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富人的慈善事业
日前，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携手来到中国，与中国数十位富人就慈善事业会面交流，游说他们加入其“慈善联盟”。此前不久，由盖茨和巴菲特在美国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宣布，已有40位美国亿万富翁或家庭响应了他们的倡议，承诺将把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的发达，是美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而富人在其中发挥着示范、带头及主导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富豪们慷慨解囊的行为赞誉有加，却往往忽视他们善举背后的价值取向。研究和认识美国的慈善事业，对于正确认识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有着重要价值。
美国富人的慈善之举
慈善事业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在美国建国之前，慈善事业就已从欧洲传入这片新大陆，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的创办均得益于慈善捐助。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基金会的诞生，美国慈善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人称其为“慈善工业时代的来临”。
这一时期，美国由于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造就了大批巨富。据粗略统计，1880年美国百万富翁不到100人，1916年则已达4万人，其中少数人的财富更是要以亿计(按比值估算，1900年的1美元约相当于1990年的15美元)，涌现出以钢铁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为代表的一批世界超级富豪。巨额财富快速向少数人手中聚集，仅占美国家庭总数1%的巨富阶层，其1913年的收入占到全部美国家庭总收入的15%左右，由洛克菲勒、卡耐基、塞奇等巨富所掌管的财富，达到了可以控制全美经济生活与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程度。如何处置这些巨额资产，已不仅是富豪们的个人问题，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于是，在社会压力、宗教信仰、税收政策、慈善传统等多重因素驱使下，富豪们纷纷大把散财，捐出一笔又一笔巨额财产投身慈善事业。1901年，已经多有捐赠的卡耐基从钢铁产业隐退后，开始实施把财富奉献给社会的计划。他曾先后捐资4300万美元兴办2000座图书馆，投入亿元重金在美、英各地捐资创办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设立“舍己救人者基金”、“大学教授退休基金”等若干基金项目。慷慨散财10年后，卡耐基的资产仍有1.5亿美元之多。1911年，年迈的卡耐基夫妇决定用这些钱设立卡耐基基金会，由基金会代理他们继续进行慈善捐赠。洛克菲勒从少年时期领到第一份薪水开始，就固定将其中1/10捐给教会，直到去世。随着财富的持续增长，他的这份捐助也逐步水涨船高。1897年，洛克菲勒从其一手创立的标准石油公司退休，他的生活重心渐由商场转向慈善事业。在大量捐赠多项事业之后，洛克菲勒于1913年注资一亿美元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变零售为批发”地开展慈善活动，其中，在中国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其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一个项目。据统计，洛克菲勒一生总共捐助了约5.5亿美元从事慈善事业。
塞奇、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等基金会的建立，奠定了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基础，被称为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先驱。它们不但成立早、资金投入大，更重要的是无论在理念、经营方式、捐赠模式以及选择对象上都树立了榜样，创立了一种传统。这些大基金的建立，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推动了美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20世纪初，美国有18家基金会，到了1929年，美国具有一定规模的慈善基金会已达300多家，此后这个数字节节攀升。1956年，美国基金会中心首次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当年已有12259家基金会。20世纪末以来的30年间，美国慈善基金会从1980年的2.2万家，发展到2007年的7.5万家，增长了约2.4倍;拥有资产从480亿美元增加到6820亿美元，增长了13倍;发放捐赠从34亿美元增加到444亿美元，增长了12倍;接受捐赠从20亿美元增加到468亿美元，增长了22倍。虽然慈善基金会也向普通人募捐，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论从捐资规模还是所占权重来看，富人们都是慈善基金的绝对主体。另一方面，基金会也是富人们从事慈善事业的主要方式和渠道，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发展概况可以勾勒出美国富人们从事慈善活动的大致面貌。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批财富新贵成为美国慈善事业的主导力量。他与沃伦·巴菲特联手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如果取得成功，将募得近6000亿美元。洛克菲勒慈善顾问公司主席美莉莎·贝曼认为，如果能够募得这些捐款，那将“大大刺激其他的美国人，让他们也参与进来，那么我们就能改变整个世界。”
善款流向背后的价值取向
拥有巨额财富，证明了富豪们的聚财能力，而将这些钱捐助到合适的地方，则反映了富豪们的散财之道。
美国的各类基金会形形色色，捐赠领域五花八门。但是，以富豪个人或家族捐资设立的私人大基金会却显得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纵观一个世纪以来名列百名之前的大基金会的关注领域，尽管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几个领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体现了美国富豪们的价值取向。
教育：投资于国家的未来
