重大责任的人。”书中所提及的队长“蒋雄君”即是我的父亲罗坦。

▲罗坦

1937年苏州失守后，我父亲和救护队商议往南京去参加南京保卫战，死也不怕，决不当亡国奴。南京城日寇的炮声都听到了，在那紧急关头，又是父亲有些机械电器的修理技术，经他抢修的坏船蒸汽引擎总算能开动了，于是父亲负责开船，护送近500名伤员和难民艰险渡江，他们到长江对岸浦口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3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天爆发了！

我父亲在国家危难之时表现出的过人的勇敢和高超的技艺，引起国民党人的高度赏识，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忠勇担当之人，竟有人按《陷京三月记》一书找到父亲，要他参加国民党，但是父亲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最终是共产党、毛主席接收了他，成为我党我军军工战线的一名尖兵！

父亲罗坦到达延安一个月后即1938年7月被吸收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人学校、马列学院学习，共学习三年。作为工人阶级一员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特殊珍视和重点培养，让他终生受益。

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二大队改为职工大队。1938年8月开学那天，毛主席到校作了重要讲话。毛主席说：“中国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的剥削、压迫最深，革命性也最强，是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抗战开始以后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产业工人集中到延安，这是我们党从未有过的、了不起的大好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还要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培养工人干部。”这让我父亲这个饱受旧社会剥削压迫的上海穷苦工人备受感激和鼓舞。

1941年9月从马列学院毕业后，我的父亲母亲被分配到延安中央军工局手榴弹厂，父亲担任技师、总务科长，至此他们再也没有离开党的军工战线，无论经历多么大的艰难困苦、无论受到多么大的曲折冤屈，他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的军工事业奉献一生。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特别讲到：“党的二十大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去了延安，重温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战胜世所罕见困难的光辉岁月，感悟老一辈共产党员的精神力量。”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光辉岁月？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游击队之歌》我们大家都会唱。但是，《游击队之歌》被老一辈军工人却唱成这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日本狗，没有枪，没有炮，都是我们自己造……。”他们始终忘不了抗日烽火战争年代，在延安窑洞里自己造枪造炮打击日本鬼子的艰苦岁月。

1938年1月1日毛泽东指出：“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革命战争的需要，决定迅速创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1938年3月中央军委在延安成立中央军工局，由总参谋长滕代远兼任中央军工局局长、李强任副局长。

陕甘宁边区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一些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钢铁、布匹、农具、纸张、火柴、肥皂等都要从外地输入。抗日战争时期，又处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之下，人民生活更加困难。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诞生、发展起来的。

早在1937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在山西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彭雪枫：“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分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延长设立兵工厂造枪。”

有这么一天，山西临汾刘庄八路军办事处分外热闹。原来是朱德总司令来到兵站，听说来了一批山西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他高兴极了，热情的同他们一一握手，当这些工人兄弟坚决表示只想当兵报仇打鬼子不当工人时，朱德总司令亲切的对他们说：“用不着你们拿枪打敌人，拿枪的人有的是，现在部队就是缺少枪支。你们到兵工厂去造枪造炮打击敌人，比你们拿枪打敌人更重要！”

这几位工人就是后来成为延安军工的劳动英雄刘贵福、张庆森、孙云龙等。

他们在国民党军阀的山西太原兵工厂炮厂、机枪厂等厂当工人，受尽了欺压，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苦学技术，刘贵福从学徒、技工、工匠、当上匠长；孙云龙练出了一手以钳工为主修造枪炮的谋生手艺；张庆森13岁就在太原山西兵工厂当了车工学徒，尝尽人间疾苦，不畏强暴，学习技术，逐渐成为技艺高超的大工匠。“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中国，他们流离失所，终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革命。

