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演变与经济金融化的严重后果

新自由主义的演变与经济金融化的严重后果

胡安·路易斯·贝特雷切 魏文编译

新自由主义发展一种集中于金融资本新的“资本积累”。这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向我们描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职能和它在发展生产力当中的集中表现，也不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福特主义”（Fordism，最早起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他使用“福特主义”描述一种基于美国方式新的工业生产模式，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的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译者注）和“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译者注），而是一种集中在技术和破坏力量上的积累。这涉及一场真正的反对地球和它的居民的毁灭性战争。

必须记住，新自由主义按其实用主义内容和方针的某些重要区别可以被分成一些阶段。在最近45年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中这些阶段一直在变化。对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来说，这成为介绍其特性的困难之一。但是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做到准确地提出“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1947年由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克·米塞斯创立和培勒林山学会完成的，历时到60年代末。在那里建议通过个人的企业完全自由推动人的福利，确定了一个以私人所有产权、有力的自由市场和贸易自由为特点的机构构架。在瑞士的一个海滩参加那次创立新自由主义会议的还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他成为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的领导人。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作用应当是推动这些实践的发展，甚至是在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照顾、社会保险或环境的污染等。在那里必须强制实行新自由主义。这些意图一直保持到现在，成为新自由主义基本的纲领性内容。但是在它创立时和直到70年代，新自由主义曾是一种几乎未被知晓的经济思潮。

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盟出现危机的时候，该联盟曾导致战后在50和60年代的高经济增长率。60年代末，这种自由主义开始逐渐崩溃。在所有的地方一场严重的“资本积累的危机”征兆已经变得明显。直到这时新自由主义曾保持在政治和学术上有影响的形象。由于 1974年和1976年先后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开始赢得代表性。实际上这并不是原来诺贝尔奖的一部分，而是由瑞典银行利用原来诺贝尔奖的威望以“诺贝尔荣誉”设立的经济学奖。这种奖励与在智利发生军事政变（1973年）和在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1976年）的时间相吻合，在这两个国家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或没有与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谈判，两国人民遭到军事独裁政权的血腥镇压。特别是在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强加于人的时候，被证实它在恢复资本的阶级权力上是有效的，以劳动者的代价提高了企业家收入的比例。于是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扩散到整个拉美大陆，随后扩散到整个“第三世界”。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后来它扩散渗透到私人“研究所”和新自由主义智库的大学，1982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对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除。1984年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为墨西哥的外债重新提供资金，代价是墨西哥在它的国家经济中实行深刻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利用“第三世界”的高利贷债务作为桥梁，将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强加给与它合作的政府，没有遇到抵抗。尽管晚一些时候曾经部分地揭露美国的这项战略，但在世界上20世纪“左派”的思潮对新自由主义攻势的整个规模的理解是滞后的。国际的斯大林主义和它的盟友用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回答这种粗暴的攻势——1955年开始——保持到1984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向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让步，直到走上这条道路，没有对新自由主义进行限制。

新自由主义的第四个阶段集中在经济的世界金融化，开始受到艾伦·格林斯潘领导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指引。1987年在里根政府时期格林斯潘被保罗·沃尔克取代。沃尔克继续深入实施新自由主义，直到2006年1月格林斯潘一直待在美联储，与美国当局一起推行新自由主义，得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支持，使新自由主义的内容发生急剧的变化。

在那些年代，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对“泡沫”的干预是决定性的。从1995年到1999年年中在美国保持不提高利率，而是求助于华尔街的投资者注入贷款以便克服金融不稳定的任何迹象。为了抵消美元的升值和对克林顿政府预算的限制，美联储向企业和家庭提供信贷，以便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奢侈品的需求。这就是人们熟知的“财富效应”，在90年代的整个后半期表现为股票交易的上升。从此在股票交易所开始了严重的“证券交易泡沫”，在短期内的结果是，2000年Puntocom的企业股票市值蒸发了90%，出现一股破产的潮流—安然公司、世界电讯公司、威望迪环球公司等相继破产。