美国的富豪阶层同时是富有远见的社会精英。教育是美国早期慈善捐赠的重点领域，也是绝大多数慈善基金会资助的首要领域。出于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理念的推崇，美国富人阶层把教育视为改良社会最重要的手段，重视扶助教育一直是美国慈善事业的传统。美国早期移民远在立国之前，温饱尚未解决，就把办学校放在第一位。正是由于依莱辛·耶鲁、尼古拉斯·布朗、埃兹拉·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利兰·斯坦福等人的捐助，才成就了一批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当今世界一流的大学。20世纪以来，从早期的卡耐基、洛克菲勒到今天的比尔·盖茨夫妇，美国的富豪及代理他们捐赠意愿的慈善基金会，无不将教育作为优先捐赠的领域。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大的100家基金会的43%的资助都投向了教育领域。此后，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这一比例大幅度下降，但教育始终是最主要的捐赠领域之一。2008年，全美基金会捐赠款项中，教育领域接受捐赠总额占全部捐赠的21.8%，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总额出现大幅下降，但仍高达55亿美元。卡耐基小组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当今经济实力有一半来自于教育的贡献。这就意味着，捐助教育实际上就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这一点已经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共识。
健康：与自己生活有关联的领域
金钱可以呼风唤雨，但在疾病面前却往往无能为力。赚够了钱的富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健康，所以他们愿意拿出大把的钱用于提高医疗水平、攻克各种疑难和致命疾病。在公开的宣传中，他们声称贫困的根源是病与愚，这就是为什么健康和教育成为他们慈善捐助的两大重点领域。老洛克菲勒本人就宣称健康为人类福利之本，发展医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1901年，他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965年改名为洛克菲勒大学。该校与23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有密切关系，而钩虫病、疟疾、伤寒、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等疾病防治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其之后成立的公共福利基金、凯瑟家庭基金会、约翰逊基金会、拉斯克基金会等则更是专以医疗卫生为资助对象。20世纪末，盖茨基金会异军突起，大规模介入医药卫生事业，致力于消灭艾滋病以及疟疾等流行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于健康领域的捐助大有赶超教育领域的迹象。2008年，在全美基金会捐赠款项中，健康领域捐助金额达57.78亿美元，略高于教育领域而名列榜首。美国优良企业局智慧捐赠联盟的总裁阿特·泰勒一针见血地指出：“捐给自己的母校或是医疗机构，这些富人们捐赠的对象大都是与自己生活有关联的领域”。
智库：生产思想、储备人才
各类智库是美国富人捐助的又一重点领域。智库是国家领导层的“思辨装置、决策中枢”。在美国，智库更是位高权重，左右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决策并为之输送大量顶尖人才，被称为美国国家战略决策的“外脑”、学界与政界交流的“旋转门”、外交官的“孵化器”、政策研究的“增值器”等。目前美国各类智库有1000多个，其中除美国和平研究所、兰德公司等部分智库直接接受政府资助或通过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获得经费之外，大多数智库的经费来源都依赖于社会捐赠。早期的智库主要靠大企业家的私人捐赠，如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就是以捐赠人的名字命名的。由于智库在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像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这样的重要智库更是举足轻重、一言九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捐款，使得各大智库的经费都在大幅增长。布鲁金斯学会的年经费预算从成立伊始的16万美元已增长至现在的8000万美元，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一直都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两大思想库”的企业研究所，其经费最初主要得到摩根、梅隆等东部财团的支持，1980年时该所预算开支就已经翻了10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对于富人的捐赠，智库也投桃报李，除了为捐助者提供政策理论辩护，使其“以更加受尊敬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外，还向政界输送大批官员，作为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被称为“影子政府”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为例，从1940年起，该委员会为美国历届政府贡献了所有的国防部长，大多数的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以及绝大部分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顾问。2009年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经营收入和接受资助总计4717万美元。
艺术与文化：奢侈的炫耀
艺术与文化领域也是美国公益捐助的一个传统领域。位于华盛顿特区中心的史密斯国家博物馆群，就是由英籍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斯遗产设立的“史密斯学会”捐助的。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大基金会都将这一领域列为经常性项目之一，而梅隆、古根海姆、朱莉亚与柯立芝等少数基金会则对文化艺术有特殊兴趣，持久地进行资助。2008年，文化艺术领域以31.55亿美元的捐赠金额，名列健康和教育领域之后，在全美基金会捐赠款项中排名第三。由于文化艺术一般难以从市场收入中自给，因此公益捐助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同样身为亿万富翁的著名金融投资家格劳斯批评这种做法是通过慈善事业避税，他指出，在非洲，有数百万人死于艾滋病和疟疾，而我们将大笔钱用于艺术中心或美术馆的表演，这只能说是“奢侈的炫耀”，对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是毫无意义的。
国际事务与人权：向世界输出美国价值观
