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南方黑人和“塔斯克基研究”
当汪达理贺接手继续执行“塔斯克基研究”后，这些参与研究计划的黑人梅毒病患变成了实验品，注定了悲剧性的结果。
【内容提要】 “塔斯克基研究”(1932-1972)是美国公共卫生署以观察梅毒在黑人病患身体中的自然发展情形而出现的医疗丑闻。在医疗资源长期贫乏与种族隔离的情况下，黑人病患和医护人员之所以参与其中，有其自身的考虑。他们深信，如欲得到医疗照顾，突破美国医疗界种族隔离的藩篱，唯有参与“塔斯克基研究”这一途径。黑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可追溯至布克·华盛顿的妥协传统和“全国黑人健康周”的经历。黑人医护人员认为，“塔斯克基研究”是发现科学新知的过程，他们的合作和参与可以改善黑人的健康状况，而且他们期望这是一个将黑人病患纳入政府医疗体系的机会。黑人病患对医疗照顾的渴求以及医护人员的期盼，使得该医疗实验持续了长达40年之久。
【关 键 词】“塔斯克基研究”/梅毒/梅肯县
【作者简介】黄文龄，历史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助研究员。
一、前言
1972年7月26日，美联社记者海乐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揭发了一个长达40年的种族医学丑闻，即由美国公共卫生署(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主导，在亚拉巴马州梅肯县，让一群罹患梅毒末期但从未接受相关治疗的贫穷黑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人体实验品，借此证明梅毒对人体器官的影响具有种族差异性。在实验期间，公共卫生署不仅不为这些黑人病患提供治疗，而且禁止他们拥有任何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治疗机会。①该实验的正式名称为：“以从未接受梅毒治疗的黑人男性为主的塔斯克基研究”(Tuskege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或称为Tuskegee Syphilis Study，以下简称“塔斯克基研究”)。
“塔斯克基研究”的幸存者波拉德(Charlie Wesley Pollard)和萧敖(Herman Shaw)聘请黑人律师格雷(Fred D. Gray)，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②格雷提出的被告名单，仅针对健康、教育与福利部(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公共卫生署、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亚拉巴马州政府和卫生机构、米尔班克基金会(Milbank Fund)等机构，而那些长期支持和参与该医学实验的黑人医护人员或机构，例如塔斯克基学院、安德鲁纪念医院(John A. Andrew Memorial Hospital, Alabama)、美国荣民医院(The United States Veterans Hospital, Alabama)、梅肯县卫生机构等，却未被列为被告。③显然，格雷将黑人定位为受害者，认为“塔斯克基研究”是种族医疗歧视。
格雷的著作详细介绍了“塔斯克基研究”的始末，并附有所有参与该实验的黑人名单，极具参考价值，但他作为实验幸存者的诉讼律师，其立场不够客观。④詹姆斯·H.琼斯则首次从学术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他以种族偏见影响“塔斯克基研究”始末作为立论主轴，这凸显了其观点的局限性。⑤苏珊·L.史密斯则从黑人疾病与贫穷、种族压迫等因素出发，对该实验进行分析。⑥苏珊·M.瑞佛比指出，已有研究往往各说各话，未能对该问题予以公平客观的定位，因此，她从历史、医学、种族、性别等角度重新进行评价。⑦然而，她仍未能完整呈现“塔斯克基研究”的全貌，这凸显出该实验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塔斯克基研究”是在开放空间下进行的研究计划，所有参与实验者都是知晓后而主动参与的。而且，许多黑人医护人员曾经参与该计划，例如，塔斯克基学院校长摩顿(Robert Moton)、安德鲁纪念医院院长迪伯(Eugene H. Dibble)等。黑人护士芮佛丝(Eunice Rivers)则自始至终参与其中，长达40年之久。因此，仅从种族医疗歧视的角度控诉“塔斯克基研究”，无法解释黑人病患和黑人医护人员的参与动机。笔者还发现，学者们对于“塔斯克基研究”的批评偏重于种族医疗歧视，尤其是注重研究20世纪40年代盘尼西林成为梅毒特效药之后的实验阶段，而忽略这些黑人当初参与该计划的动机。“塔斯克基梅毒研究调查特别委员会”委员凯兹(Jay Katz)指出，1932年尚无人体实验规范标准，但他认为，除了最初6个月之外，该计划没有任何足以令人原谅的借口。⑧森瑟(David Sencer)认为，“塔斯克基研究”的动机不但不违反医学伦理规范，甚至被当时的黑人社会所接受，因为20世纪30年代黑人罹患梅毒的比率确实偏高，况且当时治疗梅毒的常用药物往往给病人造成致命伤害。黑人护士芮佛丝也持相同立场。⑨
基于上述考虑，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向前延伸，将1929年朱利业斯·罗森沃德基金会(Julius Rosenwald Fund，以下简称罗氏基金会)与公共卫生署共同发起的“罗森沃德基金会实验计划”(Rosenwald Fund Demonstration Project，以下简称“罗氏实验计划”)纳入考虑之中，从“罗氏实验计划”的特质和黑人社会的需求，探讨20世纪30年代黑人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动机，进一步诠释黑人社会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态度。
文中使用的原始史料以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医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塔斯克基大学(1985年，塔斯克基学院更名为塔斯克基大学)档案馆的档案为主。塔斯克基大学档案馆和国家医学图书馆等地所藏的口述历史访谈，更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另外，公共卫生署定期发表的相关研究报告和《塔斯克基梅毒研究调查特别委员会调查报告》(The Final Report of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也是必读资料。本文还参考了其他史家所忽略的史料，如《哈瑞斯备忘录》(Harris's Memo)和社会学家强森(Charles S. Johnson)在梅肯县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Shadow of the Plantation(1934)⑩等。
二、“塔斯克基研究”的缘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队出现极高性病罹患率，联邦政府基于战力考虑，1918年成立跨部会卫生防治部门，并依照张伯伦—肯恩法案(Chamberlain-Kahn Act)的规定，在公共卫生署下设立性病防治部门(Division of Venereal Dise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并与民间团体合作，共同推广健康教育。其中，罗氏基金会不只积极协助南方乡下地区黑人性病防治的工作，更与公共卫生署合作，共同推动“罗氏实验计划”。1928年，罗氏基金会仿效“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成立医疗服务计划部门，负责执行、开发与医疗、社会调查、改善种族关系等有关的新计划，并聘任社会学家戴维斯(Michael M. Davis)担任该部门的主管。戴维斯主动争取与公共卫生署合作的机会，以弥补自己在这方面能力之不足。(11)
