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科学家就一定可信？这些就为了美国霸权利益公然撒谎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引起科学家高度关注，不少人力主美国应停止核试验，以减缓军备竞赛，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核政策制定过程中，美国科学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在美国暂停核试验并与苏联就核禁试展开谈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是推动美国国会议员和民众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关键力量。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较早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主要利用当时美国的报刊资料，考察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科学界在核禁试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虽然此后陆续有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学界对核禁试问题研究大多集中在美国决策者，而对于美国科学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关注相对较少，并且多集中在对奥本海默等少数精英的研究，很少系统地研究科学家群体在核禁试谈判中的作用。

多年来，西方学界对科学家在美国核禁试政策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基本否定，认为艾森豪威尔倾向于谋求停止核试验，之所以未能在美苏日内瓦谈判中采取灵活立场，推动核军备控制，很大程度上因受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一些科学精英误导。该观点还认为，参加日内瓦技术专家会谈的科学家是“不起作用的外交家”，因为他们不能区分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在核禁试谈判中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还干扰和影响了美国政策制订。另一种认为美国科学家的作用“至关重要”，是推动美国政府同意与苏联进行禁试谈判，并最终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的主要力量。

本文主要利用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资料，对美国科学界围绕核禁试问题的争论，及其对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核禁试政策的影响进行梳理，分析美国科学家在政府相关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而揭示科学家与美国冷战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早在战后初期，美国就有一些科学家非常担心核武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对原子能进行国际管制，并停止核试验。1954年3月，美国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进行核试验，致使在附近海域作业的一艘日本渔船船员受到核辐射，不仅令国际社会深感震惊，日本、印度、加拿大等国纷纷要求美国停止核试验，并与有核国家缔结一项禁试协议，结束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而且引起美国科学界广泛关注，由此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美国一批生物学家、遗传学家、物理学家都极为担心放射性尘埃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们告诫说，随着越来越多的锶-90、铯-137等放射性物质被释放到大气层，遗传方面的病例将成倍增加，有可能导致基因变异，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核试验。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发起建立“核信息委员会”，就圣路易斯地区儿童牙齿中锶-90含量进行广泛调查和研究，同时还在美国各地收集婴儿牙齿。研究结果显示，这些牙齿中的确含有放射性元素锶-90，因此证明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对人体有害。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遗传学家阿尔弗雷德·斯图特万特、生物学家赫尔曼·穆勒等多位科学家都发表文章，详细阐述核辐射可能造成的遗传影响，强调无论受辐射剂量多么小，所带来的遗传危害都将不可避免，且影响可累计，并具有不可逆性。拥有2500多名会员的美国科学家联盟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建立一个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对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的潜在危害进行风险评估。该声明认为，核试验不仅污染大气层，还可能造成人类基因变异，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停止核试验不仅可以减少放射性尘埃的释放，同时也是迈向普遍裁军的一步。该组织创始人之一、阿尔贡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戴维·英格利斯多次致函美国政府高层，要求停止核试验，并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不仅应减少放射性尘埃的释放，而且要减缓军备竞赛。

195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力主美国停止核试验，赢得科学界普遍赞成。来自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以及阿尔贡国家实验室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200名科学家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核试验，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放射性尘埃，防止核扩散，还有助于提升美国在西欧和亚洲的声誉。

在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中，最激进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莱纳斯·鲍林。早在1946年，鲍林就加入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向民众宣传核武器以及即将到来的核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危险。他认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严重低估了放射性尘埃所造成的危害，美国政府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牺牲数十万名儿童的身体健康，核武器试验的放射性沉降物会导致儿童基因变异。他确信，核试验及放射性尘埃的增加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甚至可能危及子孙后代。1957年5月，鲍林主持起草一份公开信，向全国科学界征求签名。鲍林等人在信中强调，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元素损害全人类身体健康，作为有良知的科学家，有责任将这些危险告知公众。他们呼吁国际社会紧急行动起来，达成停止核试验协议，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迈出全面裁军和最终有效销毁核武器的第一步。很快就有2000多名科学家签名，大多数为生物学家、化学家和医学专家。6月3日，鲍林向媒体发表请愿书，同时送交联合国和总统艾森豪威尔，并不断接受媒体采访，重申放射性尘埃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鲍林此举立即成为美国各主要媒体关注的焦点。1958年1月，鲍林向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递交这份由40多个国家9235名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书，其中包括3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久，签名人数升至11021人。随后，鲍林又出版《不再有战争》，并继续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对核武器、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看法，呼吁各国放弃战争和武力威胁。

鲍林的反核行动虽然得到科学界广泛支持，但在美国国内却受到不少质疑，美国政府对此颇不以为然。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有些科学家似乎喜欢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参与这场有关核试验的争论”，认为这很像是一次“有组织的事件”。联邦调查局认为，鲍林是在利用放射性尘埃问题“制造恐慌、蛊惑人心”。一些保守派媒体怀疑鲍林的行动得到苏联支持，攻击鲍林等人有关放射性尘埃会危及子孙后代的说法是“危言耸听”。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以及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等人，对放射性尘埃造成的危害不以为然，称民众每天都处在自然界放射性物质包围中，因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中就有放射性同位素，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对人体影响“微不足道”，声称大气层试验有害的言论依据的都是虚假数据，很可能是受苏联蛊惑和指使而展开的宣传活动。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据他所知，美国本土没有任何人受到放射性尘埃伤害。原子能委员会化学家维拉德·利比认为，所有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对人体的危害，远不及在医院拍一次胸片所受到的辐射大。特勒称，一块荧光表对人体造成的伤害都要比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大。

美国科学界在1956年围绕核禁试问题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特勒与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发表联合声明，极力淡化放射性尘埃对人体的危害，同时重申继续核试验对保持美国战略优势地位极为重要，而且宣称对核禁试难以监测。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贝尔实验室等机构12名科学家联名向艾森豪威尔提交备忘录，称除非国际社会就裁军达成协议，以消除或减少核武器试验，保障美国和西方国家安全，否则，美国除了继续研制和试验最新式的防御性武器外别无选择。声明同时称，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研究表明，核试验所产生的辐射并不比土壤中以及医用X光辐射高，尽管从绝对意义上说，放射性尘埃对遗传有危害风险，但无论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这一风险都微不足道。

为了消除美国民众担心，特勒不断宣称放射性尘埃的危害被过分夸大。1957年6月20日，特勒、劳伦斯等在国会原子能事务联合委员会作证时，一方面称放射性尘埃所造成的危害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又强调正努力研发一种“清洁”炸弹，将大大减少辐射。如果基于“道义上”的理由，在这种武器得到完善之前就停止试验将是“愚蠢的”。1958年3月，特勒在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的信中再次建议，可以采取办法对释放到大气层中的放射性物质进行量的限制，强调如果美国同意苏联提出的暂停核试验交易，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认为美国目前在核武器上尚占优势，而停止试验将使美国失去这一优势。特勒认为，“我们必须克服那些认为核武器比常规武器更不道德的流行观念”，而且“我们必须修改军事计划，来打赢一场有限核战争”。他强调，核武器是美国国家安全有力保障。鲍林的请愿书发表后，特勒发表文章重申核试验“刻不容缓”。在与鲍林进行电视辩论时，他称目前尚无确凿的统计数字表明放射性尘埃所造成的危害，极为微量的放射性物质对人体也可能是有益的，没有变异，人类就不会进化。他认为，解决放射性尘埃问题唯有通过更多试验，以便研制出完全“清洁”的武器。施特劳斯、利比等极力辩解锶-90可能带来的危害，认为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强调如果停止核试验，美国将在军备竞赛中处于劣势，并可能在冷战对抗中遭受失败，因为苏联的常规兵力远超美国，只有核武器才能有效遏制对方。在鲍林请愿书发表后，利比再次提醒国会议员，与人们每天承受的辐射量相比、与美国一旦拱手相让核优势所带来的“毁灭”相比，放射性尘埃造成的危险“不足为惧”。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以及特勒的这些看法适应了美国决策者需要。核武器是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其视为维护美国和西方国家安全、威慑苏联的核心力量，宣称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根据军事需要动用武器库中的一切武器，包括核武器。杜勒斯等人确信，战后世界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享有核优势。鉴于此，美国政府根本无意谋求核禁试。不过，鲍林等赞成核禁试的科学家的广泛宣传活动仍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使美国民众进一步认识到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从而对美国政府决策产生压力。1955年只有17%的美国民众听说过放射性尘埃，大多数人不赞成禁止核试验。1957年4月、6月的两次民意测验显示，64%受访者赞成美国就核禁试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54%受访者认为放射性尘埃“的确有害”，69%受访者赞成达成多边核禁试协议。

