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
美国是世界首要强国，自诩拥有全世界超一流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为何却在“世界属于全人类和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与中国为敌将自食恶果”等常识性问题上屡屡犯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对华思想、理论存在问题。
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抛出一系列战略性文件，公开把中国确立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和“最主要的对手”。2021年1月，拜登政府执政后不但没有在对华问题上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在围堵和打压中国的政策上加速推进。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导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也使世界面临的大国竞争风险有所上升。为此，我们不仅要明晰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而且要从哲学思想、历史观和世界观、战略理论等方面追根溯源，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原因，进而有效应对挑战并主动引导两国关系发展。
一、缺乏有纵深度的历史观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是一个建国历史最短但霸权维持时间较长的大国。作为相对年轻的大国，美国没有过多历史包袱且富有创新精神，但因其缺乏历史的纵深度，特别是坚持“美国例外论”，更使其难以借鉴和吸取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观
关于大国兴衰的历史，无论是美国的政界还是学术界都有其独到的认识和研究。从华盛顿总统到奥巴马总统，其中不乏有识之士的客观现实之论，至于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更是不胜枚举。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受到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启发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吉尔平指出，当霸权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将逐渐走向衰落，而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寻求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的意愿也将变得更为强烈。
奥根斯基（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提出的权力转移论认为，后发国家的实力因工业发展而得到迅速提升，并对既有国际权力结构产生不满，从而对霸权国家提出挑战。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则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过度扩张是霸权国家衰亡的主要原因。为维持对外扩张，霸权国势必将国内的生产重心向国防安全领域倾斜，这将挤占经济生产活动所需的资源，进而拖累经济发展，使国家实力遭到削弱。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大外交》一书中指出，“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和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将基辛格所观察到的大国兴衰更替归纳为长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性领导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周期约为一个世纪，即两个“康波周期”。
随着霸权国国力日衰，单极化权力结构逐渐松动、分散，最终以一场全球战争催生新的领导国家。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受到其思想理论的局限，却很难形成基于世界各国和本国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比较客观、科学的历史观。
第一，“天命论”的优越感。一是美国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而创造了美国的历史。自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北美以来，他们肩负“上帝使命”，即实现“山巅之城”理想的意识便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灵魂之中。而随着自身的成长壮大，美国人也愈发相信自己的国家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禀赋。美国著名文学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白外套》中就表达了作为“上帝的选民”的骄傲。他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被选中的民族；我们是当代的以色列；我们拥有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经注定，人类期待着我们做出一番伟大事业；我们的灵魂也对此感同身受，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避难所的责任”。而莱因格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的自我认知中带有“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宗教因素。
二是英、美霸权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感”的传承。“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感”广泛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在这一优越感的驱动下，美国人认为自己与血统相同的英国理应齐心协力共同推广先进文明，领导世界事务。1836年，《里士满问询报》在报道阿拉莫战役时质疑墨西哥军队能“战胜勇敢而坚定”的得克萨斯人，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1839年《纽约先驱报》则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注定要统治整个西半球”，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使命是建立“全世界自由的政府、自由的制度和文明的最高等级”。
三是美国和西方的制度优越感。自美国建国以来，其对于自身政治制度有别于欧洲“旧大陆”的“落后专制体制”而骄傲，并对此保持着超常的信心，以至于认为其为最完美的制度体系。这一优越感在冷战结束时达到了顶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彼时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或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治体制的终极形式。
第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对美国战略界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少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利益之上，美国国父华盛顿在给开国元勋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谈到，“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金科玉律是，我们唯一相信的是各国必须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行事。”
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同样认为，国家间的外交互动本质上是利益和权力之间的角逐，他呼吁美国外交应坚持实力至上原则，因为“外交若无实力为后盾是软弱无力的”。二是美国继承了欧洲“宁为海盗不为农夫”的传统思想。不少历史研究者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
私掠船制度的实质是国家支持的海盗行为，其背后充斥着丛林法则的强盗逻辑。海上私掠文化起源于英国，美国潜移默化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通过宗教手段为其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所实施的掠夺、屠杀行为披上了道义的外衣。
