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美国全球权力最后一颗子弹

作者：伊西德罗·洛佩斯魏文编译来源：环球视野 2018-10-20 520

伊西德罗·洛佩斯魏文编译

非常左的人的惯性是接受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说法，这正在将不少左派人士引向把自己封闭在转回到民族-国家的逻辑中去。

在关于龙卷风杀害不可靠的人受到欢呼的电影中有一个场面有两个主角，英雄和一个女学生走向一场体积很大的龙卷风，当时他们看到一头奶牛在空中飞。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似乎是另一头奶牛被风吹走。女学生惊呼“另一头奶牛！”英雄的目光盯着地平线，干脆地回应说“是同一头奶牛！”由于龙卷风那头牛一直在转圈子，这证实我们倾向于按累进的连锁反应整理的事件。

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发生某些相似的事情：当人们对曾经可能统治世界的机制不满的时候，如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在1988、1998和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首先出现了强烈的反响，最终与1973年的危机的中心因素是同样的，那是一场深刻的利润的危机，在生产的领域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引起危机，从80年代中期以来没有被克服，而是加剧了。

与收益的危机结合，出现了一次强烈的政治和社会的危机。没有有收益的生产进程和劳动生产率，没有利润和剩余，资本主义没有保持为了再生产所需要的最低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起码的保障。统治资本主义世界最近的金融的掠夺提供一个需要日益提高制约和控制水平的政治舞台，金融没有提供一种分配财富的条件，因为没有专门提供在生产中创造新的利润的条件，甚至是主要的条件。

金融的实力在于它控制已经生产的财富的能力，这就是占有已经存在的东西特有的政治权力，面对生产为它提供了一种广泛脱钩的余地，但是相反它需要一种几乎是经常与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居民的对抗，特别是反对成为资本主义合法性基础的东西：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社会上升的地平线和构成一个全球稳定的中产阶级。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全国金融是一股虚无的力量，是打击居民和将财富据为已有的工具，这不取决于它的政治后果。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那是因为它们几乎全部屈从于金融的控制。超过古典的控制工资计划的运动的余地，削减国家的公共所有制是金融间接地提供的办法。

最类似于由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构成的社会模式的东西是在2007年的危机以前，是房地产的巨大泡沫，西班牙曾经处在资本主义的先锋地位，也处在证实当实验失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整个社会的结构以一种令人眩晕的速度垮台，在3月15日的事件中是一次政治危机，这直接质疑跨国金融的权力。只是由于金融市场上中央银行严重地屈从与政治领域的国有化结合，才能够以很不稳定的方式将“水”引向金融的磨盘。

今天在几乎在事有的国家中央银行屈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十年以后，通过大力扩张货币的政策，现在的资本主义继续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生产活力的征兆，一些人系统地掠夺金融。优步、特斯拉、脸书或推特是标记新的积累周期的“船只”，不只出现一个尼日利亚的君主处于困境，由于电子邮件提供的一点货币援助，使其成为百万富翁，通用汽车、三菱或巴斯夫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业的组织既为资本主义的权力也为反对工人的权力提供了方式。

资本在交易的旅行中

地理学家戴维·哈维说，资本主义按照它积累的需要创造了一种地理学。从根本上说这是想说当资本感到被放入一个具体空间的时候，理解到这种被监禁正在造成更少的权力去开发社会的生产和将生产变成利润，破坏这种空间的外形以便制造另外的构成，从那里最大限度恢复可能的权力。

破坏古老的中世纪的管辖权，建立国家的制度，殖民化，帝国主义，冷战和第三世界，最后是全球化，这些曾经是资本的权力面对非常不同的反对的权力在不同时期的主张，总是缺少活动，注定被监禁在一个地方的、地区的或国家的空间。

这种超越现存边界的能力或创造其他边界的能力，当过去创造的能力已经没有用处的时候，因为过去资本主义对全世界积累巨大的权力的长处，已经成为历史的源泉。

虽然世界如此充斥资本主义，当发生危机的时候已经没有留下可逃的地方，从2007年以来尖锐的和慢性的危机交替。没有可逃的地方，在有的地方为重新启动更大规模的积累进程创造了条件。

