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之危与机：美日贸易战史鉴

贸易战之危与机：美日贸易战史鉴

董德志 金佳琦

总的来讲，美日北京时间2018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对中国的“301”调查结果认定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计划对至少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涉及商品拟包括航空、铁路、新能源汽车和高科技等1300个类别，同时将限制中国对美的技术转移和中资投资。作为回应，中国商务部在3月23日上午发布声明，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包括水果、猪肉、葡萄酒等中止减让，清单涉及商品暂定7类、128个税项产品、规模约30亿美元。受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影响，全球避险情绪迅速升温。

回顾历史，美国301条款上一次的大规模应用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时期。WTO成立以后，国际贸易争端更多地通过世贸协定中的条款加以仲裁和解决，因此美国也基本上暂时中止了301条款的使用。这正是2018年美国再次启用301条款引起市场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那么，美国上一次的301条款武器对日本影响有多大？今天的中美又会否重蹈覆辙？对此，本文总结回顾了20世纪美日贸易摩擦的全过程，从中寻找历史经验的借鉴。

以史为鉴：美日贸易战的来龙去脉

美日贸易摩擦的历史梳理

美日贸易争端由来已久，1960—1990年，美国和日本之间集中出现了七个回合的贸易摩擦：

（1）纺织品战（1968—1972）。20世纪60年代，由于日本纺织品对美出口增加，美国同行提出强烈反对，两国在1972年最终达成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这场纺织品摩擦拉开了美日贸易战的序幕。

（2）彩电战（1976—1977）。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对美国彩电出口约占美进口彩电的90%，占据美30%以上的市场。1977年美日签订贸易协议后日本被迫主动限制对美彩电出口。

（3）钢铁战（1976—1978）。20世纪70年代日本钢铁业迅速崛起，与此同时美国则成为钢铁净进口国。从1967年到1978年，日本钢铁业被迫3次自主限制对美出口，1976年美日钢铁贸易战升温，最终美日签订1976年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8美国钢铁启动价格保护制度。

（4）汽车战（1979—1981）。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美国汽车业开始衰落。1981年两国签订美日汽车及零部件贸易协议，该协议于1994年最终取消。

（5）汇率战（1985）。尽管已经对外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但美国贸易逆差仍然在高速扩张，对此美国开始将原因归结为美元汇率的高估。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6）半导体战（1987—1991）。美日在电子通讯上的冲突最早源于半导体产品，1981年美日东京谈判后美国以反倾销为由对日本部分半导体产品征收100%关税。1987年两国达成美日半导体贸易协定。

（7）结构性障碍（1989—1994）。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日贸易摩擦的焦点转向结构性因素。1989年美国启用超级301条款，当年美日签订“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1993年7月东京会谈上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以具体数额指标来衡量其市场的开放程度，日本则以管制贸易为由拒不接受。对此，1994年美国再次动用超级301条款对日进行贸易制裁威胁，最终在制裁最终期限之前的1994年5月，日本让步并同意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以平息这场贸易摩擦。

总的来讲，美日贸易摩擦在20世纪60年代初起始，70—80年代升级，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白热化阶段，最终于90年代中期后以日本经济步入衰退期而逐渐缓和，持续时间长达三十余年。

从美日贸易战的历史过程来看，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演变，引发贸易摩擦的领域从轻工业、重化工业演变到高新技术产业，再到金融、宏观领域。相对应的，贸易摩擦的解决手段也从1985年前的强制性关税、配额、自愿出口限制为主拓展到1985年后的汇率调控、自愿进口扩大、开放市场。

那么，这场美日贸易持久战中，双方贸易和经济均受到了什么影响？

贸易战对美日贸易逆差的影响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最早在1965年出现，在这之后的10年间，逆差基本在20亿—30亿美元之间波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外贸易多数年份整体上还处于顺差，因此美日贸易矛盾不甚明显。到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急剧增长，1985年达462亿美元，约为1975年的27倍。同期美国整体对外贸易连续10年出现逆差，且对日贸易逆差一直占整体贸易逆差的30%—40%，从而引发了美日间尖锐的贸易摩擦。