对国际事务与人权领域的捐助同样是美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上述几个领域不同的是，这类捐助主要来源于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基金。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凯洛格、麦克阿瑟等大基金会先后投入大量资金，资助开展国际援助和文化交流活动。2008年，在全美基金会捐赠款项中，对这一领域的捐赠金额为14.49亿美元，占全部捐赠的5.7%。在国际援助中，很多基金会自称是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以“促进国家间合作及美国的国际交往”为宗旨，但是福特基金会培训与研究部主任曾经明确表示，培训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事实上，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国际性活动与美国对外政策配合默契，特别是冷战以来，各大基金会都自觉地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一以贯之地以不同方式推行民主价值观。例如，在苏美冷战结束前后，美国一些主要慈善基金会常常打着人道援助的旗号，在世界各地可能的范围内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民主化”。其中，索罗斯支持的开放基金会表现得最为露骨，它直接而公开地宣称提供资助的上述目的，在苏联解体之前大力促使苏东国家“开放”，被称为苏东各国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中央银行。还有资料显示，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曾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因此，慈善基金会也被称为美国外交政策“沉默的伙伴”。
扶贫济困：不被重视的领域
每当人们想到慈善时，第一反应就是帮助那些贫苦的弱势群体。但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事业中心2007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在美国，捐给慈善组织的善款只有不到1/3真正惠及弱势群体。2005年，美国全国的个人捐赠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只有190亿美元直接用于帮助弱势群体，满足其基本需求，不到善款总额的8%。该报告还发现，富人们很少将扶贫列到自己的资助范围内，已投向扶贫的善款相对也非常少。报告显示，占美国人口0.2%的那些“乐善好施”的富豪们，将自己的捐款更多投向了医疗、教育机构和艺术团体等领域，捐赠额分别为129.7亿美元、129.4亿美元和78.8亿美元，分别占该领域社会捐赠总额的59.1%、28.2%和34.4%。而他们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需求而捐赠的款额只有19.3亿美元，仅占10.2%，这是他们所有捐款中数额最少的领域。该中心研究主任帕特里克·鲁尼说，这份报告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富人的捐赠现状，“当人们发现用于扶贫的善款比例如此之低时，会非常吃惊。”
慈善的动机
富人们慷慨解囊，有的甚至倾其所有从事慈善事业，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对此，美国权威的基金会史学家尼尔森指出，美国大基金会的创立人大约一半是自觉的慈善家，还有一半“只是不知道如何花钱，把成立基金会作为最方便的方法”。前者如卡耐基、洛克菲勒，后者如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创办人约翰·麦克阿瑟。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这些“自觉的慈善家”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自觉”呢?细究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源于宗教信仰。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文化传统，其中宗教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圣经》中耶稣视金钱为粪土，要求富人散财，并明确表示追随他的门徒必须放弃家产，因为“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富人们对自己的发家史有最真切的感受，负罪感和希望获得上帝的救赎是他们从事慈善事业的重要动力之一，慈善成为他们自我圣化并接近上帝的方法和途径。塞奇夫人、卡耐基、洛克菲勒等许多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创办人都自诩为虔诚的基督徒。塞奇夫人主持基金会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就是以祷告开始的，而老洛克菲勒出巨资重建芝加哥大学之后，每年芝大校长找他捐款时，两人都先共同做祈祷，祈求上帝启示，据说这样校长总是能得到他所求的数字。事实上，宗教对慈善事业的影响并不止于富人，温饱有了保障的普通人每年也都会或多或少从收入中捐一些钱作慈善。
二是迫于社会压力。19世纪末，美国经济跃升至世界第一位，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创造了许多百万富翁，但是美国社会并没有因为财富的急剧增长而变得和谐稳定，反而进入一个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政商勾结、腐败无序的社会，要求平等的进步主义思潮正在勃兴，整个美国社会充满对变革的渴望。那些大工业巨头们乘自由市场之风扶摇直上，到达高处时却发现自己已成众矢之的，被视为一切罪恶的化身。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们的明智之举就是主动融入社会改良的潮流，努力平抑社会矛盾，缓和下层对立情绪，消解民众反抗威力。显然，最方便、最现成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打开腰包，破财消灾。这种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慈善，并非那个时代所独有。例如，对于最近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认为，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超级富豪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不佳，这次的“捐赠承诺”也许会改善他们的形象。这一评论，让我们看到了这场沸沸扬扬的“慈善秀”背后的某些实情。
三是基于国家意识。美国第一代富豪多数出身贫苦，白手起家。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这些大资本家对给予自己如此机会的新大陆无比感激，对成就了他们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深怀感恩之心，他们中的多数在致富之后认为应回报于美国社会。这些大资本家都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巨大财富的，把主张政府干预和财富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视为洪水猛兽，宁可把财富自愿捐赠于社会也不想让社会主义革命来剥夺其家产。作为美国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对维护美国现行制度和国家利益有高度的自觉性，愿意不遗余力地为美国的繁荣强盛做贡献。正如美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创办宗旨那样，“致力于找寻途径，以使美国作为世界正义力量保持突出地位和繁荣发展”。这是美国富人们慷慨解囊的终极目标和根本动力。这一点，仅从那些著名智库每年接受的巨额资助就可得到佐证。