戴维斯上任后，旋于1929年4月亲访公共卫生署总长(Surgeon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卡明(Dr. Hugh S. Cumming)，双方就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戴维斯表达了罗氏基金会对于黑人医疗照顾的重视，卡明则以“密西西比州瓦赛尔曼调查”(Mississippi Wassermann Survey，以下简称“密州瓦氏调查”)为例，呈现公共卫生署在黑人医疗照顾上的成果。虽然公共卫生署特别强调他们在防治性病方面的努力，但面对南方偏远地区高梅毒罹患率，仍束手无策。卡明除了表示未来公共卫生署将继续延伸“密州瓦氏调查”，找出解决黑人梅毒问题的良方外，还询问了罗氏基金会赞助资金的意愿。(12)戴维斯表示将审慎考虑，但要求必须有黑人医护人员和黑人社区整体参与作为附带条件。当卡明还在考虑戴维斯的建议时，罗氏基金会的创办人罗森沃德就已表达其个人支持的意愿。(13)
罗森沃德如此爽快地答应赞助，理由不明，但笔者在国家医学图书馆爬梳档案数据后，发现罗氏基金会长期关注黑人医疗照顾问题，早在1929年，就已经着手推动改善黑人医疗照顾的计划，直到1942年才正式结束。罗氏基金会深知，以其财力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医疗照顾体系之需求，但相信可以透过各种实验研究计划，培育黑人医护专业人员，以作为改善黑人医疗照顾的开端。(14)这也可以说明为何当初戴维斯以须有黑人医护人员的参与作为附带条件，以及后来亚拉巴马州安德鲁纪念医院成为罗氏基金会赞助的重点医院。其实，真相就是“罗氏实验计划”是塔斯克基学院、梅肯县卫生单位和公共卫生署等共同合作的结果。
1929年11月，罗氏基金会董事会决议，通过补助方案，选定六个南方偏远地区作为实验场地，与公共卫生署、各级地方政府、黑人医护组织协同合作，检测和治疗双管齐下，以证明即使在高罹患率地区，梅毒也是可以控管、预防与治疗的，此即“罗氏实验计划”的基本精神。(15)1930年2月12日，亚拉巴马州政府接到罗氏基金会补助款后，在公共卫生官员监督下，黑人医护人员开始进行血液采样。(16)
罗氏基金会全程参与并严格监督“罗氏实验计划”的进行，公共卫生署也依照规划，给所有参与者提供医疗照顾。(17)为了更精确地掌握“罗氏实验计划”，罗氏基金会指派黑人医学专家哈瑞斯(H. L. Harris, Jr.)亲赴梅肯县，就近提出观察报告，并在1930年5月完成《哈瑞斯备忘录》。(18)该备忘录对于罗氏基金会是否继续提供赞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哈瑞斯在备忘录中指出，“罗氏实验计划”引起各级政府对一个落后的南方黑人小区健康问题的重视，自己也被黑人的热情参与所感动。但这个计划在执行上有种种缺失，要达到预定成果是有困难的。(19)时任公共卫生署阿肯色州性病防治所所长的温格尔(Dr. Oliver Clarence Wenger, Director of the PHS's Venereal Disease Clinic in Hot Spring, Arkansas)认为，哈瑞斯根本不了解公共卫生署在执行该计划时所面对的艰困环境，又深恐《哈瑞斯备忘录》影响到罗氏基金会继续合作的意愿。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就提出解释，指出该地区黑人确实需要除了性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治疗，但公共卫生署在执行上并无缺失。(20)
1930年秋天，哈瑞斯到梅肯县进行第二次调查，再次强调在没有完整医疗照顾的配套措施之下，“罗氏实验计划”对解决梅毒问题无实质帮助，因此没有继续扩展的必要性。(21)哈瑞斯为求谨慎，也推荐社会学家强森到梅肯县，针对当地人对于健康的需求，进行田野调查，提供罗氏基金会另一个层面的考虑。《哈瑞斯备忘录》中所提的种种缺失，都在强森团队所进行的访谈工作记录中逐一获得证实。(22)罗氏基金会董事会参考《哈瑞斯备忘录》的建议，商讨是否继续赞助“罗氏实验计划”。1932年，董事会以医疗研究计划是政府的责任，罗氏基金会无意越俎代庖为由，停止赞助“罗氏实验计划”。(23)《哈瑞斯备忘录》证明，罗氏基金会以财务问题停止“罗氏实验计划”的说辞，只是一个借口，主要是发现解决黑人梅毒问题是政府的责任，若继续投入“罗氏实验计划”，将会违反罗氏基金会的赞助原则。
由于罗氏基金会无法继续提供资金援助，“罗氏实验计划”即将终结。但公共卫生署的医生克拉克(T. Clark)却在1932年提出一个为期6—8个月以“罗氏实验计划”精神为基础的短期计划，即“塔斯克基研究”。克拉克推动“塔斯克基研究”的动机，源于1929年挪威医生E. Bruusgaard的一份实验报告，探讨梅毒在白人体内影响的部位和程度。克拉克认为应该善用“罗氏实验计划”的精神，继续深入了解梅毒在不同种族间对人体器官的影响。克拉克的目标是尽可能收集黑人的血液检体，检验结果为阳性的检体将被送到安德鲁纪念医院，建立一套完整的病例后，将针对这些病患进行包括骨头、胸腔X光、抽验脊髓等等在内的检验。公共卫生署同意克拉克的计划草案，但因为经费有限，只能在“罗氏实验计划”执行的六个实验地区中择一而为。公共卫生署之所以选择梅肯县，主要着眼于当地有安德鲁纪念医院，无论人员或设备都可以继续延续，既能维持“罗氏实验计划”已有的规模，亦可免除黑人社会的质疑。(24)换句话说，“塔斯克基研究”进行初期，裹着“罗氏实验计划”的外衣。
后来，克拉克返回公共卫生署述职，他的同事汪达理贺(Raymond A. Vonderlehr)留下，继续未完的部分。汪达理贺对即将结束的“塔斯克基研究”兴趣日增，主要是实验组中有黑人陆续死亡，他认为，若能进行尸体解剖，会更有助于了解梅毒在人体发展的情况。于是，汪达理贺不断建议公共卫生署，将“塔斯克基研究”再延长5年或10年以上。克拉克有所犹疑，考虑到公共卫生署的预算有限，因此暂不置可否，他要汪达理贺回到华盛顿特区后再议。(25)但公共卫生署的人事异动让事情出现转折，克拉克自性病防治部门的主管一职退休，汪达理贺接替其职。于是，在汪达理贺主导下，“塔斯克基研究”继续进行了长达近40年的梅毒人体实验，造成日后无以弥补的生命损失。
三、梅肯县黑人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动机
1.梅肯县黑人居民迫切需要医疗照顾
1865年3月，联邦政府成立“自由人局”(Freedmen's Bureau)，以应付内战重建后的新局面，其中包括向黑人提供基本医疗照顾，但性质上属于应急，而非将其纳入公共卫生政策。(26)1878年，美国南方大规模流行黄热病，联邦政府深觉公共卫生的重要，遂成立国家卫生会(National Board of Health)，但黑人仍被排拒于外，政府漠视黑人社会医疗照顾需求的心态昭然若揭。(27)
在黑人诸多病症中，除却营养不良外，以性病的罹患率最高。联邦政府一直从围堵的角度处理，坚信这是黑人个人习惯的问题，而非社会种种不公平现象下的产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基于战力考虑，联邦政府首度正视性病的医疗照顾，由公共卫生署负责，协助各州推动性病防治工作，同时包括检查和治疗。(28)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防治工作是以战力为优先考虑，有此需求者，不分种族，都可以接受治疗，黑人性病患者因此连带受惠。
战事结束后，国会大砍社会健康照顾预算，其中，性病治疗经费大量缩减。1926年，联邦政府进一步撤回所有性病防治经费，但各州性病问题依然严重如昔，只好自寻因应之道。以亚拉巴马州健康局(Alabama State Board of Health)为例，它只能提供14个诊疗处所，给予无能力治病者以免费医疗照顾。该健康局也协同私人医生协助诊疗，以弥补公共卫生照顾不周全之处，但规定医生每次收费不得超过2元。健康局的立意良善，但实际受惠者十分有限，遑论真正需要照顾的黑人穷人。以1929年梅肯县的情况为例，其病患死亡率高居亚拉巴马州各乡镇第三名。梅肯县附近共有两家医院：美国荣民医院和安德鲁纪念医院。前者的人员很少参与黑人社区的事务;后者仅对学校师生提供医疗照顾，并未将这样的服务延伸至校外。当时，该地区的私人执业医生共有黑人1名、白人9名，诊所都聚集在白人聚集区，黑人就医十分不便。此外，私人诊所医生收取诊疗费用每次约2.5—3元，若需外诊，每一英里路程则加收1元，出诊所费不赀。政府规定诊疗费2元的上限，对私人医生是不敷成本，但对黑人却是一笔昂贵的支出。穷困的梅肯县黑人居民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力接受专业医生的看诊与照顾。(29)