三是与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等的博弈以及对亚非拉国家的侵略、掠夺。美国建国后即开始走对外扩张之路，其先是利用“门罗主义”将美洲视为其势力范围，并不断通过谈判、购买甚至战争的方式来扩展领土及殖民掠夺。1803年以来，美国陆续从英、法、西、墨、俄等国手中夺取大片领土和海外殖民地。约翰·奥沙利文（John O’ Sullivan）还因此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昭昭天命”论，成为美国对外侵略的“科学依据”。追根溯源，美国的价值观由其输赢观所主导，这种文化基因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在扩张领土、谋求区域乃至全球霸权的过程中，美国都充分展现出其为了攫取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特点。
第三，以美国为中心的学术思想。美国学界强调“寻找世界的普遍规律或价值”，主流理论流派均侧重于寻找历史中隐藏的共性机理或发展方向。一些理论学说在分析问题和指导政策实践上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整体上仍然没有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的束缚。美国学者在考察历史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史作为世界历史演进的中心，缺乏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的客观研究。而且，美国学界的众多理论创新来源于欧洲的经典理论思想。例如，现实主义学说的前提假设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来源于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关于权力与政治的思想。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学说则受到洛克、康德等思想家的深刻影响。此外，西方古典哲学思想也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美国学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作为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分支，马汉的海权论首次提出了广义的海权概念，并将海权视为国家强大的决定性条件。
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成功崛起为一个商业、军事帝国。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基辛格的均势理论更多地强调多极均势，但仍不愿放弃美国的主导权和领导权。在思考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新秩序时，基辛格建议美国在欧亚地区建立全球大国均势体系，以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论也同样以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为核心目标，他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的结论中宣称，“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有能力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显著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关键性仲裁作用”。
（二）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
20世纪是美国国力迅速上升的世纪。美国自恃是一战、二战、冷战的“胜利者”，对战后世界发展的大势和趋势视而不见，并形成了以维护其霸权为特征的当代历史观。
第一，领袖主导观。《联合国宪章》强调“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但作为其主要起草者之一的美国却不以为然。遍阅战后美国的官方文件，充斥其中的都是“美国领导世界”，从杜鲁门总统到拜登总统，无一例外。杜鲁门将朝鲜战争视为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挑衅与试探，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理应进行坚决反击。
杜鲁门随后更是以此为借口下令将军事干涉范围扩大至中国台湾地区，以守护所谓的“永不沉没的航母”。艾森豪威尔以“多米诺骨牌”理论作为干涉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借口，并成为此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指导原则。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通篇充斥着“领导世界”的话语，明确强调要继续担当国际社会的领袖。
第二，经济霸权观。美国战略界精英很早就认识到，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贸制度是其扩大对外贸易、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保障。在杜鲁门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认为，重建世界经济秩序、恢复和平与繁荣的关键是在美国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展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二战后，美国谋求实现世界经济霸权这一目标主要表现在组织机制、规制话语、美元主导、经济分工等方面。由“怀特计划”衍生而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而且和之后应运而生的“马歇尔计划”共同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两大全球性金融组织及在美国推动下达成的关贸总协定，成为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贸体系的支柱力量。同时，美国还通过加权投票制、重大事项85%以上多数通过等国际组织规则安排，以及一系列国内贸易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巩固其经济霸权。制度上的绝对话语权使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然保持着绝对的经济优势。
第三，战争万能观。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发动或参与相当规模的战争，如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进入21世纪后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这些战争缘于美国“用战争换和平”的谬论，这种以“正义”之名来使战争合理化的逻辑在美国战略文化中根深蒂固。被公认为“进步主义者”的老罗斯福总统认为，文明种族的扩张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否则好战的野蛮人将会引发无休止的战争。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对外战争的减少应完全归功于文明种族强大的实力，它们战斗的本能逐渐给世界带来和平。
约翰逊总统在谈及美国为何卷入越战时则表示，在他经历的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皆为自由而战。而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我们认识到撤退无法带来安全，软弱不会带来和平。”
不难看出，美国的战争万能观本质上是美化其战争行为和侵略政策的工具。
（三）自恋式的未来史观
美国对未来世界的走向判断的基准点不是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而是美国不足250年的发展史，以个体代替整体的思维必然导致错误的未来史观。
第一，以美国的未来史观影响世界的未来史观。首先，美国非常重视研究世界未来的发展，在这方面发表的报告和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是，美国的未来学存在方向性问题，导致其研究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例如，美国的未来学大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追逐权力视为国家和人类的本性，信奉“冲突不可避免论”，并将物质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甚至个人权力的关键标准。
其次，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解读世界历史，又以当代的胜利者和未来的决定者看待历史。受此影响，相关学者把美国看作理所当然的“世界领导者”，进而推导出后发国家的崛起将引发守成大国的敌意。
再次，美国的政治未来观和科幻未来观相互补充，认为未来世界充满零和博弈和地球上的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战争。美国对外星人的形象建构中虽然不乏正直、友善的“他者”，但更普遍的是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进行建构。美国的《异形》系列、《独立日》、《环太平洋》等电影都是以外星人威胁地球文明作为故事主线，尤其是《独立日》中对世界各国在美国带领下一致对外、战胜外星人场景的刻画，更是体现了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这些文艺作品充分暴露了美国迷信零和博弈、偏执寻找假想敌的错误政治安全观。