这种泡沫并非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后果，而是格林斯潘有意而为之。1998年他向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证词证实了这一点。到90年代末，当股票交易泡沫接近极盛的时候，“房地产泡沫”开始向金融部门提供另外一个过大的操作领域，对用美联储向国际市场提供的大量虚拟资本进行投机有了多种机会，以便谋取巨额利润。

与此同时，从克林顿政府和它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来自戈德曼·萨奇斯金融冒险的核心机构——强制推行对银行广泛解除调控，允许“综合的金融超市”（控股公司）可以将直到当时商业银行分离的任务与投资银行、保险的任务结合起来，大幅度提高它们的利润，废除1933年把这些银行的任务分开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已经证实控股公司的操作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主要的罪魁祸首。

新的货币资本主义

2001年公司会计操纵的丑闻也开始成倍增加——为了吹胀股票的交易——与审计的公司和交易的银行合谋。这表明虚拟资本的泡沫在其内部总是输送欺诈和投机性的诈骗。在那个时候这意味着5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在格林斯潘第二个泡沫的中期，陷入了2007——2008年的世界经济停滞。此前金融资本的世界化和统治地位扩大了，这场危机之后更猛烈地继续扩大。在那些年里欧洲变成经济金融化的一个“佣人”。

2008年为了应对已经扩散到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美联储提出它的“量化宽松”政策，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发行了6000亿美元——对这次发行美联储只花了印刷票子的成本——因为美元有其优点，仍是国际的货币。这次发行美元是为了购买公共债券，将钱交给大公司支配，不收利息或是负利率，目的是让它们在世界的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而不受控制。

但是这只是被称为“量化宽松”政策委婉说法的最小部分。同时这满足了投机的金融公司和基金最急迫的需要，美联储总计秘密地印刷了16万亿美元的钞票，目的是在危机完全顶盛的时期在美国和欧洲的大银行之间瓜分。

总的来说，数量最多的贷款给了数量很少的机构。在三年的时间里，花旗银行集团要求的贷款总额达到2.5万亿美元；摩根士丹利集团要求贷款2万亿美元；美林证券（后被美国银行收购）收到1.9万亿美元的贷款，另外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和英格兰银行、苏格兰的皇家银行（英国）、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瑞士的瑞银集团和瑞士信贷集团、法国巴黎银行和兴业银行、比利时的德克夏集团等也收到美国的贷款。尽管没有国会和总统的授权，美联储的贷款是被禁止的。此外，这帮助拯救了破产的企业如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购买了没有任何价值的次级抵押贷款。与此同时，在欧洲推动财政调整，以便让危机的所有代价都落到居民的头上。这主要说的是世界经济的金融化。

由于经济的金融化，新自由主义集中于货币资本的积累。这种货币资本在新的公司里服从于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而此前是一个将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利益统一起来的破产和兼并的进程。戴维·哈维所指出，新自由主义表明公司在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已经成为中心，而不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如同商品的价格只有在这些商品的流动中实现。“总之，新的自由化已经意味着一切事物的金融化。这加强了金融对其余所有的经济领域的统治，以及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无疑这产生了权力从生产向金融界的转移”。

获取利益的资本拜物教

经济的金融化只不过是产生利益的资本拜物教。从70年代初之后的几十年利润率的下降使得资本在工业或农业生产之外寻求荒谬的能够导致获得剩余价值的捷径。但是剩余价值只能来自资本改造成为生产手段的能力，以这种方式经常动员没有支付的劳动，将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过程变成为它的占有者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相关支付的劳动就不存在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之前，就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评的基本因素》断定：“然而利息本身已经意味着资本像剩余价值一样来自生产，因为利息本身仅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

不是马克思发现了利息只是总利润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自己对此做出了决定：在18世纪中期首先是约瑟夫·梅西（？——1784），之后是戴维·休姆（1711——1776）。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这个观念做了更清楚的叙述：“在来自利息的资本中资本的关系达到它出让最多和最受盲目崇拜的形式”。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任何借出的资本不论它的形式如何和想让人如何归还，从它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来说，永远只是金钱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就是说，所有成为贷款的资本的形式都来自金钱的资本。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金钱的形式是可以消失的，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阶段。相反，在金钱市场上资本永远以这种形式存在。