在医疗照顾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罗氏实验计划”似乎为梅肯县的黑人居民燃起一线生机。黑人只要参与该计划，便可立即获得专业医生的医疗照顾。(30)强森的著作显示，梅肯县黑人知道，政府的医生会给他们免费测量血压、测试血液和检查身体，黑人希望借由参与“罗氏实验计划”，缓解身体的不适。因此，只要有检查通知时，黑人就会聚集耐心等待。(31)萧敖在口述访谈中指出，“大家都在传闻，在梅肯县或参加西蒙教堂的聚会，就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疗服务，我正符合参加的年龄条件，所以我就去排队了。……当天下午抵达教堂，在场的医护人员告诉我们，会有医生看诊，如果有需要，医生也会开诊疗单取药，全部免费。”(32)不仅梅肯县黑人居民热情参与，梅肯县卫生官员也都积极响应“罗氏实验计划”，并表示这里的黑人很多，非常适合进行这样的实验计划，甚至黑人劳工领袖也表示愿意全力配合。(33)
但贫穷并不是造成梅肯县黑人无法就医的唯一因素，白人医疗院所无法提供令他们安心就医的环境，也是原因之一。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指出：“许多黑人患者宁可死掉，也不进白人医院。”(34)史家贝特斯(Barbara Bates)认为，这是因为黑人病患很少能够从白人医疗院所活着出来之故。(35)而在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下，多数美国南方医疗院所不仅拒绝收容黑人病患或采取“隔离”治疗，而且黑人病患还会受到粗鲁的待遇与最差的照顾。(36)黑人麦克昆恩(Will McQueen)认为他的太太就是被当地医院“杀害”的，黑人郭夏(Cora Gosha)则拒绝去白人医院看病。梅肯县黑人居民亚历山大(Pelly Alexander)指出，有些医生“抓着我的手就像抓热狗一样，我告诉他会痛，他们咆哮说‘我是医生!’”(37)
除此之外，白人医学界滥用黑人做医学实验的相关传闻甚嚣尘上，“暗夜医生”(night doctor)更是绘声绘影。传说黑人会在夜晚被“暗夜医生”绑架，掳至医院杀死，其尸体作为医学实验之用。(38)史学家韩福瑞(David C. Humphrey)也指出，南方有些盗墓者在盗取黑人的尸体后，转运到北方，提供给医学院学生作为解剖实验之用。(39)黑人社会恐惧“暗夜医生”，认为他们就是可以隐身的白人医生，夜晚随时出没，黑人女性甚至不敢在夜晚出门。(40)这些传闻并未获得任何证实，但黑人社会对白人医院的恐惧，却在塔斯克基学院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资料中获得证实。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有的不愿白人医生为他们抽血，有的只愿意在树下抽血，拒绝进入医院检查。(41)
黑人质疑白人医疗体系，他们相信，只有黑人医生与黑人医院才能给他们提供最完善的医疗照顾。而公共卫生署为了吸引更多黑人参与抽血检验，亦在检查环境上特别安排。公共卫生署利用学校和教堂作为诊疗中心，甚至动用黑人小区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地方领袖、学校老师、牧师等出面，鼓励黑人积极参加。(42)公共卫生署在医护人员的安排上也特别用心，选择邻近梅肯县的安德鲁纪念医院，作为“塔斯克基研究”的合作对象，主要也是为了安抚黑人对白人的疑虑。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黑人护士芮佛丝。1923年1月，她加入“塔斯克基移动学校”(Tuskegee Movable School)，担任公卫护士一职。“塔斯克基移动学校”是1906年在美国政府赞助下成立的。黑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创立“塔斯克基移动学校”的用意，就是配合亚拉巴马州黑人的生活方式，用小货车载着工作人员，以家访的方式，挨家挨户传授农业技巧、家庭经济管理和基本护理知识，也协助这些乡下黑人处理疟疾、性病、糙皮病(pellagra)、产后照顾等健康照顾问题。(43)“塔斯克基移动学校”受到黑人穷人欢迎，也博得黑人社会的信赖与合作。芮佛丝在第一年就走遍20个乡镇，一个月内拜访数百位黑人，有时甚至超过1100人。她也因此娴熟塔斯克基市内大小事务，并与这些居民建立了良好信赖关系。(44)显然，公共卫生署雇用芮佛丝从旁协助，也是看重她受到黑人社会信任之故。
除了刻意安排检查环境与医护人员，让梅肯县的黑人愿意参与“塔斯克基研究”外，公共卫生署也延续了“罗氏实验计划”的一些精神，刻意回避黑人社会的疑虑。黑人在“罗氏实验计划”中已经习惯于接受免费性病针剂治疗，因此，克拉克在执行“塔斯克基研究”之初，也依循“罗氏实验计划”的精神。公共卫生署的医生除提供抽血、验尿、建立病史外，也会特别注意初期梅毒病患的治疗，因为这些人具有高传染性，并以年轻人居多，公共卫生署向每人提供至少20个针剂或192个水银涂剂的治疗，以减少梅毒的传染。(45)公共卫生署也会配合当地黑人的医疗习惯，譬如黑人不喜欢肌肉注射，因为这会在臀部留下疼痛的肿块。温格尔采用无痛的水银擦剂，让他们觉得舒服，吸引更多黑人加入检验的行列。(46)
即便血液检验结果是正常的，黑人也期望医生给他们一些药品，如软膏、药剂，以减轻身体其他方面的疼痛。在强森的田野调查中，也可以看到梅肯县黑人居民抱怨医生的处置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譬如“他们说我的血液是好的，但我希望它是坏的，不然我就没有机会接受任何治疗了”，“上星期三我去诊所看医生，要求他帮我打一针，但他什么都没有给我，头疼已经困扰我四五年之久了”。(47)史家琼斯也指出，梅肯县的黑人相信“政府的医生正在帮助我，我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48)波拉德在口述访谈中也承认，“他们(政府医生)说他们正在帮忙我们。我也相信他们的说法”。(49)这都显示，许多黑人确实相信，政府派来的这些医生会帮助他们解决身体上的病痛。
1933年，公共卫生署就已经决定“塔斯克基研究”以观察梅毒在人体自然发展为主，不投以任何相关治疗。(50)然而事实上，为了吸引黑人参与，公共卫生署确实会刻意提供一些免费药物。在公共卫生署的档案资料上，可以看到汪达理贺申请药物补给需求的记录。(51)档案数据显示，编号病人X(基于保护个人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会以代号出现)致函汪达理贺，要求治疗其妻子的坏血病，汪达理贺回信，要他带其妻到安德鲁纪念医院，找迪伯医生处理。(52)笔者也从档案中发现，1934年1月，公共卫生署运送了5000颗阿司匹林和其他药物到梅肯县。(53)1938年的记录也显示，公共卫生署持续运送简易型的万用药、一万颗阿司匹林和约一千毫升的强心剂给“塔斯克基研究”使用。(54)
这些免费的检查和医疗照顾也吸引许多资格不符者要求参与。芮佛丝表示：“许多人听说可以从政府医生那边得到很好的照顾后，纷纷要求加入。”但是，因为“有太多不符合计划规定的人要加入，希望获得相同的待遇”，造成她非常困扰。(55)萧敖在口述数据中也指称，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安德鲁纪念医院和美国荣民医院。波拉德也说，“有一次病了好几个星期，也是芮佛丝拿药给我吃的。如果用完，芮佛丝又会带一些补充药品。”(56)凡此种种都证明，黑人会找实验计划的医生解决身体病痛，而且期望当场获得免费医疗照顾。
