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的衰落首先是哲学的衰落

作者：张文木来源：张文木战略 2023-09-16 926

外交怕呆，更怕愣。呆不致犯大错，愣则会断送国运。小布什外交如西班牙斗牛，见红布就冲，既呆又愣，有战无略，国衰之象也。

一

这个世界是一个“丢手绢”的世界，“手绢”开始是悄悄地丢在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将苏联忽悠倒了。苏联倒下后，西方人都喊“快点快点捉住他”。苏联解体后世界又开始第二轮“丢手绢”，开始是轻轻丢在中国的后面，因为中国人当时还真相信所谓“经济全球化”可以救中国。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人明白了是西方人在忽悠中国，没有上当。后来西方人又忽悠小布什，借“反恐”之名将“手绢”又静悄悄地丢到了小布什的后面。小布什陷在沼泽里面难以自拔，这就给其他大国以新的机会。

二

战略设计的要义在于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能力相匹配。美国所有的失败，都可归结于战略目标大于国家能力。20世纪50年代那位赫赫有名的战略问题专家凯南[2]为他的国家设计出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任务；不仅这样，当时美国背后还有麦卡锡用“反共”的鞭子赶着往凯南吆喝的战车跳——这辆战车昨天叫“反共”，后来在小布什那叫“反恐”，其共性几乎是要与全世界为敌，结果是给美国带来几十年的灾难。当美国人碰得头破血流又不好意思后退时，美国出现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是对麦卡锡主义和凯南战略的“拨乱反正”，是美国人真智慧的表现。

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量减少对手，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反观今天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来推行美国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对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将七个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要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开始，打到伊拉克就打不动了。中亚更是越反越恐。后来希拉里•克林顿又高调来到东亚，以当年赖斯女士的咄咄气势挥师直逼曾数次造成亚洲政治翻转的“枢纽”即黄海海域。赖斯时期美国在中亚已打得——与反恐战争前相比较——对手林立，在这点上希拉里•克林顿比她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赖斯“动真格”风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战事未开就惹得东北亚天怒人怨：俄国和中国的海军均在自己的领海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反制性军事演习；美韩在黄海的军事演习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国示好的朝鲜，朝鲜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对美国提出抗议，这使美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失去了通过拉拢朝鲜复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历史性时机。

三

近代史表明，印度洋是世界一流强国的战略力量伸展的极限所在。在海湾战争中，在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老布什仅在科威特发动极有限的攻势，因而赢得声誉；小布什则借“九一一”从印度洋向中亚发起连续攻势，结果输得精光。

老布什海湾战争打得非常漂亮，他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打败了萨达姆又保留了萨达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用萨达姆南面牵制科威特，东面制衡伊朗。而我们反视小布什，整个一个唐·吉诃德先生。2006年3月16日，布什发表自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报告，报告重申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强调“外交优先”，并将包括伊朗、叙利亚、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列为“专制国家”。报告同时将伊朗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2]没有对手的外交，是不成熟的外交，而对手太多的外交则一定是失败的外交。小布什敢为天下先，同时宣布与七个“邪恶轴心”为敌，这样的国家外交在历史上鲜有发生。

四

今天美国的手已伸向全世界，国力正在透支。对美国更具灾难性的还在于美国人的世界治理能力随美国人战略思维能力的下降而下降。美国国防投资就不用说了，就看看美国在新世纪发动的两场战争。苏联解体以后，是塔利班制衡中亚的原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塔利班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塔利班从东面牵制伊朗。萨达姆是逊尼派，从西面拽着伊朗。美国解放科威特后又让科国从南部制约着萨达姆。美国在里头用最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打了阿富汗，俄国的力量反而南下；打了伊拉克，什叶派伊朗的地盘扩大。可以预计，美国撤军后，伊拉克与科威特及伊朗的关系会大大好转。为了这种“战绩”，小布什还赔了3000多士兵的生命。有一幅漫画讲阿富汗战场上，美国和英国士兵在前面拉车，小布什和布莱尔摇着鞭子赶车，坐在车上的是俄国人，身后是北方联盟的士兵，直奔喀布尔城。

国家外交有两忌：一忌傻，二忌愣。但在这二者间，后者对国家的损害最大。小布什这人，既傻又愣，争强好胜，靠拳头思考，不要说第三世界，就连其盟友欧洲也得罪了。美国则在小布什的折腾下国力下降，战略管理能力急剧下滑。小布什的作为已让鲍威尔失望，如让斯大林看到，只会窃喜；如让丘吉尔看了，只会发笑；若罗斯福、尼克松等看了，则会失声痛哭。他们会说，我们给美国打下的地缘政治底子，怎么让你小布什折腾完了。

