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脱钩是特朗普的目标还是手段？

中美脱钩是特朗普的目标还是手段？

黄卫东

　　一、中美国形成与现状

　　“中美国”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的新词，以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最早来自英国《星期日电讯报》2007年3月4日发表的尼尔·弗格森文章。原文标题：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Chimerica)。弗格森曾在其著作中介绍了这个词的含义：“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中国的精英们也很赞成弗格森用夫妻关系比喻中美关系。2013年7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一位高官精英将中美经济关系比喻为夫妻，他说：

　　“今天由我和雅各布·卢这对新人来主持新一轮的中美经济对话，在中国的语境里，新人是指刚刚结婚的夫妻，我知道美国允许同性婚姻。但显然我和雅各布·卢没有这个意思啊。”“不过，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像邓文迪和默多克，代价太大了。”

　　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中美国，其形成的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减少用关税壁垒等手段限值美国商人到中国进口商品;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政府认可美国可以用美元购买中国商品，加上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抬高美元汇率和价值，从而低价贱卖产品，促进出口，占有美国市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主流经济界迷信低工资比较优势理论，压低工资，使得企业收益大都被资本家拿走，国内老百姓没有购买力，只能低价贱卖出口;同时央行依据外汇储备发钞，政府为了获得外汇，长期实行优惠引进外资政策，吸引美国和西方到中国投资办厂，造成美国资本家大量到中国投资办厂，从而加速了中美国的形成。

　　但此举导致美国工厂大量倒闭，美国去工业化十分严重，到2010年左右，美国制造业雇佣的劳动力仅占11.9%，到特朗普时代，又进一步下降到11.0%，仅相当美国政府雇佣劳动力比例的55%。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就宣布要重新工业化，要吸引资本家到美国投资建厂，改变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形势。但直到奥巴马下台，美国基本没有改变。

　　特朗普在2016年宣布竞选总统以来，一直公开反对美国产业空心化的经济模式，公开要求限制自由贸易，加大关税，保护国内市场，重新增加国内制造业。特朗普上任前，曾说过一句与中国相关的最广为流传的话：“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就一直在强奸(fuck)我们，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强奸我们的国家。”显然特朗普不满意中美夫妻关系，将中国单方面给美国生产产品的经济往来都形容为强奸。

　　特朗普上台后，显然不愿继续这种被“强奸”的夫妻关系了，很快于2018年7月正式发动了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产品征收了高达25%的关税，但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形势并没有改变，而是进一步下降，制造业对经济贡献的占比下降到去年第四季度的11.0%，低于美国政府对GDP的贡献，也低于美国政府给雇员发的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则从2016年5184.5亿美元略有下降，到2019年5150.6亿美元，仅下降0.7%。这到底是特朗普无能，还是故意如此?

　　二、特朗普推动中美脱钩的主要手段与中国的应对

　　早在特朗普就职前，就以贸易不平衡为理由，要求中国扩大开放，包括开放市场、开放投资和开放金融，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等，否则就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还特地宣布，要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上任后，公开提出了四大要求。到2018年，中美双方曾在美国华盛顿进行了一次谈判，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八项要求，仅是美方部分要求，大都是要求中国单方面执行的条款，网上舆论评论，堪比辛丑条约。2018年7月6日美国宣布加征中国500亿美元产品25%关税;到了8月，宣布加征另外2000亿美元产品10-25%关税。此外就是不断加大对中国一些公司的禁售，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公司。

　　2019年5月10日中美结束了第十一次贸易谈判，会后中方谈判代表在离开美国之前，向多家报纸记者透漏，中美贸易谈判，双方存在三大分歧，第一，中国坚决反对加征高额关税，必须全部取消加征的高额关税。第二，美方要求中国对多进口美国商品作出承诺，数量上的承诺，中方反对。据金灿荣教授披露，美方从最早要求中方在一年内减少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增加到后来2000亿美元，此次又增加到3300亿美元。第三，文本的平衡性，要体现两个国家之间平等。据金灿荣教授披露，美方要求派人巡查中国各级政府，落实中方承诺的不补贴国企，其不平等要求可谓登峰造极。但是，中方谈判代表还是将这些不平等要求带回国内，最终被高层否决。

　　到了2020年1月初，中美双方终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方在贸易、金融、市场、国内经济管理等方面已经让出或承诺将要让出国家主权，换来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作为第三方，站在局外人角度来看双方得失：