他们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厂工作，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工人的光荣，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他们刚到延安不久就在一起做了两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1938年11月20日，日寇飞机对延安狂轰乱炸。刘贵福、孙云龙、张庆森等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一起研究设计，利用延安兵工厂简陋的设备，经过六天六夜的奋战，将两挺马克沁机枪改装成了高射机枪，分别安装在延安清凉山和宝塔山上，从此延安有了防空武器。

他们刚到延安兵工厂时，这里只有一台美国车床、一台立式铣床、一台牛头床，因为没有技术工人都闲置在那里，他们和其他工友们把这几台设备检修好，用来修理前线八路军将士缴获的枪支。但他们看到修理的枪支没有一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们暗下决心要造一种自己的步枪来武装八路军。刘贵福担任延安兵工机器厂枪械修造部负责人，他和孙云龙、张庆森等工友们商量，研究参照各种步枪的长处，勾画出一个个草图。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把在旧社会学到的技术、绝招全部拿出来，被称为“机工大拿”的张庆森那时用的精度比较高点儿的二八车床日夜倒班生产，要是现在看来是破烂儿车床，那时可是宝贝呀，规矩点儿的活都是在那上干，张庆森这些大工匠手艺高，干出来的活儿有的能达到千分之三的公差，现在有的机床都达不到。他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奋战，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39年4月25日试制成功第一支马步枪。开创了步枪轻型化的先例，从此进入中国共产党自己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情称赞。

马步枪在延安“五一”第一次工业展览会上被评为甲等产品奖，刘贵福被评为“劳动英雄”，毛主席题词“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毛泽东”。

由于孙云龙、张庆森和赵西海等工人技术高超、成绩突出，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四大能工巧匠，工人中也称他们为“四大名旦”。1944年5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上孙云龙、张庆森等再次被评为甲等劳动英雄。

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参观边区工业展览时，看到了他们制造的这支外形新颖、短小的马步枪。毛主席拿起这支枪高兴的问陪同参观的军工局局长李强：“这是谁造的？” 李强指了指当时在现场的孙云龙说：“是钳工股股长孙云龙带领大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来的。” 毛主席看了看孙云龙说：“这很好啊！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 然后毛主席用手掂一掂，又拉了拉枪栓，瞄了瞄准，他对李强说：“这个枪使用方便，很好，要继续努力，创造条件，多生产一些，支援前线。”

展会后，延安军工局开始在安塞县与志丹县交界处郝家岔村建设军工二厂用来生产“无名氏马步枪”，这个厂在当年军工局下属的九个厂是规模最大的，这是在毛泽东主席指示下人民军工自创建以来的第一个专门制造步枪的兵工厂。

1941年初，朱德总司令与徐特立同志骑马跑了一百四十多里路，来到了生产马步枪的郝家岔兵工厂视察，先看了造好的新枪，然后又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看了生产过程，最后到靶场看实弹射击。朱德把孙云龙叫过来说：“你这个钳工股长干得不错，把新式步枪造出来了，是件了不起的事！” 朱总司令又对他说：“你给我打五发子弹，看看枪的精度怎么样？”孙云龙接过枪，打了五发，枪枪都中红心。朱总司令夸奖说：“很好！精度很好！都打中靶心了！八路军就是要精度好的武器！希望你们大量制造，装备咱们的八路军！”

▲在上甘岭前线，手持50式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欢庆胜利照片

全国解放后，孙云龙在冲锋枪生产厂担任厂长11年。与全厂干部职工共同奋斗实现了在延安生产第一支马步枪时要为人民军队多造枪、造好枪的夙愿。从毛泽东主席1950年10月亲自批准命名为“50式冲锋枪”，到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的1953年底，共向部队交付50式冲锋枪35.8万余支。由于50式冲锋枪性能强、威力大，有利于打近战和夜战，深受志愿军战士喜爱。

▲这是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的照片。毛泽东主席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统帅，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少看到毛主席持枪的照片。这是1964年6月10毛泽东检阅军事比武汇报表演时试用瞄准比武尖子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拍摄的。