通过仔细探讨“罗氏实验计划”或“塔斯克基研究”，可以发现，卫生官员和参与该项计划的白人或黑人医生都曾经讨论过如何满足黑人治疗的需求，吸引或留下他们继续参与。(57)无论克拉克还是其他公共卫生署的医生或官员，都极力争取梅肯县黑人居民的信赖，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政府的医疗照顾。这些想法与做法显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梅肯县的居民一开始就是采取顺从与配合态度，那么，政府官员或医生后续的举措则是不必要的。黑人护士芮佛丝的资料也透露出，梅肯县有些黑人并不相信公共卫生署，或者抗拒公共卫生署医生的检查，有的会完全失去联系，或刻意隐藏去向。(58)在档案数据中，一个黑人的病例备注栏中写着“他常常躲在玉米田中避免接受检验”的字样。(59)显然，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是行动自由的，当初愿意参与者不是因为他们顺从、无知，而是在于他们对“塔斯克基研究”有所期盼，想借由参与该实验这一途径，解决身体上的不舒适或疾病。这也间接驳斥了白人医界关于黑人不关心自己身体健康、拒绝就医诊治的迷思。(60)
从黑人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参与者的口述历史资料亦颠覆了黑人不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的刻板印象。波拉德回忆，1932年的一天，有人告诉他明天会有免费的检查身体活动，只要到学校教室集合即可，因此他就去参加了，而且他和他的同伴多次参加类似的检验。(61)他们在医院里进行脊髓抽取，他说当时并不紧张，因为他认为这有助于身体健康。他有时也会和太太结伴，一起去接受政府医生的检查。(62)显然，波拉德夫妇认为，参与这类检查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强森的田野调查报告也显示，黑人是在关切自己健康的情形下参与“罗氏实验计划”的。(63)报告记录了不具名的黑人接受检查后的反应，“我的身体一定有问题……我跟医生说，希望他给我一些药吃”。梅肯县黑人居民威廉斯(Bennie Williams)被告知他的血液没问题时说，“我不相信，我觉得我应该接受治疗。”居民哈瑞斯(Oliver Harris)的太太则问医生：“每次检验报告回来，你都说我没问题。是真的没问题，还是有可能是报告错误?”但更多时候，黑人认为治疗坏血病就是医治头疼、消化不良、不孕症等等不舒服的症状。(64)显然，他们想借由身体检验，了解和解决自己身体的问题。
若从年龄层来区分，年轻人参加的意愿远低于年长者。根据数据显示，在“塔斯克基研究”进行之初，它所提供的免费医疗照顾对身体较差的四五十岁黑人男性有较高吸引力，因此，他们参与的人数也偏多。(65)显然，这些黑人希望透过参与“塔斯克基研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医疗照顾。
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对于是否继续配合，是有选择权的。但1939年之后，并没有新的案例加入，但也没有人退出。(66)公共卫生署1955年的调查显示，实验组中失联者有41人，控制组中失联者有18人。(67)他们离开的理由不详，但证明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至于留下来的理由为何，也不甚清楚，但根据当时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医生詹姆士(Reginald James)的说法，如果他坚持为病人治疗梅毒，这个病人就不再出现了，因为他们被告知：只要被验出有治疗梅毒的药物反应，他们就不符合继续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条件，必须离开。(68)显然，梅肯县的黑人居民是有机会接受梅毒治疗的，但他们也会考虑自身的需求，决定是否接受梅毒治疗。黑人本身对于医疗照顾的需求，反映在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心态上，他们考虑到自己的需求，因此选择留下来继续参与实验。
2.黑人医护人员需要白人同僚的认同
公共卫生署之所以选择塔斯克基学院继续合作“塔斯克基研究”，除考虑到该学院容易获得黑人的信任外，也意在将此前“罗氏实验计划”的原班人马直接纳入，形成“塔斯克基研究”等同于“罗氏实验计划”之延伸这一印象，以消除黑人社会不必要的质疑。(69)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梅肯县的黑人会因为贫穷和对医疗照顾的需求而参加“塔斯克基研究”，但协助公共卫生署执行“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医护人员的动机为何，亦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数据显示，梅肯县黑人医学社群完全支持“塔斯克基研究”，其中包括塔斯克基学院校长摩顿、安德鲁纪念医院院长迪伯、黑人科学家卡佛(George Washington Carver)等人。(70)1972年“塔斯克基研究”曝光后，塔斯克基学院发表声明，表示确曾提供设备和医护人员，以协助实验的进行，但强调那是20世纪30年代之事，在当时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仍在摸索不定之际，“塔斯克基研究”是在合理且可以接受的范围。(71)迪伯在说服摩顿支持这项计划时指出：“我们不需要花一毛钱，医护人员就获得宝贵的实习机会，医院方面也会因此得到一些荣誉。”公共卫生署总长卡明向摩顿表示，共同合作是黑人医界参与科学研究的良机。(72)显然，对于梅肯县黑人医学社群而言，参与“塔斯克基研究”有助于提升黑人医护人员在医学社群的地位。
除此之外，塔斯克基学院校长摩顿也有其他合作的动机。摩顿知道梅毒在黑人小区蔓延的情形，深知一般人将梅毒归咎于黑人行为不检点。国家档案馆的数据表明，当公共卫生署的温格尔将梅肯县梅毒罹病比率极高这一情况告诉摩顿之时，摩顿表示，他对于这个结果毫不意外，36%这一数据远低于他超过50%的预估，不过他要求温格尔，这份研究报告不要外流，日后发表研究结果的流通范围也要设限，以免影响黑人的就业市场。(73)事实上，早在“罗氏实验计划”筹备阶段，1931年3月，亚拉巴马州发生Scottsboro Boys事件，9名年轻黑人被控参与强暴，黑人男性在性方面不节制是天性使然的说法不断出现，更加深了白人社会对种族与性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这一偏见。(74)在摩顿同意合作的考虑中，必然希望借由“塔斯克基研究”的科学数据，澄清梅毒与种族无关。(75)此外，如果“塔斯克基研究”的结果与“罗氏实验计划”的结果一致，即梅毒可以大规模预防与治疗，那么，摩顿就更有理由要求联邦政府重视黑人在梅毒方面的医疗照顾需求，给予更多的协助。(76)这也显示出，塔斯克基黑人医界领袖之所以支持“塔斯克基研究”，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该计划有助于改善黑人医疗健康。
从现实层面来看，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确实增加了黑人医护人员参加医学社群活动的机会。在严格执行种族隔离的南方，黑人要成为专业合格的医生实属不易，从申请入学、实习、毕业后取得专科证照等，除了面对金钱和时间上严厉的挑战之外，愿意招收黑人学生的医学院很少，给他们提供实习机会的医院更少。在南方持有证照的黑人专业医生，也只能在施行种族隔离的医院工作。即便在黑人专属医院，他们也没有担任行政主管的机会。黑人医生无法参与任何医学学会，被隔离于医学新知之外，遑论有机会在政府单位中接受训练或参与医学研究计划。(77)
黑人医护人员参与“塔斯克基研究”，也确实有些斩获。譬如美国荣民医院的黑人医生彼得斯(Jesse J.Peters)因为参加了“塔斯克基研究”，汪达理贺才愿意推荐他破例进入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当时，霍普金斯大学并没有任何黑人医生，而彼得斯很想到该医院参加一项特别的训练计划，在汪达理贺同学校方面交涉后，穆尔(Joseph Earle Moore)同意让他进入霍普金斯医院，学习病理学相关知识。彼得斯在他的口述历史中也不断表示，这个学习机会对他来说实在难得。(78)迪伯则因此有机会突破种族的障碍在公共部门担任荣誉职。(79)黑人医生威廉士(Joshua Williams)在国会的证词中就指出，他非常珍惜这个参与的机会，因为对黑人医学院学生而言，真是千载难逢。(80)