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促使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核禁试问题。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美国舆论“已经越来越担心辐射对健康和遗传产生的影响”，而且国际社会反对核试验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美国在核禁试问题上不率先行动，势必陷入孤立境地。原子能委员会成员利比建议，美国可以限制大气层核试验，并寻求达成一项国际协议，设置放射性尘埃排放量上限，使锶-90的水平维持在民众可以接受的最大范围之内。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以及一部分科学家依然坚决反对核禁试，确信唯有不断试验才能确保美国的核优势。1957年4月，施特劳斯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如果美国同意自愿暂停核试验，将付出高昂代价，使武器研制延迟一年。他表示，科学家能够研制出不产生锶-90的武器，但如果不经过大量试验，就不可能研制出这一武器。6月24日，经过施特劳斯和一些国会议员的精心安排，特勒、劳伦斯、米尔斯在白宫向艾森豪威尔面陈意见，认为禁止核试验是不明智的，对核禁试也无法实施有效监督，苏联有可能秘密进行核试验，并且不会被发现。鉴于艾森豪威尔对放射性尘埃所造成的危害感到担忧，特勒、劳伦斯安抚说，这些尘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极小，而且他们的实验室正在研制不产生任何放射性尘埃的“清洁”核武器，美国应实施更多的试验，在今后六七年之内即可研制出这类武器，不仅可用于战场，摧毁预定军事目标，而且可用于和平目的，包括修筑隧道、开凿运河等大型工程。他们宣称，如果在研制出“清洁”武器之前停止试验，将是“对人类的犯罪”。日后艾森豪威尔称，他并未对这次会谈留下深刻印象，也没有被特勒等人说服。但根据杜勒斯的看法，这次会晤给艾森豪威尔留下深刻印象，使其对暂停核试验建议的正确性产生严重怀疑。6月26日，艾森豪威尔公开宣称，美国核试验的放射性尘埃已减少95%，在今后数年内美国科学家即可研制出“绝对清洁”的核武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了特勒有关核禁试难以监督的观点，强调苏联进行秘密核试验的威胁是“极为严重的”。

然而，美国不少科学家对特勒的观点提出异议。康奈尔大学核物理学家汉斯·贝特认为，核禁试不仅能够保持美国核优势，还有助于防止核扩散，是朝着裁军迈出的第一步，美国可以利用苏联禁止核试验的愿望作为达成一项裁军协议的筹码，而且现在是战后以来进行谈判的最好时机。贝特曾在二战时期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理论部负责人，是一位极具声望的核物理学家。美国国防动员局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伊西多·拉比表示，如果在苏联部署6个左右的监测站，就可以监测到其境内任何重要的核试验。他认为，与维护美国在热核武器设计方面相对于苏联的明显优势相比，核试验所获的好处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因而，为了自身利益，一旦苏联允许建立这样的监测站，美国就应同意停止一切核试验。拉比指出，目前美国在核领域仍领先于苏联，继续进行核试验的确可以不断提升美国核武器的某些优势，而苏联的核试验表明其核技术尚存在不少问题，继续核试验显然有助于苏联不断改进其核武器，而禁止核试验则可以确保美国现有的优势。他建议，美国应在苏联发现自身核技术问题之前停止核试验，并立即展开反导系统的研制工作。他明确指出，艾森豪威尔接受特勒、劳伦斯有关“清洁”核弹和有必要继续进行核试验的观点，乃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美国未能尽早谋求与苏联达成核禁试协议，以阻止其研制出可发射的热核武器弹头，是一个“悲剧”。拉比是艾森豪威尔非常信任的老朋友，其观点显然对总统产生了影响。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美国确实在各种类型的核武器方面领先于苏联，就应立即停止核试验，以确保这一优势。他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组织最优秀的科学人才讨论在美国实行核禁试政策的同时，就如何确保并加强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安全提出方案，并希望不同机构的科学家协同研究。通过与施特劳斯、拉比谈话，艾森豪威尔也认识到，在核禁试问题上美国科学界存在严重分歧，拉比等人与特勒、劳伦斯相互敌视多年，让其合作几乎不可能。

施特劳斯、特勒等不顾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一味要求扩大核试验。施特劳斯认为，拉比的建议可能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国家风险和国际地位”，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背道而驰。特勒则公开宣称，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让美国遭遇到“比珍珠港事件更大的失败”。艾森豪威尔大为光火，他批评少数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突然成为军事和政治问题专家”，并指示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将美国国防动员局科学顾问委员会改组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作为白宫的咨询机构，以便在核问题上更广泛地听取科学界意见，而不再完全依赖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及特勒等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由贝特、拉比、基斯塔科夫斯基等18名科学家组成，他们大都赞成核禁试。通过这一机构，这些科学家有了一个可以直接将意见提交给美最高决策者的渠道，从而更有效地影响美国核政策。事实证明，在推动核禁试谈判方面，这一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国际社会和美国社会各界不断要求停止核试验，苏联在1957年底又提出暂停核试验2—3年，核禁试成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1958年初，美国政府成立一个由核物理学家贝特领导的特别小组，就核禁试可行性以及对美国核计划的影响提出建议。这一小组的11名成员来自五角大楼、原子能委员会、中央情报局以及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等部门。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的代表争辩说，核禁试对美国的武器发展计划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从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国防部副部长唐纳德·夸尔斯在写给贝特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从长期和总体结果看，停止核试验将明显不利于美国。但贝特坚持认为核禁试不仅可以确保美国在核武器上的优势，而且有利于减缓军备竞赛。他以军方的反对意见超出了该小组的“技术”权限为由，拒绝将其纳入小组报告中。

贝特小组在提交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表示，美国今后数年在核技术方面仍将享有优势地位；核禁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尽管没有任何一种核查体系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但可以通过精心建立监测站网，包括在苏联部署70个左右的监测站，并辅以必要的一定次数的现场核查以及空中侦察，就可以有效监测苏联至少90%的当量在1000吨以上的各类核试验。

