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社会边缘人跟不上脚步的“黄粱梦”？
美国梦，社会边缘人跟不上脚步的“黄粱梦”？
补壹刀
2017年，一部名为《佛罗里达乐园》的电影因未获得奥斯卡年度最佳影片的提名而遭到一众影评人的批评, 一位影评人写道：“奥斯卡是永远不会提名一部指责政府过错的电影作为年度最佳影片的。”
《佛罗里达乐园》讲述了失业的年轻单亲妈妈海莉和六岁女儿莫妮，住在迪士尼乐园附近一家旅店的一个廉价单间里过着艰难却有趣的生活。
尽管电影意在表达童年的快乐，但是观众不难从故事背景中体会到贫穷带给她们的绝望以及政府福利政策的缺失。
导演肖恩·贝克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的电影描写的都是那些被所谓 ‘美国梦’ 落下而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
(电影《佛罗里达乐园》)
美国梦，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在1931年将其定义为，“无论每个人的社会阶层或出生环境如何，生活都应该变得更好，更丰富，更丰裕，每个人都有机会根据能力或成就而定”。
通俗一点来说，无论你出生于何处或于哪个阶级，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在社会中获得成功。然而，对于普通美国民众来说，真的是这样吗?
“半身不遂”的政策，被特朗普整得快要“全身瘫痪”。
自2016年当选总统后，特朗普便开始投身于为国家“省钱”的事业，在他看来“费钱”的政策应该被重新考量。于是各项本来就已经“半身不遂”的包括贫困家庭暂时性救助金(TANF)和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在内的福利政策，以及在奥巴马在任期间颁布的新医保都遭到了一记重创。
特朗普声称，因为他 “治国有方”，在2019年已经有700万美国人脱贫并停止接受SNAP的食物救助。
然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虽然这些不再接受福利补助的人有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好转而脱贫，但是绝大多数是因政策变化而被踢出了政策补助范围。用哥伦比亚大学扎卡里·帕罗林教授(Zachary Parolin)的话来说，“接受福利救助的人减少并非因为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政府在申请途中设置了障碍。”
比如，特朗普为减少政府在福利政策上的开销，增加了一系列申请的附加条件，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受益者必须拿出 “在职证明” (Work Requirement)。他在《美国总统经济报告》里写道：“对改革的承诺是我签署这项法令的原因，它将指导相关部门通过刺激就业的方式减少人们对社会福利计划的依赖。”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文件截图)
要知道，这些福利政策出台的意义在于帮助低收入和没有收入的家庭，也就是说大部分依靠福利政策的家庭都没有工作。包括美国杂志《经济学人》和自媒体 “We, The People” 在内的不少主流媒体都曾拍摄过记录美国贫困人群现状的纪录片，被拍摄者们表示很多人因为教育水平低并且有犯罪前科找工作十分艰难。
特朗普或许并没有 “微服私访”贫困人群，也没有看过该类纪录片，因此对于国家现状完全没有了解，一厢情愿地相信 “工作就是脱贫的答案”。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白宫顾问安德鲁·布雷姆伯格透露，特朗普的新法令意于模仿1996年克林顿总统对贫困家庭暂时性救助金(TANF)的变革：规定加入 “在职证明”并且一次性向各州拨款，并允许各州根据自己的意愿分配资金。
然而近几十年来，社会学家们认为TANF已经不再有效，因为各州已经不再将拨款用于福利政策的实施了，所以接受救助金的家庭越来越少。
“然而这并不是州政府的过错”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伊芙林·布罗德金(Evelyn Brodkin)在讲座中说道，“因为各州受制于宪法财政约束，它们没有逆周期性财政能力。他们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但是需求却在上升，于是许多州选择削减福利政策开销。”
布罗德金教授还提到，扶贫是联邦政府的责任，不应该推卸给州政府负责，历史上脱贫人数高的时期都是因为联邦政府采取了有效行动。
(约翰逊总统1963年探望贫困人民)
同样遭受重创的还有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仅仅在2018年一年就有300万美国人失去SNAP的补助，这些失去政府补助的人们只能通过依靠社会福利组织的援助度日，然而社会福利组织因资金有限只能提供一些便宜但保质期长的罐头食品，长期食用添加防腐剂的食品对肝、肾均有极大的伤害。
特朗普政府也在医保申请上增加了提供“在职/在校证明”的附加条件，于是这些已经承受了极大健康风险的无收入人群也同样失去了医保。
2019年特朗普公开诋毁奥巴马医保(Obama Care)并出台“协会健康计划(AHP)”，AHP是短期的计划，承包公司可以根据病史有条件的收取更高的医保费用或拒绝承保，而这些条件都被奥巴马医保视为非法。2019年新出台的政策甚至威胁合法移民，如果在他们有资格申请的包括医疗补助，食品券和住房券等在内的福利政策中进行注册就取消其公民身份。
富有的大慈善家救不了美国人民
“慈善是一件冷漠的事情。如果有钱人想要帮助穷人，他应该很乐意缴税。”
—— 英国作家弗朗西斯·贝克特(Francis Beckett)
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为美国教育业捐赠1亿美元;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曾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捐款18亿美元。在美国，每年30%的慈善捐款是由前0.5%富有的财阀捐助的。人们可能会想，这些富有的大慈善家在帮助让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件值得赞扬的好事。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富有的大慈善家真的能 ‘拯救’ 美国人民吗?