▲1962年手持54式冲锋枪的“全国人民学习好榜样”的雷锋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1985年2月13日，兵器工业部在北京远望楼宾馆首次举行我国军工战线老兵工座谈会，延安中央军工局部分老同志合影。这张照片上参加座谈会的老兵工都曾是与我父亲罗坦一起奋战、格外亲切的老战友，当时健在的军工老前辈。

后排左四就是当年的延安军工英雄孙云龙，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五机械工业部二局枪炮局副局长。

在延安军工有很多英雄模范，因篇幅有限只能介绍其中几位。

前排左一：刘柏罗

刘柏罗当年是位戴眼镜的男青年，曾任延安军工局兵器室负责人兼联防军司令部兵器教员，茶坊兵工厂机械设计师。1940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主席陪同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到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参观，当他们看到展出的产品中有兵工厂生产的成套小型机床，能用骡子驮着组成一个流动修械所时，毛主席赞许地对在场的青年设计师刘柏罗说：“好好干，大有前途！”

解放后，刘柏罗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任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他把他们的军工经历写成一本书《从手榴弹到原子弹——从延安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刘柏罗是军工人的骄傲！

照片前排左四：钱志道

在延安军工中央军工局有“三杰”：一位是在苏联吃了六年黄油面包的李强局长、一位是自学成才的发明天才沈鸿工程师，还有一位就是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他原有一份收入优厚的工作，曾应聘国民党南京兵工总署应用化学研究所，抗战时他写信给毛泽东，谦虚的介绍自己是学化学的，能为八路军造防毒面具，他收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到延安。那时军工局长李强正在筹办火药厂，于是如获至宝把他要过来，要他担任军工局化学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经过钱志道的研究试验调整的火药配方制造出的手榴弹爆破震慑力大大提高。他是陕甘宁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奠基人。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上，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

在李强、沈鸿、钱志道形成的科技领导核心的组织推动下陕甘宁边区的机器厂、造枪厂、化工火药厂、手榴弹厂、迫击炮厂、炼铁厂都先后建立起来了，军事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钱志道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局(导弹局)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前排左六：刘鼎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展出着一架锈迹斑驳的1933年制造的被当年红军称为“小钢炮”的迫击炮。这是红军自己制造的第一批火炮。它的制造者是被后来称为“军工泰斗”的刘鼎。

刘鼎1924年赴德国哥延根大学、柏林大学勤工俭学，由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他是我党最早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的共产党员之一。他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就呕心沥血，竭尽毕生精力从事兵工事业的创立和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创始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被习仲勋同志赞誉为“兵工泰斗、统战功臣”。1940年任八路军总部（黄崖洞）军工部部长。1944年调延安任中央军工局副局长，主持军工局一厂掷弹筒子弹试造工作，取得成功。

刘鼎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

前排左七：李强

任延安中央军工局局长的李强早在1926年6月，21岁时调任共青团上海吴淞部委书记，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罗亦农之命，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和手榴弹，经过两次试爆，终于做成了手榴弹，这是中共第一次涉足兵器制造。

1944年5月1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上，李强接过毛泽东赠与的手书“坚持到底”的题词。这次会议的宣言中特别指出“要学习军工局长李强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的各种主要发明和制造精神。” 李强获得“特等劳动英雄”称号，在延安，他是唯一一位获得过特等劳动模范的局级领导干部。

李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新闻总署首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对外贸易部部长。

前排右五：我父亲罗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局长、司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前排右一：徐驰

在打乱日寇侵华战略部署的百团大战中，日本人发现了八路军制造的掷弹筒。冈村宁次不由恐慌的叫道：“哦！八路军有了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军事工业？”但这位日寇头子怎么也不会想到，使他们的部队胆战心惊的这一新式火炮竟是延安的八路军军工厂用极其简陋的设备和废铁打造出来的。