无论是摩顿的考虑还是迪伯或彼得斯的例子，都具有意义。南方的医院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医护人员受到很大的限制，白人护士不能触碰黑人病患，黑人医生绝对不可以与白人医生平起平坐，或共同进行研究计划，黑人医护人员亦震慑于白人医生的权威。但在“塔斯克基研究”中，黑人医生不仅与白人医生一起讨论研究计划进行的方式和采样的结果，甚至实际参与撰述研究报告。再者，“塔斯克基研究”是由联邦公共卫生署主导，与地方政府、卫生单位合作的研究计划，黑人医界除在其中有专业上的表现外，也可使自身的参与被视为突破种族歧视藩篱的象征。(81)在这种情况下，当公共卫生署向塔斯克基学院提出合作计划时，黑人医护人员没有理由拒绝，或许还会觉得能够参加这一实践计划是莫大的荣耀。(82)显然，塔斯克基学院、黑人医护人员对参与“塔斯克基研究”，也是有所期待的。
四、华盛顿以降种族合作传统的影响
尽管“塔斯克基研究”的出发点和执行方面确有许多值得争议之处，但黑人社会的参与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梅肯县的居民和黑人医护人员对之都有所期待。归根究底，这种期待是延续黑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推动“黑人健康周”(Negro Health Week)的传统精神。(83)
华盛顿之所以推动“黑人健康周”，除了自我教育的意义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目的。黑人领导者深知，疾病防治需要跨种族的合作，教育倡导卫生习惯养成、推动公共卫生立法、协助病患家属、研发疾病治疗法、改善大环境的社会与经济等面向，齐头并进。但是黑人社会囿于经费和能力，只能将工作定位在教育与宣传上。因此，他们倾向于将医疗问题交由专家或政府接手，以便有效率地控制全局。(84)于是，华盛顿、摩顿等人争取机会，呼吁美国社会和政府重视黑人健康与卫生需求，进而凸显美国社会不合理的种族隔离制度。1915年3月，华盛顿在“巴尔迪摩市黑人健康周”(Baltimore's Negro Health Week)的闭幕演说中，批评种族隔离不平等、不合乎公平正义原则，同时也是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唯独黑人无法受到适当的健康照顾，“黑人享受不到舒适的街道、清洁的水源、足够的路灯照明以及其他现代设施，这是不公平的，因为黑人也有缴税”。(85)“黑人健康周”可视为黑人运用组织的力量，将黑人居住的环境卫生、生活质量与国家政策挂钩，是将黑人需求纳入国家医疗照顾体系并争取医疗卫生照顾的具体行动。
华盛顿对于“黑人健康周”的期许，显示一个重要的讯息，即黑人的自我检讨以及与白人的合作，有助于突破种族藩篱。早在1895年9月18日亚特兰大市的“棉花州和国际展览会”(Cotto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Atlanta)的“亚特兰大妥协文”(Atlanta Compromise of 1895)中，这一想法即已显现。(86)史家总以“亚特兰大妥协文”批评华盛顿借由这场演说讨好北方的资本家、南方白人领袖，安抚黑人，以不争取投票权和默认种族隔离，换取黑人在南方社会有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华盛顿在“亚特兰大妥协文”中的另一个精神却往往被忽略，也就是他以合作面对种族议题。华盛顿深知，重建南方必须种族合作，北方的资本、白人的管理和黑人的劳力缺一不可，解决黑人问题就必须与白人合作，积极参与。(87)塔斯克基学院正是种族合作的最佳典范。华盛顿所倡议的目标正符合南方白人的看法，因此，他所经营的塔斯克基学院获得许多白人企业家的支持，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学校之一”。(88)
“黑人健康周”活动也具体表现了种族合作这一传统。它是在北方白人慈善家史托克斯(Anson Phelps Stokes)的500元赞助下才得以启动。“黑人健康周”的主题也是在顺势配合20世纪最初十年进步主义者的主张，争取政府对于黑人医疗照顾的重视。1915年华盛顿过世，摩顿接任塔斯克基学院校长一职，继续发扬华盛顿的理想，以跨种族的合作推动改善黑人生活的计划。(89)
不过，在摩顿的领导下，“黑人健康周”有了策略性的转变。摩顿深知，联邦政府希望黑人能留在南方，不要移居北方城市，于是他要求联邦政府全面考虑黑人的居住环境与质量，“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不是黑人或南方的问题，应该是全国性的问题”，他试图借由“黑人健康周”中的健康议题为引，突破种族隔离，改善黑人的处境。(90)因此，20世纪20年代“黑人健康周”的要求更着眼于政府的责任，强调公共卫生政策，主张以种族合作为主。摩顿深知仅靠民间社团的努力，对于改善黑人生活环境的成效有限，因此在推广“黑人健康周”的同时，也向州政府求援。1921年，摩顿邀请以争取卫生政策为主的、不分种族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参加在塔斯克基市举办的黑人年会，希望以跨种族的合作，推动改善黑人生活的计划，并在“弗吉尼亚黑人会社”(Negro Organization Society of Virginia)的演说中，倡议种族在公共卫生的议题上合作。(91)
20世纪30年代，黑人领袖在争取医疗照顾所实行的策略方面，也延续华盛顿、摩顿的精神，从种族融合的整体角度去考虑并采取行动。黑人领袖极力争取政府相关单位重视黑人的医疗照顾，他们大声疾呼：“照顾人民健康，政府责无旁贷”，“健康需求是公共事务，是管理公共卫生部门的责任，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92)并要求政府的卫生部门要晋用黑人。联邦政府也给了黑人一些正面的响应，譬如，在美国公共卫生署中设立了“黑人健康周办公室”(Office of Negro Health Work)，专门处理黑人健康、卫生方面的问题。
黑人民权运动者伯格斯(Grace Lee Boggs)指出，20世纪60年代之前属于在种族融合为前提下争取改善黑人处境的阶段。(93)“塔斯克基研究”之例就是最好的证明。与其说黑人医护人员顺从，不如说是华盛顿以降黑人社会以参与合作，作为向白人社会争取黑人权益的必要条件，也是摩顿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初衷。黑人社会对于“塔斯克基研究”是有所图的，只是可怕的结果却是始料未及。
后世对于“塔斯克基研究”的影响毁誉参半。1990年9月，贝特斯(Karen Grisby Bates)以“塔斯克基研究”为例，质疑艾滋病是否也是一个阴谋，旨在散布让黑人致死的疾病，以达到黑人种族灭绝的目的。(94)显然，“塔斯克基研究”的阴影不仅崩解黑人社会对美国公共医疗系统的信任，也成为黑人拒绝在艾滋病议题上与联邦政府合作的理由，严重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行。这也是1997年5月克林顿总统不得不代表联邦政府发表正式道歉演说的原因之一。
不过，从人体实验医学发展的角度而言，“塔斯克基研究”唤起联邦政府对于规范医学上人体实验的重视。在格雷律师为“塔斯克基研究”诉讼案进行法律辩论的同时，参议员肯尼迪(Ted Kennedy)举行听证会，推动制定人体实验的法律规范。1974年，“国家研究法案”(National Research Act of 1974)出炉，设置“保护参与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的人体试验对象全国审查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 Research)，要求凡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研究计划，都必须通过内部审查委员会(Internal Review Boards)的审查，避免类似“塔斯克基研究”的事件再次发生。该委员会也在1979年提出《贝尔蒙特报告》(Belmont Report)，进一步规范人体实验的审查机制。自1981年起，任何医学及行为科学的研究都必须获得相关单位的核准，以证明其是合乎道德的研究。专业医学杂志或期刊不会刊登任何一篇未经核准的医学研究报告。联邦政府也在塔斯克基大学成立“塔斯克基大学生物伦理研究与健康照顾国家中心”(Tuskegee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Bio-ethics in Research and Health Care)，专门负责黑人医疗照顾的研究。这些影响深远的医学实验规范，都是梅肯县黑人病患牺牲生命换取而来的。
