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腐败

美式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腐败

常  红 程晓霞

日前，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前联邦众议员查卡·法塔因贪腐被判入狱10年，被认为是近年来在腐败问题上，美国国会议员所受到的最严厉的司法惩处。谈及美国的政治腐败，其实由来已久，历史源远流长，甚至被看成贯穿整个美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与社会制度并存。

政治腐败：美国国会中司空见惯

19世纪中叶，政治腐败在美国国会中就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据统计，被马克·吐温称的“镀金时代”(GoldedAge,1870～1898)，有约十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公开腐败。历史上有一系列重大政治腐败案件，如在1872年披露出来的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丑闻；在1934年垮台的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被指控联合犯罪团伙操控纽约，以及操控选举等；1972年的“水门事件”更被看成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案。

当然，美国在治理腐败问题上也有过系列举措，美国青年学者所著书籍《美国的腐败》中就以大量笔墨介绍了美国政治腐败案例及自建国直至20世纪，在关于反腐上国家作出的努力，出台法律法规等相关举措。如出台反贿赂法、反游说法等。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Tillman Act)，首次禁止银行或公司直接向联邦竞选人捐款；1940年的《哈奇法修正案》(Hatch Act of 1940)，将美国公民个人每年捐赠给联邦竞选人或者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额限制在5000美元；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of 1971)，初步确立了竞选财政管理法规的基本架构；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Ethics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规定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等。然而，时至今日，通过民调显示，多达70%的美国公民依然认为他们的政党是“腐败”的。美国民众对国会大多数议员的印象已固定在脱离民众、只关注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三大问题上。

即将于2017年1月20日履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的系列承诺中，关于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被认为是抓住了美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使得他赢得大众认可的关键一环。他还曾在三轮电视辩论结束后，在与竞选对手希拉里一起出席慈善晚宴时讽刺说“这是希拉里首次对大型商界领导人聚会讲话不收费”。他在“百日新政”中，也特地提出一项针对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的改革，计划包括：规限国会议员的任期；打击“旋转门”现象，禁止行政官员在离任5年内担任说客；扩展“说客”的定义，限制行政官员离任后以“顾问”或“咨询”等名义掩盖“说客”身份；终身禁止高级政府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限制外国说客在美国选举中捐款。这项改革计划中提到的如“旋转门”“说客”等正是美国政治腐败上的关键词。

腐败合法：“游说一条街”与“权钱旋转门”

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山和白宫之间有一条街，叫K街，这条街上每天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等，注册的说客有一万多，而从事这行的高达十几万人， 这些说客专门替各个利益集团游说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尤其是国会议员。每天都有大量的政治和权力在这条街上交易，堪称国际政治中心，此条街也因此得名为“游说一条街”。

这些说客很少会直接塞钱，而是行使合法的 “软贿赂”，比如请政客们演讲、出书、旅行访问等。同样的，也只有少数“愚蠢的”政客才会直接接受贿赂，“聪明的”政客都会选择以间接的方式获利。大多数情况下，权钱交易得非常隐晦。据媒体揭露，美前副总统切尼帮助他曾经担任总裁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在伊拉克拿到了订单；希拉里在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国务院为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者提供便利。

最令人震撼的腐败大案是，2006年披露出来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的“游说门”事件。他神通广大，以拉拢游说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和议员，替人谋事收取报酬为业，如提供竞选资金、免费豪华出国游、高价体育比赛门票、高档餐厅免费享受以及为他们的亲属提供就业机会等。在为美国印第安族部落开办赌场进行游说这一事件中，密西西比等州的6家赌场，为获得免税等特权就向其支付了高达8200万美元的游说费。案发后，国会议员中退还政治献金的多达78人。据美国政治监督组织“回应政治中心”统计，1999年至2006年，共有296名国会议员曾接受阿布拉莫夫及相关人士的政治献金，其中包括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汤姆·迪莱(TomDeLay)。

议员在收受好处之后，各自尽力为利益方办事，国会中也出现了乱象。著名的“猪肉桶法案”，就是与会议员与不能与会的议员之间关起门来做的幕后交易，在通过的项目后，附加一系列其他内容，而这些附加内容并不一定需要国会的审议。以此国会中形成“互相关照”的“合作”气氛。