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坚持要求继续进行核试验。施特劳斯强调，那种认为核禁试不会削弱美国安全的论调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如果美国停止核试验，将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为了威慑苏联，美国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核武器。因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核试验，决不能为了迎合世界舆论而付出“可怕的代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和夸尔斯都表示，在拥有可以应对任何威胁的“全谱”核武器之前，停止核试验对美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美国迫切需要研制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试验对于研发清洁的、小型的、低成本的用于战场和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弹头是必要的。在美国军方看来，为了遏制苏联在人力方面享有的明显优势，美国必须拥有当量在1000吨或更小的、可实际投入使用的核武器。只有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才能使美国在核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还担心，美国探测低当量核试验的能力还比较弱，如果苏联进行核试验，有可能无法发现。因此，核禁试只对美国不利，而对苏联很可能不起作用，美国现有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很快就会变得过时，到时将对整个西方应对苏联威胁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对于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来说，必须确保美国在核领域的“绝对优势”，而不仅仅是相对优势。支持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观点的特勒警告说，除了对大气层核试验进行某些限制以减少放射性尘埃外，其他任何对核试验的限制都将“严重危及美国安全”。他甚至将核禁试谈判与二战前的“慕尼黑阴谋”相提并论，称美国的让步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决策者接受了贝特小组报告的结论，即核禁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同时，面对来自国内外要求核禁试的强大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有所行动。艾森豪威尔在与特勒等人谈话时表示，新的热核武器的确威力很大，但在很多方面却不及当今世界舆论的影响力，因为后者能迫使美国不得不遵循某些特定政策。基于政治考虑，艾森豪威尔决定就核禁试问题与苏联谈判。他表示，除非美国采取某种“积极行动”，否则将在世界上处于“道义上的孤立境地”，美国从核禁试谈判中获得的政治利益要大于将来可能获得的军事好处，暂停核试验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贝特小组的报告表示赞成。1958年4月8—10日，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该报告进行了深入讨论。利弗莫尔实验室主任约克等少数人反对向艾森豪威尔提议进行核禁试，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否停止核试验超出了技术范畴和该委员会的能力。但大部分成员仍认为，虽然他们并非军备问题专家，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不能仅仅提供技术支持，也应当向决策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拉比甚至提出应对军备控制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认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帮助美国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事实上，艾森豪威尔也曾表示，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都对军备控制不感兴趣，希望科学家能在这一问题上提供帮助。在拉比看来，需要进行广泛研究，以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军备控制达成共识。威斯纳也强调，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是一个“唯一有机会做正确事情的组织机构”。约克显然被说服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全面讨论了核禁试的技术和军事问题后，认定停止核试验有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并经过投票一致同意建议艾森豪威尔应将核禁试列为近期可实现的目标。4月17日，基利安向艾森豪威尔汇报这一建议时重申，继续核试验只会有利于苏联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使美国失去优势地位。置于监管之下的核禁试不仅可行，而且有利，可以使美国在今后数年继续保持技术优势，符合美国“总体利益”，同时还将为日后更广泛的裁军开辟道路，建议尽快谈判缔结一项“令人满意的”核禁试协议。

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对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报告表示强烈反对。助理国防部长赫伯特·洛珀认为，鉴于苏联“不可预测的”威胁，增加而不是减少在核领域的研发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他指责该委员会歪曲了贝特报告，没有适当考虑美国的某些基本政策以及地缘和国际政治因素。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反对未能阻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采取行动。1958年4月20日，美国政府向苏联建议就核禁试的可行性举行技术专家会谈。杜勒斯指示与会的美国科学家，讨论应严格限于纯技术性问题，不得涉足政治领域。7月1日，来自美国、苏联、英国的数十位科学家，就大气层、海洋和地下核试验的监测问题在日内瓦开始磋商。

苏联对谈判采取了灵活政策，希望就停止核试验尽快达成协议。苏联代表团成员费多罗夫向一位美国物理学家表示，尽管核禁试在军事上对苏联不利，但苏联仍谋求达成协议，因为这是防止核扩散的一种手段，也是迈向裁军的“第一步”。美苏技术会谈进展颇为顺利，很快就达成协议。会议发表的公报强调，建立一个有效的监测体系，来探测那些违反停止核试验协议的行动，从技术上说是可行的。美苏双方就核禁试达成的“日内瓦体系”，对核裁军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被誉为十多年来东西方在谈判中朝着裁军方面迈出的最“积极的”一步。

为推进谈判，基利安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敦促艾森豪威尔尽早与苏联达成核禁试协议，强调核禁试不仅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而且是可以核查的。他们认为，美国的核弹头比苏联的重量更轻、更为有效，在技术上享有巨大优势，如果允许继续试验，苏联的核技术有可能赶上美国。他们建议，美国应谋求全面核禁试，只禁止超出一定临界值的核试验或“临界”方案以及允许地下核试验的部分核禁试方案都不可取，无助于减缓核军备竞赛。基利安表示，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建议“严格说来是一种宣传举措”，旨在减轻放射性尘埃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参加1958年帕格瓦什会议的威斯纳也是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表示基于技术分析，苏联再多的试验也不能降低美国核武器的价值，核禁试不会危及美国安全。与会的另一名科学家维克多·魏斯科夫则向基利安表示，苏联代表团的确正致力于停止核试验，以谋求达成核禁试协议。

但是，特勒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科学家极力为谈判制造障碍。根据在内华达州进行的系列核试验数据，他们认为日内瓦监测体系并不可靠，难以区分地震和地下核爆炸，无法发现当量较低的地下核试验。特勒认为，对地下核试验进行监督面临以下困难：地壳内的噪声可能是核试验，也可能是一次地震，地震学家尚难以区分震级较小的地震与当量较低的核爆炸；接近地壳表面的试验可以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在国会听证会上称，苏联“极有可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效掩盖试验。在代表原子能委员会出席有国务院代表参加的会议上，特勒认为日内瓦核查体系存在明显漏洞，难以监测当量低于5000吨的核爆炸及外层空间的核试验。

在特勒的敦促下，利弗莫尔实验室以及兰德公司的科学家设计出种种“疯狂的方案”来证明，不论是地下核试验还是外层空间核试验都可以规避核查。兰德公司物理学家阿尔伯特·拉特推算称，如果在一个很深的、巨大的洞穴中进行核爆炸，可使产生的地震波减少300多倍，因而一些当量较小的地下核试验根本无法监测到。这就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军方反对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勒称，如果在地下5000英尺进行100万吨级的核爆炸，在地面上不会留下任何放射性物质痕迹。如果把一个两万吨级的核弹放在地下3000英尺、直径约为500英尺的洞内引爆，传出的声音不会很大，好像只进行了一次70吨级的爆炸。特勒确信，地下核试验无疑可以秘密进行，因而核禁试只会是单方面的；如果苏联秘密进行试验，那么不出几年就会在核打击力量方面遥遥领先。在他们看来，如果在地下足够大的洞穴中进行核试验，现有手段和技术很难发现，苏联可以秘密进行核试验并规避核查。基利安回忆说，莱特曾在一次会议上告诉他，无论在监测技术上取得什么进展，特勒领导的研究小组总能找到规避或使之难以奏效的技术手段。在艾森豪威尔的科学技术特别助理基斯塔科夫斯基看来，特勒在核禁试问题上的态度“几乎是歇斯底里”，是美国“最危险的科学家”，而拉比则将其称为“人类的敌人”。

实际上，贝特小组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不论是在巨大的洞穴内还是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鉴于成本过高，实际上都难以实施。美国政府建立了两个技术小组对日内瓦体系重新展开研究，结论是这一体系虽然存在不足，但可以通过改进的设备和仪器恢复其有效性，在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看来，监控体系的技术问题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核禁试协议的达成将使美国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该委员会不少成员以及美国国务院一些官员都表示，应修正日内瓦体系，以便在可核查的情况下尽可能广泛地禁止核试验，不仅可以减缓军备竞赛，缓和东西方之间紧张局势，而且有助于防止核扩散。拉比明确表示，如果限制军备是美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即使协议可能存在漏洞，也应当签署。他认识到，军备控制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并无完美的技术解决方案。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中西部地区小麦中锶-90含量已接近危险值，艾森豪威尔认识到，大气层核试验的确会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并对原子能委员会的科学家之前作出的放射性尘埃不会产生问题的保证表示不满，认为美国不得不停止大气层核试验。此外，他又对苏联是否会恪守核禁试协议持怀疑态度。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艾森豪威尔赞同军方的意见，指示美国代表团推翻此前专家会谈达成的共识，要求以建立更严密的监控机制作为达成核禁试协议的先决条件，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美国的这一政策转变遭到苏联强烈反对。

美国政府要求举行第二次技术专家会议，讨论美国在监测地下核试验方面所获得的新数据，以便对苏联地下核试验进行更有效更严格监测，提出要在苏联建立650个监测站，显然是苏联不可接受的，此举甚至遭到不少美国科学家反对。在他们看来，美国不过是以所谓的技术问题为借口拖延行动，阻挠全面核禁试谈判，因而拒绝参加技术小组会议。就连基斯塔科夫斯基都怀疑，鉴于美国政府缺乏明确的政策，是否会有科学家愿意参加这种技术会谈。