第二，美国对未来的总体展望和基本设想反映出其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美国智库报告来看，美国对未来的总体展望是全球权力格局将加速演变，中国已重新确立全球大国地位，并寻求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随着中美在各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美国认为中国试图挑战甚至重塑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破坏地区和全球稳定。
对此，美国的基本应对思路是，在其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华施压与围堵。一方面，美国减少国际承诺，内外政策均以服务国内经济议程为目标，巩固、加强自身的战略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与传统盟友和伙伴国家保持合作，领导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同盟，确保国际体系和权力变革朝着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方向发展。
第三，美国试图通过制华、遏华来维持其霸权地位。随着美国在各领域的领先优势逐渐缩小，美国的战略家和政客非但不正视自身面临的问题，反而试图通过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以此缓解其失落、焦虑的情绪。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演讲并指出，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而且由于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而“有能力”这么做的国家，因此美国将中国视为对国际秩序“最严重的长期挑战”。
二、“唯美独尊”的国际关系理论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自有其正确或相对正确的部分，正是这些理论指导了美国的积极奋斗和不断进步。但是，同样的理论在不同的背景下却在加速美国的衰退，并使美国将中美关系的主流由合作推向竞争甚至对抗。
（一）聚焦美国主导权的“三大主义”
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和领导权，也为美国将中国视为对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现实主义为美国追求和捍卫霸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和指导原则。现实主义理论奠基者汉斯·摩根索提出，国际政治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超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在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而现实主义恰好迎合了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需要，成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决策者都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认为世界需要霸权，而且当代和未来的世界只能有美国霸权，凡是有实力或意图削弱美国霸权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敌人或对手。在实践中，为了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始终强调要确保其在所有领域占据首要地位，因此不能容忍苏联率先发射卫星、日本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是直接提出，大国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是争取成为霸主。随着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将与美国在世界上角逐，美国必须与亚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尽早出手遏制中国崛起。
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因而不遗余力地动员国内资源、联合其他国家、采取全方位措施打压中国，其对华政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愈发浓厚。
自由主义试图为美国在形势变化下巩固和拓展全球领导权提供相应的道德理念支持。首先，由威尔逊总统提出的集中反映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十四点计划”为美国夺取世界领导权抢占了国际道德高地。“十四点计划”本质上是美国在道德原则指导下主导对世界秩序的改造，目的是推动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其次，对自由主义的信奉使美国在干涉他国内政和更迭他国政权方面有着巨大的冲动和积极性。自由主义强调，为了保障外国人的权利不被践踏，可以干涉他国内政，最好的办法是在他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权；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是实现世界和平、消除战争、减少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重要方式，也是保护美国国内自由主义的理想方式。
再次，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的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等概念都是以美国为核心，聚焦国际机制、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讨论也是美国有意为之，其目的是利用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确保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和领导权。
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一直以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保护人权”“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口号，批评和干涉中国内政，但这些行为本质上只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而非推行自由主义制度和道德。
建构主义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这一理论认为，观念定义了国家的身份和性质，因此观念和文化在塑造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话语中有着重要作用。
美国从建构主义理论中找到了维护霸权的新思路和新手段，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建构主义认为民族、主权和边界等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而非绝对和永久不变的。
这为美国干涉他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内部事务以及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不仅如此，美国还不断借助舆论和国际机制制造并传播错误观念，激化他国的民族问题、内政问题和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其次，建构主义认为“威胁者”的身份是社会建构的。因此，美国在国内外渲染一些国家对其和世界的威胁，给这些国家贴上诸如“邪恶轴心”“流氓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标签，试图从观念上将这些国家建构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威胁。再次，建构主义强调合法性的重要性。美国深知有必要为其行动寻找合法性，因而会努力利用国际机制和国际话语权为其霸权主义行为争取“合法性”，同时指责对手行为的“非法性”。近年来，美国频频在涉疆、涉台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上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利用国际话语权抹黑中国。这些都表明，建构主义同样在美国遏华的行动中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民主自由论”
美国人对其价值观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坚信在自由、民主、开放、法治等原则基础上建立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并誓要将其价值观推广到世界。这种美式“民主自由论”及其演绎出的一系列推论极易将中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