在最近的大逃亡中中国成为一个舞台，这是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有大量似乎用之不尽的农村劳动力的储备，但是也具有相对质量的庞大的城市经济，非常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政治领导下，对于1968年之后逃离阶级斗争强烈的扭曲的资本主义来说，这是特别宝贵的事情。它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共产主义安全岛”。

对于从一百年前霸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来说，当年与中国领导人商定一种理解的模式意味着为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得到这些极为宝贵的条件。今天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尽管某些地方有居民、其他的资源和空闲的地方，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安排了其他的功能。

金融化的风带走的东西

美国西部的大环境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动乱的特朗普主义象征性的巨大空间。那是先锋们的土地，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丰富的土地和不屈服的精神（对于少数印第安人必须完全将其赶走，因为他们破坏基础的爱国的故事），现在布满了没有收益的大面积的土地和衰落的工厂。

在特朗普主义的虚构中，这片土地上的日益增加的衰落和贫困与美国城市巨大的贫困是不可比较的，他继续代表着不负责任和平庸的部族的少数，他们只知道闲散地等待国家付给一份失业的补贴，提供医生或收集垃圾。

在中西部生活着纯白种的美国人，“华盛顿的官僚们”已经出卖了他们，让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国内的就业被拉丁美洲的入侵者通过利用关税野蛮地占领，使美国的进口涨价，关闭南部的边界，在与墨西哥的边界上修建隔离墙成为中心的形象。

确实的事情是超出这种西部的黄昏，随之确实发生的事情从经济的观点来说是边界的显示器，但是特朗普政府的赌注的危险。在第一时间内特朗普企图采用一般的渠道，靠美元的贬值有利于这些地方所依赖的出口。习惯的机制是在所谓的三驾马车（美国--德国和欧洲—中国和日本）的成员中取得临时的竞争优势，现在资本主义的秩序先进的位置就在这里。但是这立即给他带来纽约和芝加哥金融界严肃的提醒：损害美元意味着全世界以美国的货币为名义的数亿资产的丧失。

从某种方式来说信息是清楚的，帝国的货币现在比过去更少具有帝国性质了，只是保持如果数字仍支持它的话，已经不可能只是通过美国的全球政治权力来保持。从危机以来看到市场更多的振荡，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今年2月份引起华尔街所有的股票交易市场的崩溃，关于美国的国库债券的“踩踏事件”引起利率的提高。一种对特朗普和他的人员的回忆是在这个地下赌场谁是指挥者。

由于吸取教训，承认金融的势力远远超过美国政府，“另类右翼”提出了一个新的渠道：面对它的经济对手进行贸易战。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衰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缓慢但肯定将崩溃以及长期政治动荡的环境中，其赌注只能是对世界地理和政治的重新安排。所有这一切没有触动银行、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的一根汗毛。在最后的情况下它们是以美国和全球精英的名义采取行动的政治代理人。

美国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有一个与大型金融机构对抗的过去，在19世纪最后的年代曾要求小企业家也这样做，20世纪初这引起了“美国梦”，目的是与强盗贵族残暴的市场垄断主义汇合。这段历史由于“占领华尔街”和伯尼·桑德斯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运动再次出现，以一种比上个世纪的变革更加激进的方式实现。“大会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些词在听众最多的时刻响彻美国。。

还有债务，在一个信贷的侧面相当于社会保险数额的国家这是个人责任的顶峰，处在美国居民麻烦的中心。天文数字般的国内债务在白人、拉美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妇女、男子、新教徒、天主教徒、青年、老人、城市居民和农民中是普遍的。作为潜在的不稳定的因素这是很异常的，这列入了特朗普的政治赌注，要说服金融势力和全球的精英：一个资本主义的和美国的世界只有打碎1973年的危机之后这种世界安排的某些中心的因素（对此我们称之为“全球化”）才是可能的事情。

在1918—1939年这个时期美国最近一次宣布实行保护主义绝对不是偶然的，中间由于1929年的危机，对于19世纪由英国统治的全球自由主义的秩序是一种打击，美国作为能够领导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扩张浪潮新的霸权主义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它这样做的工具与今天唐纳德·特朗普利用的工具是同样的：利用对美国进口的关税和关闭边界。在一个大陆规模的国家不需要殖民主义的模式以便控制世界，一个上升的资本主义的周期对美国的博弈是有利的。