在美国，0.1%的富人比另外80%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1%的富人将每年49%的国民收入放进了自己的腰包中;排名前400的美国富人所拥有的财富是底层1.5亿人的资产总和(要知道，美国一共约3.3亿人)。
然而自1980年起，政府对于富人的税收就呈大幅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特派人权专家菲利普·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发布的报告，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为大企业和财阀大规模地减税，同时收紧了对福利政策的资金投入。这政策似乎是为在最大程度上扩大贫富差距而量身定制的，它使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和无收入美国人民陷入困境。
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税改法案，把对大企业的税收由35%减到了21%并使个人和一些家庭的税收起征点获得大提升，也就是说富有的大企业和富人需要缴的税被大幅度降低了。
政府的税收减少了，但是开支并没有减少怎么办?这似乎并没有难倒特朗普，在更改税收后美国政府马上开始削减 “烧钱”的项目，也就导致了上文所描述的 “全身瘫痪”的福利政策。
(特朗普签署2017年税改法案)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责美国财阀们 “假慈善真避税”，美国作家阿南德·吉里达拉拉达斯 (Anand Giridharadas)在他的畅销书《赢家通吃》里写道：“富有的财阀们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以通过使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做慈善。”
书中写道，财阀们只要在捐款者顾问基金会(Donor Advised Funds)存一定的慈善基金，便可以获得资产全部公平市场价值的所得税减免的资格，最高可达调整后总收入的30%。
然而有趣的是，捐款何时被实际用于慈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不论这些捐款在基金会里存多久，也许1个月也许10年，捐款者都可以马上获得税收减免。
令人费解的是，为何美国政府仍热衷于为富人减税?
政客和财阀们之间的秘密交易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想要连任的总统，自然也要做出一些表示。同普通选民一样，财阀们会选择那位能使他利益最大化的候选人，然而与普通选民不同的是，财阀们拥有的不止是一张选票。他们用强大的资金赞助支持的候选人，以便其日后上任时出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选票，普通美国人民似乎已经从民主选举的参与者变成了旁观财阀斗争的吃瓜群众。用吉里达拉拉达斯的话来说，位于社会顶层的人把底层的人当作垫脚石，而穷人之所以爬不上来正是因为他们被富人踩在脚下。真正的改变意味着一方权力的丧失，于是这些看似慷慨的大慈善家们便撒撒钱让底层的人们暂时忘记自己正所处的困境。
有趣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好莱坞荧幕上对每一个生命都锱铢必较的“美国队长”却让自己的确诊人数达到了200多万，对于一个黑人的生命也视同草芥。最近的一些美国政客很“骄傲”，不断强调美国的“不一样”，强调美国还是那么地伟大，但是又是为什么，让愤怒的人，连他们的“国父”都不放过呢?
所以，美国政府的“扶贫”与我们平时所想象还真不大一样。每届政府都致力于“脱贫”，结果是富者更富、贫者更穷;每个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也都会给选民以“致富”承诺，到后来则是给了大财团以“希望”，送了普通百姓以“失望”，最终呈现人们眼前只能是富人照富、穷人愈穷。政策制度上的缺陷、价值体系上的诟病(认为穷人本应该受穷)、底层人民没有发言权……当扶贫只是政治斗争和富人减税洗白名字的工具时，谁还在乎穷人在做什么梦呢。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我国人民用实践证明的正确道理。然而，这些连本国针对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都搞不清楚，却动不动骄傲地宣布自己做了了不起的工作的美国政客还在向全世界的人民证明一句话：真相恒久远，嘴炮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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