第一，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根据“民主自由”理论，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发展。[39] 20世纪上半叶，欧洲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人认为欧洲正走向衰落，因而对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更加自豪和自信，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观。对美国价值观的自信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该报告宣称，“美国将继续在国内外捍卫民主，以更好地实现建国纲领文件中所载的美国理念。”
该报告还强调，“为了推进美国国内繁荣，维护所有美国人的权利，必须积极主动地塑造符合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由美国领导建立的）这些机制推进了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并以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通过塑造政府和经济体的互动方式使世界各地的人民受益。”
正是在此背景下，当中国提出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影响力日益扩大时，美国必然会在价值观领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第二，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争。这是“历史终结论”之后的又一新论调，旨在维护美国的理论霸权。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之所以能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是因为这一理论与美国的观念高度契合。美国人的思想中有一种长期形成的共识，即认为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高、最道德、最终的政治组织形式。美国对其自由民主制度高度自信，并为其披上了道德外衣，这导致美国总是夸大不同类型的政权对其利益构成的威胁，并认为只有推翻那些“专制”政权才能获得自由和民主的福祉。
在美国看来，要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就不得不与敌对势力竞争，而且美国与盟友和伙伴曾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打消了世界对民主自由思想及其持久性的任何怀疑。
近期，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又用“民主与专制”之争定义美中关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i）就持这一观点，他在《长期博弈》一书中提出，与美国在全球和亚洲地区的秩序建设相比，中国的秩序建设将“明显缺乏自由”；同时，他提出美国应对中国的最佳策略是采取非对称战略与中国竞争，而“民主及其产生的秩序”便是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独特竞争优势”。
第三，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后，巩固和扩大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基于自身的发展经历，美国深信自己坚持的道德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深信“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因此，美国总是竭力输出其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劝说他国人民改变制度和意识形态，将对外扩张和全球支配行动作为其传播民主价值观的工程。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其迎来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大好机会。在理论层面，美国学者用“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为美国输出民主的“正当性”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在战略层面，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分别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参与和扩展战略”“新帝国战略”，指导美国在全球输出民主；通过推动“颜色革命”和发动对外战争，美国制造了一系列政权更迭事件。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又奉行“巧实力战略”，在中东地区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非政府组织推动“阿拉伯之春”，随后又以同样的策略向乌克兰、缅甸、中亚国家输出所谓民主。面对中国这一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从未放弃对中国实施民主输出，时常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外，中国始终坚持任何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美国以“民主”为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由此，在美国看来，中国既是拒绝接受美式民主的“顽固对象”，又是阻碍美国输出民主的“绊脚石”。
（三）服务于美国绝对安全的同盟理论
如果说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同盟理论主要关注军事安全问题，那么当前美国同盟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极大变化，在广义上服务于美国的绝对安全、全面安全和泛化安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发布的专题报告认为，2014年以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受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严峻挑战，大国竞争已经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大国竞争时代呼唤“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回归，美国需要动用一切政策工具，制定一套包括外交、经济、信息、军事等在内的总体战略以应对新阶段的挑战。
尽管美国和中国并未发生军事冲突，但美国已经将其同盟和伙伴整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五眼联盟（Five Eye Alliance）等。针对这些多边同盟与伙伴机制出现的原因，时殷弘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双边同盟和双边军事伙伴关系存在涵盖地区不广、被涵盖地区间协调程度低、非美国盟国间的军事合作较少且缺乏体制性的特征。近年来，为应对中国战略军力的上升和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扩展，美国及其关键盟国对同盟和联盟结构做出重大调整，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多维、灵活的“印太”联盟。
从这一动向的近期结果看，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森聪指出，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呈现一种多层次的“盟伴”网络，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由美日、美韩、美英澳构成的地区安全网络；二是依托QUAD、东盟发展地区经济网络；三是与欧洲的“盟伴”联手打通“印太”和大西洋跨地区网络，引导欧洲介入“印太”事务。
此外，学术界的联盟理论也有新的发展。一方面，美国战略界积极策应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就同盟理论提出各种新概念、新观点。既有高政治领域的“硬对抗”，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专题研究报告强调，当大国竞争的游戏规则向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时，就要“创造新的棋盘”，即通过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强化军事网络以确保新一轮游戏规则由美国主导；又有低政治领域的“软对抗”，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专题报告提出“强制性经济治国方略”（Coercive Economic Statecraft）的概念，主要强调美国与盟友、伙伴在运用经济工具应对地缘政治问题上要协同合作，最大限度地对中国施压，加强美国的施压能力，且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的报复能力。
