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筠: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用来掩护其侵略战争和罪恶的“神圣外衣”

作者:陆寿筠 来源:新法家网站 2022-08-05 3032

陆寿筠: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用来掩护其侵略战争和罪恶的“神圣外衣”

基督教信仰一以贯之地排斥异己,对于域内外的影响也许只能说好坏参半,或者甚至负面大于正面,尤其对于域外人民来说更是如此。具体说来,一方面,基督信徒们凭着他们的共同信仰,在微观人际关系上,通过社区的教会组织和活动,彼此得到慰藉和鼓励,得以舒缓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痛苦和烦恼,增添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另一方面,在宏观上,教会又受着圣俗两界统治阶级少数人特权利益的驱使,在神圣外衣的掩护下,在内外争夺、扩张、战争中起着鸣锣开道、笼络人心的负面作用,给世界上更多的人们带来痛苦与死亡。

这样两极性的社会影响是与其教义中互相抵触的义理信条分不开的。圣经一方面告诫信徒们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新约》,《马可福音》12:31),不杀人,不贪图邻居的财产(《旧约》,《摩西十诫》),还要谦恭忍辱,用爱来感化人,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打(《新约》,《马太福音》5:39,《路加福音》6:29);另一方面,却极力排斥不同信仰,要对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不惜赶尽杀绝(《旧约》,《申命记》13:8-10),并以此为借口劫掠、吞并其财富。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一位美国教授最近说道:美国历史上蓄奴问题争论和南北战争的对立双方都向同一个上帝祷告。还有,美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借助上帝为其对外扩张作辩护,同时,美国反对帝国主义行径的另一方也借助上帝来向扩张政策提出挑战。(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Ray Haberski“People on opposing sides of slavery and the Civil War prayed to the same God. American imperialists deployed God to justify national expansion abroad, while American anti-imperialists employed God to challenge that expansion. http://edition.cnn.com/2015/07/02/living/america-christian-nation/index.html,2015年7月5日链接。)

以上说明:无论是经典文本,还是历史实践,基督教义都不能自洽。对于这样明显自相矛盾的教义,唯一可以自圆其说的解读是:这里所说的邻居(neighbor只能按字面理解,仅仅是指与自己相邻或相近的人,即微观人际关系,不可以扩展理解为包括大社会的群体关系、邻族、邻邦,即宏观社会关系。如果是这样,那就更说明了其教义根本不触动少数强势者(中世纪的圣俗农奴主、帝国扩张主义者、后来的大资产阶级、殖民帝国主义者等)对域内外广大弱势者进行压迫、剥削、掠夺的世界秩序,而同时底层微观人际关系因为此信仰而得到舒缓润滑、从而有利于维护强势者统治地位的稳固;而且一神教比之原来的多神教更般配已经不再共和的帝国独裁统治,因而在根本上符合基督教世界少数剥削、压迫、掠夺者的利益。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最终决定招安基督教、将其钦定为国教,从而将原来被压迫人民的宗教改造成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的根本原因(此处麻醉二字为笔者所加,与马克思原话无关)。

在中世纪和近现代两个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基督教对世界社会影响的表现方式虽有不同,但其影响的性质大致相同。在中世纪,教会与世俗的最高权力一统于教皇,国王也受教皇的控制。因此基督教会对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近代资产阶级在欧美各国取得政权以后,实行政教分离,因此在组织层面上,教会的影响大不如前,但在社会思想文化层面上,则与以前毫无二致;而且由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无孔不入的扩张(其中也有基督教会作为精神文化马前卒和吹鼓手的一份功劳)、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使其更适应后起资产阶级的需要,基督新教对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麻醉作用在规模上则比中世纪时又大大地扩展了。

可喜的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爆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信徒由于对基督教会的失望而日渐远去;另一方面,目前的梵蒂冈教廷对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矛盾正采取越来越鲜明的、与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底层人民越来越靠近的立场(如教皇方济各在首部宗座劝谕书《福音的喜乐》(见http://fm.m4.cn/2013-11/1218189.shtml, 2017/4/11)中说:十诫中,不可杀人这条戒律设立了明确的限制——要保卫人们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也可以将它套用在经济问题上。一种具备排斥性和不平等性的经济体制就是在杀人,为什么无家可归的老人冻死街头无人关注,但股市大盘才跌了两点就成了新闻?)同时最近几任教皇对于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也采取容忍、尊重和愿意对话的态度。这两方面相结合,预示着一场新的宗教改革运动必将到来,也许有可能使基督教恢复作为被压迫人民的宗教这一原初性质与面貌。这说明基督教义理虽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成熟,但其深藏着的主张社会正义、人间和谐的终极理性种子尚在,并未泯灭。

但愿这不是笔者一厢情愿的主观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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