尽管苏联同意举行新一轮专家会议，讨论如何区分地震和地下核试验产生的信号问题，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令艾森豪威尔颇为沮丧。他希望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帮他摆脱困境，指示该委员会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推进军备控制拟定具体措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确信，全面核禁试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核优势；大部分核试验用现有技术都可以检测，苏联会遵守核禁试协议，日内瓦监测体系为美苏达成一项核禁试协议提供了极好机会，技术上的问题不能成为阻止达成协议的理由，任何一种手段都难以保证毫无遗漏地有效监测每一次核试验。该委员会坚持认为，签署核禁试协议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贝特极力敦促美国政府在日内瓦谈判中奉行灵活政策，强调一旦达成核禁试协议，美国将比苏联更有条件继续在核武器领域取得进展，而且在发展较低当量的核武器方面，美国享有巨大优势。他确信，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合理监督的限制军备协议要比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更有利于美国安全”。在他看来，尽管不可能建立一个可以监测每一次核试验的体系，但立足于现有技术，能够确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核查机制，日内瓦监测体系经过完善，可以有效起到监测作用，他强烈要求不放弃达成全面核禁试的努力。贝特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即使存在一定风险，美国也应谋求达成核禁试协议，不仅有助于巩固美国优势，而且将限制核武器扩散；持续的核试验并不能如特勒所宣称的那样使核武器效能提升1000倍。特勒对此大为光火，指责贝特的文章“充满了事实错误”，要求与贝特进行电视辩论。他再次呼吁美国立即恢复核试验，宣称如果苏联采取规避手段，西方国家现有技术手段难以监测。他致函新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麦科恩，表示对暂停核试验深感不安，因为这关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命运”。特勒告诫，如果不尽快恢复试验，很多优秀科学家将离开实验室，因为他们不再能够履行“独特使命”，而且由于停止试验，也不可能很好地培养出新的核武器专家。

特勒等人对日内瓦会谈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目的。威斯纳写道，特勒的“清洁”炸弹幻想，说服艾森豪威尔告诉苏联，在1960年随时可以结束禁核试验。特勒对监测体系的怀疑，也使艾森豪威尔的几位顾问转向反对核禁试。一位美国科学家对此感叹道，在核禁试问题上，反对意见往往比赞成更为有效。美国军方和国会内一些反对核禁试的议员与特勒一样，对苏联缺乏基本信任，坚持要求在核查问题上必须做到万无一失。麦科恩称，要找到监测地下核试验的方法，就需要进行更多核试验。国防部一位官员强调，尽管国防部支持禁试政策，但不想承诺停止超出美国控制范围的试验。麦科恩强调，这也是原子能委员会的一贯立场。

尽管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力主全面核禁试，反对“临界”方案和部分核禁试方案，但为打破会谈僵局，解决地下核试验监测问题，艾森豪威尔新任科技顾问基斯塔科夫斯基认为有必要作出妥协。在他看来，拉特的“理论”纯属无稽之谈，对核禁试的争论已超出科学和技术范畴；鉴于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以及特勒等强烈反对，全面核禁试条约显然不可能在美国国会通过。因而，“临界”方案较为切实可行，可以将核禁试的阈值从爆炸当量变成里氏震级，这样监测就变得较为容易，可以允许进行里氏4.75震级以下的地下核试验。因为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90%的里氏4.75震级地震都可以监测，但应禁止其他所有地下及水下和大气层核试验。美国军方领导人以及特勒对此表示反对，强调任何停止核试验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但该方案得到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赞成。1960年2月，艾森豪威尔提出新方案，苏联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同意就美国提出的“临界方案”进行谈判，只是要求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必须停止一切核试验。双方立场趋于一致，但随后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并被击落一事，致使艾森豪威尔任内达成美苏核禁试协议可能性化为泡影。

肯尼迪执政伊始，就承受来自军方、原子能委员会和一些国会议员要求恢复核试验的巨大压力。在军方领导人和部分国会议员看来，美国如再不恢复试验，苏联在核技术方面很快就能赶上或超过美国。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向来对核禁试谈判持强硬立场，对苏联谈判的诚意表示怀疑，认为核试验不仅是美国研制、发展和完善核武器所必需，而且也是找到识别和确定地下核爆炸的不可或缺之法，继续坚持“自愿禁试”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称，继续核试验将在武器设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地下或外层空间核试验不会产生放射性尘埃，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鉴于核查问题是核禁试谈判关键，美国政府就核试验监测和核查进行研究，商讨苏联每年地震的可能次数，以及为确保检测到其进行秘密试验所需要的现场核查次数。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认为，应根据苏联发生地震的情况来决定核查次数，不能设置上限，这显然是苏联不可能接受的。肯尼迪科学顾问、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威斯纳则主张采取灵活的立场，认为没必要对每一次地震现象都进行现场核查，核查本身就是对苏联的一种威慑，即使进行一次秘密核试验也无关紧要，不会给美苏之间的力量均势带来多大改变。

1961年1月底，肯尼迪裁军助理约翰·麦克罗伊组建一个由贝尔实验室物理学家菲斯克领导的特别小组，由贝特、布朗、约克、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等科学家以及军方代表组成，重新研究美苏科学家原来达成的日内瓦核查体系，旨在确定这一体系在技术上是否仍然可行，从而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支持。3月初，该小组提交了报告，认为核禁试涉及很多技术、军事和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技术这一单一因素决定，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是最主要的，因而必须对核禁试带来的政治收益与风险进行权衡；尽管美国在苏联周边地区部署了可远程监测的声学、地震、电磁以及放射性设备，但仍不能区分地下核爆炸与地震，因为仅靠地震波并不能识别地下核试验，建议扩大地震监测研究。报告认为，达成核禁试协议对美国来说比对苏联更为重要，军备控制迈出第一步会带来一定风险，但将有助于稳定美苏关系，从而缓和世界紧张局势，避免核战争发生，防止核扩散，还将使美国赢得世界舆论支持。该报告强调，美国现有核力量既可以有效发挥威慑作用，也足以发动第一次打击，对城市目标给予“过度摧毁”。在强制禁试的情况下，双方凭借已有核储备，无需进行新的试验仍可保持强有力的威慑。即使核禁试协议不能强制实施，苏联仍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秘密核试验，美国的威慑力量依然有效。麦克罗伊向肯尼迪汇报说，根据对核禁试各种影响因素研究，从技术角度看，重新进行核禁试谈判并谋求达成协议“符合美国总体安全利益”。尽管存在苏联进行秘密试验风险，但可以通过加强地震研究来降低。他强调，“总体来说，值得冒险”，核禁试“将是军备控制领域的一个重大步骤”，是迈向裁军的踏脚石。

菲斯克小组成员、退役陆军军官赫伯特·洛珀基于军事上考虑，对菲斯克小组报告的部分结论提出异议，担心苏联会规避监测，秘密进行核试验，从而超越美国，强调“美国的任何行动，如果不能使科学和工程界有机会将最大能力应用于国家防御，就不可能给国家带来军事优势”。兰德公司发表的一份由拉特等人撰写的报告，也对菲斯克小组结论提出疑问。报告称，美国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某些核试验是无法监测到的，要求核禁试要基于核技术已经发展到没有新的发现可以打破目前军事平衡这一假设。在核禁试支持者看来，无论美国是否继续进行试验，还是苏联是否对核禁试协议采取规避行动，都无关紧要。报告认为，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美国核试验事关重大。特勒、福斯特以及空军部门首席科学家格里格斯，都对这一结论表示赞成。报告争辩说，如果停止核试验，美国将面临很多不利之处，苏联研究人员可能会发现美国核力量存在弱点，使美国错失关键的反导系统发展机会。报告认为，在核禁试问题上应坚持“充分控制”原则，鉴于尚缺乏对地下试验进行有效监测的手段，核禁试协议只适用于大气层、外层空间和超过临界值的地下核试验。兰德公司科学家与菲斯克小组都认为，目前技术还难以对低当量的地下核试验进行远程监测，但两者在苏联是否恪守协议、核禁试的风险是否超过军备控制的好处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美国军方对菲斯克小组的报告表示强烈反对。1961年4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策认为，“自愿禁试”严重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苏联如果通过“秘密”试验研制开发出更有效、更低廉的反洲际导弹系统，就有可能对美国实施核打击，不再惧怕美国的报复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军备控制协议和监测体系，可以完全消除遭受突然袭击的危险”。军方要求尽快恢复核试验，以便改进和完善美国反导系统，军备控制使得美国更不安全。

