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以金融自由化将中国推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黄树东来源：察网 2018-06-29 1062

黄树东

警惕西方以金融自由化将中国推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阶段的金融陷阱

金融自由化和中等收入阶段是什么关系？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而且正处于重大的战略发展阶段。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做了许多思考，查了许多文献，最后决定转述一下别人的研究成果，它非常有借鉴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刊印了一篇工作文章《银行、流动性危机和经济增长》（Banks, Liquidity Crises and Economic Growth）。这篇文章指出，比起高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更加容易爆发金融危机，而且损失更加惨重。为什么呢？我们甩开那些专业术语，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低收入经济体知道自己输不起，放弃金融自由化，把金融和银行系统弄得很安全。而高收入经济体把自己的金融体系弄安全的成本不太高，而且即使发生大规模的危机，也没有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在类似的情形下的损失大。而中等收入不一样，它想要设计一个引领增长的金融制度，换句话说，想在金融自由化里面找增长的出路，想通过金融引领走出中等收入阶段，结果就弄出了一个所谓“优化市场”的金融制度。这是一个极端脆弱和风险极大的金融体系。这篇文章还说，这种金融体系非常容易发生危机。而且一旦发生危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损失要比高收入经济体大得多。这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金融危机都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大多数中等收入的国家都陷入金融危机。

为什么许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矛盾使然。相对贫困化在中等收入阶段更加严重，进入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或国家，面临更加严重的总需求不足，出现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急于寻求新增长点，而又缺乏足够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力去解决相对贫困化，解决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时，受到“金融引领”理论的诱惑，认为超前的金融，过度的金融行业，放宽放开的金融系统，能够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引擎，使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然而，自由化的金融系统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的系统。金融自由化就成了一个由鲜花覆盖的陷阱。虚无缥缈的增长诱惑，让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一头扎了进去，放弃为了金融安全而必须付出的“制度保险”，而跌入中等收入的金融陷阱。更重要的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无视国际金融秩序里面的种种陷阱，根本无视虎视眈眈的金融霸权和国际金融资本，没有从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去考虑金融自由化，没有看清金融殖民主义。归根结底，在寻求高增长潜力的时候，没有弄清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辩证地看待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想走捷径，想通过金融自由化玩泡沫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还有一个最真实的原因。西方基本都是选择中等收入国家和经济体来推行金融自由化。这不得不令人深思。那些被诱惑、被强迫的都是有潜力的。

就算我们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的关系放在一边，在中国推动美国那种金融自由化也是脱离历史阶段的。美国在1980年开始金融自由化，当时的国民收入2万多美元（按2009年美元计算），而中国今天的人均国民收入才大约8000美元。从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既然我们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不妨多借鉴美国中等收入阶段的做法。

通过资本管制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人们看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系统，也许就误认为是这种金融系统引领美国走上霸主的地位，而想通过金融自由化来模仿美国。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一战时期，美国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Capital Control）, 战后放松。一战后的金融自由化导致了大萧条。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鉴于大萧条的教训，美国从罗斯福时期就开始了金融抑制：严格的金融监督，利率的控制，资本账户的控制，美联储从属于财政部。资本控制在国际金融关系中最为重要。在罗斯福时期，这些控制还是政策性的，而不是建立在经济理论的改变上面。这种政策性的资本控制在二战达到高峰。美国从大萧条到二战以后的崛起就是伴随这种非常严格的金融抑制和资本控制。美国是依靠财政驱动加金融抑制而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50年代初期，美联储从财政部下面“解放”出来，美国依然实行了漫长的金融抑制。鉴于金融的重要性，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逻辑演绎上，我们不能误读历史，不能颠倒历史的顺序和逻辑的顺序，这可以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错误。