　　第一，特朗普上台对中方出口到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发起贸易战，到如今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承诺逐步削减已经加征或将要加征的关税，换来中方开放多项经济主权，让美方占有这些主权牟利，没有付出任何代价，无疑是美方一大胜利。

　　其次，从历史来看，美国精英向来说话是不作数的，中美建交，美方承诺，逐步减少输送台湾的武器，历史证明，美国精英早就将这个承诺当成废纸，多次加大出口，甚至一年出口到台湾的武器，就十倍于建交前。双方建交的底线之一，就是尊重对方的主权，尤其是领土主权。然而，美国精英不但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在香港、新疆、西藏、南海等地方，一直在资助分裂势力或侵犯中国主权，从不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

　　第三，特朗普当局更是一帮将承诺当空气，毫无做人底线的流氓无赖。1月初发生的伊朗领导人被美国暗杀。按照伊拉克总理迈赫迪在伊拉克议会通报的情况，特朗普亲自打电话给伊拉克总理，要求他邀请伊朗领导人访问伊拉克谈判美伊关系，当伊朗领导人苏莱曼尼应约到达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在离开机场前往市区路上，却遭到美国发生火箭弹袭击身亡，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数名伊拉克政治领袖。幻想特朗普当局认真执行协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到特朗普下台，美方也不可能取消加征的关税，至多象征性减少一点加征的关税。等到特朗普下台，就更不可能了。中美双方一年多谈判，特朗普一再推翻双方达成一致的草案，从不将自己的承诺当回事。面对特朗普的出尔反尔，很多国家已经不在理睬特朗普。指望特朗普执行这个美方承诺本身就模糊不清的协议，更是天方夜谭，主要作用是胡弄老百姓。事实上，到了3月，美方就恢复了已经被取消的部分商品关税。

　　主流经济界主导的贸易谈判，中方唯一诉求，就是要求美方开放美国市场，不要通过关税壁垒，将中国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就是让中国的企业能够出口产品换取美国精英印制的美元钞票，唯恐美国精英不再拿印制的美元钞票购买中国的产品。最初宣传，这样可以增加外汇储备，就可以变成富裕国家了。作为出身非经济学领域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在任期间，公开说，现在外汇储备多了,超过一万亿了,怎么把它们使用好?又成为我们一个新的难题。主流经济界只好另找理由，现在的理由，则是维持工人就业。美方增加关税后，主流经济界则降低人民币汇率15%以上，从而抵消美方增收的关税带来的影响，保持甚至降低出口美国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对美出口和出口顺差。然而，带来的问题则是进口产品涨价，带来国内物价上涨，使得国内购买力下降，生产过剩一样增加，国内经济一样困难。此举等于让美方免费获得关税，还不影响美国市场物价。可以说，是最荒唐卖国的对策了。

　　三、中美脱钩究竟对谁不利？历史经验

　　历史上，美国曾经两次大幅度减少与西方其他国家经济往来。第一次是美国发起贸易战，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后，当时美国经济规模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在一战前就超过排名第二到第四的英法德三国之和。因各参战国不再需要从美国进口军火，而经济也逐步恢复、产业不断增加，导致美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战时作为主要出口品的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联邦政府采用各种方法试图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包括向国外发放贷款，增加欧洲国家购买农产品的支付能力。此外，美国政府还鼓励银行发放低利率的贷款进一步刺激经济。连年的低利率、农业信贷放低标准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叠加大量国际资本和黄金流入美国，投机活跃，美国证券市场高位运行。此外，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增速有限，不及社会生产率，消费信贷迅速扩张，叠加1929年农业部门因干旱和粮食价格下跌受损，产量下降，失业率上升，银行不良贷款率提高，美国经济结构恶化，股市泡沫风险进一步堆积。直至10月29日，股市泡沫正式破裂，道琼斯指数从最高386下跌40%至230，下跌趋势持续延续至1932年，彼时股市市值较1929年已蒸发89%。

　　1929年，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关税法施加自1830年来100年内美国最高关税，将平均关税水平提高至47%，对上千种产品提高或开始收取关税，试图减少进口，增加国内生产，保护国内产业。美国强硬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进一步提高关税，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引发各国的强烈不满，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纷纷出台报复性贸易关税政策，英法德意等国关税均提高超过50%。一场席卷全球的贸易大战由此展开。

