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为何会在美国生长？
Larry Tye:Demagogue: The Life and Long Shadow of Senator Joe McCarthy(2020)
之前在公众号发表了乔治·凯南关于麦卡锡主义的一篇文章(参见乔治·凯南：麦卡锡主义深深影响了我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在评论区和一些读者那里都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认为凯南低估了当时渗透的程度，而以后的解密档案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美国学者海因斯等人对美国苏联档案的研究，中译本见海因斯和克莱尔《维诺那计划》)。
这些频频出现的声音也引起我的好奇，它是确有其事，还是本身反映了评论者的某种偏见和过度防范心理?为此我又找了些资料，其中包括这本2020年出版的麦卡锡传记。读后发现，书里的材料不仅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引述了海因斯自己的看法)，很多内容还关乎当代的美国政治(比如麦卡锡与特朗普之间有形无形的联系)，而且对麦卡锡主义的兴衰也有客观、恳切的看法，倒是很值得一读。这里摘引书中的一些细节。
麦卡锡植根的土壤。作者提到，麦卡锡深深植根于美国政治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十月革命以后在美国产生的红色恐慌/反对共产主义的传统，这是我们耳熟能详、也经常与麦卡锡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但此外还有一个传统，它在西方政治中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雅典，这就是民众煽动家——demagogue，也就是本书的书名——的传统。这个传统尤其在民主政治底下能够找到大显身手的舞台，这类政客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诉诸民众情绪和本能，挑动对立与仇恨，将灾难和不幸归到某个群体头上，并许诺简单的药方。
这个传统在美国历史上可以找出一长串的代表性名字，而且不分左右。远的不论，就在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一位有左翼色彩的民众煽动家，民主党籍路易斯安那州长休伊·朗，他以底层民众的保护者形象出现，倡导财富重新分配。他的一些左翼取向的政策在今天看来不算激进，但在当时却非常不现实;更突出的是他的政治风格，“不仅以殴打对手为乐，而且以羞辱对手为乐”;他还深谙媒体操纵术，攻击各种有碍于他的独立机构，律师协会等民间组织被解散，大学屈服于他的淫威，他还要求州里所有公职人员都效忠于他。但与此同时，他却受到民众的欢迎，这成为他牢牢控制本州政坛的强大支柱，甚至对全国政治产生了影响，罗斯福认为他是全国最危险的两个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麦克阿瑟)。
朗的行动纲领直接粗暴，“永远掌握主动权，防守一文不值”。面对独裁的指责，他针锋相对：“一个人受到人民委托而履行使命，就不能称为独裁者。”作者感叹：“如果把这番言论推迟二十年，你会以为说话的是麦卡锡而非休伊·朗。”在政治上分属左右翼的两个人，在这里合为一体了。
对媒体的利用。作者讨论甚详，也端出了麦卡锡可以长期雄霸舆论场的奥秘，这里直接引用原文：
“在美国，没有哪位政客比乔·麦卡锡更懂得新闻界的运作方式和操纵手段。他深知记者渴望自己的报道登上头版，而这位‘日更剧大师’总能满足他们——其造势能力仅次于总统。他熟记晨报的午夜截稿时间和晚报的午前截稿时间，总是踩着死线放出消息，故意让记者没时间核实另一方说辞或细读他所谓的证据。他首创了用上午的新闻发布会来宣布下午的新闻发布会这种方式，由此赚取额外头条，比如‘首都静候麦卡锡重磅爆料’。他分发的油印材料里总夹着‘苏联头号间谍’这类用语，方便媒体直接用作粗黑体标题或导语。”
“他对通讯社的幕后运作同样洞若观火。……由于老板们不愿得罪持中立态度的客户报社，所以这些通讯社就像报道其他可信的议员那样，直接刊发麦卡锡的指控。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三家的竞争比报社更激烈，导致他们放弃耗时的事实核查，不惜一切抢独家新闻。对乔而言，这正中下怀——持续曝光却几乎无需承担后果。‘我们为了快出两分钟报道一个新名字而争来抢去，麦卡锡就利用这点。我们被自己的行规困住了，他说什么我们就写什么，’后来出任《华盛顿邮报》监察专员的国际新闻社记者查尔斯·塞布对此承认，‘这种简单化、哗众取宠的报道方式，加上其虚伪的客观性，都提升了乔·麦卡锡的地位，使他从一个笨拙的无名之辈变成全国性的威胁……’”