西方普遍认为，从二战到1971年，美国和西方经历了所谓的“黄金时期”，经济获得进一步增长。这个“黄金时期”是建立在金融抑制的金融体系上的。二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系统的资本控制制度，可以称为“鸟笼资本”，对资本的流动实行范围广泛而严格的控制。当时的普遍看法同当今西方中下层人民的看法相似，资本控制有利于普通民众和整个经济。当时的想法是把资本控制作为国际货币系统的永久性制度安排。凯恩斯就认为，即使是经常账户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也必须等国际金融形势稳定下来以后。也就是说，货币的自由兑换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美国财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闭幕发言中说，资本控制“把谋取高利的金融资本从国际金融的庙堂里赶了出去”。资本控制不只是针对跨国金融机构和银行，而且针对个人。二战以后的资本控制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有人就认为，在那段时间，资本控制比快速的经济增长对西方的金融稳定更加重要。

资本控制后来慢慢松动，起源于“欧洲美元”（Eurodollar），它最初是指在欧洲银行里面的美元，现在统称在美国以外的美元。欧洲美元来自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对美国的顺差。从技术上讲，这些美元在美联储控制之外，而美联储也就选择对欧洲美元的流动听之任之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欧洲美元资本控制的松动。有人认为这是华尔街为自己利益而游说的结果。后来，由于美元同黄金脱钩，美国大银行泛滥的石油美元和赤字美元需要牟利出路，越来越严重的美国政府债务需要循环，美国终于于1973—1974年放弃了资本控制，其他如加拿大、德国、英国等等也在 1980年以前先后放弃资本控制。从1980年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自愿或被迫放弃了资本控制，走上了资本自由化之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对发达国家而言是必需的。如果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自由没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控制的废除，发达国家大量金融资本即使在自己的母国进出自由，也没有目的市场，进入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是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化的对应，是世界范围内资本自由流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率先被推上这条金融自由化道路的往往就是中等收入国家。

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后果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债务急增，发展中国家被债务绑架。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主要是公共机构提供给政府的，建立在双边条约的基础上，这些债务大部分被用于发展项目。此后则主要是私有资本和私有银行提供的，而且主要用于消费。这种变化极大降低了负债国家的还债能力。1970年，15个外债沉重的发展中国家的净外债总额是GNP的 9.8%；到了1987年，这个数值高达47.5%，每年必须用GNP的24.9%来支付到期的外部债务和利息。由于外债在货币上的不匹配，发展中国家从此受到美元流动性周期的影响，而这个周期就是美联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实施的货币政策周期。每一次流动性收缩都催发许多金融危机。从此，发展中国家出现大面积的、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丧失了通过民族解放而获得的金融主权和许多经济自主权，几十年的发展成果被洗劫一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错误，而是一场全球的金融自由化运动的后果，发展中国家是受害者。中等收入国家是上述债务的主要对象。

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收入不公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的金融陷阱”。为什么许多中等收入的国家，在搞金融自由化的时候，都输得那么惨？这值得我们深思。金融自由化真是存亡之道，不得不察。中等收入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有效的风险管理，实现金融稳定、价格稳定、外债稳定、经济增长稳定。从中国对外金融安全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不能搞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甚至不搞汇率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的误区和真相

既然是金融殖民主义，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会前赴后继地跳入金融自由化这个陷阱呢？原因包括自愿的和非自愿的。非自愿是指全球体系的不对称权力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丧失金融自主权，被迫走上了这条道路；自愿是指许多国家的精英把金融自由化当成了价值选择，当成了下一轮经济发展的跳板。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金融自由化的陷阱都覆盖着天才般的理论花环。

即使在最激进的自由化价值选择者口中，金融自由化也被描述成经济增长的魔杖，具有实用的意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来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的争论又被金融抑制理论挑了起来。金融抑制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上，把金融演绎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归结为金融抑制，把金融自由化描述成破解低增长的钥匙。这个理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不符合美国的历史事实。我们在前面已有讨论。

最真诚的理论假说，也可能撩拨最现实的利益和权力的心弦；最天真的学术思考，也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以金融为中心来解释经济增长，来书写经济增长的蓝皮书，为金融资本和控制它的个人、机构和国家的扩张冲动，为金融殖民主义提供了合理性和柔性解释。金融资本基于政治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冲动，有了一件经济学的风衣。