　　总体而言，大萧条期间各国贸易下滑明显，全球贸易在1929年至1934年间大约减少66%。从进出口数据看，美国进口金额从44亿美元(1929年)下滑66%至15亿美元(1933年)，出口自54亿美元(1929年)下滑至21亿美元。其中来自欧洲进口商品从1929年13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3.9亿美元，而出口到欧洲的商品从23亿美元下降到7.8亿美元。西方各国进出口同样大幅下滑，其中英德法意等西方各国进口、出口在1930-1931年间分别平均下降26.2%、21.7%。从GDP数据看，各国经济增速均出现下滑，其中美国GDP增速在1930-1932年分别下滑8.5%、6.4%和12.9%;英、德、法三国在此期间GDP下降5.4%、16.5%和15.3%。从失业率看，各国失业率在1929-1933年间迅速攀升，美英德加在1932年失业率均超过20%，分别为23.6%、22.1%、43.8%和26%。

　　美国的经济萧条整整持续十年，到1940年的产出仍然低于1929年，1938年失业率仍高达20%以上。由于经济长期萧条，失业率高，很多人严重营养不良，1940年美国准备加入战争，40%以上年轻人体检不合格，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滑，比1920年代少增长800万人。当时的美国报纸大量报道饿死人现象，很多人怀疑，美国饿死了数百万人，当时美国的粮食产业下降了一半以上。胡佛总统卸任后，有一次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持续的经济萧条刺激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崛起，间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德国来说，美国股市暴跌促使美国银行中断对德国的援助贷款，叠加金融危机扩散，德国银行破产，实体经济迅速萎缩，失业率飙升至43.8%。持续的经济衰落促使民众转向支持纳粹党，德国政治转向独裁主义。1933年1月，希特勒所在纳粹党上台执政，建立了独裁政府。日本方面，1929-1931年间，其GDP下滑8%。1931年日本退出金本位制度，通过日元贬值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大量赤字开支用于购买武器军备，军国主义实力日益膨胀。持续的经济萧条刺激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崛起，最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不仅给美国老百姓带来惊天的灾难，也给世界人民带来战争，造成上亿人伤亡，给人类带来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第二次脱钩则是西方发起的。二战结束后，当时欧洲各国因战争破坏，生产能力严重萎缩，包括战胜国英国都因战时德国大量轰炸，很多城市成为废墟，货币购买力严重下降。相反，美国没有受到战火影响，反而因为供应盟国军火，生产能力大发展，工业生产能力占世界一半左右。当时西欧各国的重建工作，十分依赖美国供应物资。美国出于战略考虑，包括拉住西欧盟国对抗苏联的需要，制定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1]，提供了130亿美元给西欧各国，让它们可以使用美元从美国进口物资。此外，为提高美元地位，还提供5亿美元做支付基金[2]，帮助西欧盟国建立了支付联盟，让西欧各国可以从基金借贷美元，从而使用美元结算，使西欧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习惯于使用美元结算。当时西欧各国因为战争，货币购买力下降，在国际贸易中地位下降，也让美元乘虚而入。

　　二战期间，美国曾组织盟国在美国东北部小镇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制定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3]，目的是促进贸易发展，其主要条款是第八条，规定加入国有限开放货币主权，让他国可以使用外币到各国采购物资，但本国可以限制贸易逆差。虽然当年只有3个美洲国家接受该条款，到1960年时，也仅有10个国家接受协定该条款[4]，西欧盟国都没有接受，但美国却通过宣传，让很多人相信该协议是国际协定，是各国都应遵守的协定。

　　美国又与苏联合作，支持英法控制的殖民地独立，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收买代理人，成为新的殖民主义者。美国凭借军事和经济优势，逐渐在世界各地扩张实力，控制了很多国家的经济资源，逼迫西欧各国不得不在1961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承诺有限开放货币主权，让美国可以印钞购买它们的物资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发动侵越战争，耗资巨大，严重影响国内物资供应，引起物价持续上涨。到1970年，按照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库(https://apps.bea.gov/itable/index.cfm)，美元购买力下降到二战前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美国却一直坚持1933年的黄金美元比价，高估美元，由于美元高估，西欧各国货币低估，各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就被人为调低，从而扩大了出口，于此同时，从美国进口物资的价格被人为抬高，使各国商人减少从美国进口，造成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使各国政府和民间积累了大量严重贬值的美元;造成各国物资大量减少，货币增加，物价飞涨;也让美国实现了印钞，从西方盟国购买物资支持战争的企图。美国不愿贬值美元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影响美元形象，进而影响美国国际货币地位。到1970来临西欧日本各国官方积累了610亿美元[5]，民间还储备了数百亿美元，十倍于美国储备的黄金。美国却不愿按照协定要求，兑现西欧各国持有的美元为黄金。