更甚的是，说客和政客可以互相换位的“旋转门”现象司空见惯，这也为腐败问题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所谓“旋转门”是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从而可以为个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现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主要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联邦政府担任要职。在特殊的背景之下，他们在制定政策和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偏袒特定的商业利益集团。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主要是指公职人员跳入薪水丰厚的私人部门，并在职位上利用之前的行政工作经验或政治影响为私人雇主在联邦政府的采购和管制中求得利益。

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部长科恩离职两天后就创立了咨询公司，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托马斯·麦克拉蒂等也步其后尘。《纽约时报》指出，他们“巧妙地”为华盛顿政府部门与利益集团牵线搭桥，出售“打通门路的本事”。据数据统计，1998年到2006年间，共有2200多名前政府雇员成为说客，其中包括200多名前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首脑。

美式民主：选举政治等于金钱政治

1966年加利福尼亚州议员杰西·安若说过一句揭露美式选举本质的话“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此之前，两度辅佐威廉·麦金莱当选总统的竞选经理马克？汉纳也不加掩饰的坦言：“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一是金钱，第二个我不记得了。”美国民主很大程度上是“金钱民主”。

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1月裁定，企业和工会有权无限制地在大选周期内向支持且独立于候选人竞选团队的组织，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此举更为权钱交易打开法律方便之门，不受限制的政治献金成为左右总统、国会及地方选举的关键。

据数据显示，在2014年美国经济不景气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情况下，两党的选举还是花掉了36.7亿美元。因而由学者指出：当通向白宫的跑道上铺满了黄金之时，是“驴”还是“象”最终染指总统宝座已不那么重要，最大的赢家是某些诉求特殊利益的垄断经济精英。

公共官员在选举中公开“兜售”政治利益而获取选民的支持是可以被接受的。据美国支付服务公司WEPAY在2016年10月所作的一项调查报告披露，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特朗普都斥巨资为自己争夺选票，希拉里竞选团队融资总额高达3.73亿美元，竞选花费3.05亿美元，特朗普竞选团队融资总额也达到1.66亿美元，竞选花费1.15亿美元。两位候选人所募集以及竞选花费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和机构的竞选捐款，毫无疑问，这些巨额资金，普通民众无法承担，只有富人和利益集团才出得起。因此，一些法律和判例，就有可能为利益集团提供不受限制的政治现金打开方便之门。如此一来，政客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有钱人和没钱人之间的政治权利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社会后果：助推贫富两富极化 中产阶级空心化

美国贫富差距巨大本已成常态，但近年来依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由于政治腐败催生的“马太效应”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爆发于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主要由失业者、大学生以及工会、社团成员组成，他们声称代表99%的社会民众，受到控制着美国40%最富有的1%的人的剥削。抗议示威者表示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竞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这个抗议活动将贫富差距，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推至风口浪尖。美国虽是超级大国，但贫富差距却位居发达国家之首。

据美国布鲁金斯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0.1%的富人与90%的平民所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美国1%的富人收入占全美人口总收入的20.1%。统计报告显示，过去20年，美国1%最富有的人财富增长86%，其余人口的收入不增反降。美国的土地私有制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另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前10%的白人家庭当中，家庭财富都在126万美元以上，但白人家庭财富的最低值仅为不到1.0468万美元。即一个典型的富有白人家庭比一个典型的贫穷白人家庭要富120倍。这种极端分化的现象已经激发了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要求改变华盛顿现行政治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被视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与稳定的基石，以中产阶层为主、极富与极贫的人数都很少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如今已经发生变化。据上述布鲁金斯智库的报告显示，美国中产阶层在数量和财富拥有规模上均呈萎缩趋势，人数占比已跌破总劳动人口的50%，降为1.208亿人次。据统计，中产阶层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1970年的62%降至43%。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家庭收入来看，中产阶层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主力军，呈现“空心化”趋势。

作为美国主要消费群体的中产阶层生活水平下滑，不仅预示美劳动力市场正经历结构性变化，也给以消费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美国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将是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成为美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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