军工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大，做手榴弹、掷弹筒和迫击炮都离不开铁，这时的李强局长又在考虑军工局建立炼铁部能炼出更多的铁。他找来同济大学毕业的徐驰担任军工局炼铁部工程师，筹办延安也是西北地区第一座炼铁厂。徐驰设计炼铁小高炉时因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被隔离，李强十分着急，他顶着政治风险不断向上级说明研制高炉对军工生产的重要，他大声疾呼：“谁能设计高炉？只有徐驰！我们不能没有徐驰！”。徐驰被李强“保”出后，他全力以赴主持设计高炉。他设计的以木炭为燃料的小高炉很有特色，雄踞于延安大山沟，蔚为壮观，成为当年延安的一景。经过反复实验，终于炼出了第一炉灰口铁，这在陕甘宁边区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情，吸引周围很多群众前来观看，那炼铁时喷射出来的灿烂火花让老军工和延安人民永远难以忘记。

徐驰新中国成立后任冶金部副部长。

这些我国第一代老军工、老革命、老英雄他们都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奠基人和领导人。

人才是军工发展的关键。当时，延安军工部门集中了一批曾经就读、毕业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北平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暨南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德国、日本等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懂机器制造、化工、冶金、地质等专业。延安军工局被称“人才硅谷”。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军工们“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实现了“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

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等敌后根据地参观时都用“奇迹、奇迹”来形容他们的感受。

在这里我想讲讲第一代军工人暨开国军工们那些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奋斗故事。

二、自力更生创奇迹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弹药用的越来越多，军区首长决定迅速生产高能黄色炸药用于装弹和爆破。我的父亲母亲和他的战友们从延安来到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工部报到，我父亲担任军工部工程处科长并兼任第四兵工厂副厂长。

▲右一罗坦和晋绥军工部的战友们

从小我们就知道父母当过八路军，我们曾问过父亲“您和妈妈与日本鬼子打过仗吗？打死过日本鬼子吗?”父亲一一否定。我们便奇怪地问：“不跟鬼子打仗，那你们在根据地干什么呢？”这是我们许多军工后代与父母的经典之问。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无数军工战士的杰出代表吴运铎，当年在新四军抗日敌后根据地研究试制枪炮武器的过程中，三次身负重伤，被炸掉了左手四个半手指，炸瞎了左眼，右腿被炸断，身上满是伤疤，还残留着弹片，仍忘我工作。他1953年纂写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先后发行了1000多万册，被译为俄、英、德、日等多种外国版本，在青年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因解放后我父亲与吴运铎同在一个军工系统，他们有时在我家谈工作，爸爸还请他给我们在家的孩子讲他的故事，我们和吴运铎的子女在同一所小学上学。我们曾问父亲“您和妈妈在根据地是不是和吴运铎叔叔一样，常常遇到危险啊？”父亲深情沉重地告诉我们：“我们在抗日战争敌后根据地，为实验制造军火，有太多太多像吴运铎叔叔那样受过重伤依旧坚持工作的人，还有无数有名无名英勇牺牲的人……”

我父亲所去的四厂即是晋绥军工部火炸药厂，生产环境极其艰苦，条件非常恶劣。

当时，不得不使用简陋的陶瓷酸塔，耐腐蚀性、密封性都不好，经常发生二氧化硫外溢现象。同时，当时条件下，不得不采用手工硝化，以至于军工战士们的衣服很快被腐蚀烂了，皮肤被腐蚀得一层一层脱落。硝化水银（雷汞）毒性更大，有一点接触都会引起头痛、头闷，操作2个小时，头上的血管就胀起来，眼睛充血、嘴唇发黑。大多数人患了喉头炎、气管炎、肺结核。我们年龄很小时就知道爸爸常患肺病，工作劳累就会引起吐血。