五、结论
无论在目标、程序、科学判断还是医学道德上，“塔斯克基研究”都引起很多争议，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盘尼西林成为梅毒特效药之后，该研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受到更多质疑和抨击。“罗氏实验计划”的结论确认，在偏远地区进行大规模梅毒治疗是可行的，(95)克拉克在研拟“塔斯克基研究”时，确实也依循了“罗氏实验计划”的精神，检验与治疗并行。但是，当汪达理贺接手继续执行“塔斯克基研究”后，这些参与研究计划的黑人梅毒病患变成了实验品，注定了悲剧性的结果。
本文根据“罗氏实验计划”、《哈瑞斯备忘录》、黑人社会的需求和黑人医护人员的考虑，证明黑人在“塔斯克基研究”初期之所以积极参与，是有所期盼的。他们认为，如果要得到专业的医疗照顾，只有参与和合作一途。梅肯县黑人梅毒病患和医护人员将这一期盼错误地寄托在“塔斯克基研究”之上，也造成参与该研究的黑人无止境的痛楚。
20世纪40年代初期，“塔斯克基研究”已经呈现停滞的状况，参与人数并没有很大变动，该计划也成为公共卫生署派遣资浅医生实习的场所。研究进行期间，不仅主管单位公共卫生署的人事异动频繁，实际参与医疗检查作业的黑人或白人医护人员更是年年变动。因此，对“塔斯克基研究”所作的学术探讨，也较少关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时段。不过，受妇女研究的影响，作为唯一全程参与“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女性公卫护士，芮佛丝成为史家视为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1958年4月，芮佛丝因为在梅肯县25年性病防治工作中的杰出表现而获奖。在“塔斯克基研究”这一有严重争议的种族医疗个案中，一个黑人女性公卫护士到底扮演何种角色，特别是她如何满足同胞医疗照顾的需求，并在种族、性别歧异、职场伦理等问题上求得平衡，应该受到史家更多的注意。
附文：绝密：美曾斥巨资制造艾滋病病毒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的报告，在美国全部的爱滋病患者中，非洲裔美国人的碧绿高达38%。此外，非洲国家的爱滋病患者也多达数百万人，其中一些国家甚至举国流行爱滋病，成为“诅咒之地”。图为一些试图逃离她们灾难深重的故乡的非洲妇女。
大洋网讯 据广州日报报道，美国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律师日前透露说，美国政府在1964年到1978年间曾执行过一份绝密的病毒研制计划，该项耗资5.5亿美元的计划制造出令人不寒而栗的艾滋病病毒。
计划旨在实施种族灭绝
这位名叫博伊德·格雷维兹的律师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他花了10年时间对美国政府的病毒研制计划进行调查。他指责说，这项计划旨在实施种族灭绝，在于消灭世界各地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格雷维兹声称，他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美国当局当年曾试图通过制造并散播绝密生物病毒的方式，最终达到减少世界少数族裔人口的目的。
格雷维兹展示一份“特别病毒生产过程图解”，披露了这一能够完全破坏人的免疫系统的爱滋病病毒的生产流程。
格雷维兹坚持认为，艾滋病病毒正是该项病毒研制计划的重要成果，美国政府在这份极度秘密的“特别病毒计划”中充当了主要角色。
格雷维兹前不久参加了全美范围的“黑非洲种族灭绝研讨会”。他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认为艾滋病病毒是阴谋的产物，它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格雷维兹
公布两大证据
格雷维兹认为，艾滋病其实是美国最为重要的生化武器之一。格雷维兹已经向加州圣迭戈地区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对“特别病毒计划”展开深入调查。据称，格雷维兹向法庭披露了两个令人震惊的证据。
其一，格雷维兹披露了一份“特别病毒生产过程图解”，详细地展示了这一能够完全破坏人的免疫系统的艾滋病病毒的生产流程。
其二，格雷维兹公布了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人造病毒的照片。据分析，该病毒的内部结构与艾滋病病毒完全吻合。然而，艾滋病病毒被公开发现还是14年后的事情。
此外，格雷维兹还展示了一些前美国政府高官和研究机构领袖级人物的证词。
美卫生部曾实施梅毒计划
格雷维兹还表示，早在1932年时，美国卫生部就曾开始实施惨绝人寰的“塔斯克基计划”。
据报道，1932年至1972年间，美国卫生部为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影响，以免费治病和提供食品为诱饵，指使塔斯克基医学研究所对阿拉巴马州的600名黑人患者进行一项秘密人体试验。在隐瞒真相和故意不给患者治疗的情况下，试验进行了长达40年时间，直到1972年丑闻败露后，政府才停止这项试验。而这时，已有至少28人死于梅毒，100多人死于梅毒并发症，还有40多名患者的妻子和19名婴儿感染了梅毒。直到1997年美国政府才向几名幸存者作出道歉，承认这是可耻的“种族歧视”。
【注释】：
①Jean Heller, "Syphilis Victims in U.S. Study Went Untreated for 40 Years: Syphilis Victims Got No Therapy,"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72, pp. 1, 8.
②该案从未开庭，1974年12月实现庭外和解。联邦政府同意赔付一千万美元作为补偿金，参加实验组且仍幸存者，每人获得37500美元;实验组每位参与者的遗眷获得15000美元;控制组的当事者每人获得16000美元;控制组的遗眷获得5000美元。除金钱补偿外，相关医疗费用和丧葬费也由政府负责。
③Fred D. Gray,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The Real Story and Beyond, Montgomery, AL.: New South Books, 1998, pp. 80-99.
④Fred D. Gray,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The Real Story and Beyond.
⑤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p. 14.
⑥Susan L. Smith, "Neither Victim nor Villain: Eunice Rivers and Public Health Work,"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p. 348-364.
⑦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Susan M.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pp. 5, 187, 203.
⑧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Dr. Jay Katz, Box 5, Folder 18, Nova—Tuskegee SR 47, 48, Dr. Jay Katz Interview, in D. Chandler, C. Ferguson and A. Williams, eds., Papers of the USPHS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 in Macon County, Alabama(以下简称为USPHS-TU), pp. 9-10.