如果以美国对日本的货物贸易逆差变化作为贸易战效果的表征，从美日摩擦的30年历史表现来看，集中的贸易谈判对美日贸易逆差的缩小确实起到一定的短期作用，作用时长仅为1—3年。例如，集中在1976—1978的钢铁、彩电贸易谈判仅带来1979年的美日贸易逆差缩小，集中在1979—1981的汽车贸易谈判带来1981年的美日贸易逆差缩小，而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80年代后半期的半导体贸易谈判则带来了1988—1990期间3年的逆差缩小。

表面来看，美国通过贸易谈判强制性地限制贸易量在短期内能够改善贸易赤字，但导致两国贸易差额变化的长期驱动因素应是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或者说经济结构的变化。在美日贸易战期间，虽然每一回合的贸易谈判都拉动美国贸易逆差阶段性下行，但其总体仍呈上行走势，1985—1990年美国年均贸易逆差额约为1971—1975年年均额的2倍。最根本的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的产业升级，主导产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渐转变为以技术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出口产品也经历了由纺织品、钢铁、汽车向半导体、电子通讯产品的转变。正是由于日本自身的产业升级，令美日双边贸易结构在贸易争端中不断重塑，贸易差额得以扩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制裁反而促进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

因此，总体上看，贸易战对美日贸易逆差有短期影响，作用时长1—3年，但贸易逆差规模长期由国内外产业优势和经济结构决定。

贸易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美日贸易摩擦集中爆发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当属1985年广场协议。

引起日元阶段性的升值

在1980—1990年，日元汇率是一个三段的变化曲线：第一阶段，从1980年至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前，这个时候的日本币值一直在相对剧烈的变化，有升值也有贬值但大体都集中在1美元兑200—250日元之间；第二阶段，从签订广场协议到签订卢浮宫协议（1987年）之间，持续升值；第三阶段，从签订卢浮宫协议至1990年，日元币值在经历一段小幅升值后开始回落。因此，日元币值真正剧烈且明显的时间段为1985—1987年，时长约三年。

日本出口下降，对美贸易顺差缩小

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一直为出口主导型经济，1985年日本的净出口额占GDP比重为2%。而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5年里，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出口下滑。1985—1990年，日本净出口从顺差6.7万亿日元降至逆差3.8万亿日元。出口下滑的趋势大约维持了5年，随后在1991年开始回升，1992年恢复到顺差8150亿日元。可见80年代贸易战对日本出口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长期来看日本对外贸易顺差扩大趋势并没有因贸易战而停滞不前。

日本经济增长受到短期冲击

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出口下降，日本经济受到短期冲击。1986年，日本实际GDP同比增速从1985年的6.2%下降至3.2%，但随后在1987年经济增长动力恢复，增速回升至4%，1988年进一步回升至7.1%，1987—1990年年均增速为5.5%。

从日元汇率和日本出口来看，贸易战对日本的影响大约维持了3—5年，而从经济增速来看，贸易战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冲击仅在1986年这1年内体现。

因此，总体上看，贸易战导致日元升值、出口下降，对日本经济造成短期冲击。

贸易战只是日本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元凶在于日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经济步入衰退期，对此很多投资者认为正是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导致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因“广场协议”而在短期内大幅升值，这严重影响日本出口甚至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增长停滞。根据这一逻辑，一旦贸易战升温，如果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则中国很可能走上日本的老路？而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证明了这一逻辑的错误，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美日贸易战对日本经济增速的影响是短期的，且从时间段上来看并没有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

事实上，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日元升值压力下日本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广场协议”之后的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日央行先后5次下调利率以防止通缩风险。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日本股市和房价大涨。随后，1989—1990年日央行开始紧缩货币政策，将利率由2%一度加至4.25%，膨胀的资产泡沫瞬间破灭。