由于很多人牙齿珐琅层被腐蚀掉了，有些人病倒了，军工战士们的脸色苍白、皮肤脱落、衣服破烂，有人说四厂是“叫花子厂”。

可是父亲和四厂的军工战士们却认为，我们的事业是光荣而有意义的。“大家都怀着对敌人刻骨的仇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像前方战士一样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英勇奋战！”

正是这样一群貌似“叫花子”的，起初既不懂也不会制酸制药的军工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半年多时间内建成了解放军西北最大的火化工厂，从无到有，开创了生产高效炸药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根据地、解放区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能大批量生产无烟火药和烈性炸药，是中国近代军工军事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既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胜利凯歌，也是一座奋不顾身、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历史丰碑。从这一年开始，解放区生产的炮弹、枪弹、手榴弹不再装填黑色火药，全部改装自己制造的硝化甘油双基发射药和烈性炸药，其性能和爆破杀伤威力，与当时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美制炮弹不相上下。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和缅怀在军工生产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晋绥军工部在山西省临县林家坪修建了西北军工烈士塔。1948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亲临烈士塔前。

毛泽东为《西北军工烈士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贺龙题词，“晋绥军工烈士们：你们所流的血汗和前方指战员所溅的血光，同是人民解放事业伟烈的贡献！”

在陕北、晋绥那些艰苦的岁月中，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因生活艰苦、缺医少药，最终未能存活下来，永远地埋在了绵延苍凉的黄土高原上。

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我军的军火供给大部分取之于华北解放区。战役后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主席用朴实的文字在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文采飞扬的写道: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这里所说的土飞机、土坦克就是华北解放区军工生产的炸药和重迫击炮及炮弹。

被誉为“土飞机”的“炸药包投掷简”和“圆盘药包弹”正是从延安军工走出的时任晋察冀工业局副局长刘鼎发明创造的。工兵炸药在解放战争中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宝，成为近代军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为便于火炮的运行，军工技术人员设计成驮载式鞍具，炮管和炮架可以分解，一匹骡马可驮载一门炮。不论是大路小路，山川平地都能畅通无阻，机动灵活，行动方便，安装迅速，随行随战，战士们誉称“土坦克”。第一批制造的“土坦克”参加晋南战役，战功显赫，备受我军指战员的赞扬。1947年12月4日，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政委薄一波，专为此事从前线给中央军委、中央工委发电报告：“此次运城外围战斗中，我太行自制十二公分重迫炮及十五公分重迫炮，威力甚大。近俘称，对我此炮，极表恐惧，且至今不知系何种炮。”

刘少奇在1948年12月24日全国兵工军械会议说“兵工同志对人民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他们的工作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有一行人身穿深色军服人员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检阅军列式。

辽沈战役之后，东北全境解放，几十年被俄、日、蒋介石时期先后建造的军工企业及重工业纷纷被人民政权接管、重建并迅速恢复生产。这批神秘而特殊的人员即是1949年9月按照党中央西北局彭德怀、邓小平的指示，准备赴东北考察兵工企业和工业基地，迎接全中国的彻底解放，为解放大西北、大西南进行军事管制和工程技术准备，由时任西北军工局局长的蒋崇璟同志组团的军工局各兵工厂厂长、工程师，有罗坦即我父亲和他的战友刘柏罗、梁松芳等24人，1949年9月29日他们进入北京，经彭德怀总司令和邓小平直接批准，他们荣幸的参加开国大典。

当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乡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来的时候，现场的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阅兵式中当看到我们的部队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各种武器装备驶过天安门检阅台时，更激励这些军工人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使出全身的力量，尽快建设和创造符合我军特点的军事武器和装备，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作出贡献。

1949年11月30日，在我父亲和他的军工战友们完成了西北晋绥革命根据地军工建设任务转交地方后，奉命转战西南接收国民党蒋介石的军工企业。我们全家随二野刘邓大军、贺龙十八兵团进军大西南，1950年10月正在召开全国第一次兵工会议主题是“减产转业”。在得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作为主持会议的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立即将会议主题改为战备动员会，组织全国军工战士紧急动员，昼夜生产，支援前线。特别是紧急研制反坦克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和破甲弹调往前线，压制美军坦克，扭转战局。