美国国务院以及肯尼迪一些顾问都非常担心，恢复核试验会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德莱·史蒂文森、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斯以及肯尼迪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等都非常担心，恢复核试验将会使美国陷入孤立境地，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造成严重影响，敦促肯尼迪谨慎行事。肯尼迪认识到，美国恢复核试验势必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从而对美国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影响。不仅如此，大气层核试验势必产生更多放射性尘埃，同样令肯尼迪深感不安，要求威斯纳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就核试验相关技术问题展开研究。

威斯纳是肯尼迪政府中核禁试谈判的积极推动者。1960年他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帕格瓦什会议后，向美国国务院汇报，苏联愿意与肯尼迪一道努力，达成核禁试协议。他日后回忆说，在帕格瓦什会议上他与苏联科学家建立起良好和融洽的关系；在担任肯尼迪科学顾问期间，他与苏联科学家的接触，在推动美苏达成核禁试协议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肯尼迪非常担心放射性尘埃造成的危害。据威斯纳回忆，在一个下雨天，当他告诉肯尼迪放射性尘埃是被雨水冲出云层带到地球时，肯尼迪看着窗外，神情黯然，好几分钟没有说话。

美国科学界不少人对恢复核试验深感不安。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负责人诺里斯·布拉德伯里同样认为，美国恢复核试验不会导致“国家实力的根本变化”，大量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可以在实验室中完成，关键的运载系统也可以在核禁试的情况下进行试验，因而在军事上没有恢复试验的急迫性。他认为，核禁试是迈向裁军的重要举措，“目前的核禁试谈判尽管令人失望，却是改变核军备竞赛历史进程的第一次真正尝试”。布拉德伯里的同事卡森·马克同样认为，美国已经拥有大量极具破坏性的有效核储备，任何新的试验进展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和潜在的对手都可以给对方造成身体和心理上无法忍受的伤害”。担任美国国防部核武器顾问的物理学家拉普表示，非常担心美国恢复核试验带来严重“政治后果”，敦促肯尼迪政府在裁军方面“作出巨大和持久的努力”。

鉴于美国政府内部和科学界分歧严重，肯尼迪指示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领导一个特别小组，就与核禁试相关的技术问题进行评估，包括苏联是否在暂停核禁试期间进行秘密试验、苏联的试验对其核技术具有何种影响，以及美国恢复核试验可以取得何种进展等，并分析苏联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超越美国的可能性。该小组成员包括贝特、布拉德伯里、菲斯克、哈佛大学化学家基斯塔科夫斯基等。

从已解密的报告看，帕诺夫斯基小组的基本结论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苏联进行了秘密核试验；尽管从长远看，核禁试限制了美国的武器发展，即便苏联因某些试验而取得一些进展，在今后一段时期，美国仍将在核武器领域享有技术优势。从技术和军事角度看，现在讨论的任何一项具体的武器试验似乎都没有迫切需要，推迟作出正式恢复核试验的决定至关重要；任何有关恢复核试验的决定都主要基于非技术或军事因素的考虑。报告承认，恢复核试验有助于加快美国轻型核弹头以及洲际导弹和反导系统发展，但如果只是禁止大气层试验，这些研究将不会受到“严重影响”，不过会变得更为困难、更为昂贵。但从更大的战略角度看，全面且可核查的核禁试协议会“冻结”美国优势，倘若美苏无限制地进行核试验，则有可能使双方在核弹头技术方面旗鼓相当。同菲斯克报告一样，帕诺夫斯基报告也指出，无论是进行威慑还是反击，美国都拥有“过度杀伤”的能力。在8月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帕诺夫斯基又明确表示，核禁试的确限制了美国武器发展，但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美国在其他技术上的改进得到弥补。

帕诺夫斯基报告为美国政府内反对恢复核试验的力量提供了有力支持。国务院副国务卿鲍尔认为，美国在作出恢复核试验决定时，需对各种问题进行全面权衡，包括美国盟友和苏联的立场以及世界舆论，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这一行动对美国裁军政策和军事安全的影响。他提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做法就是暂缓试验，推迟至1961年底再决定。西博格对报告结论“总体上”表示认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罗伯特·科默、马克·拉斯金都明确支持暂缓恢复核试验，强调对美国来说恢复核试验弊多利少，不仅会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而且势必导致军备竞赛加剧。美国核技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即使恢复核试验也难以取得重要军事成果，继续暂停试验短期内不会对美国军事态势造成严重影响，对国家安全并非至关重要的。

美国部分科学家对帕诺夫斯基小组的报告有不同意见。加利福尼亚大学辐射实验室主任、即将出任美国裁军与军备控制署署长的威廉·福斯特表示，基于对可能取得的技术进展和军事价值的评估，美国迫切需要恢复核试验，在美苏竞争中，苏联在军事上正逐步取得优势，而美国则处于“严重劣势”。如果美国不恢复核试验，不仅会影响在研制战略和战术核武器方面保持一种积极态势，而且还会削弱人们对核武器效能的信心。他强调，美国必须尽一切可能在所有军事领域取得进展，恢复核试验决不能再推延。他确信，无论苏联是否秘密进行核试验，美国在核领域的相对优势地位正在失去，唯有尽快进行核试验，美国才能继续领先于苏联。

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帕诺夫斯基小组报告表示反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建议全面准备恢复核试验，担心如果美国不进行试验而苏联秘密进行的话，从长远看苏联将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如果苏联在反弹道导弹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美国的威慑能力将被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影响。他强调，考虑到柏林危机，恢复核试验将表明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决心。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物理学家哈罗德·布朗向威斯纳强调，帕诺夫斯基小组的报告低估了苏联进行秘密试验的危险性，国防部认为，尽管短期内停止核试验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从长远看，苏联通过核试验可能取得的成果，势必对美国造成军事上的不利影响。因而，只要政治上适宜，应尽快恢复地下核试验。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姆尼策、肯尼迪军事代表马克斯韦尔·泰勒都认为，如不尽快恢复试验，将严重阻碍美国开发轻型战略弹头和战术核武器研制。美国军方领导人对苏联是否遵守“自愿暂停”表示怀疑，认为苏联“极有可能”利用“自愿禁试”之机秘密进行核试验，从而获得决定性军事优势，使美国国家安全面临极大风险，不同意那种认为“美国恢复核试验的紧迫性不大”的说法，强调恢复核试验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参谋长联席会议称，根据以往对核试验放射性尘埃的调查，核试验产生的辐射只占天然辐射的很小一部分，美国应在任何被允许的环境中进行核试验，放射性尘埃对任何生物的影响从世界范围看不足为害。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9—1961年曾三次提交报告，认为尚没有证据表明苏联秘密进行了核试验，并且没有对帕诺夫斯基小组的报告提出异议，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依然坚称，该小组依据“未经证实”的情报作出判断，对苏联核能力的评估不准确，得出的结论完全是“推测性的”，存在“严重错误”，担心如果美国不恢复核试验，苏联就有可能在核技术领域超越美国。

帕诺夫斯基小组的报告使肯尼迪认识到，美国从核禁试中得到的好处可能比较有限。但他对美国军方的反对感到困惑，因为西博格对帕诺夫斯基小组的报告结论已经表示基本认可。他向泰勒表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帕诺夫斯基报告表示强烈反对”，他想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哪些官员支持他们的反对意见，是一个人、两个人或是三个人，还是由在国防部之外的一群科学家完成的。