　　当时日本和西欧各国都不愿持有美元，最初制定政策，促进民间花掉美元，例如西欧多国政府规定美元存款100%准备金，0或负利率等措施[5]335，而日本则补贴公司使用美元进口物资[6]。到1971年5月，各国干脆通过行政命令，禁止政府银行停止兑换美元，从而使美元退出各国的国际贸易。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所允许的对付他国侵占其货币主权的行动，美国也无从反对。1971年5月5日美联社德国法兰克福电称，“美元的大量出售今天迫使欧洲的一些政府银行停止购买美国货币，并且使得货币专家磋商一些办法来制止欧洲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在欧洲大陆发生的最严重货币危机，使美元成了一种按目前的兑换率实际上没有人要的货币”。其中的关键，就是西方各国反对美国高估美元和美元汇率，导致贸易逆差，实现印钞购买西方各国财富。西方各国终止购买美元后，美国无法再使用美元购买西方各国产品和资产了。当时美国财经官员声称“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不过是一句宣传。德国终止使用美元结算后，不仅很好地控制了物价，物价上涨率从未超过5%，而且经济也较快地得到发展，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超过3%。而美国却陷入十年滞涨，物价高速上涨，经济却停滞。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曾长期超过15%，最高时，曾高达20%。说明当时美国的物价年上涨率就高达15%到20%以上。

　　此后西方各国推翻了国际货币协定规定的固定货币与黄金兑换率，等于废止了固定汇率制度，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当时美国的经济严重依赖掠夺其西方盟友，由于高估美元价值达到3倍左右，美国进口支付只有实际价值三分之一，例如，1971年进口738.2亿美元，实际价值三倍于此，等于免费拿走1476.4亿美元，约占当年美国产出12%。1971年西方各国禁止这种经济掠夺后，美国经济就进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以石油或黄金价格计算，在此后十年，美元贬值了25倍，平均每年贬值38%。以批发物价计算，物价上涨率也经常高达10%以上。按照美国官方公布，1980年到了13.58%，到了1981年还有10.35%。到1980年前后，美联储不得不将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15%以上，甚至接近20%[7]，以便减少增发美元，限制通货膨胀。

　　直到1981年，中国放弃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对付美国，才让美国各个击破，重新控制了中东产油国，迫使中东国家将石油价格下调一半以上，从每桶37美元下降到十几美元，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末。美元也因石油价格的下降，很快得到稳定，重新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例如，【法新社华盛顿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日电】称，“在第二次石油冲击(指1979年伊朗国王被推翻，政局动荡，世界石油市场出现抢购。欧佩克于1979年6月将原油价格提高到每桶18美元，1980年6月提高到32美元。)后出现的货币调整中，美元重新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在汇率方面，则不得不采用浮动汇率，由西方各国货币兑换市场决定美元与各国汇率了，到八十年代，西方各国通过会议，如广场协议，逼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贬低美元。

　　由于美国此前主要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很少存储他国货币，导致美国对外贸易严重受到影响。此后美国为应对这种情况，不得不要求西欧盟友与美国进行货币互换，从而让美国可以获得西欧各国货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1984年发布的美联储介绍，见中文译本《美国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第85页[8]，就提到了此前与德国进行的持续多年的货币互换，等于让美国长期持有一笔德国货币资金，用于国际采购，当时德国马克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货币。由于美国在德国驻军，提供军事防卫，德国不得不同意。美国长期搞货币互换，也等于暂时获得了大量物资，但比此前的高美元汇率下所免费获得的财富少得多。

　　四、中美脱钩的关键是提高人民币汇率，美国却不去推动实施

　　美国事实上是十分依赖对外掠夺的经济，一旦与外界脱钩，甚至不需要脱钩，只要减少对外掠夺，例如，1970年代不能掠夺其西方盟友，经济就出现濒临崩溃的灾难。现在美方主要掠夺中国，美方提出的中美脱钩，按照特朗普的公开说法，就是要求中国消灭贸易逆差，让美国资本家占有美国市场，消灭产业空心化。其关键是汇率，低人民币汇率，导致我国出口价格被人为降低，从而能够出口更多产品;同时进口物资价格就被人为调高，从而建设进口，形成贸易顺差，实质就是让美国印钞低价“换走“中国物资，从而获利巨大。这是国际经济学基本常识，也是德国宪法中明确禁止的被他国掠夺的模式。没有中国精英的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