在其余的商品情况下，在到达它最终的所有者手里的时候，消费它的使用价值，由此商品的物质消失，有了这种物质就是有商品的价值。相反，资本商品有其特性，从消费它的使用价值的功能来说，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仅保留，而且还增加了。以这种方式形成金钱资本的拜物教：由此出现了“钱生钱”。

“在来自利息的资本当中完成了资本主义迷信物的想法，这个想法归因于劳动积累的产品，因为作为补充资金确定了产生剩余价值的力量，具有神秘的和先天品质的功能，作为一种纯粹的自动装置，处于精确的渐进过程中，这样，这种劳动积累的产品已经从很久以前就使世界所有的财富打了折扣，永久属于它，因为权利而属于它”。

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曾经对将全部资本变成金钱资本的荒谬主张发出警告，废除购买生产资料和为生产资料定价的资本家的干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这包含着更多的不明智，资本可能产生一种利息而不是作为生产资本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会继续它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进程。”

这里马克思对这种性质的胡乱言行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发出了警告：“如果资本家不成比例地提高一部分（金额），将其资本变成金钱资本，那后果将是金钱资本的巨大贬值和利率的大幅度下降；许多资本家可能立即没有可能靠他们的利息生活……”

尽管这可能推迟—如同实际上正在实现的那样—从2008年通过尖端的金融操纵和一波新的金融证券投资，目的不仅是在全球化中出现的世界市场上将更多被搅乱的金融产品相互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所谓金融服务的爆发，这些金融服务的基础是信贷衍生品工具的名称化和可以想象的花样繁多的操作，这些操作将赌注下在商品未来的交易上。与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从负面进行干预，操纵原料市场—特别是矿产品市场—和农产品特别是谷物市场，甚至影响保险市场的稳定等。尤其是它们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代表着一种打破缺口的威胁，今天的资本是不可预测的。

谈到1847—1848年英国的危机时，马克思认为对于用于投机的金钱资本积累的价值直接符合现实资本（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缩小的金钱价值。“资本的价值以一种方式增加，因为它以另一种方式缩小资本的价值”。

下滑中的美国经济是现在这个所谓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最为突出的例子。美国在全球的意图是将它的权力集中在统治国际的金融资本，已经让它的经济进入持续停滞状态—正如它主要的当事者之一劳伦斯·萨默斯所说的—在华尔街交易新的泡沫中间，美国的实体经济发现它已经全面衰落。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参与度将已经从1980年的23%下降到2021年不到15%，这使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逆转和不可避免的过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算从1975年以来没有积极的结果。在乔治·M.布什政府的第二个任期（2005——2008），美国的贸易赤字每年超过8000亿美元。在那个时期在世界市场上美国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到8%，只是1950年比例的一半。2016年的数据表明这个比例仍在继续下降。今年7月29日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突出介绍劳动市场的情况：最近15年美国近6万个工厂被关闭，失去了480多万个工业就业岗位。从1980年起，在每次衰退之后随之而来的复苏越来越弱。从1982—1989年增长4.5%下降到1991—1998年增长4.2%，2001—2007年增长2.8%，2007—2008年只增长2.1%。美国具有进攻性的金融自由化将美国引向实体经济的公开衰落，它被掩盖在被捆绑在虚拟资本市场骗人的操作之下。

新自由主义：反对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物质条件”的金融化

对马克思来说，英国征服印度有一个双重的目标：“一方面，英国在印度必须履行一个双重的破坏性使命，另一方面履行使印度再生的使命。它必须破坏这个古老的亚洲社会，为西方社会在亚洲奠定物质基础”。在提到“西方社会”时，他所指的是在西方最先进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

马克思向我们解释：“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斯克人和蒙古人连续地征服了印度，他们迅速地被印度化了。根据历史上不变的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是被他们统治的人民的高级文明征服的。英国人是第一批印度高级文明的征服者，因此结果他们对印度文明的征服是是不受损害的。英国人在瓦解土著的社区时破坏了印度的文明，完全毁灭了土著的工业，破坏了土著社会所有伟大和高尚的东西。在印度英国统治的历史页面几乎只提供了多于破坏的某种东西。在大量严重的毁灭之后，可能突出它的使印度再生的工程，但是这项工程已经开始。”