即使在1961年9月苏联恢复了核试验，威斯纳以及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依然认为，美国并无必要步其后尘，敦促肯尼迪推迟恢复试验，以便获得最大政治利益。但是，迫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军方和国会的强大压力，肯尼迪政府不仅恢复了地下核试验，而且加紧准备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都认为，从美国国家安全角度看，仅仅恢复地下核试验对武器研制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这类试验不仅耗时长，比大气层核试验更为昂贵，也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并不适合进行一些极为重要的武器试验。美国要想不断完善武器系统，评估核武器效能，改善美国战略态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展开全面核试验，因为诸如洲际导弹、反导导弹等项目的试验不能通过地下试验来完成。国防部认为，现在是美国武器发展的关键时期，进行全面核试验对确保美国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系统有效性至关重要。西博格担心苏联可能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因连续试验而积累了新的数据，苏联的系列试验使其获得了“重要的相对优势”，在原子能委员会看来，为了国家安全有必要立即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大气层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将会被控制在最小限度，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也不会污染环境。

1962年初，由美国空军前参谋长特文宁领导的由科学家、空军军官等组成的委员会，对美国恢复核试验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苏联在核武器设计的某些方面可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其在武器制造技术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很可能制造出一种单位重量的爆炸力高于美国的核武器，由此改变美苏力量均势，获得政治和外交上的有利地位。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报告强调，美国政府称禁止试验将保护美国的核优势，并将遭受突然打击的风险降到最低，但“从科学和军事角度看”，这一看法缺乏根据，核禁试对美国国家安全所带来的风险要比原来的认识大得多。肯尼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乔治·邦迪认为，鉴于该报告已经在国会议员中流传，因而可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肯尼迪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美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持核优势，以及有效使用核武器的能力，美国迫切需要加强包括大气层在内的各种环境下的核试验，以研制出更为先进的核武器，进一步增进对核武器效能的了解。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认为，有很多重要的项目无法通过地下核试验获得，唯有通过大气层核试验才能确保美国军事的相对优势，许多关键信息和可能的技术进步不可能仅仅通过地下核试验获得，并且苏联在某些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技术进展已经超越美国，如果再展开进一步试验，就可能导致两国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国国务院对军方立场表示支持，认为军方要求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理由“令人信服”，如果美国仍不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听任苏联在核技术领域取得进展，将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国务卿腊斯克表示，恢复大气层核试验旨在显示美国“捍卫”国家安全和盟友的决心与力量，有助于增强美国国际地位。他甚至称，与误解美国核力量所带来的危险相比，放射性尘埃所造成的危害则小得多。

对核禁试谈判持反对立场的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称，苏联一直在进行秘密核试验，并且已取得“决定性优势”，美国应尽快开展广泛试验，民众没必要对放射性尘埃问题过分担忧。1961年11月，他向肯尼迪面陈了自己的主张，要求立即全面恢复试验，同时应大规模建设庇护所，以保护美国民众免遭核打击。12月初，他在给肯尼迪的一封信中进一步强调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有助于研发更为小型和廉价的核弹头以及反导系统。他警告说，如果不恢复大气层核试验，随着苏联第一次打击能力的不断增强，到60年代中期，美国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局面”。他表示，鉴于公众舆论一直不断要求停止核试验，核科学家正承受着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核武器实验室也越来越难以吸引优秀的青年人才，美国核武器研究正面临人才短缺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特勒提议，肯尼迪可以视察美国的两个核武器实验室，并向全国科学家发表公开讲话，阐明核武器发展为美国提供了“确保和平的力量”，以此激励核科学家的研究活动。1962年2月，特勒还发表文章称，放射性尘埃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小得几乎难以测出，不仅不会造成多大危害，甚至还可能有益处。

肯尼迪的一些顾问则坚持反对恢复大气层试验。史蒂文森告诫说，美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势必遭到国际舆论反对，从而给美国带来负面影响。施莱辛格、拉斯金等人认为，放弃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不仅有助于美国“重新获得道义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而且还会赢得大多数美国民众支持。施莱辛格和肯尼迪特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甚至为肯尼迪起草了一份宣布美国单方面放弃大气层核试验的演说稿。威斯纳极力守住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底线，以帕诺夫斯基报告为依据，认为没有进行大气层试验的迫切需要，美国此举将不必要地引起放射性尘埃的“政治问题”。在他看来，进行核试验基本是一个政治问题，并无军事和技术上的需要：“虽然这些试验的确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但对我们的总体军事地位来说并非至关重要，甚至也不是非常重要。”他认为，对美国最为重要的是维持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无需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可以通过更广泛的外交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如果不危及美国军事安全，最好不要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威斯纳敦促肯尼迪考虑更为全面的核禁试方案，认为这比恢复大气层核试验更具政治吸引力，建议为达成全面核禁试协议，美国应将其对现场检查的要求降至苏联提出的三次，并将该协议作为更全面裁军提案的“第一阶段”。他认为，如果苏联同意，“我们就将为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1962年2月21日，威斯纳提出一项更为激进的禁试与裁军计划：全面禁止所有环境下的核试验；停止所有核武器的研究和开发；除确定用于和平目的的商定数量外，完全停止裂变材料的生产；美苏双方每年可进行20次核查；所有实验室都将由常驻人员监督；对所有以前从事过核武器研究的相关人员的活动登记记录。在他看来，这样不仅可禁止一切核试验，而且将阻止所有相关研究活动。

美国科学界普遍反对恢复大气层核试验。针对特文宁委员会提出的扩大核试验主张，贝特感到非常担心。他强调，美国在核武器领域仍领先苏联；没有证据表明苏联在禁试期间秘密进行核试验；美国现有陆基导弹和“北极星”潜射导弹足以应对苏联的突然袭击；苏联研制出可用于实战、轻型、廉价的热核武器可能性极小；美国恢复核试验并非“必须”。美国科学家联盟认为，美国和苏联已经达成“战略平衡”，双方都有足够力量消灭对方，核武器的进一步改进不会改变这一局面，而美国的克制不仅表明其对裁军的承诺，限制放射性尘埃排放，还将促使国际社会为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作出更大努力，因而，达成一项核禁试协议对美国“至关重要”。该组织认为，是否恢复试验不能仅仅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必须有助于实现国家长远目标，增进国家安全，美国恢复核试验只能表明，美国的安全只能依赖军事力量来维持，明确指出目前恢复试验是非常不明智的。1962年2月中旬，147名康奈尔大学科学家联名致函肯尼迪，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大气层核试验。1939年曾与爱因斯坦一起力促罗斯福研制原子弹并且参与曼哈顿工程的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则在全国各大学发表演说，呼吁民众用选票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压，促其在裁军和废止战争方面采取行动。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核试验不仅是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也是美国实力的象征和展示，全面恢复核试验有助于维护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时美国政府官员普遍心态是：美国在国际上正面临重重危机，“最大限度地利用任何核态势的政治威慑价值是极其重要的”；即使大气层核试验不会取得军事上的重大成果，出于政治考虑，也应恢复试验。1962年4月下旬，美国在太平洋上开始新一轮大气层核试验。

美国政府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决定，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鲍林在给肯尼迪的电报中告诫，放射性尘埃将危及无数未出生的孩子，谴责美国此举是“可怕的不道德行为”，肯尼迪由此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不道德的人和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大多数科学家表示“深感沮丧”，并继续施加压力，敦促美国政府尽快停止试验，谋求达成全面核禁试协议。威斯纳认为，从技术上讲，苏联抱怨一个有“临界”的条约不是真正的禁试，是有道理的。任何低于4.75级震级的地下核试验都可以继续进行，这一方案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他对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提出的为和平使用核能应允许进行试验的说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些支持试验的借口不论听起来多么冠冕堂皇，都几乎肯定有助于推进武器研制，美国应当放弃“临界”方案。应当说，随着远程监测技术不断发展，美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以前过高估计了苏联发生地震的次数，美苏双方达成全面核禁试协议的可能性较前更大了。

