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美国最怕的是什么？

《环球时报》近日报道，美国使领馆对中方雇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要求上交社交账号，财产以及邻居亲友信息，而且每隔几年就要对中方雇员做一次背景调查。调查表格还明确标注，中方雇员填写的信息有可能提交给美国情报部门。

其实这种事对美国来说属于常规操作。我们可以以此揭露美国鼓吹价值多元的虚伪，但美国重视政审的做法，倒值得中国思考。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说美国不怕和平演变。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历史。美国当年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革命输出，内心忌惮得很。

美国颜色革命别人，而没有被别人颜色革命的秘诀，就在于美国一方面很讲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从未懈怠，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地诱导别国放松意识形态。

二战后，美国一直通过各种形式给社会主义国家灌输去政治化的意识，要求实行价值多元，而他们自己一直坚持严格的政治审查，对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防死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严重洗脑，放松了意识形态的防线，放松了政治审查，让很多反共意识强烈且明显的人轻松进入体制内，舆论战线被严重渗透，严重的，甚至形成逆淘汰机制，对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进行压制。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特别深刻。

美国现在加强对中国雇员的政治审查力度，说明：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信美国那一套话术，让美国在雇佣中国人时越来越不自信了。他们还要通过社交账号了解这些雇员的价值观倾向。批评过美国的，就很可能遭解雇。这种“忠诚”调查，是美国的传统艺能。

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美国会越来越焦虑。但在普遍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重建共产主义的信仰之前，我们还主要是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增强了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但还没有重新建立起相对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优势，还没有让美国的焦虑变成恐惧和绝望。

历史上，让美国恐惧真正恐惧的，是二战后共产主义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优势。

苏联在二战后，迅速成为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一度给美国很大的压力，军事方面的实力更是不输美国，但让美国压力最大的不是苏联的工业能力和钢铁洪流.美国怕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能力。二战后，共产主义席卷全球，面对共产主义浪潮，美国统治者产生了“红色恐慌”。美国一度如惊弓之鸟，时刻担心“敌在内部”，怀疑有很多人内心向往苏联，并为苏联提供情报服务，而且不求报酬，只为信仰。

很多人喜欢看谍报战的影视剧，比如《潜伏》、《黎明之前》都是这方面的佳作，（《风筝》就算了，不合逻辑的地方太多，而且贬低地下党的信仰，抬高国民党的信仰），最令国民党情报部门无奈的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为了信仰，真是做到了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不惧风险，不怕牺牲。虽然艺术作品不等于历史的真实，但当时我党的地下工作和谍战能力，确实让老蒋防不胜防，很多有正义感的人只要有机会，自动靠拢我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优势产生的信仰力量。

当年的美国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处于明显的劣势。自由主义那一套在意识形态攻防战中，不是共产主义的对手。这会让一大批人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自愿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很多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苏联特工佐尔格，但成就比他还高的美国人阿尔杰.希斯，知道的人就少多了。希斯因为痛恨资本主义的不公，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别顾问，参加了著名的雅尔塔会议，成为美国的头号谈判代表。罗斯福当时的健康状态很不好，在那场关乎二战后秩序和世界命运的重要会议期间，高度信任希斯，和另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霍普金斯，被美国怀疑在雅尔塔会议中发挥了无法估量而且是关键的作用，美国人一直认为那次会议在划分势力范围方面对苏联让步太多，舆论评论苏联得到了所有想要的东西，没有体现出彼时美国对苏联的实力优势。霍普金斯，担任罗斯福首席顾问，参与美国所有重要决策。有媒体称其为"影子总统"。美国人后来认为，援助苏联的"租借法案"，就是霍普金斯一手促成和主导的。

美国随时担心“两面人”现象，害怕已经有很多政府官员吃美国饭，砸美国锅。

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害怕堡垒从内部爆破。

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渗透，都警惕到神经过敏的程度。1947年3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布“联邦雇员忠诚调查令”，要求彻查200万联邦政府雇员的忠诚度。联邦联邦政府每个部门都成立忠诚度委员会，并授权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过调查，清除联邦政府、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内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和同情者。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哪位政府雇员的忠诚度，就可以将其解雇。后来“忠诚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宗教界和文艺界。有人统计，在“忠诚调查”地十年期间，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被不同程度地审查过。

在美国的白色恐怖下，左翼组织受到严重打击，一蹶不振。美共全国委员会的12名成员，被美国法庭以《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为证据，以讲授、宣传用暴力推翻、摧毁美国政府的罪名起诉和定罪。根据张海涛的《以民主的名义：美国资产阶级对工人的镇压》，在忠诚调查运动的高潮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共西部12州的党员，全部遭通缉和逮捕,其中存在死刑的3个州对5236人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另外9个州也对96人以“叛国罪”判处死刑，62351人被判处20年以上的刑狱。

美国舆论整体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可能被解雇。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美国部分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查禁“可疑的书籍和杂志”，涉及的数量近200万册。美共领袖和左翼作家的书籍被列为禁书，马克.吐温的作品都进入“危险书籍”名单。

“曼哈顿工程”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被认定为“苏联代理人”。马丁·路德·金只因一次演讲中说自己“基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被FBI长期监视。爱因斯坦被美国政府认为赞同共产主义的理想，成为危险人物而被监视到死。卓别林被视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危险分子，被驱逐出境。海明威因反战和思想左翼，被怀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间谍，被监听电话、拦截邮件、安装窃听器而精神崩溃自杀，五星上将马歇尔被指责在雅尔塔会议上蒙蔽罗斯福，帮助苏联获利，并在担任美国总统特使调停国共冲突时“出卖国民党”帮助中共获取政权，压力之下被迫辞职。