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华尔街的无形帝国和无疆界的权力渴求终于有了经济的理论表达。金融必须引领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不是殖民主义导致的，不是不公平的国际关系导致的，而是发展中国家优先选择实体经济而抑制了金融导致的，发展中国家的落后被归结为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能给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理论一出来就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为最强大的金融霸权所喜爱，受到华尔街的热捧。从此金融扩张、金融霸权在其他国家延伸，强迫其他国家开放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美元无国界地自由流动，美国金融资本无国界地自由流动，强迫其他国家推行导致严重金融灾难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控制其他国家的金融，等等，都变成了在帮助其他国家促进经济增长，都史无前例地理直气壮。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了一大批崇尚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男孩”，一大批信仰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殖民主义的真诚的或不那么真诚的信徒。里应外合，一场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浪潮被掀了起来。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有时候变成了经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金融抑制论有时候成了金融殖民主义的理论工具。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自由化导致塌方式的金融危机以后，同样的势力更加不遗余力地继续推动金融自由化；在经历了自己的金融灾难而在国内限制金融自由化的时候，同一批人依然以相似的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搞金融自由化。

什么是金融抑制理论？金融抑制理论是一种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在这个领域，西方一直有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是“供给引导的金融理论”（Supply Leading Theory），另一个是“需求跟随的金融理论”（Demand Following Theory）。金融抑制理论延续了“供给引领”。“供给引领”认为，金融引领经济，金融行业的（超前）发展可以导致交易成本下降和信息成本下降，从而增加储蓄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金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或驱动器。IMF/ 世界银行的种种经济和金融改革方案，泡沫市场经济反映的都是这种观点，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和改革也是建立在这种看法上的。“需求跟随的金融理论”认为，金融服务于经济，经济增长产生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需求，经济推动金融发展。罗宾森说，“企业带领到哪里，金融就追随到哪里”，实体经济才是经济的引擎。二者的差别是：前者认为，金融行业不追随经济增长，它引领经济增长，后者刚刚相反，提倡金融回归本源；前者提倡金融的超前发展，后者提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自新自由主义主导西方经济意识形态以来，“供给引领”在 IMF/ 世界银行、许多国家的决策层和大学讲堂占据主导地位。包括中国的许多提倡金融自由化的经济学家，都持这种看法。但是，实证的材料却在证伪它。许多西方学者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做出的分析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发展引领了经济的增长，倒是发现经济增长带来了金融的发展，即：证实了“需求跟随”的假说，证明了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正确性和客观性。

作为“供给引领”的金融抑制理论，对内提倡金融深化和废除必要的金融监管等等，对外提倡汇率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金融深化的指标是 M2 占 GDP 的比例。该理论的许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1）以利率自由化为例。它说利率控制导致低利率，低利率抑制了储蓄和投资，不利于经济发展。利率自由化会带来高利率，带来高储蓄，高储蓄带来高投资。这里面的矛盾和含糊读者可能都看见了。低利率怎么会同时导致低储蓄和低投资，而高利率怎么会同时刺激储蓄和投资呢？而且，我们前面讲过，由于贫富悬殊导致过剩，利率刺激投资的功能大大下降。它关于利率和投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2）这个理论还认为，金融的超前发展可以导致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下降，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错。我们在前面指出，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矛盾。交易成本下降和信息成本下降不能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3）这个理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美国如何通过财政推动和金融抑制而最终登上超级大国的宝座；而中国2007年以前金融行业占 GDP 的比例、债务占GDP的比例相当低，但是当时中国经济同样表现良好。更重要的是，金融引领其实就是通过过度刺激金融和资本市场、过度扩张金融行业来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泡沫经济。而且，这个理论完全忽视了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完全忽视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现实，无视金融殖民主义，最重要的是无视财富安全。

明显的和不明显的“金融引领”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和公共媒体中常常能够见到。这种理论不符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历史和逻辑，不利于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建立良性循环，不利于防止金融风险。中国的GDP增长要建立在实体经济上，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走到哪里金融就跟随到哪里。金融不能超前发展，过度刺激金融是过度刺激国家的经济风险。

金融自由化危害中国的财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