四是由于制度激励。美国税法具有鼓励慈善事业的特点：税率的累进制，对高收入者采用高税率，对慈善捐赠与公益慈善机构免税。从1913年起，美国正式开始征收所得税。随着时间推移，税率逐渐提高，累进幅度逐渐增大(最高时达到94%)。1917年开始，美国税法对私人慈善捐赠给予了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而且几乎所有的州都免征慈善组织的房地产税。此外，美国还开征遗产税与继承税，它们都具有高税率、累进制的特点，这从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为美国的慈善捐赠提供了外在的激励机制。为了合法避税，美国一些富翁往往通过家属信托、基金会、慈善捐赠等方式，在生前就对其财产做好安排，成为慈善事业的主要捐赠来源。对于富翁们借慈善之名行避税之实的做法，美国社会舆论多有批评。
五是精于经济算计。把慈善事业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一定会让那些对慈善事业心怀敬意的人们感到难以接受，但这的确是事实。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洛克菲勒家族对联合国总部地块的捐赠。1945年，新成立的联合国决定将总部设在美国，但是购买可以建设联合国总部庞大楼宇的土地需要很大一笔资金。洛克菲勒家族闻听此事后，出资850万美元购买了纽约曼哈顿岛东河岸边占地18英亩的6个街区，在人们的惊诧声中无条件地捐赠给联合国。人们很快发现，联合国大楼建起来后，四周的地价立即飙升，而与联合国地块毗连的全部地皮，都已被洛克菲勒家族同时买下。于是，相当于捐赠款数十倍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收入洛克菲勒家族囊中，那些曾经讥讽、嘲笑洛氏家族的商人只能是羡慕得目瞪口呆。显然，这只不过是一场以慈善为名的商业活动。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微软公司出钱资助独立研究所出版了攻击政府反托拉斯法案的系列著作，而得到微软宿敌网景公司巨额资助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则以政策建议的方式，支持联邦政府起诉微软公司。
美国慈善事业的两面性
美国富人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对美国的发展强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社会各领域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深入考察美国社会就可以发现，美国最有力量的并不是它不可一世的军队，而是它的企业，是它那一大批天下无敌、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公司，而站在这些公司背后的就是美国的富豪们。可以说，没有美国富人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反过来说，是美国这个国家成就了美国富人。
美国富人的慈善之举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确有一些富人在赚够了钱之后，对金钱的认识发生改变、趋于明智，改善公众形象、追求社会名望成为他们的主要追求，精神境界得以升华。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建立时，美国的慈善免税政策尚未推出;小布什政府提出的逐步取消遗产税计划，尽管有利于富人的财富积累，但依然遭到了美国百名顶级富翁的联名反对，认为这将有损于社会公平与慈善事业的发展。美国慈善事业的发达，也确实有助于平抑社会矛盾、缓和阶级对立、造福公益事业、促进社会进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发展和管理慈善事业的一整套制度、机制和经验。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方面，美国富人慈善之举的背后是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他们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为美国国家利益而殚精竭虑的高度自觉。在美国，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营利性组织被看作是与政府、市场相并立的“第三部门”，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施加着巨大的影响，而富人通过慈善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对内，慈善事业几乎渗透在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公共事务、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宗教等众多领域，与美国政府形成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构成美国社会的稳定机制;对外，它是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其外交政策的沉默伙伴，通过文化交流、人类服务、国际事务与人权、扶贫等领域的慈善捐助，输出美国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促进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在全球的传播，充当着增强美国软实力和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多元化角色。从本质上看，以慈善基金会为主体的美国慈善事业，是美国统治阶级统治美国本土乃至世界的隐蔽工具。
美国基金会史学家尼尔森曾说，多数慈善基金会的创立者“既不像其崇拜者说的那样崇高，也不像批评者指责的那样自私”。美国舆论的一种观点认为，那些虎狼般的大财主用一生2/3的时间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之后，再用最后1/3的时间返还它。这并非出于赎罪感，而是出于与敛财同样的动机：取得比他人更高的地位、满足优越感、居高临下地对待受援者，因此公益事业带给富人的好处远甚于穷人。尽管近百年来美国的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却并未带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美国财富的集中度在继续提高，富可敌国的富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尽管一些慈善家宣称在向贫困的根源开战，然而却恰恰回避了贫困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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