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教科书看上去很多元，其实很“讲政治”！
前一段时间，教科书配图所反映出来的中小学教育出版市场乱象引起了广泛关注。相关报道和讨论已经很多，观网的《科工力量》栏目对国外一些管理教科书的作法也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其中一句点睛之语指出了问题教材事件的实质，“和孩子有关的事儿，全世界都是敏感的”。基于一些个人经历和观察，笔者也聊一聊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教科书问题。
美国现在虽然是“世界霸主”，但是其统一的时间并不长。从1865年解决南北分裂问题到现在，不过一百五十七年而已。白宫的制度化、专业化建设起步于二战期间的1939年，距离现在并不遥远。
作为在“新大陆”上殖民而成的新兴移民国家，如何通过建构共同的价值观来克服国内不同人群间历史、地缘和血缘纽带的先天不足，就成为了一个一直困扰美国社会的问题。
这一点在1782年确定的美国国徽(The 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上就已经体现了出来。其正面白头鹰嘴中所含绶带上写着拉丁文“合众为一”，背面金字塔上方“上帝之眼”两边的拉丁文则写着“上帝偏爱我们的事业”——用包含了神秘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清教来尝试一统天下，这种从一开始就极难调和的张力与矛盾在美国之后的政治发展中一直挥之不去。
反映在教育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公立学校中如何进行宗教教育的问题。1950年代之前，美国的中小学普遍要求每天组织诵经和祷告。如果说美国在建国之初还具备一定程度的宗教同质性，经过19世纪中期、末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三次移民潮，宗教构成日益多元化，无宗教信仰的人数也逐渐增加。这个时候再去强制统一要求诵读《圣经》和祷告，与其宪法中的不设国教原则之间的冲突就日益尖锐起来。因此在1962年和1963年的两个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相继禁止公立学校出面去组织祷告和诵经活动，公立学校的雇员在后续的判例中也被禁止在工作场所做祷告。
最高法院的这些判决在宗教保守派看来属于大逆不道，但实际上最高法院并没有像保守派宣称的那样就把上帝逐出了学校。在美国中小学生每天都要背诵的忠诚誓词当中，就有“上帝治下的国家”这样的表述。
美国的忠诚誓词1885年首次在民间出现，1892年开始进入学校，1942年被美国国会采纳，1945年被正式定名。1954年为了对抗苏联，特意添加了“上帝治下”的字眼。虽然最高法院在1943年就曾判决学校不得强迫学生宣誓，但也没有反对从幼儿园开始就将宣誓纳入一项日常集体活动。不仅在学校里，在全社会层面，重大活动和庆典中，除了唱国歌，起立背诵忠诚誓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并不会因为现场有外国人或者无神论者而略过。
除了在国家意识建构中保留甚至突出宗教因素，美国还通过教材很早就开始进行制度认同教育和行为建构。美国小学阶段的课程设置大致可以分为英语、数学、计算机、科学、社会研究、以及体育和音乐。社会研究里面又涵盖公民教育、经济、地理和历史，是完成意识建构功能中最重要的部分。以下几张图片来自于亚马逊网站出售的练习册，一本供5岁学前班的孩子使用，一本供一年级学生使用。
从行为养成的角度来看，书中在前几课就明确了学生在学校和家中需要分别遵循的行为规范，并且强调了礼让、分享和共同劳动的重要性。
就制度认同而言，则是从孩子们最容易感受到的国家节日入手来介绍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并逐步引入至关重要的政治人物。不仅教材如此安排，就是课外阅读书籍，也并不回避突出政治人物的正面作用。下面这张图中间的画册讲的就是当今副总统哈里斯的成长经历。
而这一张图片里讲的则是现任总统拜登鼓舞一名患有口吃的男孩的真实事例。
接下来的两张图片中除了有到奥巴马的所有总统的介绍，还包括前第一夫人米歇尔自传的儿童版。
美国的教材市场能够呈现出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特点，离不开背后资本网络的支撑。整个教材出版市场中，培生教育（Pearson Education）、学乐教育（Scholastic）、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McGraw-Hill Education）、圣智学习（Cengage Learning）、 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这五家最大的出版社就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1]涵盖了大、中、小学三个阶段。教科书销售收入2020年大约为78.5亿美元，[2]而整个教育书籍出版的规模则在160亿美元左右。[3]
就教材编写流程而言，一般是首先由出版社组织作者们先写出一个核心版本，然后提交给各个州的教育委员会审核，按照各州的要求进行修改之后，再进入各州的学校。基于美国联邦制的特点，各州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来源非常不同，有的完全由州长任命，有的经选举产生；有些完全由教育专业人士出任，有些则还包括商界代表甚至牧师。加上目前各州基本以党派和意识形态形成了不同的阵营，所以中小学教材在不同州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为社会研究课程内容涉及到美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实际矛盾以及时政内容，所以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这种情况在最近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目前美国枪击案频发，围绕第二修正案持枪权的争议就又成为了焦点。不同阵营的角力也体现在了教科书里面，加州版的教材和得州版的教材就很不一样。前者强调最高法院的判例允许对持枪权做出限制，而后者在这一部分则开了天窗，没有做任何说明，容易导致产生对持枪权的绝对化理解。[4]
瓦尔德县罗布小学枪击案现场 图自CNN
再如关于如何讲解性取向问题的争论，最近美国有五个州都颁布了禁令，禁止老师们在三年级之前讲解性取向议题，原因是怕干扰了儿童正常的性向自我认知。
还有关于如何讲解美国的奴隶制问题，2020年爆发的“黑人命也是命”运动使有关“批判种族理论”是否应该进学校的讨论进入公众视野，掀起了很大的争议。该理论的核心非常直白，认为美国现存的种族歧视并不简单是个人层面的一个心理认知问题，而是制度层面经过一系列法律和经济安排后被固化的系统性歧视。但是美国的保守派对该理论非常抵触，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派智库发表的报告中甚至认为该理论将引发更严重的身份政治问题，进而威胁到美国的立国原则和基础。[5]
这其实也反映出了保守右翼和美国文化左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普遍分歧。文化左派希望在教材中突出强调边缘少数族裔群体的历史困境、生存现状和做出的贡献，而保守派主导的州则希望在教材中淡化这些内容，甚至是回避。比如对住房市场中的种族歧视政策，有些州就避而不谈。
不过整体而言，虽然以上这些争议是美国社会中的真问题，但从通过教科书培育核心国家意识和认同的角度而言，围绕这些争议对教材做出的改动都不涉及美国最根本的政治和经济架构，更多的不过是文化层面的调整。组织编写教材的私营资本就是反思能力再强，也不至于去触动和自己切身生存利益相关的政治经济安排。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教科书的同质性实际上非常高。再辅之以精美的排版、装帧和质量把控，以及教育心理学的支撑，美国的这套体系至少目前还在有效地行使其功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文明素来重视文教，相关理论和实践也源远流长。不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虽然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是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列国竞争格局，如何在借鉴吸收与正本清源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并形成更具中华文明特色的新育人模式，支撑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系统工程。希望看到更多文雅质朴又兼具慷慨昂扬气质的新教材、新作品不断涌现。
参考文献：
[1]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why-college-textbooks-expensive-textbook-publishing-2018-12
[2]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5042/us-publishing-revenue-from-textbooks-since-2005/
[3]https://www.marketresearch.com/Technology-Media-c1599/Media-c92/Education-Publishing-c1660/
[4]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1/12/us/texas-vs-california-history-textbooks.html
本文作者李泉，原载于“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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