1950年10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父亲罗坦调往重庆的中央兵工总局西南兵工局任处长，他与西南兵工局同志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组织生产出11种武器。在以邓小平、贺龙为首的西南军区的领导重视和指导、支持下，重庆各兵工企业夜以继日地生产枪炮、弹药。50兵工厂接到命令后，全厂总动员，加班加点，总计生产2000多门无后坐力炮送往朝鲜战场前线，志愿军38军用它在朝鲜松骨峰打出了“万岁军”军威，战士们称它为“万岁炮”。

1951年我父亲与西南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到北京中南海面见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并立下军令状，按时完成生产“37”高炮的任务。在一年的时间里“37“高炮如期完成试生产，炮筒还没来得及油漆立即被运往抗美援朝战场。“37”高炮因大量击落美军低空机群，被志愿军称为“铁扫帚”。

在这里我想讲讲第一代军工人暨开国军工们那些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奋斗故事。

三、为国争光攀高峰

张爱萍将军是著名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他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

1982年10月16日，潜艇导弹水下发射成功。他欢喜唱道：“形胜渤海湾，浩荡无边，群龙追逐雪花翻。一代玲珑神功手，险峰敢攀。”

他以他豪迈奔放的神剑诗风为人民军工的伟大胜利高歌：“兵工大军展身手，固金汤。”“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1953年正值新中国重工业、军事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我的父亲母亲奉命调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工业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父亲任主管炮弹、火药副局长及第五勘察设计院院长。1956年随李富春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参加苏联援华156项目中军工建设项目的选址审定和建设指挥。

在国家“二五”计划期间，我父亲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度局副局长，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贯彻军事装备制式化、系列化方针，组织国家武器装备试制工作，同时承担了建国十周年天安门阅兵典礼武器装备的生产调度工作，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阅兵彻底改变“万国”装备，我军基本实现国产化，实现了他们这些军工人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立下的创建我国自己的武器装备的决心和愿望。

当时的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向着工业化飞跃前进的伟大祖国，给了人民解放军各种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受阅中最新式的自动步枪、大炮、高速飞机，都是祖国自己制造的。”鼓舞人心的语言，反映出短短10年，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已经由“小米加步枪”阶段，进入了“步枪加飞机大炮”的新阶段。

但是正当我国向着工业化飞跃前进的时候，1960年开始进入艰难的年份，这一年8月苏联在华1300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把我们自己的导弹研究设计出来，用中国的材料制造出来，哪怕时间稍长一些，钱多花一点儿，也要坚决走这条路。”

在苏联撕毁协议，我国工业调整时期，我父亲罗坦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国防工业部）生产司司长，参与航空工业等国防尖端技术等绝密工作，担任整顿军品质量，代表三机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装备部共同拟定军品质量规定、试制新材料并建立物资配套管理新制度，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我国立足自己研制生产第一代飞机、导弹、重型火炮、中型坦克等81种武器的生产配套，为实现防空武器和主战武器研制作出重要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国家正是由于先后有了原子弹、核潜艇等国之重器才在国际上奠定了自己的大国地位，才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然而1958年，新中国羽翼未丰，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面对国外地面核威胁，中央决定研制原子弹和导弹；面对海洋核威胁，中央决定研制核动力潜水艇。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当时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但赫鲁晓夫认为核潜艇技术复杂，中国造不了。对此毛主席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当年正是毛泽东立下的誓言，成为新中国军事工业、核潜艇事业的强大动力。回想起六十年前建造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至今让千千万万参与研制和建造的军工前辈们激动不已。