　　美方一直批评中国的贸易顺差，使得美国产业空心化。偶尔也会批评中国搞低人民币汇率，但美方从未采取实际行动。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币汇率比现在高得多，当时1美元只能兑换1.5元人民币，美国FBI内部评估，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评估，是与市场相适应的汇率，或者说市场汇率。对外贸易本质是物物交换，应实行市场汇率，使得贸易得到平衡，防止形成贸易逆差，让对方拿货币购买我们的物资，这是货币主权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相反，贸易逆差，本国印钞就可以获取他国物资，才是对本国有利的，才是美国长期坚持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也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为消灭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惜中断美元兑换，停止使用美元结算外贸的主要原因。

　　但美国精英推销的是与西方各国相反的政策，是对美国单方面有利的高美元汇率政策。美国精英经常利用美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关系，以及利用所控制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强迫其他国家实行华盛顿共识十项宏观经济政策。每当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缺少外汇，向美国求助时，美国精英就会提出上述要求，否则，美国精英就不会让其控制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供贷款对付危机，同时限制对美出口，加重该国的经济危机。因此，西方学者总结，美国政府经常用胡萝卜加大棒来推销这些政策[9]。但美国政府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却往往与“华盛顿共识”政策相反[10]。然而，美国为各国培养了大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往往在本国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原则和政策[11]。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国内也不遗余力地推销这种原则和政策[12]。

　　这十项政策中的第五项政策，就是关于汇率的，美国精英不再鼓吹自由化了，也是十项政策中唯一不符合自由化原则的政策，而是鼓吹有竞争力的汇率，也就是让政府干预汇率，使本国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低于市场汇率，让本国货币贬值，让美元高估的高美元汇率，使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被政府干预而人为降价，以促进出口，从而促进生产增长。却不提这样增加生产的劳动果实都分配给美国和西方了。等到该国习惯于降低的货币汇率以后，美国的政客又在报纸上经常公开声称，反对该国降低汇率，让大家以为，美国并不赞成其他国家采用低货币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也是如此，但美国并不会采取实质性措施来反对，只是借此压迫对手牟利。美国精英通过胡萝卜和大棒推销“华盛顿共识”政策，包括推销低货币汇率政策，是第三世界各国大都实行此项政策的主要原因。

　　改开后，中国长期实行低人民币汇率，每年都大量贸易顺差，形成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中美国，都是迷信美国推销的谬论的结果。其实质，是美国印钞，就能购买中国工厂和产品，从而控制中国经济资源，拿走大部分产出，从而等于为美国免费生产。中国持续近20年为美国和西方生产，大量消耗国内资源，还严重恶化了本国环境，形成了越演越烈的雾霾，从而引起了国内强大的反弹。多年来高层一直提倡产业转型升级，增加国内市场，但都没有得到落实。主流经济界一直实施以出口为目的的出口导向政策，使国内劳动者个人收入占产出比例一直在下降，到现在已经下降到41%，消费占比仅30%，均不到美国一半。虽然国内老百姓的收入也在逐步增加，但与产出的增加不能同步。我们的经济，是在不断加大向美国和西方输出产品来增加生产能力。

　　由于劳动者收入占产出比例在不断下降，大部分产出都被资本家拿走，虽然美国和西方资本家只占据我国产业链关键位置，却拿走了大部分产出，从而等于是免费为美国和西方生产。例如，公开资料显示，在苹果17个生产工厂中，有14个位于中国境内，而2010年，苹果公司每售出一台iPhone手机，就独占其中70%以上收入和90%以上利润;而中国大陆相关业者却仅能获得占3%左右的收入，付给劳动者工资。另据报道，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手机出口增长了十倍，占全球市场的比重接近八成，但99%的利润都被美国的苹果和韩国的三星两家公司赚去。2012年，出口非洲一部售价300~400元人民币的手机，获取的纯利润大约在2~3元，利润不到1%。即便是这不到1%的手机出口利润也是靠出口退税获得的，“手机等家电行业的出口退税率是17%……这就是为什么只有2%的毛利率，大家都还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挣扎的原因”。也就是说，内销产品必须交纳17%的税，而出口却不需要纳税，这无异于我国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外国消费者。至少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出口基本上都是靠出口退税维持着，从事着“赔本赚吆喝”的生意。那么，这种出口增长的结果如何呢?我国社保基金2010年余额仅8566亿元人民币，养老金的空账规模目前高达1.3万亿元人民币，而2015年一年的出口退税是1.3亿元人民币。换言之，我国有钱补贴外国消费者，却无钱给居民交纳养老金。