在美国全面恢复核试验之时，美苏之间围绕核禁试问题的会谈仍在继续，两国科学家也在煞费苦心地寻求更好解决核查的办法。当参加帕格瓦什会议的科学家提议用“黑匣子”来监测苏联境内的地震以替代现场核查时，苏联领导人表示赞成。然而，肯尼迪认为，参加会议的美国科学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他们没有与负责的美国政府官员进行磋商，所有与会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发言，没有人是地震学家，他们所达成的协议除了表明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将世界推到了核战争边缘，美国领导人迫切感到必须对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加以控制，避免核冲突发生，因而在核禁试问题上采取较为灵活和积极的态度，并谋求达成核禁试协议。美国政府此举得到大多数科学家赞成。1963年2月，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8名科学家发表声明，支持肯尼迪政府与苏联签署核禁试条约，强调从长远看，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破坏。5月，包括英格利斯、贝特在内的来自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机构的27名科学家发表声明，强调日内瓦谈判以来对核试验监测的技术已取得很大进展，重申美苏双方拥有“过度杀伤”能力，即使实施最为严格的核禁试仍有足够力量进行威慑。他们认为，禁止核试验将是减少军备竞赛和核战争风险的有力工具，核禁试符合“美国和世界和平的最佳利益”，有助于减缓军备竞赛和核扩散，降低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并阻止放射性尘埃危害扩大，继续核试验所带来的危险超过了规避条约进行秘密试验的风险。1963年在伦敦召开的帕格瓦什会议上，基斯塔科夫斯基等科学家一直在讨论如何打破日内瓦核禁试谈判僵局，并探讨了核禁试条约在美国参议院讨论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交流了很多监测办法以及地震试验结果。一位与苏联政府高层保持定期联系的科学家向基斯塔科夫斯基表示，苏联愿意接受每年5次的现场核查。

但是，美国军方、部分国会议员以及特勒等反禁试科学家仍不断制造障碍，试图改变美国谈判政策。由特勒、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化学家威廉·麦克米兰、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约翰·福斯特、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乌拉姆等9名科学家起草的一份报告称，苏联正全力加速研制核武器，核禁试将严重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导致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能力的现有均势“决定性转向对苏联有利”，“很难想象届时美国还能制定一个有效战略”。因而，美国必须全面展开试验。作为兰德公司顾问以及国防研究与工程局武器效能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米兰依照优先顺序提出一份详细的试验清单，包括对导弹基地的安全性、反导系统的能力以及通信系统的安全试验。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也提出报告，强调美国绝不能将在科学上的领导地位让与他国，如果不进一步扩大试验，势必严重影响美国在核领域的优势，进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力主核禁试的西博格成为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主要攻击目标，资深参议员赛明顿甚至将其视为美国政府中“最危险的人”。

1963年8月，美苏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核试验，但并未禁止地下核试验。在肯尼迪政府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麦科恩表示，特勒等人对条约的反对将不如军方那样强烈，而且他们的反对意见也不会为国会和公众所关注。事实证明，这一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过分低估了特勒对国会议员和军方领导人的影响力。

特勒对美国与苏联达成任何限制核军备控制的协议都表示反对。当美苏开始谈判时，他就施展种种手段，试图阻挠双方达成协议。他强调，只有强有力的核力量才能对苏联起到威慑作用，核禁试条约将严重阻碍美国部署反导导弹，部分核禁试条约包含着“极其严重的危险”。1963年6月，他向100多名国会议员呼吁拒绝批准核禁试条约。在国会就部分核禁试条约举行的听证会开始之际，特勒表示“希望修改或挫败核禁试条约”。他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约翰·斯坦尼斯、亨利·杰克逊、赛明顿等议员保持密切联系，表示愿意随时到国会作证，发表需要继续进行核试验的声明，并推荐利弗莫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参与组织听证会活动。他向议员们强调，一旦通过核禁试条约，美国要想增强防御力量将会遇到“极其严重的困难”。美国国会原子能事务联合委员会认为，这一条约甚至比军备竞赛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危险更大。一些国会议员和媒体指责肯尼迪政府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与苏联达成一项“秘密协议”。

特勒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时称，他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是基于“技术”因素考虑。他的基本观点是，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在核武器制造和使用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也缺乏确凿证据表明美国在低当量武器研制方面领先于苏联；而在核武器效能监测方面，苏联处于“决定性的领先地位”；没有办法对核禁试条约实施进行监督，现有方法无法监测苏联所有核试验，因而苏联可以规避核查，秘密进行核试验；苏联在武器研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核禁试也阻止了美国对导弹发射台的坚固性进行监测，但苏联却可以进行这类试验；同时，也将阻止美国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他宣称，核禁试条约将阻碍美国发展反导系统，而苏联已经部署这一系统；部分核禁试条约如果获得国会通过，将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也使战争危险进一步增加，这一条约并非如肯尼迪所言是“迈向和平的一步”，而“可能是走向战争的一步”，是朝着“错误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要求立即恢复必要的大气层核试验，以获得武器发展所必需的资料。在他看来，这一条约不仅不能阻止反而会使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他警告参议员们，如果批准了这一条约，那就是“出卖”美国未来的安全，增加发生战争的危险。特勒的言论对国会议员、军方领导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参议员希肯卢珀、空军参谋长柯蒂斯·莱梅等人作证时都多次引用或重复特勒的证词。泰勒也公开承认，特勒是他顾问团队中的一员。

除特勒等少数科学家外，部分核禁试条约得到绝大多数科学家支持，科学界在核禁试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仍对美国国会议员和公众舆论产生多方面影响，不少人对核禁试条约产生怀疑，另有部分人则感到无所适从。肯尼迪等人清楚地认识到，只要特勒、福斯特等人不断宣扬只有继续核试验才能不断改进美国核武器性能，核禁试条约就难以获得军方和国会支持。为了消除特勒的影响，使条约得到国会议员、民众更广泛支持，美国政府与科学界进行了合作。

特勒的言论遭到出席国会听证会的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很多支持核禁试科学家的强烈反对。在西博格、威斯纳建议下，拉比组织了一场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声援运动，敦促参议院尽快批准部分核禁试条约。特勒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当日，3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声明，并将声明递交给美国国会领导人。声明认为，这一条约是减缓军备竞赛方面“微小但意义重大的第一步”，有助于增进美国安全以及世界和平，是美国渴望和平的具体体现，希望参议院批准条约。很快，签名者增至40人。这一声明不仅受到美国民众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给予美国政府以有力支持。肯尼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特勒有关核禁试会削弱美国防御的观点时表示，特勒曾多次表明其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立场，但美国有很多资历可与之相媲美的优秀科学家，包括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诺贝尔奖及其他奖项的获得者、其他从事核研究的科学家，都认为“核禁试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肯尼迪特别致函拉比，对他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与此同时，在白宫助理达顿安排下，基斯塔科夫斯基、约克、拉比等多名科学家还负责向一些参议员就条约的技术问题提供咨询，这些参议员是由美国裁军与军备控制署和达顿有针对性选择的，同时达顿还计划邀请纽约或伯克利地区数位生物学家就放射性尘埃的危害发表一份特别声明。