对马克思来说，英国对印度的资产阶级殖民化和“资本的最高统治”可能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履行了一个“再生的”目标，因为“英国工业在印度——面积不小于欧洲的国家，领土有1.5亿英亩——的破坏后果是明显的和可怕的。从早到晚我们不应当忘记后果只不过是现在整个的生产系统有机的结果。这种生产依靠资本的最高统治。资产阶级的历史时期要求奠定一个新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发展世界的交流，其基础是人类的相互依附和进行这种交流的手段；另一方面，发展人的生产力，将物质的生产改造成为对自然力量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贸易将逐步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这些条件，如同地质的革命创造了地球的表面一样。”

马克思思考的“资产阶级的历史时期要求奠定一个新世界的物质基础”在19世纪是有效的，但是今天因为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积累新的方式，资产阶级现在的历史时期不再是奠定一个“新世界”的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在整个地球上已经被反对人的居住环境和人类本身的破坏力量加速发展的统治地位所取代。在商品的生产中科学和技术统治的唯一目标是将自然财富超级开发的利润最大化，而不考虑它对人类和地球的不祥后果。

这在所谓的“全球化”中有直接的反应，从根本上说这涉及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市场。本文不涉及这个问题，但是这里更清楚地表明新自由主义轻视人的生活，使对劳动的剥削倒退到19世纪所强加的条件下，如同戴维·哈维清楚地指出的那样。

新自由主义：发展破坏力量的扩张

新自由主义开发自然财富的新技术只是扩大破坏。在这方面本文举出在我们的大陆两个突出的例子：在矿业的开采中强加的露天开采方法是一项正常地产生所有类型的环境犯罪的技术，对自然和人带来不祥的后果。普遍采用受到转基因生物破坏的种子伴随越来越多的农用化学产品正在毒化水源、食品、农业用地和附近的居民。

对这两种模式可能还要加上诸多现在的技术，如在大洋（北冰洋或外海油田）开采石油采用的水力压裂技术等。最近几十年很多工业已经变成反对人类的一种破坏性的威胁，比如大部分药物。

尽管资产阶级的媒体谈论“矿山的事故”，2015年在拉丁美洲发生了两起已经证实是最大的环境犯罪。我们指的是在阿根廷圣胡安省维拉德罗矿的灾难和在巴西米拉斯杰拉斯萨马科公司一条阻挡污染的矿物废料的大堤破裂。

2015年9月12和13日，加拿大巴里克金矿公司在阿根廷维拉德罗的工厂泄露了100万公升氰化物溶液，污染了一个有五条河的流域，其中的布兰科河长320公里。这是对该省广大地区农业生产的打击，该地区通过来自安第斯山冰川的雪水灌溉生产粮食。水文地质学家罗伯特·莫兰说，“这次泄露的污染比氰化物更危险得多，毒性很大的重金属如铀、锌、砷、鋇、镉、铅或钴都溶入到氰化物溶液里”。

不到两个月之后，2015年11月5日巴西萨马科公司一条阻挡污染的矿物废料的大堤破裂。萨马科公司是一家由巴西瓦莱矿业公司和由澳大利亚与英国合资的必和必拓法公司组成的。这被认为是巴西历史上最大的矿业灾难。除了在矿山废液流经的路上本托·贡萨尔维斯村造成19人死亡，有毒的泥石流到达多塞河流域，它是巴西第三大水文流域，污染扩散，在米纳斯杰拉斯州和圣埃斯皮里托州的地区造成动物和植被死亡，那里是河流到大西洋的入海口，阿布罗洛斯国家海洋公园附近，那里的水域曾经有大片的珊瑚，具有南大西洋最广泛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在维拉德罗在这次灾难之前至少还有三次没有宣布的泄露，完全由于矿山完全保密而被掩盖下来，这对圣胡安省政府有利。2016年9月中旬又发生运输氰化物溶液的管道新的破裂。

关于萨马科公司的事件，今天通过一份独立的报告得知，该矿业公司从2009年就已经知道发生灾难的可能性，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当地的居民，那场灾难奔去了19人的性命。