1967年是个特殊年代，在当时大搞“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环境下，聂荣臻元帅甘冒风险，代表中央军委签发了为研制核潜艇的1号《特别公函》，没有这样的“尚方宝剑”，工作一步都推不开，否则像我父亲等一批老军工、老“当权派”、老知识分子都还在被关押中出不来，为核潜艇配套生产的企业也处于停滞状态，内部情况是必须“边基建、边研究设计、边生产”，需要克服的困难堪比登天！中央军委决定：核潜艇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下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当时我父亲罗坦是六机部参与核潜艇建造的领导者之一，但是个无头衔的领导，他在1966年“文革”前是六机部配套局局长，“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罢了官、解了职、下放劳动，尽管蒙冤受屈，但在心目中核潜艇工程却是第一位，正当他在“五七干校”批判劳动时被调往三线建设指挥部担任指挥长，又秘密担当起为核潜艇做材料设备配套的重任！作为危难时刻受命之人，他听从国家召唤走上为核潜艇做贡献的第一线！

早在1965年8月召开的第13次中央专委会上，周恩来总理就把“大力协同”定为核潜艇研制的第一项方针原则，可见他深知核潜艇工程的艰巨。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以后，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核潜艇工作报告后，他有一句由衷感慨的话，即：“核潜艇比两弹还复杂。”就是说研究制造核潜艇比研制原子弹和氢弹还要复杂。

核潜艇研制和建造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兼有“两弹”（原子弹、导弹）和两核（核动力、核武器）的尖端技术，又有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研制生产单位涉及上千家研究所和工厂，组织管理牵涉国务院10多个部委和全国27个省、区、市。协作规模之大、联系范围之广，在中国造船史和军工史上都属罕见。

六机部领导全国生产建造船舶，正如时任六机部副部长、后任海军司令的刘华清所言：造船是造个空壳子，最复杂的是组织材料和设备配套，组装里面的东西。我父亲在六机部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领导船舶材料、设备的生产布点和试制生产及组织配套工作，他在全国27个省、区、市组织上千家企业、5万多个零部件的协作，形成全国船舶工业配套网络体系。

我父亲这位从延安中央军工局走出来的老军工，在这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他在老一、二、三机部工作过，还有那些他熟识的西北延安军工、晋绥军工、西南军工以及东北军工、华北军工、华东原新四军军工的老军工们，人脉广、关系好、懂业务、技术强、信息准、能吃苦，我父亲要在全国各大部委、各大地区组织供应配套，总是能够及时供应符合设计师们改进要求的材料和设备。

我们从小就感觉到爸爸是个头顶青天，高悬利剑的人，责任大、压力大、任务重、工作忙，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几天在家，经常出差在外，到基层去，到研究所去，到工厂去，那时“文革”时期要准备打仗，这些单位都搬到大三线，他带领部下一个山沟一个山沟、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地跑，去解决问题。我父亲在宜昌指挥部工作时住在一间食品厂潮湿的储藏室内，冬天冰冷，夏日闷热难耐。盛夏晚上，父亲经常要在灯下看文件，成群的蚊虫包围着他、叮咬着他，他却诙谐的自喻他是靠抽烟来驱虫避蚊。父亲经常要下厂调研处理问题，工作压力很大，日常饮食差且无序，多重因素使父亲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曾多次被送入院抢救治疗。他和他的战友们、同事们需要克服的困难堪比登天！

与此同时为了有效保证核潜艇深海出航和远程洲际导弹试验远海舰船部署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67年正式下发研制051型导弹驱逐舰的任务，几乎与建造核潜艇同期进行。051驱逐舰是60年代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中型驱逐舰，在当时是海军最大的、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水面战斗舰艇。第一艘051的研制材料设备完全立足于国内，从设计、建造、组织各种设备配套生产，到通过鉴定、定型、完善产品，又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197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又指派父亲罗坦任六机部、海军、七院三方组成的“051导弹驱逐舰生产定型领导小组”三人领导成员。