五

有经验的人总比没经验的人看问题清楚：有过古巴导弹危机失败经验的赫鲁晓夫，在法国撤出中南半岛时就不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那样与美国在此一争高低；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的凯南就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莱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而有过科索沃战争经验的奥尔布莱特则对小布什和赖斯入侵伊拉克持批评态度。2005年9月24日，她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那么，不知现在的赖斯或小布什对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年初那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的讲演会做何感想呢？至少没有见到这位前任美国国务卿对此有过任何支持性的评论。

19世纪是一个有趣的世纪。世纪初有法国拿破仑的冒险。世纪中即60年代有世界大国普遍出现锐意进取而又稳健的政治家：德国有俾斯麦，法国有梯也尔，俄国有维特，日本有伊藤博文，美国有林肯，中国有曾国藩等。此间，中国曾国藩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法国梯也尔于1871年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和美国实现了国家的铁血统一。这一时期的稳健政治在欧洲造成了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以及中国的短暂稳定。世纪末，冒失政治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再次闪亮登场：德国有威廉二世，俄国有尼古拉二世和别佐布拉佐夫，中国有光绪和康有为等。这一时期的冒失政治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大清王朝的崩溃。

六

20世纪的历史似乎出现了命运的轮回：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对激进政治的危害有深切的体验，这使世纪中叶出现罗斯福、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一批经验丰富的稳健政治家，他们的政治设计为世界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可到世纪末，冒失政治家又纷至沓来，在苏联有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在美国有小布什。结果在雅尔塔体系中本是一家的美国和苏联发生“火并”，美国“周瑜”生生把苏联“黄盖”给打死了。结果在苏联解体不久，美国也看到了它的黄昏，而被雅尔塔体系剥夺最多的欧洲则在与美国玩的一场场“丢手绢”的游戏中悄然崛起。

人说富不过三代，家国同理。

七

20世纪50年代，曾有两个美国人把美国忽悠到阴沟里去了。一个是麦卡锡，一个是凯南。麦卡锡当时在美国搞“极右”，谁不“反共”就抓谁，不“反共”就没工作，逼得当时的美国“宁右勿左”，只有一种声音。与此相配合，凯南又给美国设计了一个天大的战车和目标，说要和共产主义作战。这样就把美国忽悠上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战车并奔向一个力所不及的目标，接下来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

美国进入21世纪后，又有两个人即小布什和赖斯破坏了尼克松与中国结好的政策，以“反恐”划线，忽悠着美国发动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这场战争过去叫“反共”，这时叫“反恐”，目的就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小布什比麦卡锡还邪乎，弄出了许多个“邪恶轴心”，这真是“老虎吃天”。小布什上台后靠拳头说话，结果反打得自己遍体鳞伤。至奥巴马时期，美国用“战略东移”来掩饰和弥补其在中东的失败，为此美国试图再次恢复20世纪50年代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其中对亚洲伤害最深的就是放纵日本军国主义。

2014年4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当日美还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及所有处于日本“施政”之下的区域[3]。在美国日益衰落的当下，这些外交举动除了刺激中俄日益加深战略伙伴关系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中俄走近对美国而言，除了使美国在自己编制的“1−2=−1”的公式中进一步衰落，还能有什么呢？

尼克松之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已严重衰落。衰落首先是哲学的衰落。1972年2月，尼克松屈尊来到中国[4]，说要与毛泽东谈“哲学”[5]。今天，能像尼克松那样与中国政治家谈哲学的人已经没有了。没了哲学的国家其结局可想而知。

哲学就是力量边界，力量边界就是战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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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治·凯南，美国“遏制”政策的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 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凯南化名“X”，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2] 来源：《布什发表第二份国家安全报告视伊朗为最大威胁重申“先发制人”战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4208559.html。

[3]《奥巴马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主权不持立场》，中新网，2014年4月27日。

[4]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泽东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美]尼克松著，董乐山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673页。

[5] “基辛格在飞往北京途中就向乔冠华表示，他想在午后3时单独会见周恩来总理，商谈活动安排问题。尼克松则表示他要同毛泽东谈哲学问题。” 林志坚主编：《新中国要事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409页。]林志坚主编：《新中国要事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