美国的意识形态压力真正减轻，是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苏共告别马列走上修正道路之后。美国还可以借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开始有能力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反攻。

苏联自列宁-斯大林，虽然理论水平是下降的，但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水平依然能够保证苏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优势。而且，斯大林以出色的社会建设成就，弥补了理论水平方面相对于列宁的不足。

但到了赫鲁晓夫这一代，苏联领导人的理论水平开始断崖式下跌。苏联领导权从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落到了讲究实用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官僚手中。

在斯大林时代，无论发展起点多么低，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多大，外部安全环境有多么险恶，苏联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之后，苏联虽然在形式上还是那个联盟，硬件不但还在，而且看起来还更硬朗，但软件已经不一样了，操作系统被篡改了，而且篡改的是最令美国恐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键部分。没有了这些关键内容，就会出现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说的情形，“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

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对手最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哪。

苏联红旗落地、联盟解体的罪人，最大的罪魁祸首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赫鲁晓夫，第二个是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的问题不仅是片面地否定斯大林，他还抛弃的是布尔什维克带领苏联从弱到强的意识形态最精华部分。赫鲁晓夫认为，党在思想上的敌人早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所以他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22大上，赫鲁晓夫作报告认为“国家在现阶段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在苏联消灭了阶级形成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社会主义完全地最终地胜利了。工人阶级的党现在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已经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苏共意识形态一松动，很快就有人提出了分权，建立总统制，人民直接选举国家总统等建议。

放弃马列主义最核心的内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致命的。

苏联自从斯大林之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就仅仅浮现于表面的繁荣，而看不到内部的危机了。

毛主席当年组织九评，与苏共展开大论战，并不是无的放矢，更非放空炮，这都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在那个经济上从一穷二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在综合实力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下，国家很难生存，更不要谈发展了。

苏共放弃了原来的意识形态核心竞争力之后，就特别重视军备竞赛和地缘扩张，以此证明苏联制度的优越性。但并不能弥补苏联阉割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核心竞争力力的衰减。而美国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意识形态。

苏联有一段时间比较幸运的地方在于，虽然苏共自动关闭了思想发动机，让美国的意识形态压力骤然缩小，但在东方，还有一部思想发动机在高速运转，资本主义还不得不进行意识形态的防守，暂时还无法整体实现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全面反攻。

在东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影响下，1968年成为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1968年5月，五月风暴席卷巴黎，数百万怀有理想的学生和工人，高举马克思、列宁、毛主席、格瓦拉的画像，以及“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等标语，表达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从法国大革命算起，经历接近一个世纪后，革命又回到法国这个“革命老区”。

不光是法国，那一年，全世界风起云涌，创造着无限的可能。

《1968：撞击世界之年》的作者马克.科兰斯基说：“1968年令人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全世界难以计数的人们都拒绝对世上诸多不平之事保持沉默。如果别无选择，他们会走上街头，呐喊示威，这给世界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希望，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回有人揭露它，并试图改变它。”

当时如果不是苏联歇菜，社会主义是真有可能颠覆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基本秩序。这场运动因为苏联的性质变化，导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显著的不平衡。如果当年中国有苏联的硬实力，再加上中国的软实力，就可能会资本主义形成摧枯拉朽的攻势。这是那场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

苏联的对外政策开启帝国主义的道路，屠龙少年开始向恶龙蜕变，失去了先进性。将资源重点投向军事工业的苏联，军事能力却在下降，输掉了阿富汗战争。

苏联1981年的“西方军演”，创造了很多记录，苏联还把军演剪辑成纪录片《这样的军队，不可战胜》，展示当时的苏联武德有多么充沛。巅峰时期的苏联军队对美国形成的军力优势是多方面的：现役部队总兵力苏联对美国是500多万：200多万；坦克数量美国对美国是53000多辆：13000多辆；步兵战车数量苏联对美国是63000多辆：20000多辆；火炮数量苏联对美国是：48000多门：10000多门；空军飞机数量苏联对美国是6000多架：4000多架。

但又如何呢？但照旧无法阻止10年后苏联的解体，照样无法改变在苏联解体前危急的关头，军队的作用缺位。

从社会主义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失去了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路线方向，苏军即使在军备竞赛中取得暂时的优势，也会因为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而大打折扣。美苏争斗，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跟老牌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玩帝国主义，哪能玩过美英法德等老牌帝国的联合围攻。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才是决定一切的。苏联失去了这个正确，也就失去了战胜西方的最大优势。

这就是西方为什么如此重视思想和政治的和平演变，就是要诱导社会主义偏离航向的原因。美国极力地诱导中国去政治化，但他们自始而终都很重视政治。

而思想和政治从来都没有真空，一种意识形态让出了阵地，另一种就会乘虚而入。

一旦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那么就进入西方最擅长的围猎游戏了。西方 不能在军事上灭掉社会主义，一旦控制了社会主义的大脑，都可以让社会主义杀死自己。

网上有一段文字，据说是撒切尔夫人（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别人借她之口）说的：“中国人不可能成为很强的国家——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段话说明西方政客对于思想观念的重视程度和思想学说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形势相比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但距离由守转攻还有距离。中国面对的最强对手，还不是美国这个有形的国家，而是那个无形的体系。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在制造业和整个经济方面赶超西方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还要在意识形态方面重建我们的优势。前人给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伟人给我们留下了思想核武器，是时候重启思想发动机了。如今我们在硬实力方面正在快速地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如果再能在思想价值观方面重建对西方的优势，那么中国崛起的速度会加快很多，不确定性也会减少很多，代价也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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