另一方面，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从盟国视角思考同盟理论发展也出现了新的动向。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菊池努指出，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日益担忧美国不会完全履行对日防卫的承诺，因而近年来积极就强化日美同盟提出各类倡议，出现了“把美国卷入日本战争”的同盟战略意图。
同样，澳大利亚也在“被美国抛弃”的战略焦虑中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为维持同盟付出了很大代价。
可以认为，部分美国盟友由于其自身安全利益已经深度融入同盟体系，由此出现了这些盟友倒逼美国确保同盟安全的现象。
三、“重利薄义”的思想基础
“重利薄义”是美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思想基础，代表了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世界公义和自身私利之间的取舍标准，也决定了美国在全球事务和中美关系方面的基本理论取向和行为方式。
（一）实用主义哲学
外交哲学体现了一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准则和追求。作为贯穿美国发展历程的主要哲学思想，实用主义所强调的“不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的论点，不仅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而且在美国政党政治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双重催化下发展成为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的替身。首先，实用主义在其主体思想上没有原则只有霸道。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上强词夺理，近年来更是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歪曲、篡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2022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警告，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安全，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然而，佩洛西办公室发言人却颠倒黑白妄言“此行绝不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等长期政策”，甚至倒打一耙“呼吁停止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其毫无原则的霸权本质和强盗逻辑展露无遗。其次，实用主义在国际机制中体现为没有义务只有权利，往往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以“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等说辞退出了包括《巴黎协定》《全球性难民和移民协议》《伊核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内的数个多边协议或组织，其“利字当头”的单边主义行径不仅动摇了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大量透支了美国在其盟友及其他国家中的信誉，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反观中国，在面对来势汹汹的逆全球化浪潮时，在合作抗疫、提振经济、科技创新等方面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2021年2月5日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提出的，“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
此外，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美国在经济、科技上的行动没有契约精神，只有利益。在中美经济、科技关系上，美国通过炮制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将“数字丝绸之路”等视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与挑衅。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通过《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美国创新与就业法案》《无尽前沿法案》《民主科技伙伴法案》《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一揽子措施从立法层面将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科技上的全面竞争作为主要关注点，并通过进出口管制、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如打压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制定新兴技术标准等手段达到其竞争目的。
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在被美国单方面转化为一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战略竞争，已无战略互信与契约精神可言。
（二）只赢不输的博弈思想
既为博弈，就有输赢，但美国追求的是绝对和完全的“赢”。在中、美总体力量的对比上，美国追求对中国的绝对、持续优势。拜登在其竞选期间，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其中明确提到“中国正在通过扩大其全球影响力，推广自己的政治模式，并投资于未来的尖端技术……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防止其诸如‘掠夺’美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之类行为”，拜登甚至表示美国亟须建立坚实的同盟阵线以重新获得对华的绝对体量优势，从而维持美国霸权。[58]在对华战略布局上，美国拥有一整套遏制中国的战略思想、机制、力量部署、手段等。在战略思想上，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优先”与“脱钩”，还是拜登政府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其本质都是通过塑造“共同威胁”以达到遏华目的。在机制上，美国继续加强与盟国、伙伴的合作广度与深度，推动机制化建设，最大限度地制约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在力量部署上，美国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就着手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投入，调整军事力量部署，并通过从阿富汗、中东等地区的战略收缩与对亚太地区盟友、准盟友的再拉拢，使亚太地区在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59]在手段上，根据《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一文，可以归纳为五点：重建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威慑和阻止中国逾越美国“红线”、在特定领域公开对华战略竞争、在某些领域继续与中国进行合作、加强对华意识形态斗争。[60]在中美关系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反对中美“双赢”，并反对国际关系中通常的利益交换，充斥着零和博弈与独断专行的思维。
（三）急功近利的执政思想
在美国，赢得选举和获得政权成为执政的首要目标。而且，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选举驱动的执政思想已经被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在对华关系上，以疑华、反华而获得选票和达成两党共识、府会共识、朝野共识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顽疾而积重难返。借打“中国牌”以显示维护美国利益的决心，已成为美国选举政治的常态。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研究学者托尼·法布里齐奥（Tony Fabrizio）在观察了2022年中期选举的选情后直言，“关于候选人同中国的关系的流言，即使是虚假的、有误导的、夸张的，但依然甚嚣尘上，……候选人被贴上对中国软弱的标签并不是一件好事。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催化了选举中的中国因素”。