⑨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Dr. Sencer, Box 5, Folder 20, Nova—Tuskegee SR 51, 52, Dr. Sencer Interview w/Strait, USPHS-TU, pp. 2, 3, 4, 22; 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 219.
⑩M33-23-Report on Macon County Demo(By Charles S. Johnson),in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 Document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1921-1973(以下简称为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37, U. 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Bethesda, Maryland.
(11)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54.
(12)密西西比州瓦赛尔曼调查是公共卫生署针对密西西比州的得雷塔和潘恩土地公司(Delta and Pine Land Company, Bolivar County)2000名黑人员工进行的梅毒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四分之一的受测者罹患梅毒。
(13)M33-9-Letters, Michael M. Davis to Cumming on Authority of Funds for VD Control Projects & Letter of Response(November 30, 1929),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17.
(14)M17-5-Investment in People—The Story of the Julius Rosenwald Fund, Chap. 5,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70, p.108.
(15)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59; M12-4-Gill, Syphilis in the Rural Negro-Results of a Study in Alabama, 1931, TSSAAP, Series Ⅲ, Box 2，Folder 65.六个实验地分别为：Scott County, Mississippi; Tipton County, Tennessee; Glynn County, Georgia; Macon County, Alabama; Pitt County, North Carolina; Albemarle County, Virginia.其中只有梅肯县的计划没有受到罗氏基金会停止奥援的影响，继续进行达40年之久。
(16)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67.
(17)Wyndham D. Miles, ed., Wyndham Miles NIH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Box 3, Folder 18-19, John Heller, NCI(transcript), October 26, 1964,p.6.
(18)"H. L. Harris's Memo to Michael M. Davis," May 13, 1930,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Division of Venereal Diseases, Records Group 90(1918-1936),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National Record Center, Suitland, MD(以下简称USPHSNA),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M33-6-Memo & Attachments from H. L. Harris 1930,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21.
(19)"H. L. Harris's Memo to Michael M. Davis," May 13, 1930, USPHS-NA, 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20)"Oliver Clarence Wenger to T. Clark," May 17, 1930, USPHS-NA, Box 239, Folder2, Macon County.
(21)"H. L. Harris's Memo to Michael M. Davis," October 1, 1931, USPHS-NA.
(22)Charles S. Johnson, Shadow of the Pla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23)M33-12-Letters, T. Clark to Michael M. Davis, Michael M. Davis to Rosenwald, 1930,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22; M33-14-Letters, Clark to Michael M. Davis on Estimates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Syphilis Control Projects in Alabama, Miss., etc., 1932-1933,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33; Michael M. Davis to Dr. Cumming, 1934,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34; M33-11-Letters, T. Clark to Michael M. Davis on Cooperative Syphilis Control Demonstration, Enclosure Field Form, 1939, TSSAAP, Series Ⅲ, Box 2，Folder 35.克拉克对董事会的决定表示失望，曾经私下劝说戴维斯缩减罗氏基金会对教育的补助，转而支持医疗照顾相关计划。
(24)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 99; M12-2-Oliver Clarence Wenger & Ricks, The Public Health Aspects of Syphilis in the Negro Race in Certain Southern States, 1931, TSSAAP, Series Ⅲ, Box2, Folder 64.
(25)"Raymond A. Vonderlehr to T. Clark," April 8,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2, Macon County.
(26)Molly Ladd-Taylor, Mother-Work: Women, Child Welfare, and the State, 1890-193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 2.
(27)Margaret Humphreys, Yellow Fever and the South,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Duffy, "Social Impact of Diseas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Judith W. Leavitt and Ronald L. Numbers, eds., Sickness and Health in America: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 414-421; John H. Ellis, Yellow Fever 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New South,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2, p. 166; Edward H. Beardsley, A History of Neglect: Health Care for Blacks and Mill Work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uth,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7; Eugene Kinckle Jones, "The Negro's Struggle for Health," in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3, p. 72; 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35.
(28)Thomas Parran, Shadow on the Land: Syphilis,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37,p.83.
(29)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64.
(30)M25-16-Discussion of Treatment of Late Syphilis,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39.根据该数据显示，1930年4月1日至1931年8月31日，使用新砷凡纳明共5588颗，含水银药剂共74271剂，其他相关治疗擦剂有9000多支。
(31)Charles S. Johnson, Shadow o f the Plantation, pp. 202-205.
(32)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Herman Shaw, Box 5, Folder 19, Nova—Tuskegee SR17, Herman Shaw Interview, USPHS-TU, pp. 36-38.
(33)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 66.
(34)W. E. B. Du Bois,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7, pp. 113-114, 162.
(35)Barbara Bates, Bargaining for Life: Social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1876-1938,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2, p. 293.
(36)Barbara Bates, Bargaining for Life: Social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1876-1938;Sheila M. Rothman,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Death: Tuberculosis and the Social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American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Georgina D. Feldberg, Disease and Class: Tuberculosi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North American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2.
(37)Susan M.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p.33.
(38)Eugene P. Link, "The Civic Rights Activities of Three Great Negro Physicians(1840-1940),"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52, no.3(July 1969), p.177; Vanessa Northington Gamble, "Under the Shadow of Tuskegee: African Americans and Health Care,"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p. 432-433;Gladys-Marie Fry, Night Riders in Black Folk History,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4, p. 171.
(39)D. C. Humphrey, "Dissection and Discriminati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Cadavers in America, 1760-1915,"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vol.49, no. 9, 1973, pp. 822-823.
(40)Stewart Culin, "Concerning Negro Sorc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3, no.11,(October-December 1890), p.285.
(41)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Stanley Schuman, Box 5, Folder 17, Nova—Tuskegee SR32, Stanley Schuman Interview, USPHS-TU, p. 30; 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Herman Shaw, Box 5, Folder 19, Nova—Tuskegee SR 17, Herman Shaw Interview, USPHS-TU, pp. 10-11.
(42)Thomas Parran, Shadow on the Land: Syphilis, pp. 164-165.
(43)Thomas Monroe Campbell, The Movable School Goes to the Negro Farmer, New York: Arno Press, 1969, pp. 118, 121, 126, 145; Hildrus A. Poindexter, "Special Health Problems of Negroes in Rural Areas,"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vol. 6, no. 3(July 1937), pp. 400, 403, 412.
(44)Ruth Edmonds Hill, ed., The Black Women Oral History Project, vol. 10, Eunice Rivers Laurie, Interview, Westport, CT: Meckler, 1991, p. 234.
(45)T. Clark, The Control of Syphilis in Southern Rural Areas: A Study, Chicago: Julius Rosenwald Fund, 1932, pp. 24-26, 36.
(46)"Raymond A. Vonderlehr to T. Clark," January 28,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47)Charles S. Johnson, Shadow of the Plantation, p. 202.
(48)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p. 5-6.
(49)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Charles Pollard, Box 5, Folder 15, Nova—Tuskegee SR8, Charles Pollard Interview, USPHS-TU, pp. 4-5,6.
(50)"R. A. Vonderlehr to Taliaferro Clark," April 8,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2, Macon County.
(51)"Raymond A. Vonderlehr to T. Clark," January 28,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Raymond A. Vonderlehr to T. Clark," January 22,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52)"‘Patient X,’ Auburn, Alabama, to the PHS," June 4,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3, Macon County; "Raymond A. Vonderlehr to Patient X," June 7,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3, Macon County.
(53)"Raymond A. Vonderlehr to John R. Heller, Jr.," February 13, 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 Macon County.
(54)"Norris to Russell," March 18, 1938, Box 7, Folder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37 and 1938, CDC-GA,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58.