而“广场协议”的另一受害国——德国在面对同样的汇率升值困扰时，德国央行以稳定物价为第一目标，使德国在经历了短期的经济衰退后快速恢复。

可见，面对美国单方面汇率干预的冲击，是日本和德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两国经济走势的截然不同，而贸易战只是一个导火索。

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美日汽车贸易摩擦为例）

物价上涨带来通胀，企业获利但消费者受损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日汽车贸易摩擦呈愈演愈烈之势，美日两国最终于1981年达成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自主限制的协议。由于日本减少了对美国的出口，美国汽车市场出现供给不足现象，汽车价格上涨。1981—1984年美国汽车价格年均上涨4.4%，对美出口的日本汽车价格年均上涨11%，大幅高于美国同期通胀率7.9%的均值水平。价格上涨为企业创造超额收益，但同时消费者生活成本上升。根据Hufbauer等的测算，1984年美日汽车贸易出口限制为美国企业带来26亿美元的额外收益，同时造成58亿美元的消费者损失，总体来看，消费者的损失大于生产者的收益。因此，从社会整体福利来看，美日汽车贸易战的结果对美国来说反而不利。

就业增加，但相比失业冲击效果并不理想

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的下降，促进了美国汽车的生产，汽车产业就业增加。1984年美国汽车产业新增就业约5.5万人，1985年新增3.5万人。然而这一数字与1982年美国汽车产业失业的20万以上相比，效果并不理想。

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到了21世纪以后，全球产业链结构调整，中国制造业产业优势凸显，2000年中国替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进口来源国。美日贸易差额在1985—2015年近三十年内始终维持于600亿—950亿的区间内波动，而美中贸易差额则迅速扩大。那么，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又会如何演化？

虽然表面上看来，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今天的美国和当年的美国也都在贸易问题上受着巨大的国内压力，但是，中日无论在对美贸易关系还是对美政治关系上，都具有本质的区别。

对美贸易关系

首先，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比今天的中国严重得多。1985年日本对美国出口占日本全部对外出口比重约为37%，而201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全部对外出口的比重约为18%，中国这一数值不到日本当年的一半。

其次，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多具有竞争性，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则具有一定的互补性。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优势产业出现了一定的重合，以半导体为例，8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美国出口剧增，主要因素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迅猛发展，1978—1986年美国半导体在全球市场份额中的比重由55%下降至40%，同期日本由28%上升至46%，可见日本在半导体领域与美国本土企业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因而当贸易制裁降低日本出口后，日本产品能够很快被本土产品替代，这是美国选择不断采取贸易制裁措施的前提。

而今天的中美产业链重合度较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集中在机电音像设备（低端为主）、杂项制品、纺织品、贱金属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则集中在农产品（机械化程度高）、运输设备、电脑及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高端为主）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中美优势产业的互补性，一旦中国对美贸易被强制制裁，中国出口产品也很难被美国本土企业替代，即美国很可能会面临就业毫无起色而通胀压力上行的局面。

对美政治关系

从政治角度来讲，中美关系与美日关系有本质的区别。日本作为美国的保护国，在贸易争端发生时往往主动和解，而中国的态度则更为独立自主，这从前几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中国态度坚硬地提出反报复清单就可以看出。

总之，由于中美关系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关系具有明显差别，因此本次中美贸易战与20世纪的美日贸易战缺少可比性，本次美国贸易制裁措施对中国的影响将是短期、有限的，如果贸易战落地，预计最终影响也仅集中于高端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等少数中美两国具有竞争性的行业，而纺织、低端机电设备及零部件等多数两国互补性较强的行业受影响将比较小。汇率方面看，回顾日本和德国在“广场协议”之后截然不同的走向，说明贸易战只是日本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元凶在于日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对于今天的中国，即使人民币汇率最终也遭到美国干预，只要我国采取独立、正确的货币政策，并坚持产业升级，中国就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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