那次赌注在一场与另一个渴望霸权国家德国的对抗中解决了，冲突首先在国家的生产机构中间，然后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战争。美国在战争中获胜，那场战争造成的对资本的破坏主要在欧洲。在1929年的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福特主义的实验产生在边界封闭的环境中内部的合法化，铺平了战后在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无可争议的统治下全球扩张周期的道路。但是，今天尽管方法是同样的，美国的赌注是垂死挣扎，也许最后的可能是为了让资本主义世界的权力继续掌握在它的手里。

马歇尔先生已经不生活在这里

尽管伴随美国新的战略最发烧的说辞针对中国，为了思考再次调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是欧洲存在充分的理由。中国和美国在很多方面一直在形成一个相结合的经济体已经几十年了。今天在华尔街与中国的深圳特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比纽约的金融区和弗林特与密歇根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有力很多。在3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将资本投到中国，已经看到美元的“洪水”回到它的金融市场，廉价的产品满足日益贫穷的美国中产阶级消费的水平和社会的和平。

特朗普宣布屈从于金融的权力意味着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中谈判的某些事情充满争执，双方重新确定自己的安排。2月份的危机由于中国可兑换的货币人民币的升值得到解决，指向同样的方向。金融和它们的发言人在经济媒体上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结合是不可触碰的，尽管它们准备给特朗普政府自主权某种余地，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结合是不可触碰的，双方在谈判中相互触及到生产领域的事情。

从根本上说，不可避免的是中国已经不再是廉价的不合格制造业的专业生产国，正在进入技术的领域，开始与美国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竞争。中国经历的经济发展的活力本身将其引向在生产的技术构成中的上升。如果这个加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储备开始发出枯竭的信号，公共和私人的债务的水平越来越高，明显的结果是与中国的贸易战的意义超过特朗普利用的国内政策，必须更多地看到在一个亚洲方面稳定的政治领域对相对的权力地位进行博弈，把粗鲁的赌注下在打败中国的政权上。中国似乎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让它成为取代美国的大国可能的渴望保持在可能最低的水平上。

即使如此，公众舆论，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媒体意识到特朗普的全球计划是在减少贸易赤字之前恢复全球的霸权。与在欧洲发生的事情相反，在那里特朗普继续被看作是一种想得到核按钮的帕科·波塞罗与内龙之间杂交的东西，对他表现不可理解的狂怒，但是不让他成为一个非常低于欧洲政治精英们学识和发了疯的无知的人。但是，在欧洲特朗普计划的政治赌注正在成形。

没有疑问，特朗普喜欢作为远离全球的精英之间相互承认的法典的人。但是如同对罗纳德·里根（美国前总统）发生的情况那样，对这个公共人物人们仍记忆犹新，他只是由其他不那么明显的人物多年来利用自己的机会在政治上塑造世界的人确定的作用的诠释者。史蒂夫·班农可能是更被“另类右翼”承认的人物，但是整个出版界和智库如同以前对新保守派发生的情况那样，在对政治事务攻击之前发展和建设社会的事务。特朗普在向公众介绍和在他与最后的负责人金融精英们的合同中是个亲商务的亿万富翁，只好不得不发挥他“球的标杆的局外人”的作用。

因为特朗普和“另类右翼”转向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新闻，美国政府的战略企图找到某种类似于反体制运动的东西。特朗普和他的人员在对全球化制造麻烦的时候，兜售一种美国的和资本主义的出路，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在欧洲表达的方式，这是整个复活地位的一把“扇子”，复杂程度不同，在政治上引导反对全球化的要求到与反对资本主义共振分离的意义上。在最后的情况下，一些温和受到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腐蚀的政治家已经接受用取代土著人进入劳工市场和得到公共资源的移民和难民塞满欧洲。

这种诠释缺乏对用“祖国取代屈从于利润的逻辑作为中心的关键的政治元素”的承诺，直接与制造麻烦的方式相联结，在欧洲的中心国家造成危机。

所谓的“难民危机”在一些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或比利时，实际上仍是紧缩政策和控制工资的政策的表现，在这些国家与南方的国家相比，由于国家有相对较大的力量，危机的存在如同社会团体是一种长期的一点一点的消耗，它们逐步落在贫困线以下。