　　事实上，美国和西方将很多工厂都转移到中国，在中国建立了史无前例的生产能力，大部分工业产品生产能力比美国极盛时期生产能力还要高10倍以上。这些庞大生产能力，带来的是极度的资源消耗，使我国很多矿石消耗都占世界一半左右，大都来自本国。一个国土面积只占世界不到7%的中国，消耗的矿产资源却占世界一半，给中国带来的是资源快速走向枯竭，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力。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资源枯竭，严重对外依赖的“日本式”国家。到2011年，国务院已先后三次，一共批准了69个资源枯竭城市，由中央政府提供财政补贴，防止这些城市经济崩溃。

　　五、总结，特朗普要求中美脱钩的实质

　　所谓美方要求中美脱钩，要求中方消灭贸易逆差，是很容易实现的，其关键就是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减少贱卖和贵买，就可以大幅度减少出口，同时增加进口，从而实现从贸易顺差到逆差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停止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然而，中国实行低人民币汇率政策，是美方精英用胡萝卜和大棒推销的结果，也是中国主流经济界迷信西方，主动实行低人民币汇率的结果。特朗普打着中美脱钩名义，不是要求提高人民币汇率，而是压迫中方开放，实际是将我国更多经济主权交给美国资本家，从而方便美国资本家从中国掠夺更多财富，不仅造成通货膨胀，而且消耗大量资源，给中国带来永久的伤害。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为抬高美元和美元汇率，导致贸易逆差，让美国印钞购买西方盟友物资，是当时西方各国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西方各国虽然在军事防卫上依靠美国，却干脆停止兑换美元，将美元排除出各国对外贸易结算，其结果是美国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直到1981年物价上涨率还超过10%，基准利率长期高达15—20%，对比2013年国内基准利率曾在某个时刻增加到13%，就被国内主流报纸形容为高利贷利率，金融市场要崩溃了。可见那时美国经济上的困境。当时美国工业产出还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如今美国已经去产业化，工业上主要垄断上传少数生产设备和关键零件，工业消费品基本依赖进口，主要是中国低价贱卖产品，换取美国印制的美元欠条，保住美国经济。

　　美国在二战期间，宁愿给英国贷款美元购买美国的军火，也不接受当时被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用于国际贸易结算的英国英镑;在英国耗尽黄金后，先后出卖殖民地和殖民地上的经济特权给美国，换取美国物资。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都能够打败当时的中央政府发行的法币和日军发行的伪币，不仅成为抗日根据地唯一货币，甚至在敌占区流通，通过印钞，从敌占区获得大量物资，支持抗日事业。现在我们有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而且高技术市场同样占据主导地位，却反而采用低人民币汇率，拱手让出货币主权，让西方印钞买走我们的物资，甚至不惜牺牲大量经济主权，让西方在中国获利，等于每年免费让西方从我国拿走大量物资，导致物价过度上涨。其根本问题在于主流经济界十分无知，似乎没有西方印钞买中国物资，就不知道如何通过市场解决物资的销售，实质是不会使用货币和市场解决产品分配问题，不知道必须依据产出的增加而同步增加收入，才能通过市场实现产品的销售和分配。

　　特朗普要求的中美脱钩，都是谎言，都是谋取中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的手段，都是中国主流经济界迷信美国和西方，密切配合美国精英下的产物。我们本就应该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消除贸易逆差，更不应该为了保持贸易逆差和西方市场，牺牲主权和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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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US), B.o.G.o.t.F.R.S.Effective Federal Funds Rate [FEDFUNDS], retrieved from FRE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FEDFUNDS, November 13, 2019.2019.

　　8.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1987,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谭秉文译. p.82-86.

　　9. Halper, 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http://www.cssn.cn/zzx/gjzzx_zzx/201310/t20131026_618487.shtmlin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 Halper, Editor. 2010, Basic book: New York. p. 49-73.

　　10.黄卫东,美国执行了“华盛顿共识”吗?.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6. 1: p. 92-98.

　　11.黄卫东.警惕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坑害了很多国家!-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x/201609/t20160921_3209968.shtml. 2016 2016.9.21 2016.12.11].

　　12.楼继伟,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二十年回顾与思考.中国改革, 2006(11): p.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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