不论是在阿根廷的维拉德罗，还是在巴西的萨马科，这些事件表明新的露天采矿技术在本大陆的扩散是一个由新自由主义加大发展破坏力量明显的事例。

“采矿活动的进步主张”

一般来说， 20世纪在我们的大陆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思潮大多数都轻视地球的环境问题，或是将其作为次要的问题对待。当它们在21世纪在某些国家上台执政时，在做出保障经济增长和在国外市场上有顺差的决定时，直接无视对环境破坏的后果，成为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的牺牲品。

这里只提到我们大陆的两个例子：巴西和阿根廷。没有深入谈到细节，但是事故确实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重复着。本大陆的矿业部门代表着世界矿业破坏性投资的三分之一。

在巴西“卢拉主义”在它的经济计划中通过“加速增长计划”推动劳动市场的扩张，将“凯恩斯主义”与建设公共工程——公路、桥梁、水电站等——和国家的服务——运输、港口、机场等——相结合，后两者注定要私有化，以便实现与“本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同时关于国际市场对国家的自然资源采纳新自由主义的“采矿活动”，大力扩大使用受到转基因生物破坏的种子，农业受到有毒农药的广泛污染。为了扩大畜牧业和露天采矿，加紧砍伐亚马孙的森林。为了开采铁矿、铝土矿、金矿和其他矿产，使用多种污染的化工产品。

对在巴西多种矿产的开采，我们不能不提及在这半年里加拉哈斯瓦莱铁矿联合企业的开张，它包括帕拉州的几个市，其意图是从2016年起每年开采2.3亿吨铁矿石，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瓦莱公司在那里占据数十万公顷国家的森林和土地，印第安人要求得到这些土地。在整个地区最糟糕的社会经济指数中突出的除了当地居民生活中的暴力之外，那里任何一个市人均收入都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水平。

卢拉推动的采矿活动导致工业生产和技术的后退。也就是说他试图实现“私有化的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混杂，结果是一场灾难。最后发生了一场美国造的 “机构政变”，现在实施由一伙腐败的议员和统治者领导的极端新自由主义的计划。

在阿根廷基什内尔（前总统）的发展主张被一条相似的道路取代。推动由新自由主义者卡洛斯·梅内姆（前总统）开始的与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联盟，以便将阿根廷成功种植小麦的大平原变成转基因种子和非常有害的除草剂实验场。上个世纪末本大陆原来的“左派”没有能够提出一项反对孟山都破坏性“新”技术的计划，这种“新”技术不仅在这个国家扩散，而且穿越边界扩散到了巴拉圭、乌拉圭和巴西，甚至传到了玻利维亚，被这些国家“进步的”政府热情地接受，做到组成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飞地”。在2014—2015年的收获季节，转基因作物产量超过1.6亿吨，远远高于美国生产的1.08亿吨。十家主要生产对生物有破坏性的种子和相联系的化学农用产品（除虫剂、除草剂和肥料）的公司—现在9家与拜尔公司和孟山都公司合并，它们控制着世界上转基因遗传机构70%的市场。这是大部分用于出口的生产，受国外市场—服从于金融市场的国际商品市场——的支配，而不是为了本国居民的粮食主权或他们的经济利益的需要。这是一个垄断的市场，享受法律和放纵的措施的优惠，在五个国家这对政府批准的生产与大豆类似的产品的垄断机构有利。

在美洲南锥体大豆公司与“进步的和发展主义的”政府保持关系，直到现在阻止广泛调查对人和环境毒害的任何意图，阻止民众保卫居民健康的大部分意图。但是，从巴西农牧渔业公司得知，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农用有毒产品的消费者。由于引入转基因大豆，使用对种植园和临近居民有毒的产品每年增加17.5%，大豆的生产每年增长1.9%。

面对20世纪的“左派”保卫环境和对“进步和和发展主张的”政府有所作为的幻想，在计划上存在缺陷，民众反对环境犯罪的反应出现严重的滞后。这有助于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一小批跨国公司围绕着种子建立了一个有爆炸性和残暴的公司包围圈，而种子是粮食生产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跨国公司将它限定在“新自由主义积累的格局”中，这威胁到大陆所有的生态系统和它的居民。