这些被授权的社会阶层抓住“不存在为了所有人的东西”，这是他们自己作为危机在本地的受害者的常规角色中孤立的结果。在南方国家欧元危机厉害的粗野的事情，在那里社会结构简单地垮台了，所有的社会团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失去了地位，政治的“菜谱”被取消了。

很可疑的是特朗普和他的盟友提出的这种战略会获得确切的成功。从根本上说，在特雷莎·梅“脱欧”之后的英国和萨尔维尼上台后的意大利明显地屈从于美国金融的权力，它们的价值链在很高水平的结合在其反对声中博弈，移民和难民到达欧洲的边界将不会停止。

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政治拖累的后果。全球左派的大部分被打乱，这对确定资本主义和没有特色的全球化有作用。一般来说，它们为了反对两件坏事的斗争存在严重的问题。对于左派来说，也许不那么明显，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把特有的反对资本主义因素放到了一边。

从2007年的危机出现的“左派”这种无能的立场在跨国的范围内为在他们的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和法西斯主义造成了空洞。现在所有这些立场成为美国在它重新安排资本主义的计划中的盟友。美国政府完全意识到主权的主张仅在一个国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项战略中指的是在美国的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制造一些新的高官，如何打破已经存在的跨国的地区。具体地说，按照德国需要的尺码欧盟已经已经有了高官，与在中国发生的情况相反，作为一个纸上的盟国是可能的，在这个战略转向中那是要折服的真正的敌人。

这里根本没有回到国家的经济，而是一系列领土的单位将它们的社会经济前途与更不可能恢复美国的全球霸权的赌注相联系，这超过了华尔街和美国联邦储备所做的事情。

美国政府利用关税的工具和有选择地关闭边界以便奖励它的盟国做出提供比较优势的承诺。在全球的南方关闭边界的情况下，在成为改善本国工人的因素之前，可能创造更多的条件对移民劳动力进行超级剥削，简单地不让他们移居到欧洲和美国。可以预计的结果同时也是在战争之间的时期，世界经济领域的重新国有化，从那里在世界市场上创造新的竞争的阵线，将帮助行动中的获胜者以更大的力量确定资本衰落对行动的失败者造成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成本。

今天这继续绝对制约着全球金融中心的意愿，特朗普热切地渴望说服它们，同时向它们提供某个新兴的国家在每个确定的时间打击它的国家的货币和制定紧缩的计划。

这些国家以阿根廷和土耳其作为第一批例子，但是会有更多，它们从危机的年代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标记的大船走到成为完全屈从于金融的政治单位，它们疲软的国家的货币面对在外汇市场上运作的强大的对冲基金的货币权力已经不能做作任何事情了。

事实上，今年2月份金融界反对特朗普下调美元的政策的反叛迫使特朗普和他的班子采取一条更加危险的行动路线，可能轻易地结束一场全球突发性的危机。此事可能是美国的新战略更加期待的结局。但是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个衰落的霸权实力展开和反体制的运动反对全球化更加表面的因素的奇特的时期，可能使从美国政府决定的中心考虑到以后的时期未来的金融危机更有可能发生，为了一个重新国有化的资本主义真正的战斗将在那时进行博弈。

在30年代保罗·马蒂克和罗萨·卢森堡曾经指控列宁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把自决运动的力量包括在无产者革命的阵营中。根据两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结果是忽视了德国的革命力量，就丧失了建立德国与俄国之间的革命桥梁的机会。相反，一切都集中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简单地为了数字上的相加，而不是在政治上联合政治力量，和它们只存在很少的共同点，除了有共同的敌人之外。今天我们碰到一种没有过多差别的形势，在这里紧急的事情似乎更有可能将变革的运动引向带入死胡同的近道。

必须记住比如我们经历的资本主义长期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环境是今天相对少数的立场所追求主的典范。回到本国的空间和将劳动者的阶级放在优先地位的说辞有多少人不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这取决于看到在这个历史的交叉路口半明半暗的出路。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10月3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