因此，在美国选举频繁的环境下，中美关系长期受到制约和攻击。在对华战略和政策上，因循守旧成为美国的政治常态，战略突破则阻力重重。在当前的美国政坛，反华者皆可唱高调，希望合作者噤若寒蝉。以卢比奥（Marco Rubio）和斯科特（Rick Scott）等为首的反华议员近年来“逢中必反”，他们仅在2022年就向国会高调提交了多项针对中国的法案，其内容包括石油禁运（China Oil Export Prohibition Act）、交易采购限制（Transaction and Sourcing Knowledge Act）
可以说，《中美建交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共存就是“府院之争”的典型例子。
（四）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强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善即恶，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国家根深蒂固，早已成为其民族的一个思维特性。
第一，二元对立的思维在美国分析和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体现得非常突出。例如，美国依然固守大国竞争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思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时声称美国“不是在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但同时又称中国“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与实力……北京会使我们远离过去75年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其自相矛盾的逻辑背后正是数十年冷战思维在作祟。又如，拜登政府执政后热衷于联合同盟寻找假想敌。美国通过改造既有双边同盟以及新建伙伴关系的方式双管齐下，将“印太”地区作为构建制衡中国的盟友与伙伴体系与复合阵营的“试验田”，在推动盟友和伙伴力量深度整合的同时，寻求建立对华竞争甚至对抗的“统一阵线”。
再如，美国“一刀切”地将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声称，“我们正在重新参与一场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
实际上，民主的内涵并非由美国来定义，将“民主”二字与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划等号本身就是不客观、不民主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清楚“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第二，“和合共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之一。以辩证法来认识世界，可以消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零和博弈思维与“冲突—征服”的世界观，使行为体的能动性得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提到的，“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第三，不同的思维模式将长期存在。不同民族、国家的思维模式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得以形成，相对正确或错误的思维模式往往需要更长时间辨析、检验和反复后才能最终被接受或摒弃，一些基本的思维模式之争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并将持续进行。中国和美国坚持的基本哲学和思维模式也是如此。没有当代化和全球化的裂变以及硬实力的支撑，《中庸》《周易》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很难完全改变美国的思维模式，这需要战略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结束语
在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为了维持霸权或至少延缓自身的衰落，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主要安全威胁”，正在推进“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对此，中国的应对也必然是全方位和综合性的，需要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有效应对的基础上进行思想理论的交流、交汇和交锋。党的二十大从更宽广的视野提出了处理当代大国关系的框架和准则，“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2022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进一步指出，“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中美关系影响着未来世界的走向，中国不能只是被动应对，还需要更加主动地塑造。从思想意识和理念、理论方面看，中国需要做出努力。
第一，世界是物质的。综合国力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也是第一要务，更是最终改变美国仇华、压华立场的基本保证。中国需要继续以发展为中心，夯实经济和科技基础并不断提质升级，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促使或迫使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承认现实和回归理性。
第二，世界也是精神的。中国在走近和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需要不断提升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此，中国在与美国的斗争与合作中要加强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习与领悟，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加大建设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力度，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更多的思想理论共识。
第三，正确和准确地定位国际关系中的竞争，并予以应对。国际关系中竞争是常态，如经济竞争、科技人才竞争、综合国力竞争、思想意识竞争、战略竞争等。因此，中国并不否认中美关系中存在竞争。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我们不否认中美在经贸领域存在一些竞争，但是不能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不能搞你输我赢的恶性竞争，更不能打着竞争的幌子搞大国对抗。”
但是，中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以偏概全地以“战略竞争”定位当前的中美关系，并且认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中美两个大国如何找到正确相处之道，既是人类社会没有遇到过的课题，也是两国必须共同解开的方程式”。
第四，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1972年2月，中美在《上海公报》中已经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达成共识，但是纸面上的共识转变为思想和行为上的共识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仍未实现，可见言行合一的难度。在新形势下，习近平主席又把中美关系应当遵循的三大原则中的“不冲突、不对抗”提炼为“和平共处”，并将其置于“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之前。他指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
不言而喻，中美两国应当严守“和平共处”的底线，努力争取不冲突、不对抗。
第五，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引领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看待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根本问题，引导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方面进行战略思考，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次上逐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理念。而且，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将美国包括在内的。尽管当前美国的认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但是中国不能因此而放弃相应的努力。相反，中国要坚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上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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