“麦卡锡参议员意识到，掌控舆论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让媒体接受他的预设前提：国务院里潜伏着苏联间谍，唯一的问题是有多少和是谁。既然《巴尔的摩太阳报》会登出‘麦卡锡手握新证据’、《堪萨斯城星报》会高喊‘掌握57名赤色分子名单’这样的标题，那这事肯定确有其事——不是吗?没人会注意标题是不是作者的意思，内文是不是阐述了一个更微妙的现实，标题暗示的内容有没有被否定。‘标题里斩钉截铁的论断，到了正文里往往只是未经证实的指控，’后来研究麦卡锡时代媒体行为的埃德·贝利坦言，他当时正是这场狂欢的参与者——作为《密尔沃基新闻报》的政治记者。”
与他的对抗也只是帮他出名。听起来有些无奈，但很可能是事实，作者说：“倘若参议院民主党人任由乔在几乎空荡荡的议事厅里喋喋不休，或许人们早该看清他那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根本没有实质证据，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不过是个江湖骗子。可他们偏偏选择与他针锋相对，就像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在惠林事件后的做法一样，反倒帮他塑造了殉道者形象……面对集诡辩、荒诞与欺诈于一身的乔·麦卡锡，任何对抗都是徒劳。他早就深谙此道——撒大谎付出的代价不会比小谎更高，但唯有大的谎言才能吸引看客，他实际上就这么做了。”
之所以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与当时狂热的反共氛围有紧密的关系，麦卡锡在民众中有大批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相信唯有他在与危险的阴谋做斗争，现在的局面是要在乔·麦卡锡和乔·斯大林之间做选择，其他方面无伤大雅。这就是煽动家要造成的效果，把世界推向极化，逼迫你二者择一：“世界从来只有非此即彼的选项——要么选择他们，要么迎接末日。”
多亏了麦卡锡，才阻止了苏联的渗透?其他人的话我们也许不信，可以听听丘吉尔对尼克松说的：“我觉得麦卡锡在挺共方面的贡献，和我在反共方面的贡献旗鼓相当。” (I think that I have done as much against the communists as McCarthy has done for them.)
抛开这种只言片语，我们可以再看看严肃学者的评价。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约翰·厄尔·海因斯在这方面的权威毋庸置疑，书中多次引用他的观点，比如他认为，在麦卡锡发起攻击的时候，这个问题实际上快要解决了;而维诺那解密文件也“没有为麦卡锡对杜鲁门和罗斯福政府狂妄和不负责任的指控提供任何支持”。事实上，根据他对解密文件的研究，在麦卡锡于1950年至1952年间点名的159名共产党间谍嫌疑里，仅有七人被美国方面的档案认定参与了苏联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另有两人在克格勃档案中被列为间谍，第十人被海恩斯称为 "模棱两可的案件";而且九人中其实有四人已经在之前一起间谍案中身份暴露。由此可见他的成果之一般。
至于它的受害者，则依立场而有很大差异。右翼往往认为受害者数量微乎其微;至于左翼，作者指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固然有不分青红皂白定罪的现象，但在另一些人那里也有不分青红皂白脱罪的倾向：只要是被麦卡锡指控的，哪怕是阿尔杰·希斯这样的，左翼也要为他辩护。
这里还是摘录一下学者海因斯的话：“尽管麦卡锡调查直接波及者不过数百人……但其反复无常的作风引发的恐惧，实际影响了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媒体的大肆报道更催生了无数地方效仿者。”比如说，书里提到的一项奇葩进展是在印第安纳州，职业拳击手的忠诚度也成为官方审查的事项。
从这本书提供的依据来看，凯南对麦卡锡主义的全部论断几乎都可以得到支持。
与特朗普的关联。与很多人一样，作者也指出，麦卡锡的故事不只是属于过去，也是当下发生的故事，这直指近期的特朗普政府。但作者还指出了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另一条纽带：麦卡锡的助手罗伊·马库斯·科恩，这位律师二十多岁时便已是老练的“赤色分子猎手”，曾是麦卡锡麾下专横跋扈的天才门徒：