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经受着“文革”的政治压力和“军管会”某些人瞎指挥的冲击，在建造任务繁重、生活艰苦和身体透支的情况下，靠着老军工对党的忠诚担当工作在第一线。

1974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对于核潜艇工程的建设者来说，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将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斗序列。萧劲光司令员眼望飘扬在核潜艇舰桥上的军旗，在他历尽沧桑的脸上，情不自禁的流下两行热泪。此时此刻，海军司令员的眼泪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从19世纪初开始的百余年来的历史，那是中华民族被侵略、被欺侮、被奴役的悲惨史，尤为触目惊心的是，那些明目张胆的侵略活动，90%以上都来自海上！中国有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我们应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来保卫它。现在中国核潜艇开始正式装备海军部队，作为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大将怎能不为此激动！怎能不为英雄的人民军工而骄傲！

在如今的上海世博园黄浦江畔停靠着被誉为“航天功勋船”“海上科学城”的航天测量船——“远望1号”。作为远望家族的第一艘船，从1978年出生到2010年退役，32年的时间，它一路为航天事业保驾护航，见证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

1967年7月18日建造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的实施方案“718工程”确立，工程很快获得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同意。作为新中国建设时期完全自力更生建造的即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的第三大舰综合测量船几乎同期秘密开工。我的父亲作为六机部主管船舶材料、设备配套和生产计划的领导参加了全程工作。

远望1号测量船要担负远程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再入段测量，担负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出水至落点的全程试验，担负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的跟踪、观测、遥测和遥控等任务。该船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够自主建造航天测量船的国家。

1975年国家遭受“文革”破坏，百业待兴，此时父亲被党中央再次点将，已经年满六十岁的他毅然挑起六机部副部长的重担，与研制人员怀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努力工作，重点领导了091型核潜艇、051型导弹驱逐舰后续建造工作及远望号测量团队等重大船舶研制项目的生产工作，同时组织了052导弹核潜艇建造生产配套工作及其水下发射导弹的前期工作。尤其是1977年为了做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试验的一切准备，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更是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

我父亲在舰船工业系统里是唯一一位从延安中央军工局走出来的老军工、唯一一位在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下的第一代一辈子干军工的老军工、唯一一位全程参预了新中国自主研制的三大舰即核潜艇、导弹驱逐舰、远洋测量船的研制生产组织工作的部级领导干部。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发现爸爸书柜的抽屉里放满了各种他和妈妈获得的、被授予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人民功臣奖章和纪念章，还有新中国建设时期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名的任命书等，爸爸从来没有向别人炫耀过。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是一群奋战在军工战线上赫赫无名的英雄，如感动中国的颁奖词：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把名利看得淡如水。你们就是“中国的脊梁”。

父亲他们第一代军工人在花甲之年与新中国成长的年轻一代共同完成了第一代核潜艇水下长征、第一架歼击轰炸机一飞冲天、中国第一辆主战坦克震撼出世、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飞行试验成功！

代代玲珑神工手，身许国威壮河山！

这是我们家一张全家福，为的是1962年我的大姐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光学系，看我的爸爸妈妈笑得合不拢嘴，那时我年龄小不明白，后来我知道了，因为理工大学是国防工业大学，它的前身就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光学专业专门研究大炮等军事装备的瞄准镜等。爸爸妈妈为我国军事工业后继有人而无比欣慰！也为我们家出了第一个大学生而无比高兴！记得那天爸爸还第一次带我们全家下饭馆吃了涮羊肉。

我们家五个孩子的出生地几乎就是一部军工史，大姐爱群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延安军工局，大哥爱平出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山西晋绥军工局，二哥爱强出生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重庆西南军工局，我和弟弟爱勇出生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北京国防工业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的是第一代军工人英雄的骨血！

我们的父母对我们这些孩子们在大的方面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两件事：一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二是每个人必须要有真才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