(55)原为琼斯访问芮佛丝的录音资料，琼斯并没有公开该项资料。引自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165.
(56)医生苏曼在口述历史中表示并不记得有任何个案因为得了坏血病而要求治疗。黑人关切坏血病是他们认为坏血病可能造成性无能，而非担心坏血病对生命的威胁。他们相信透过补充铁剂有助于增加性能力，所以他们期望透过验血获得铁剂。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Herman Shaw, Box 5, Folder 19, Nova—Tuskegee SR 17, Herman Shaw Interview, USPHS-TU, p.36; 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Charles Pollard, Box 5, Folder15, Nova—Tuskegee SR 8, Charles Pollard Interview, USPHS-TU, p.4.
(57)在公共卫生署的医生、塔斯克基的卫生官员和州县的地方卫生官员的信件往返中都可以看出，即使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在这个计划进行的第一年，或多或少都有提供治疗。可参考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USPHSNA档案.
(58)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112; Susan L. Smith, "Neither Victim nor Villain: Eunice Rivers and Public Health Work," pp. 348-364.
(59)Susan M.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p.116.
(60)Thomas W. Murrell, "Syphilis in the Negro: Its Bearing on the Race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Dermatology and Genito-Urinary Diseases, vol. 10(August1906), p. 307.
(61)James T. Wooten, "Survivor of '32 Syphilis Study Recalls a Diagnosis," New York Times, July 27, 1972, p.18.
(62)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Charles Pollard, Box 5, Folder 15, Nova—Tuskegee SR8，Charles Pollard Interview, USPHS-TU, pp. 10-11, 22, 27.根据萧敖记忆所及，检查的项目有眼科检查、血压、抽血，他并没有到过医院进行检查，约每四年一次。最后一次例行性的检查包括牙齿、眼睛、神经系统和骨骼。
(63)M33-23-Report on Macon County Demo(By Charles S. Johnson), TSSAAP, SeriesⅢ, Box 2，Folder 37.
(64)Charles S. Johnson, Shadow of the Plantation, pp. 201-203.
(65)Harold Edgar, "Outside the Community," Hastings Center Report, vol. 22, no. 6(November/December 1992), pp. 32-35.
(66)Austin V. Deibert and Martha C. Bruyere,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Male Negro: Ⅲ. Ev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bnormal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Morbidity," Journal of Venereal Disease Information, vol.27(December 1946), p. 303; Pasquale J. Pesare, Theodore J. Bauer and Geraldine A. Gleeson,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Male Negro: Observation of Abnormalities Over Sixteen Years," American Journal of Syphilis, Gonorrhea, and Venereal Diseases, vol. 34, no. 3(May 1950), pp. 201-213; Stanley H. Schuman et al.,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Male Negro: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tatus of Patients in the Tuskegee Study,"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s, vol. 2, no. 5(November 1955), p. 544.
(67)Stanley H. Schuman et al.,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Male Negro: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tatus of Patients in the Tuskegee Study," pp. 546-547.
(68)M59-4 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DHEW, Office of the Secretary—Charge One Subcommittee—Tuskegee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interviews), February 3, 1973, TSSAAP, Series Ⅱ, Box 2, Folder 14∶67, 108-109.
(69)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 100.
(70)M33-5-Memo, T. Clark to Dr. Michael M. Davis on Oliver Clarence Wenger's Interview with Dr. Moton, 1930,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20; Susan M.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p. 97; Allan M. Brandt, "Racism and Research: The Case of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 24.
(71)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208.
(72)"H. S. Cumming to Dr. R. R. Moton," September 20, 1932,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 77.
(73)M33-5-Memo, T. Clark to Dr. Michael M. Davis on Oliver Clarence Wenger's Interview with Dr. R. R. Moton, 1930,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20.
(74)James Goodman, Stories of Scottsboro,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p.264.
(75)M59-4-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DHEW, Office of the Secretary—Charge One Subcommittee—Tuskegee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interviews), February 3, 1973, TSSAAP, Series Ⅱ, Box 2, Folder 14, p.32; "H. S. Cumming to Doctor R. R. Moton," September 20, 1932, TSSAAP, Series Ⅱ, Box 1, Folder 42; "Eugene H. Dibble, Jr. to R. R. Moton," September 20, 1932, TSSAAP, Series Ⅱ, Box 1, Folder 42.
(76)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p. 74, 76.
(77)Herbert M. Morais, The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Medicine, New York: Publishers, 1968, pp. 98-101.以“全国医学会”(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为例，他们就是因为白人医学组织“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拒绝黑人参与之后，自行组织成立了这个完全由黑人成员构成的医学学会。
(78)"Raymond A. Vonderlehr to Jerome J. Peters," February 27, 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 Macon County; "Raymond A. Vonderlehr to Joseph Earle Moore," February 27, 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Macon County; "Joseph Earle Moore to Raymond A. Vonderlehr," February 28, 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 Macon County; "Jerome J. Peters to Raymond A. Vonderlehr," March 4,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 Macon County.
(79)"Oliver Clarence Wenger to Raymond A. Vonderlehr," August 5,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 3, Macon County.
(80)M59-4-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DHEW, Office of the Secretary—Charge One Subcommittee—Tuskegee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interviews), February 23, 1973, TSSAAP, Series Ⅲ, Box 2，Folder 14, pp.8, 20-21.但威廉士显然对于“塔斯克基计划”的真相并不知情，1973年他在听证会上指称他认为这是一个服务团队，协助该地区的人民，“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研究计划”(p. 25)。
(81)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p. 74, 76, 102, 281-282; E. Gurney Clark and Niels Danbolt, "The Oslo Study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Untreated Syphilis,"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 vol.2, no.3(September 1955), p.343.
(82)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Dr. Vanessa Gamble, Nova—Tuskegee SR 34-37, Dr. Vanessa Gamble Interview, Box 5, Folder 7, USPHS-TU, p.25.
(83)“黑人健康周”原是弗吉尼亚州理奇蒙黑人社(Negro Organization Society of Richmond, Virginia)在1913年首先倡议的，每年春天选定一周进行全小区大扫除，每户黑人家庭都要清洁自家及周围环境。华盛顿将这个理念扩大为“黑人健康周”，并与清洁运动、提供健康与卫生相关课程、免费健康检查等活动相结合。
(84)Michael E. Teller, The Tuberculosis Movement: A Publ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p. 53.
(85)Louis R. Harlan, Booker T. Washington: The Wizard of Tuskegee, 1901-19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25, 427.
(86)Booker T. Washington, "The Standard Printed Version of the Atlanta Exposition Address, Atlanta, September 18, 1895," in Louis R. Harlan, ed., The Booker T. Washington Papers, vol.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pp. 583-587;Louis R. Harlan, Booker T. Washington: The Making of a Black Leader, 1856-19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16-219.
(87)Booker T. Washington, Up from Slav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4.
(88)Robert J. Norrell, Reaping the Whirlwi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uskege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pp. 25-26.
(89)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 46.
(90)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 102; Thomas Monroe Campbell, The Movable School Goes to the Negro Farmer, pp. 110, 153.
(91)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 41.
(92)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 46.
(93)Grace Lee Boggs, "The Black Revolution in America," in Toni Cade, ed., 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0, p. 213.
(94)Karen Grigsby Bates, "Is It Genocide?" Essence, vol.21, no.5(September 1990), p. 76.
(95)M25-18-Results of Rosenwald Demonstrations, 1935, TSSAAP, Series III, Box 2, Folder 41.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