“乔·麦卡锡最得其真传的学生是唐纳德·特朗普。罗伊·科恩正是串联起这位参议员与总统的血肉纽带：年迈的科恩将得自恩师麦卡锡的终极心法——如何抹黑对手、炮制惊天阴谋——传授给了初出茅庐的特朗普。20世纪70年代，科恩和特朗普经常一天通话五次。‘我至从他(特朗普)的话里很清楚地听到了罗伊的声音，’科恩生命最后两年的伴侣彼得·弗雷泽说，‘如果你说得足够激烈和响亮，那就是事实。’”
这条线索我以前并不知道，难怪书名里会说麦卡锡的“长长的影子”。
麦卡锡主义的危害：疏离感。书里提到了很多例子，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执法机构如何无视人们的正当权利野蛮执法，意图散布恐怖气氛。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例，是作家法斯特讲述的经历，警察如何半夜里砸门和按门铃，到他家里传唤他，以致把全家老小都惊醒。看来这是权力烂施淫威的惯用手法。
毫不奇怪地，这套做法造成了人们与政府的疏离。按照书里引述的说法：“负责处理美国外交事务的职业官员们不仅士气受挫，更感到与政府之间产生了疏离——甚至夹杂着一种思想上的排斥——这种情绪将微妙而顽固地持续贯穿整个1950年代。一位曾历任六国大使、从未直接遭受麦卡锡攻击的资深外交官曾对我沉痛坦言：‘如果我有个儿子，我会竭尽全力打消他加入美国外交系统的任何念头。’”
霍兰德的《政治朝圣者》是一本批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书，但在批评这些知识分子对本国疏离、迷信东方的同时，他也指出，麦卡锡主义对造成这种疏离功不可没：那段历史在年轻知识分子中间造成一种创伤心理，从此不愿加入反共的合唱，而只在意自己社会的缺陷。
作者在书里也有近似的结论，他指出：“极具讽刺且可悲的是：这位参议员的审讯先是扼杀了美国政治左派的声音，然后，一旦他和他的主义本身被抹黑，又削弱了关于安全和忠诚的合理质疑。麦卡锡对反共产主义事业的摧残至少不亚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摧残，这是共产党人与反共人士罕见达成共识的事实。”
与麦卡锡的斗争和教训。观察麦卡锡主义，就像观察一切伴随着大众支持的权力暴政一样，我们会得到近似的结论：既有关于行恶者的，也有关于我们自身的。
作者引述的一位记者的话说得非常好：“如果历史发现麦卡锡以错误的方式使用了他的力量，那么它就会发现其他人的软弱也是过错的一部分。”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之前在李克曼的著作看到的一些话，比如埃德蒙·柏克说的：“邪恶胜利的唯一必要条件就是好人什么都不做”;以及伏尔泰的名言：“正派人的不幸在于他们是懦夫。”(参见格言警句有意义吗?——读李克曼《别人的思想》有感)
大概基于这种观察，作者无心去把这样一个悲剧事件改写成几个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他说：
我们了解得越多，这个故事中的英雄就越少。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肯定不在此列，他的弟弟米尔顿在早期徒劳无功地请求总统对付这位恃强凌弱的参议员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不在其中，尽管他的中情局局长弟弟艾伦在拒绝屈服于乔的威胁时更接近这一形象。就连在电影和神话中被塑造成麦卡锡公开处决者的爱德华·默罗在战斗中也是姗姗来迟，并承认：“天哪，我什么都没做。”
可以说这是全书最让我震动的一句话了。
虽然作者承认，这样的煽动家绝不会就此绝迹，他们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都会出现，但他对美国人民会赢得这场战争还是乐观的：
尽管这些故事令人痛心，但麦卡锡与其同伙们在这个亟需希望的年代，反而传递出振奋人心的讯息：从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到乔治·华莱士，从"电台牧师"查尔斯·考夫林到"下流拳手"乔·麦卡锡——每当美国人民看穿这些独裁者的真面目、重新找到更好的自己时，他们垮台的速度甚至比他们崛起的速度更快。只要绳子还在手里，大多数煽动者最终都会把自己吊死。
(全文完，翻译借助了deepl，chatgpt和deepseek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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