社会对露天采矿和它污染冰川的抵抗造成大规模的大陆冲突，他们反对矿业公司的成功是有意义的。现在阿根廷圣胡安省的污染不再是一个由加拿大巴里克金矿公司和省政府极力保守的秘密。在阿根廷采矿业经受着更坚定和明确的对抗计划。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巴斯瓜拉马（圣胡安省）计划的连续失败和法马蒂纳（拉里奥哈省）谷地四家矿业公司被赶走，这个国家成了反对破坏性的矿业计划的榜样。在毛里西奥·马克里政府上任后，矿业公司的攻势集中在门多萨省，那里仍然存在抵抗。抵抗活动从阿根廷传到智利在安第斯山区的边界计划，在秘鲁保卫水资源的组织力量更大。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矿业冲突观察机构”的地图和我们在2016年8月咨询更新后的数据基础，在那个时期本地区225项计划中发生了215起冲突。受到这些计划影响的社区达到327个。在冲突的总数中有6起是跨越国界的。让我们记住，在世界上这种破坏性的矿业投资有三分之二投到我们的大陆。秘鲁发生的冲突最多（38起），从抵抗贡加计划开始，做到正在开采的矿山中大多数减少了投资。其次是墨西哥和智利，分别发生37起和36起冲突，阿根廷和巴西分别发生26起和20起冲突。在乌拉圭挫败了唯一企图实施的阿拉蒂里矿业计划。但是继续受到生产纸浆的公司和已经宣布的比已经建立的两个厂更大的第三个纸浆厂的威胁。乌拉圭还是南美洲转基因大豆“飞地”的一部分。

在本大陆负面的矿业新闻是委内瑞拉奥利诺科的“矿业弧计划”，它加深这个国家经济的食利主义，从石油资源——现在因为石油价格下跌处在危机之中——转向矿业；考虑到矿业已被证实是污染的产业，此外还侵犯印第安人社区和普通民众的权利，使整个奥利诺科流域面临污染的危险。这是一项2008年曾被乌戈·查韦斯总统的政府在听取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居民的意见之后被排除的计划。现在委内瑞拉有35个国家的150个矿业企业在运营，在国家的南部一个11.1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受到露天采矿的影响。根据同样的幻想开始实施这些工程，现在确定国家的矿业边界，深化发展采矿业的模式，这导致委内瑞拉现在走向经济危机。这是一项“自然逃失”的计划，被列入新自由主义积累的格局，威胁国家的生态系统和它的居民。

“我想看到灰烬跳舞”

“有一次，柯蒂斯·李梅将军出现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目的是要求为空军提供1万个核弹头，参议员之一的埃维雷·德克森对他说：‘我记得你曾经对我们说过用6000个核弹头就可以将整个苏联变为灰烬。为什么你要1万个呢？’李梅回答他说：‘参议员，我想看到灰烬跳舞’”。

由于最近五年民主的倒退，拉丁美洲的大多数思潮、政党和政治组织没有能够感受到现在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威胁对地球和它的居民们开展的破坏性攻势。它们们看不到在多个工业部门大部分新技术在推动破坏力量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在美国唯一有效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军备工业实施的“凯恩斯主义”。首先，两个传统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美国历届政府做到将预算资金的军事用途合法化，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挥霍当作一项“爱国的义务”。同时让社会物质和人力资源增加的部分成为一种自我消费的寄生性生产，反对人们的需要，最后的目的是破坏人类。

赎武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合法性是通过国家承担的生产者、购买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融合而实现的——让市场不确定的这项工业自由，受到公众舆论和完全控制的媒体操纵和支持。这样，从冷战走向“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开始为侵略两个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和大量消费——支持破坏生命、城市和军备——“进行辩解”。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继续进行各种侵略，采用灭绝性的新技术如无人机、最新系列有编制程序杀人的机器人和一种新的广泛核装备的发展。

于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面对新自由主义在我们大陆不受约束的野心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多的十个国家有五个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国家也是安第斯的家园，那里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应当记住世界上约27%的哺乳动物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本地区的植物占世界植物的34%。当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正在受到威胁。2016年在我们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居住着6.25亿人。（2016年10月写于巴西）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6年10月17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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