对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科学家来说，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签署进一步强化了其观念，军备控制应当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而非依赖任何技术上的突破。虽然他们对没有实现全面核禁试感到有些沮丧，但对部分核禁试条约仍给予大力支持，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消除放射性尘埃带来的有害影响，而且有助于减少核扩散危险。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公开发表声明，对特勒有关部分核禁试条约会妨碍反弹道导弹系统发展的论断进行反驳，强调继续不加限制地开展武器研发只能降低美国的实际安全，指出弹道导弹的发展瓶颈在本质上与核弹头无关，条约不会阻止开发加固导弹基地或探索反弹道导弹的防御技术，对美国军事安全不会构成危险。声明表示，鉴于美国核技术以及相关武器系统的先进性，美国能够接受该条约对核试验的限制，并对自身持续安全充满信心。声明指出，依据现有的监测技术，任何国家要想规避条约进行秘密试验而不被发现，都是极为困难的。声明最后表示，部分核禁试条约使人们免遭放射性尘埃危害，有助于防止核扩散，是朝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迈出的重要一步”。9月10日，邦迪将该声明送交参议院。他向肯尼迪表示，这一声明可以作为特勒并非代表科学界、实际上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反对其立场的证据。拉比则致函每一位参议员，并附上这一声明，敦促其支持条约。布拉德伯里在记者会上公开宣布，条约对其实验室的科学家及其研究工作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美国不会因为核禁试条约而停止核研究，也不会停止研制新型武器。9月中旬，正当参议院就部分核禁试条约进行辩论时，包括1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52名科学家联名呼吁议员投票赞成条约。

为了更有力地反驳特勒等人观点，西博格、曾担任艾森豪威尔科技顾问的基斯塔科夫斯基等先后出席国会听证会，特别强调美国此前曾考虑研制大当量的核武器，但其效能很值得怀疑；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由于进行大当量武器试验，而对核武器效能的认识超过美国，并在反导系统发展方面领先美国，而且无须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即可解决这一领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他们强调，虽然苏联有可能通过地下试验赶上美国，但与双方继续在大气层中进行试验相比，这类试验成本更高，速度也更慢，部分核禁试条约实际上将延长美国的军事优势，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包括贝特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致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对特勒的言论提出疑问，认为他并非导弹防御领域专家，其证词不足为信。唐纳德·布伦南和弗里曼·戴森代表美国科学家联盟在国会听证会上表达了同样看法，强调部分核禁试条约是减缓军备竞赛和减少发生核战争危险的重大一步，也是迈向军备控制的第一步。该组织公开谴责特勒是在误导民众。支持核禁试的科学家证词与游说活动，对于美国国会议员和民众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部分核禁试条约，从而推动条约在国会顺利通过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3年9月，部分核禁试条约以多数票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

1954—1963年，美国科学界围绕核禁试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并出现了三种主张：一是以鲍林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认为核试验不仅有违道义，对人类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长久危害，而且核军备竞赛加剧了国际局势紧张，他们可以被视为激进禁试派。二是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中多数科学家为代表的温和禁试派，认为美国在核技术领域仍领先苏联，核禁试有助于保持美国这一优势，并确信利用当时的技术，可以有效监测大部分试验，一旦达成协议，苏联将不会采取规避行动。尽管一直谋求全面核禁试，但面对美国军方、国会以及特勒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采取了较为灵活务实的立场，赞成部分核禁试方案，认为该方案既可以减少民众对放射性尘埃危害的担心，取得国际舆论支持，同时又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不断增强美国核力量。三是以特勒为代表的极少数科学家极力反对任何限制核试验的协议，要求通过扩大试验不断提升美国核武器性能，这一主张得到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以及部分国会议员支持。

尽管支持与反对的两派都声称是基于技术考虑，但他们对核禁试是否有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支持核禁试的温和派看来，技术并非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任何技术解决办法都有其局限。随着技术的不断变革，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将更为严峻，唯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特勒等人则坚持认为，绝对的核优势是确保美国和西方国家安全、对苏联构成强有力威慑的唯一办法。在禁试派和反禁试派两者争论的背后，体现的是不同政治诉求，反映出两者对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中作用的不同认知。

美国科学界围绕核禁试问题展开的争论，对美国政府决策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制约了美国政府的核试验政策、日内瓦核禁试谈判进程，而且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苏核禁试谈判结果。应当说，支持和反对核禁试的两派都部分实现了各自目标。美苏所签署的部分核禁试条约并不是大多数科学家所希望的全面禁止核试验，赞成核禁试的科学家要想实现通过军备控制将科学从战争转向和平的愿望，仍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有限禁止只会使军备竞赛转入地下。迫于美国军方、反禁试议员的压力，美国政府承诺将加大地下核试验，并采取措施确保美国在核领域的优势地位。核军备竞赛并未被遏制。威斯纳也将这一条约视为在美国政府任职期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同时也是最大失败。有美国科学家甚至认为，部分核禁试条约存在严重缺陷，是军备控制的“灾难”。

美国科学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过程：一是间接影响，通过发表演说和文章，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识到核试验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从而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促其停止核试验。二是直接参与美国政府相关决策。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顾问等都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参与政府相关决策。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建立伊始，大多数科学家都力图避免卷入政治。基利安曾向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核禁试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该委员会的建议将仅限于技术层面，必须与其他因素区隔开。因而，他拒绝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裁军顾问史塔生提出的核禁试建议，理由是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这一领域缺乏能力和经验。包括该委员会成员在内的不少科学家认为，应当将其意见限制在技术领域，他们要做的主要是从技术上证明，军备控制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但在实践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很难将核禁试的技术层面与政治层面严格区分开来，核禁试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评估只是在解决美国政府内部以及美苏之间的分歧方面起到有限作用。正如约克在参议院作证时所强调的那样，部分核禁试条约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因为唯有通过政治谈判而不是通过科学或技术手段，才能寻求解决核军备竞赛问题，军事力量增长并未带来国家安全提升，反而使人更缺乏安全感，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政治谈判。这一观点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科学界大多数人的观点。因而，这些科学家努力推动美国政府在日内瓦谈判中采取积极和灵活的政策。

核禁试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否禁止核试验、禁止何种类型的试验，主要是美国决策者基于政治考虑作出决定，同时反映了国内外诸多复杂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科学界两派意见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都有相应支持力量，科学家实际上只是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技术层面支持。有学者认为，正是在贝特、拉比等声誉卓著的科学家大力推动下，艾森豪威尔不仅同意“自愿禁试”，而且开始与苏联就核禁试展开谈判。还有学者提出，艾森豪威尔一直致力于谋求达成核禁试协议，之所以未能成功，乃是受到特勒以及原子能委员会误导，并始终未能摆脱他们影响，强调是特勒“挫败”了艾森豪威尔谋求核禁试的努力。这些看法不免夸大了贝特、拉比以及特勒等人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实际上，科学家能否对美国决策者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立场是否与决策者一致或符合决策者需要。

毋庸置疑，一批有良知、赞成核禁试的美国科学家，在推动日内瓦谈判以及促使美国国会批准部分核禁试条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美国政府制定核禁试政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将谋求核禁试视为科学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坚持认为科学技术是用来造福人类、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危害人类。由于鲍林等人的不懈努力，美国以及世界各国民众和政府愈发认识到核试验给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所带来的长期危害，推动美苏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鲍林由此获得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面对美国军方和国会内强硬派的激烈反对，美国科学界大多数人不得不采取“中间”立场，唯恐因被指责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而重蹈奥本海默的命运。鲍林在奥本海默听证会后表示，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会得出结论，他们不应接受政府机构的工作，或者即使他们接受了，也应认识到，他们的贡献并不是重要的。事实上，鲍林也因为坚持反对核试验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国会的审查与非难，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校方甚至对其反核言行表示不满，他因此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很多科学家正是因为不愿卷入政治而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麦科恩甚至认为，怀疑苏联是否会规避条约秘密试验的约克实际上犯了“叛国罪”。他和施特劳斯都将美国在日内瓦谈判中陷入困境的原因归咎于贝特等人。

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科学家反对核试验并非基于道义考虑，而是强调核禁试符合美国总体利益，赞成在建立一支有效威慑力量基础上对军备进行有限控制。为了保持对决策的影响力，这些科学家不愿对美国政府政策给予过多批评，更不希望与决策层公开决裂。显而易见，面对美国军方和国会中强大的反对力量，禁试派科学家的微弱言论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势必受到很大制约。

（作者赵学功，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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